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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的1975年，我在安徽考取了上海音乐学院，这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其过程令我终生难忘。
1955年生在上海的我，小时候住在南市区老西门附近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虽然那幢房子只有两层半，但因为四周都是矮平房，所以被称作“高房子”。就在这个被上海人戏称为“下只角”的地方，时常飘荡着令人心醉神迷的音乐。在春夏天的傍晚，总有一个被叫做“小广东”的少年和他的小伙伴在弄堂口吹笛子，一吹就是几个小时。悠扬的笛声使放学、下班的人们放慢了匆匆的脚步，使附近“老虎灶”的袅袅炊烟更加婀娜多姿，使全家团聚的饭桌上多了一个开心的话题……我十分羡慕那越吹越好听的笛声，于是用积蓄了几个月的零花钱，到豫园商场去买了一支最便宜的笛子（好像是两毛钱），依葫芦画瓢地吹起了笛子。尽管一直没有“小广东”吹得那样好听，但那是我至今玩过的七样乐器中的第一样乐器，它伴我度过了欢乐的少年时光。
1972年中学毕业，尽管我的学习成绩位列全班第一，但因为处于“文革”时期，大学停止招生好几年了，全班只有两个读技校的名额，而这两个名额不是根据学习成绩，而是根据家庭情况和关系来定的，因此我只能望洋兴叹，被列为“外工无去向培训”（即分在外地工矿、暂无去向、先在上海培训）人员。也因此，我被安排在位于老西门的大富贵酒楼（当时叫实验饭店）学厨师。带我的赵炳坤师傅只年长我五六岁，不仅烧得一手好菜，而且还会拉二胡、说相声，是南市区饮食公司文艺小分队的骨干。于是，我上班跟他学厨艺，下班后跟他学二胡，几个月后居然也“混”进了文艺小分队。在下午和晚上休市时，悠扬的丝弦声从这家开业于1881年的老饭店里传出，回荡在老城厢的上空……
1974年，我的“外工无去向培训”生涯结束，被分配到地处安徽省东至县的上海后方基地（俗称“小三线”）305码头（后被毗邻的龙江水厂合并）的食堂做厨师。
1975年4月，厂里有两个上大学的名额，一个是复旦大学哲学系，一个是同济大学排水系，我虽然也被列入推荐的四人名单，但最终没有成功。
1975年8月16日，食堂里贴出了一张布告，内容是上海音乐学院将来后方基地招生，符合条件者可向厂招生组报名，经单位审核同意后可参加考试。虽然我当时任厂团总支和公司团委的宣传委员，爱好音乐和文学，自学了口琴、手风琴和二胡，写过诗歌、相声和话剧，参加过公司和基地的文艺汇演，小有成绩，但都是业余水平，想考取音乐学院似乎希望不大。可这是当时唯一的上大学的机会，我就勇敢地报了音乐理论专业，并积极准备迎考。9月24日，基地招生组来电通知我9月26日去基地参加初试。
上海后方基地位于安徽屯溪，离龙江水厂约二百七十公里。9月25日一早，我先搭乘厂车到东至县城汽车站，然后乘每天一班的长途汽车去屯溪（如果赶不上，只能在县城住一宿），下午顺利到达基地入住招待所。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已经到了，也住在招待所，我记得其中有管弦系的刘品老师、民乐系的孙文妍和洪圣茂老师、声乐系的刘伯鹤和彭雪琼老师、钢琴系的顾其华老师等。
9月27日初试，原定的三十位考生只来了十三位。上午先开座谈会，主题是对大学招生的看法和态度。在沉默了很长时间后，我开了头炮，谈了三点：1.对大学招生的认识；2.对文艺的认识；3.对报考音乐学院的态度。我讲了近十分钟，效果很好。会后，刘品老师评论说：“发言内容很好，顺序也安排得很好，有组织能力。”接着进行专业考试，一个个业余音乐爱好者似“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般或独唱，或演奏起小提琴、二胡、笛子、琵琶、手风琴这些乐器，一时百乐争鸣，动听悦耳。我用手风琴先为几位“独唱家”伴奏了几首歌曲，然后演奏了两首比较熟悉的乐曲，前面一直很顺利，最后拉二胡时出了一下“洋相”。十点左右，一位老师要我写一篇乐评，作为报考音乐理论的参考，我花了一个多小时，写了一篇三百六十多字的文章。
晚上，初试录取名单公布，一共四名，其中有我的名字，当时真有点喜出望外。后来管弦系的几位老师叫我去，测验了我对音乐的反应程度和节奏感，并要我做好改专业的准备。我回答说：“个人的理想服从革命的需要。”
9月29日，我去医院体检后，基地招生组发给我一张“高等学校选拔学生登记表”，要我填完表后回去等复试通知。10月11日，我接到复试通知后，再次长途跋涉赶到基地，音乐学院音乐研究室的沈旋老师和胡志义老师已在那里等我们两天了（参加音乐理论专业复试的有两人）。
10月12日复试。上午，两位老师对我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口试，内容是对文艺的了解、理论的基础、专业的爱好程度、音乐的知识等。口试是在平静而自然的气氛中进行的，我聚精会神，集中思力，大方而谨慎、坦率而形象地回答了老师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从小学谈到工厂，从基础谈到未来，从理论谈到实践，可以说是一次简单的“自传”。
口试结束后又进行了笔试，评论歌曲《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正当我在分析曲谱时，隔壁某单位的有线广播突然开始播放这首歌曲，真是天助我也！两个半小时后，三张工工整整、写满仿宋字体的稿纸出现在老师面前。下午，沈旋老师找我谈话，要我仍然做好两种思想准备，留有充分余地，因为两人中只录取一人。这好像是一盆四十度的温水浇在我火热的心上，我的心不免凉了半截。我前后思量，左思右想，成功的把握大约在百分之六十吧。感谢胡志义老师——他是一位农民出身的大学生，安徽人，他很坦率地嘱咐我：回厂后要安心工作，你的希望很大，通知马上会发的。这好像是一颗定心丸，使我那七上八下的心一下子平静下来。我当时在日记中写了一首诗：
天阴雨绵深沉沉，我却心暖有朝阳。
美好愿望将实现，继往开来迎春光。
两天后，我终于从基地招生组的工作人员手中拿到了“入学通知”。我一口气写了八封报喜信寄往上海、苏州（姑妈）、芜湖（阿姨）和西安（舅公）。 10月17日，一张鲜艳夺目的“光荣榜”和几幅标语出现在龙江水厂食堂内外，其中一条标语写道：“热烈欢送金建民同志上大学”。
1975年10月20日，我怀揣着入学通知、户口迁移证和粮油转移证，乘坐东方红11号长江轮，告别安徽省东至县，告别皖南山区，告别工作了一年的龙江水厂，返回我的故乡上海，去上海音乐学院开始我新的人生。
1975年10月24日，我去上音报到。那时校门开在淮海中路上，音乐研究室就在校门旁一座独立的三层楼小洋房里（现已拆除）。与我同班的共有八位同学，除了我来自安徽，其他都来自上海本地。由于我是最后一个报到的，宿舍已无空位，我被安排在北大楼二楼的一间教室里（好像是220），同室的还有声乐系和管弦系的五位同学，分别来自天津、新疆、内蒙古和上海。
在上海音乐学院，我先后师从滕永然老师和李民雄老师学习民族音乐理论，还听过夏野老师的《中国古代音乐史》、陈聆群老师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江明惇和黄白老师的《民歌概论》、韩洪夫老师的《戏曲音乐概论》、钱仁康老师的《作品分析》、谭冰若老师的《外国音乐史》、桑桐老师的《和声学》等。记得当时上课缺少教材，我就从图书馆借来吴祖强编著的《曲式和作品分析》，把数十万字的整部著作抄下来。课余时间泡在唱片室，听了许多78转的胶木唱片和33转的密纹塑料唱片及盘式录音带中的中外名曲。1978年2月，为了写毕业论文，我的专业老师李民雄教授带我去山西采风，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深入太原、忻县、大同、神池等地，采访了许多民间艺人和音乐工作者，亲历了黄土高原的春节风俗和元宵节游行，搜集了大量录音、曲谱和文字资料，回校后完成了毕业论文《山西省雁北地区民间音乐调查报告》。1979年，我毕业后留校工作，先后在音乐研究室、民族音乐理论作曲系、科研处、教务处和音乐学系任资料员、助教、讲师、副教授、秘书和处长助理等。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和工作的二十年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期，它使我从一个懵懵懂懂爱好音乐和文学的厨师逐渐成长为音乐学家和大学老师，并为我的人生和事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由于“文革”停止了大学招生，许多品学兼优的中学毕业生被迫上山下乡，只能将上大学的愿望埋在心里。工农兵学员虽然没有参加全国统一高考，有的连像上海音乐学院这样的自主入学考试也没有，基础参差不齐。然而，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仍然想方设法坚持学习，一旦有了上大学的机会，他们的求知欲望便被充分地激发出来。而大学的老师们随着“文革”的结束，逐渐从重重禁锢中解脱出来，重新走上讲台。面对如饥似渴的树苗，他们倾心浇灌，精心栽培，使工农兵学员这群特殊的大学生茁壮成长，有的甚至成长为社会的栋梁和杰出的人才。事过四十年后，当我们再回首往事时，应该对这些历史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1955年生在上海的我，小时候住在南市区老西门附近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虽然那幢房子只有两层半，但因为四周都是矮平房，所以被称作“高房子”。就在这个被上海人戏称为“下只角”的地方，时常飘荡着令人心醉神迷的音乐。在春夏天的傍晚，总有一个被叫做“小广东”的少年和他的小伙伴在弄堂口吹笛子，一吹就是几个小时。悠扬的笛声使放学、下班的人们放慢了匆匆的脚步，使附近“老虎灶”的袅袅炊烟更加婀娜多姿，使全家团聚的饭桌上多了一个开心的话题……我十分羡慕那越吹越好听的笛声，于是用积蓄了几个月的零花钱，到豫园商场去买了一支最便宜的笛子（好像是两毛钱），依葫芦画瓢地吹起了笛子。尽管一直没有“小广东”吹得那样好听，但那是我至今玩过的七样乐器中的第一样乐器，它伴我度过了欢乐的少年时光。
1972年中学毕业，尽管我的学习成绩位列全班第一，但因为处于“文革”时期，大学停止招生好几年了，全班只有两个读技校的名额，而这两个名额不是根据学习成绩，而是根据家庭情况和关系来定的，因此我只能望洋兴叹，被列为“外工无去向培训”（即分在外地工矿、暂无去向、先在上海培训）人员。也因此，我被安排在位于老西门的大富贵酒楼（当时叫实验饭店）学厨师。带我的赵炳坤师傅只年长我五六岁，不仅烧得一手好菜，而且还会拉二胡、说相声，是南市区饮食公司文艺小分队的骨干。于是，我上班跟他学厨艺，下班后跟他学二胡，几个月后居然也“混”进了文艺小分队。在下午和晚上休市时，悠扬的丝弦声从这家开业于1881年的老饭店里传出，回荡在老城厢的上空……
1974年，我的“外工无去向培训”生涯结束，被分配到地处安徽省东至县的上海后方基地（俗称“小三线”）305码头（后被毗邻的龙江水厂合并）的食堂做厨师。
1975年4月，厂里有两个上大学的名额，一个是复旦大学哲学系，一个是同济大学排水系，我虽然也被列入推荐的四人名单，但最终没有成功。
1975年8月16日，食堂里贴出了一张布告，内容是上海音乐学院将来后方基地招生，符合条件者可向厂招生组报名，经单位审核同意后可参加考试。虽然我当时任厂团总支和公司团委的宣传委员，爱好音乐和文学，自学了口琴、手风琴和二胡，写过诗歌、相声和话剧，参加过公司和基地的文艺汇演，小有成绩，但都是业余水平，想考取音乐学院似乎希望不大。可这是当时唯一的上大学的机会，我就勇敢地报了音乐理论专业，并积极准备迎考。9月24日，基地招生组来电通知我9月26日去基地参加初试。
上海后方基地位于安徽屯溪，离龙江水厂约二百七十公里。9月25日一早，我先搭乘厂车到东至县城汽车站，然后乘每天一班的长途汽车去屯溪（如果赶不上，只能在县城住一宿），下午顺利到达基地入住招待所。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已经到了，也住在招待所，我记得其中有管弦系的刘品老师、民乐系的孙文妍和洪圣茂老师、声乐系的刘伯鹤和彭雪琼老师、钢琴系的顾其华老师等。
9月27日初试，原定的三十位考生只来了十三位。上午先开座谈会，主题是对大学招生的看法和态度。在沉默了很长时间后，我开了头炮，谈了三点：1.对大学招生的认识；2.对文艺的认识；3.对报考音乐学院的态度。我讲了近十分钟，效果很好。会后，刘品老师评论说：“发言内容很好，顺序也安排得很好，有组织能力。”接着进行专业考试，一个个业余音乐爱好者似“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般或独唱，或演奏起小提琴、二胡、笛子、琵琶、手风琴这些乐器，一时百乐争鸣，动听悦耳。我用手风琴先为几位“独唱家”伴奏了几首歌曲，然后演奏了两首比较熟悉的乐曲，前面一直很顺利，最后拉二胡时出了一下“洋相”。十点左右，一位老师要我写一篇乐评，作为报考音乐理论的参考，我花了一个多小时，写了一篇三百六十多字的文章。
晚上，初试录取名单公布，一共四名，其中有我的名字，当时真有点喜出望外。后来管弦系的几位老师叫我去，测验了我对音乐的反应程度和节奏感，并要我做好改专业的准备。我回答说：“个人的理想服从革命的需要。”
9月29日，我去医院体检后，基地招生组发给我一张“高等学校选拔学生登记表”，要我填完表后回去等复试通知。10月11日，我接到复试通知后，再次长途跋涉赶到基地，音乐学院音乐研究室的沈旋老师和胡志义老师已在那里等我们两天了（参加音乐理论专业复试的有两人）。
10月12日复试。上午，两位老师对我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口试，内容是对文艺的了解、理论的基础、专业的爱好程度、音乐的知识等。口试是在平静而自然的气氛中进行的，我聚精会神，集中思力，大方而谨慎、坦率而形象地回答了老师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从小学谈到工厂，从基础谈到未来，从理论谈到实践，可以说是一次简单的“自传”。
口试结束后又进行了笔试，评论歌曲《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正当我在分析曲谱时，隔壁某单位的有线广播突然开始播放这首歌曲，真是天助我也！两个半小时后，三张工工整整、写满仿宋字体的稿纸出现在老师面前。下午，沈旋老师找我谈话，要我仍然做好两种思想准备，留有充分余地，因为两人中只录取一人。这好像是一盆四十度的温水浇在我火热的心上，我的心不免凉了半截。我前后思量，左思右想，成功的把握大约在百分之六十吧。感谢胡志义老师——他是一位农民出身的大学生，安徽人，他很坦率地嘱咐我：回厂后要安心工作，你的希望很大，通知马上会发的。这好像是一颗定心丸，使我那七上八下的心一下子平静下来。我当时在日记中写了一首诗：
天阴雨绵深沉沉，我却心暖有朝阳。
美好愿望将实现，继往开来迎春光。
两天后，我终于从基地招生组的工作人员手中拿到了“入学通知”。我一口气写了八封报喜信寄往上海、苏州（姑妈）、芜湖（阿姨）和西安（舅公）。 10月17日，一张鲜艳夺目的“光荣榜”和几幅标语出现在龙江水厂食堂内外，其中一条标语写道：“热烈欢送金建民同志上大学”。
1975年10月20日，我怀揣着入学通知、户口迁移证和粮油转移证，乘坐东方红11号长江轮，告别安徽省东至县，告别皖南山区，告别工作了一年的龙江水厂，返回我的故乡上海，去上海音乐学院开始我新的人生。
1975年10月24日，我去上音报到。那时校门开在淮海中路上，音乐研究室就在校门旁一座独立的三层楼小洋房里（现已拆除）。与我同班的共有八位同学，除了我来自安徽，其他都来自上海本地。由于我是最后一个报到的，宿舍已无空位，我被安排在北大楼二楼的一间教室里（好像是220），同室的还有声乐系和管弦系的五位同学，分别来自天津、新疆、内蒙古和上海。
在上海音乐学院，我先后师从滕永然老师和李民雄老师学习民族音乐理论，还听过夏野老师的《中国古代音乐史》、陈聆群老师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江明惇和黄白老师的《民歌概论》、韩洪夫老师的《戏曲音乐概论》、钱仁康老师的《作品分析》、谭冰若老师的《外国音乐史》、桑桐老师的《和声学》等。记得当时上课缺少教材，我就从图书馆借来吴祖强编著的《曲式和作品分析》，把数十万字的整部著作抄下来。课余时间泡在唱片室，听了许多78转的胶木唱片和33转的密纹塑料唱片及盘式录音带中的中外名曲。1978年2月，为了写毕业论文，我的专业老师李民雄教授带我去山西采风，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深入太原、忻县、大同、神池等地，采访了许多民间艺人和音乐工作者，亲历了黄土高原的春节风俗和元宵节游行，搜集了大量录音、曲谱和文字资料，回校后完成了毕业论文《山西省雁北地区民间音乐调查报告》。1979年，我毕业后留校工作，先后在音乐研究室、民族音乐理论作曲系、科研处、教务处和音乐学系任资料员、助教、讲师、副教授、秘书和处长助理等。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和工作的二十年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期，它使我从一个懵懵懂懂爱好音乐和文学的厨师逐渐成长为音乐学家和大学老师，并为我的人生和事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由于“文革”停止了大学招生，许多品学兼优的中学毕业生被迫上山下乡，只能将上大学的愿望埋在心里。工农兵学员虽然没有参加全国统一高考，有的连像上海音乐学院这样的自主入学考试也没有，基础参差不齐。然而，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仍然想方设法坚持学习，一旦有了上大学的机会，他们的求知欲望便被充分地激发出来。而大学的老师们随着“文革”的结束，逐渐从重重禁锢中解脱出来，重新走上讲台。面对如饥似渴的树苗，他们倾心浇灌，精心栽培，使工农兵学员这群特殊的大学生茁壮成长，有的甚至成长为社会的栋梁和杰出的人才。事过四十年后，当我们再回首往事时，应该对这些历史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