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后,中央军委决定迅速成立教育训练委员会(以下简称教训委),加强对全军部队和院校教育训练的指导。宋时轮受命担任教训委主任。在其后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协助邓小平使遭到严重破坏的部队训练和院校教育迅速得到了恢复,走上了正轨。宋时轮在我军教育训练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担任教训委主任
　　
　　 “文革”开始后,军队的高级领导机关受到造反派的冲击,基本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九一三”事件后,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经过艰苦的努力和斗争,使部分被撤销的院校得到了恢复,但由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教学工作仍不能正常进行,部队干部的培养工作和干部的素质也受到了严重的削弱。面临如此严峻的情况怎么办?“文革”结束后,刚任军委副主席、分管军队工作的邓小平决定采取非常措施,成立一个强有力的办事机构,大力加强对全军教育训练的指导,使部队和院校的教育训练尽快恢复迅速走入正轨。
　　1977年2月28日,邓小平找总参、总政的领导人谈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等问题。他说:现在我们部队的问题很多,都需要迅速进行调查研究和解决。其中,重要的是教育训练,要办好军事院校,加速对干部的培训,要抓好部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干部战士的军政素质和部队在现代化战争中作战的能力。并提出:为了加强对教育训练的指导,要赶快设置领导小组或委员会,作为军委管训练的办事机构。这个很重要,要由军科、军大、总参、总政、总后抽人,吸收各军兵种、大军区适合这个工作的同志来组成,还要调些年轻的优秀干部来做点具体工作。总参要由副总长、总政要由副主任参加。各大单位也要设类似的机构。军委常委开会时,你们要开出一个训练领导小组或委员会的单子来。同年8月23日,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再次谈到部队的教育训练这个问题。他重申,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强调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要靠教育训练,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事关军队建设和战争全局的战略位置上来。
　　在中央军委同意设立教育训练委员会的意见后,邓小平于9月13日召集军委秘书长和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等有关领导人开会,宣布教训委已经中央军委批准,由宋时轮牵头,要赶快开始工作。1977年9月19日,中央军委教训委正式成立,由宋时轮、李达、何正文、徐立清、李元、段苏权等11人组成,宋时轮任主任。教训委下设办公室,总参军训部为中央军委教训委的办事机构,部长兼办公室主任。
　　成立教训委,这是保证我军教育训练在遭到“文革”严重破坏后迅速得到恢复的一个非常之举,一项战略性措施。非常时刻的非常之举,让宋时轮倍感使命崇高,任重道远。
　　
　　调整增建院校
　　
　　教训委成立后,宋时轮立即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制定了《中央军委教育训练委员会工作职责》,对教训委的性质和工作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使教训委及其办事机构的全体人员在一开始工作时便有章可循。
　　接着,宋时轮便全力抓军队院校的调整增建工作。他组织人员草拟了《关于调整增建军队院校的报告》和《准备召开院校工作座谈会的请示》报送军委和邓小平副主席。在得到批准后,随即于1977年11月13日至19日,主持召开了传达中央军委批转的《关于调整和增建军队院校的报告》,研究迅速办校、招生和开课的问题。
　　会上,宋时轮作了两次发言。他在讲了办好军队院校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后,着重根据邓小平的有关指示、我军长期办学的经验和自身的体会,详细讲述了要办好军队院校必须抓好的一些根本问题,如要坚持教学为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和今后的反侵略战争服务的指导思想;贯彻“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等,使大家进一步提高了迅速恢复和办好院校的自觉性。
　　为贯彻执行邓小平要求在1978年二、三月份开学、开课的指示,会议期间,他又进一步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成立了由教训委成员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何正文、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总后勤部副部长李元分别负责的3个专题小组,研究和解决有关院校编制、人员定额、干部配备和选址、建房等急待解决的问题。二是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过,研究如何解决面临的主要困难,保证按时招生、开课。
　　会议结束后,宋时轮又指示办公室,迅速写出座谈会情况报告呈送军委和邓小平,并附上《关于全军院校训练任务规划的意见》、《关于全军院校等级权限和编制问题的意见》、《关于解决增建院校校址的方案表》,请军委和邓小平审定后立即印发各大单位;指示办公室及时了解各单位贯彻会议精神的情况,通报宣传做得好的单位及其经验,帮助还有困难的单位迅速解决遇到的困难。这样,到1978年春,全军迅速完成了预定的调整和增建院校的任务,全军院校的总数由84所增到了112所,到20世纪70年代末又增到了116所,大体上恢复到了“文革”前的规模,并基本上按规定的时间开始了教学工作。
　　
　　指导训练走上正轨
　　
　　在抓调整增建院校工作的同时,宋时轮还组织人员起草了《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决定》和《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决定》两个教育训练的纲领性文件,经全会通过后随即颁发全军执行。两个文件下发后不久,又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军的政治工作作出了全面的部署。宋时轮立即再次主持召开教训委会议,研究组织人员下部队作调查研究,协助军委抓两个《决定》和政工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他亲自带领一个53人组成的调研组,先后用整整一年时间,到兰州、沈阳、北京等8个大单位的一些部队和院校进行调查研究,并根据调查研究中发现的问题、总结的经验,及时采取措施指导部队和院校搞好教育训练工作。
　　在调研中,宋时轮始终坚持“一个指导思想”(准确摸清真实情况,及时指导教育训练),采取“三不”、“两结合”的方法(不看准备好的东西,不看表面上的东西,不听不真实的汇报;把调查研究同帮助工作结合起来,把调查研究同解决问题结合起来)。每到一个单位,他都带领调查组深入到基层与干部战士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操课),直接观察和深入了解训练和教学的情况,直到在下面把情况调查清楚了,才到机关听汇报,并且要求汇报一定要实实在在,不能有半点不真实的东西。他在兰州军区一个部队作调查,在商量去调查的单位时,这个部队的领导先说了一个建议性的意见,他听后立即表示不到准备好的单位去,并风趣地说:“准备好的东西是中看不中用的。你们说东,我可要向西。看来,我们的工作是不能听从你们的分配了。”以后,他果真自己选了要去的单位,展开了调查工作。直到在下面把情况摸清以后,才回到团里听汇报。汇报中这个团的一名领导谈问题遮遮掩掩,对调查组了解的一些问题只字未提,他听了后很不高兴,丝毫不留情面,当场就问:你们汇报的情况是自己下去调查了解到的,还是下面一级一级“传球”传上来的?那个团的干部无言回答。他又严肃地批评说:这是一种不愿做艰苦工作的官僚主义作风,是对党和人民不负责任的表现。这样是做不好工作、带不好部队、搞不好战备、打不了胜仗的;再说,有的人认为报喜可以得到喜,报忧只会自讨苦吃,这也是不对的,从长远看,不讲实话,终会自食苦果。
　　由于宋时轮对工作要求十分严格,批评人不讲情面,有的人很有意见,说他询问情况像审犯人一样,有时还骂人,并把这些意见反映到了邓小平那里。宋时轮知道后仍然不为所动,照样事事严格要求,后来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
　　训练初期,一些战士训练的积极性不高,主要原因是对练兵的目的意义认识不足,调查组研究后很快提出了解决办法:一是向部队宣传马克思主义战争观,讲清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危险就存在的道理;二是进行国防教育,特别是要使干部战士看到我国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因素;三是制定一些制度和规定,把训练效绩同干部战士的切身利益挂起钩来,这些办法向军委、邓小平和总部机关报告后立即在全军贯彻,使部队的训练热情很快便有了提高。以后,如何深化训练内容成了新的矛盾、难点问题。宋时轮又及时指出:训练最直接最根本的目的是作战。训练内容的深化,必须以实际作战环境和可能担负的作战任务为依据。只有准确预测作战需要,有针对性地练兵,才能练有所用,练有所为。而要做到这点,就应该把敌情研究深透,每个训练科目都要带着敌情去练。这个指示贯彻后,部队进一步加强了训练的针对性,下大力从作战实际出发进行训练,开展“带着敌情练兵”的活动,使训练很快得到了进一步深化,质量又普遍有了新的提高。
　　在调查研究中,宋时轮特别注意抓“练为战”这一训练指导思想的贯彻落实。他认为这是提高部队训练质量的根本所在。只要一发现问题,便立即进行调查研究,然后通过发文件、及时通报指导部队进行解决。当时部队较为普遍的过分偏重射击、投弹和刺杀等基础训练,而对迫切需要加强训练的“三打三防”(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防核、防化学、防生物武器袭击)等科目相反安排不够突出。特别是对投弹训练,有些单位单纯强调投远,甚至提出投60米以上给予物质奖励,投70米以上可记三等功。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竟不顾占用其他科目的训练时间和大部分的课余时间,打乱了部队的正常训练,影响了一些重要科目的训练质量。宋时轮发现这一问题后十分重视,认为这不仅是一个在投弹训练上缺乏科学态度的具体问题,还将严重影响到“练为战”训练指导思想的贯彻落实,影响到部队教育训练的质量,必须迅速纠正。他立即决定,抽出专人成立一个专题小组,对投弹问题深入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研究结束后他要求立即起草文章,决定重点写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实战需要、手榴弹的性能和人在实战中可能投掷的距离等方面,说明在战斗中使用手榴弹有一个最佳的距离。然后讲当前投弹训练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只求投远,这是一个缺乏科学态度、不从实战出发进行训练的大问题。文章写好后,宋时轮仔细地进行了审读,指示:在结尾处要进一步强调,训练一定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贯彻“练为战”的指导思想,小至训练投掷手榴弹,大到训练发射导弹,从单兵战斗动作,到诸军兵种协同战役训练,都应该这样做。当前应注意突出“三打三防”等重点课目的训练,尤其是打坦克和装甲战车的训练,今后则应随着武器技术装备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战术技术的变化,确定新的重点训练课目。文章改好后,宋时轮又立即送给军委、邓小平和聂荣臻审阅,在得到批准后于1978年10月和11月,先后在《解放军报》和《军事学术》上发表。文章发表后立即在部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级领导都纷纷从中吸取教训,认真检查和大力纠正本单位教育训练中存在的各种脱离实战需要的问题,使全军部队的教育训练工作和质量有了新的提高。
　　1979年春,我军进行了边境地区自卫作战。宋时轮认为,这是一个利用实战经验指导部队教育训练、进一步贯彻“练为战”训练指导思想的极好时机,在接到军委指示后,他立即增加人员,组成了一个有300多人参加的庞大调查组,分别到各参战部队进行调查研究,总结作战经验。对于这次调研、总结工作,他仍然要求十分严格。在布置动员这次调研总结工作时,他对全体人员说:所有参加这次调研总结的人员,都必须先下到作战部队的基层去,不能待在军、师指挥机关,也不能住在团部,一定要下到连队与那些在第一线战斗过的战士和基层干部同吃、同住、交朋友。先从他们那里了解作战的第一手情况,然后再由下而上,逐级了解情况,核实材料,一定要把作战的真实情况搞清楚,最后再到上面听取领导和机关的介绍,把两者结合起来作综合研究,找出经验教训。他不但这样严格要求大家,同时带头作出榜样,亲自带领调查组下到部队进行调研总结工作。他先后到过8个军10个师12个团23个营29个连队亲自听取作战情况介绍,并在下到基层以后,走到哪里,就住在哪里,和大家打成一片,与指战员们座谈、交谈,有时还同大家一起围坐在沙盘边,悉心回顾作战过程,研究战斗指挥和动作,以尽可能详细、准确地搞清作战的情况,帮助大家进行总结提高。然后再带领调查组回到机关听介绍,向领导和机关汇报调查组了解的情况,和他们一起总结作战的经验教训。这次调研总结工作,整整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整理出174个战例和几十个专题材料,战例分师、团、营和连以下共装订了5册下发部队。此后,调研组还撰写了一份长篇的作战经验调查总结报送军委和邓小平,全面总结了作战取得的胜利,出现的问题及经验教训,并对今后部队改进编制装备、加强教育训练、密切军兵种协同作战、提高应急机动能力、减轻战士负荷量、加强军事科学研究,和国家改进防空体制、民兵与动员制度、加强边防建设及边境地区战场建设等问题提出了建议。
　　1980年春,部队训练和院校教育走上了正轨。教训委完成了历史使命。1980年3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教训委,全军的教育训练工作仍由总参谋部归口管理。宋时轮在教训委的工作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