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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世纪东亚地区国家的经济集体腾飞，与之相伴的便是地区性的环境问题日趋严峻，东亚地区国家围绕环境安全问题展开合作变得愈发迫切。文章分析了东亚环境安全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特点、东亚环境安全合作曲折发展原因，以期探寻我国的地区环境安全战略。
【关键词】东亚 环境安全 安全合作 中国区域环境安全战略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由于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拓展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地球环境屡遭破坏，人类生态基础损坏日益严重。在此背景下，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并逐渐上升到国际政治、国际安全层面。环境安全也由此进入国际政治研究者视野之中。可以说，环境安全作为国际政治领域的“低政治”范畴，从其产生之日起，作为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平衡器、全球范围内和平与合作的催化剂的角色就已经注定。具体到地区范围内，鉴于环境问题可能对地区国家造成的直接影响和严重后果，在地区范围内针对环境安全问题展开合作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必然选择。
东亚环境安全领域的问题与特点
环境问题突出严峻。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伴随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东亚地区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最快，最有活力的地区。高速发展的经济虽然为东亚地区人民带来了更好的物质基础，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地区性环境问题的凸显。目前的东亚地区已经超前进入污染共同体时代，环境安全问题日趋严峻，环境安全合作愈发紧迫。东亚地区的环境问题大致可分为远程越境移动的大气污染、海洋及河流污染、迁徙候鸟及鱼种栖息地保护等相关的生态问题等。
突发灾害频现，应急协调难度较大。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引发了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放射性污染物向日本东部、北太平洋区域扩散，进而影响范围波及整个东亚地区，使东亚地区环境应急系统缺陷暴露无疑的同时，也作为一个代表性事件突显了东亚地区在应对突发性环境灾害事件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可以说，由潜在突发灾害事件引发的地区性环境安全威胁已成为东亚和平发展进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议题。
伴随着冷战的结束，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上掀起环境保护的新浪潮。也是在这一时期，东亚地区针对环境问题、应对环境危机等领域的合作开始起步。这一过程中，日本由于其20世纪70、80年代在减少污染物排放、可再生能源、低碳技术和大型环保装备等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在东亚地区环境安全合作进程中拥有着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技术优势和科技话语权。相比较而言，广大东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起步滞后，加之普遍具有的雁型发展模式，削弱了其对环境保护领域先进技术开发的重视程度。因此，多数东亚国家同日本等地区工业国在环境技术上存在相当的差距。而正是这种差距阻滞了东亚地区在环境安全领域的对等交流与协调行动，对地区环境安全合作的开展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东亚环境安全合作乏力的原因
东亚环境安全领域的合作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探索，形成了较具代表性的东盟模式和日本模式，但这两种模式都存在较强的局限性，其原因有如下方面：
区域公共产品属性使得环境安全合作先天动力严重不足。根据萨缪尔森的定义，公共产品即这样一些产品，无论每个人是否愿意购买，它们带来的好处不可分割地散布到整个社区里。这一概念的界定，明确了公共产品所具有的两种无可辩驳的属性：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而这两个特性随着范围的缩小表现得更为明显。具体到东亚环境安全领域的合作，这一伴随着大量环境安全领域区域公共产品提供的过程，由于东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性巨大、面临的环境问题各异、对维护地区环境安全等议题的感兴趣程度明显不同等原因，“搭便车”的现象必然大量存在。同时，由于日本在环境技术领域的明显优势，以及其在地区环境安全合作过程中对跨境环境问题的强势关注与介入，必然会引起地区其他国家关于其在地区推行环境霸权政策的担忧。可以说，区域公共产品的属性缺陷，从根本上制约着东亚地区环境安全合作的推进。
东亚特有权力结构使得环境安全合作深入发展阻力较大。“权力结构”的概念一直是分析东亚地缘政治一个极为重要的坐标，具体到东亚环境安全合作的进程同样如此，表现为其合作进程深受现实主义权力因素的制约。在经济领域，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阶段性差异，使得环境问题在不同国家的利益排序有所不同，这使得东亚环境安全合作缺乏可靠的经济基础。在东北亚国家中，日本和韩国是发达国家，面对地区环境合作，最关心的是如何更好地减轻区域性环境问题对本国的影响。相应的，东北亚地区和东盟地区大多尚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国家，面对区域环境安全问题，最关注的则是如何从发达国家获得一定的环境技术与资金援助，更好地解决国内的环境问题。在政治安全领域，地区性国家安全困境广泛存在，这些“高政治”领域的分歧与矛盾，基于各国现实主义的考量与判断，必然会对地区“低政治”环境安全合作产生消极影响，甚至产生巨大的干扰。
地区环境意识淡漠使得环境安全合作的真正实现任重道远。首先，在地区认同问题上，在东亚地区，由于长期的历史恩怨造成了多国之间的纷争与不信任，地区认同尚未觉醒，不仅阻滞东亚环境安全合作原则和模式的确立，而且也造成“维护地区生态环境的整体稳定是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的理念迟迟无法得到确认。其次，在地区环境保护观念上，作为地区发达国家的日韩，由于生活的富足、公民素质的整体提升，人们对环境安全、社会生态和谐的要求明显提高，环境意识普遍觉醒。但其他尚处于经济起步与加速发展阶段的国家，面临的主要社会矛盾并非环境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环保意识的觉醒仍需时日。可以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所导致的各国公民社会发育程度、公民基本道德水平的差异，使得地区性环保观念的普及与深入人心还是个较为遥远的命题。
中国的区域环境安全战略：原则与路径
随着经济的崛起以及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已经成为在东亚地区拥有举足轻重发言权的国家，加之东亚地区现存的绝大多数环境问题如果缺少中国的参与根本无法得到解决。因此在推进东亚环境合作的过程中，中国将如何发挥作用，如何作为，自然被域内其他国家所期待。 双边与多边相互结合，实现地区环境合作制度化建设。在东北亚地区，权力格局呈现“一超多强”的局面，面对这一情况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从事东北亚研究教授肯特·加尔德指出，构建中的东北亚安全机制应是一个混合型的安全结构，即在保持传统双边同盟的同时，构建一个能够应对挑战的新的多边合作框架。东亚环境问题的多样性和各国环境目标的差异，使得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东亚环境合作仍将以次区域合作和双边合作为主。这些都是我国政府在制定东亚环境合作政策战略中应该考虑的。以中日环境合作为例，目前中日两国在环境领域的合作，已经超出互利互惠的双赢状态，作为东亚地区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大国，其在解决环境安全问题上的努力，积累的丰富经验，产生的良好示范效应，为东亚地区围绕环境安全问题进一步开展合作奠定了基础。
但应该看到，环境安全属于区域公共产品的范畴，多边制度化建设是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未来面临东亚环境安全合作不可阻挡的进程时，最主要的政策目标应该是推进地区在环境合作问题上的制度化建设，整合现有环境安全合作机制，创立覆盖地区的新型环境合作组织、管理机构。首先，以软性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简称APEC）机制作为起步。其次，在制度化合作的基础上，运用东盟“10+3”机制，解决环境合作领导权难题。第三，借鉴六方会谈模式，逐步建立起针对具体问题的、有约束性、有干预性地区环境安全合作框架。
官方与民间双轨并进，形成地区环保意识全民性普及。我国在思考自己的地区环境合作政策时，应同时着力在政府和民间两大方向，加强环保产业的建设，推进地区环保意识的普及与深入人心。近年来，东亚环境领域热点问题多发，突发环境灾难也时有出现，成为整个东亚未来发展中的重大变数与安全风险。这使东亚地区各国无论是政治领导人还是普通民众都充分认识到在环保领域协调行动，提升环保意识的重要性。因为安全问题，无论是在传统安全领域还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往往都是涉及一国重大国家利益的敏感议题，形成任何的法律条约，达成任何的正式协议都要经过长期的酝酿与磋商。在这种情况下，在东亚围绕环境安全的合作过程中，民间力量所能发挥的“第二轨道”作用不容忽视。而这一轨道应该成为我国未来应对地区性环境安全合作浪潮时应积极倡导的理念和积极推进的政策。
首先，采用环境与经济挂钩的政策，鼓励东亚民间力量开展环境产业合作。可以说，东亚国家在环保产业上开展合作，具有极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为通过环境产业，可以培育共同市场及共同需求，增强各国在环保领域的相互依存性。
其次，加快各国及地区性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的建设，形成地区环境安全合作的一支独特力量。应该看到，目前遍及东亚的环保NGO作为地区环境安全领域合作的中介和桥梁，将有效地弥补国家合作、政府间国际组织在环境合作方面的不足与缺位，是形成东亚地区环境安全合作整体框架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
责编/张蕾
【关键词】东亚 环境安全 安全合作 中国区域环境安全战略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由于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拓展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地球环境屡遭破坏，人类生态基础损坏日益严重。在此背景下，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并逐渐上升到国际政治、国际安全层面。环境安全也由此进入国际政治研究者视野之中。可以说，环境安全作为国际政治领域的“低政治”范畴，从其产生之日起，作为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平衡器、全球范围内和平与合作的催化剂的角色就已经注定。具体到地区范围内，鉴于环境问题可能对地区国家造成的直接影响和严重后果，在地区范围内针对环境安全问题展开合作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必然选择。
东亚环境安全领域的问题与特点
环境问题突出严峻。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伴随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东亚地区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最快，最有活力的地区。高速发展的经济虽然为东亚地区人民带来了更好的物质基础，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地区性环境问题的凸显。目前的东亚地区已经超前进入污染共同体时代，环境安全问题日趋严峻，环境安全合作愈发紧迫。东亚地区的环境问题大致可分为远程越境移动的大气污染、海洋及河流污染、迁徙候鸟及鱼种栖息地保护等相关的生态问题等。
突发灾害频现，应急协调难度较大。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引发了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放射性污染物向日本东部、北太平洋区域扩散，进而影响范围波及整个东亚地区，使东亚地区环境应急系统缺陷暴露无疑的同时，也作为一个代表性事件突显了东亚地区在应对突发性环境灾害事件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可以说，由潜在突发灾害事件引发的地区性环境安全威胁已成为东亚和平发展进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议题。
伴随着冷战的结束，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上掀起环境保护的新浪潮。也是在这一时期，东亚地区针对环境问题、应对环境危机等领域的合作开始起步。这一过程中，日本由于其20世纪70、80年代在减少污染物排放、可再生能源、低碳技术和大型环保装备等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在东亚地区环境安全合作进程中拥有着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技术优势和科技话语权。相比较而言，广大东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起步滞后，加之普遍具有的雁型发展模式，削弱了其对环境保护领域先进技术开发的重视程度。因此，多数东亚国家同日本等地区工业国在环境技术上存在相当的差距。而正是这种差距阻滞了东亚地区在环境安全领域的对等交流与协调行动，对地区环境安全合作的开展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东亚环境安全合作乏力的原因
东亚环境安全领域的合作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探索，形成了较具代表性的东盟模式和日本模式，但这两种模式都存在较强的局限性，其原因有如下方面：
区域公共产品属性使得环境安全合作先天动力严重不足。根据萨缪尔森的定义，公共产品即这样一些产品，无论每个人是否愿意购买，它们带来的好处不可分割地散布到整个社区里。这一概念的界定，明确了公共产品所具有的两种无可辩驳的属性：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而这两个特性随着范围的缩小表现得更为明显。具体到东亚环境安全领域的合作，这一伴随着大量环境安全领域区域公共产品提供的过程，由于东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性巨大、面临的环境问题各异、对维护地区环境安全等议题的感兴趣程度明显不同等原因，“搭便车”的现象必然大量存在。同时，由于日本在环境技术领域的明显优势，以及其在地区环境安全合作过程中对跨境环境问题的强势关注与介入，必然会引起地区其他国家关于其在地区推行环境霸权政策的担忧。可以说，区域公共产品的属性缺陷，从根本上制约着东亚地区环境安全合作的推进。
东亚特有权力结构使得环境安全合作深入发展阻力较大。“权力结构”的概念一直是分析东亚地缘政治一个极为重要的坐标，具体到东亚环境安全合作的进程同样如此，表现为其合作进程深受现实主义权力因素的制约。在经济领域，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阶段性差异，使得环境问题在不同国家的利益排序有所不同，这使得东亚环境安全合作缺乏可靠的经济基础。在东北亚国家中，日本和韩国是发达国家，面对地区环境合作，最关心的是如何更好地减轻区域性环境问题对本国的影响。相应的，东北亚地区和东盟地区大多尚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国家，面对区域环境安全问题，最关注的则是如何从发达国家获得一定的环境技术与资金援助，更好地解决国内的环境问题。在政治安全领域，地区性国家安全困境广泛存在，这些“高政治”领域的分歧与矛盾，基于各国现实主义的考量与判断，必然会对地区“低政治”环境安全合作产生消极影响，甚至产生巨大的干扰。
地区环境意识淡漠使得环境安全合作的真正实现任重道远。首先，在地区认同问题上，在东亚地区，由于长期的历史恩怨造成了多国之间的纷争与不信任，地区认同尚未觉醒，不仅阻滞东亚环境安全合作原则和模式的确立，而且也造成“维护地区生态环境的整体稳定是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的理念迟迟无法得到确认。其次，在地区环境保护观念上，作为地区发达国家的日韩，由于生活的富足、公民素质的整体提升，人们对环境安全、社会生态和谐的要求明显提高，环境意识普遍觉醒。但其他尚处于经济起步与加速发展阶段的国家，面临的主要社会矛盾并非环境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环保意识的觉醒仍需时日。可以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所导致的各国公民社会发育程度、公民基本道德水平的差异，使得地区性环保观念的普及与深入人心还是个较为遥远的命题。
中国的区域环境安全战略：原则与路径
随着经济的崛起以及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已经成为在东亚地区拥有举足轻重发言权的国家，加之东亚地区现存的绝大多数环境问题如果缺少中国的参与根本无法得到解决。因此在推进东亚环境合作的过程中，中国将如何发挥作用，如何作为，自然被域内其他国家所期待。 双边与多边相互结合，实现地区环境合作制度化建设。在东北亚地区，权力格局呈现“一超多强”的局面，面对这一情况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从事东北亚研究教授肯特·加尔德指出，构建中的东北亚安全机制应是一个混合型的安全结构，即在保持传统双边同盟的同时，构建一个能够应对挑战的新的多边合作框架。东亚环境问题的多样性和各国环境目标的差异，使得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东亚环境合作仍将以次区域合作和双边合作为主。这些都是我国政府在制定东亚环境合作政策战略中应该考虑的。以中日环境合作为例，目前中日两国在环境领域的合作，已经超出互利互惠的双赢状态，作为东亚地区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大国，其在解决环境安全问题上的努力，积累的丰富经验，产生的良好示范效应，为东亚地区围绕环境安全问题进一步开展合作奠定了基础。
但应该看到，环境安全属于区域公共产品的范畴，多边制度化建设是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未来面临东亚环境安全合作不可阻挡的进程时，最主要的政策目标应该是推进地区在环境合作问题上的制度化建设，整合现有环境安全合作机制，创立覆盖地区的新型环境合作组织、管理机构。首先，以软性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简称APEC）机制作为起步。其次，在制度化合作的基础上，运用东盟“10+3”机制，解决环境合作领导权难题。第三，借鉴六方会谈模式，逐步建立起针对具体问题的、有约束性、有干预性地区环境安全合作框架。
官方与民间双轨并进，形成地区环保意识全民性普及。我国在思考自己的地区环境合作政策时，应同时着力在政府和民间两大方向，加强环保产业的建设，推进地区环保意识的普及与深入人心。近年来，东亚环境领域热点问题多发，突发环境灾难也时有出现，成为整个东亚未来发展中的重大变数与安全风险。这使东亚地区各国无论是政治领导人还是普通民众都充分认识到在环保领域协调行动，提升环保意识的重要性。因为安全问题，无论是在传统安全领域还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往往都是涉及一国重大国家利益的敏感议题，形成任何的法律条约，达成任何的正式协议都要经过长期的酝酿与磋商。在这种情况下，在东亚围绕环境安全的合作过程中，民间力量所能发挥的“第二轨道”作用不容忽视。而这一轨道应该成为我国未来应对地区性环境安全合作浪潮时应积极倡导的理念和积极推进的政策。
首先，采用环境与经济挂钩的政策，鼓励东亚民间力量开展环境产业合作。可以说，东亚国家在环保产业上开展合作，具有极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为通过环境产业，可以培育共同市场及共同需求，增强各国在环保领域的相互依存性。
其次，加快各国及地区性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的建设，形成地区环境安全合作的一支独特力量。应该看到，目前遍及东亚的环保NGO作为地区环境安全领域合作的中介和桥梁，将有效地弥补国家合作、政府间国际组织在环境合作方面的不足与缺位，是形成东亚地区环境安全合作整体框架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
责编/张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