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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到胡松涛的《毛泽东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该书仿佛画出了一幅别开生面的“语言地图”，引导人们去巡看毛泽东思维和表达方式上的一些突出“坐标”，因而也会勾起人们对现当代中国话风文风的万般思绪。
毛泽东风云一生，立志改变，事实上确实改变了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东西。看起来不是那么轰轰烈烈的话风文风，就是他用力甚多的一个领域。他年轻时学师范，想改革教育，认为“非将国语教科书编成，没有办法”。为此，他四处搜集文字学、语言学资料做研究。此番用功心迹，在1919年9月和1920年6月两次写给语言学家黎锦熙的信中，做过比较透底的宣示。他还曾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列出了当时社会应该研究的诸多问题，其中两项就是“国语问题（白话文问题）”和“国语教科书的编纂问题”。这样的兴趣和积累，涵养出毛泽东敏锐的语感，对他后来成为语言大师，不是可有可无的准备。
在后来风云纵横的革命家、政治家生涯中，毛泽东很喜欢讲得深透而又通俗明白，给人耳目一新的话风文风，对枯燥生涩、人云亦云、温吞俗套、言不及义的表达，一向深恶痛绝，斥之为“语言无味，像个瘪三”，属于“藏垢纳污的东西”。他还极而言之地说，这类话风文风“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经过整顿，党内的话风文风在延安时期大为转变，到新中国成立前后，蔚为而成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景观。
新中国成立一段时间后，或许是因为工作运转逐渐建立起一套机制，或许是因为文件和文章表达形成了相应固定的规范，面对新的事物和新的时代要求，话风文风有时不免显得尴尬。这让毛泽东又头痛起来。1958年1月，他下决心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专门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要求话风文风都应当具有三个特点，“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还说“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不讲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
毛泽东不光是泛泛批评，若抓住一个典型，就毫不客气地厉害敲打。1958年9月初，他读到两个中央部委联合上报的一份经济文件，觉得基本主张不错，但语言表达实在成问题。这两个部委虽然由一位国务院副总理、一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分别领衔，他还是当即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14位中央领导人，表达气愤的心情：
“我读了两遍，不大懂，读后脑中无印象。将一些观点凑合起来，聚沙成堆，缺乏逻辑，准确性、鲜明性都看不见，文字又不通顺，更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态”。“你们是下决心不叫人看的”。“我疑心作者对工业还不甚内行，还不大懂。如果真懂，不至于不能用文字表现出来”。“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为批评一份文件的写法，用这样毫不掩饰甚至有点夸张的严厉言词，实不多见。事情还没有完。这两个受到批评的部门很快对文风问题作了讨论，并将讨论情况写成简报送给毛泽东。他看后又批示，要把他此前的批评信多加印发，“以广流传”，下决心改变“逻辑学、修辞学、文学也不懂，写起文章来乱七八糟”的情况。
面对“乱七八糟”的话风文风，毛泽东敢于并且能够大声呐喊，确实有他异于一般政治家的底气支撑。他创造的一些词语，至今仍然存活在人们思维和语言表达中，诸如“球籍”“党八股”“弹钢琴”“半边天”“指点江山”“只争朝夕”“糖衣炮弹”“朝气蓬勃”“为人民服务”等等。还有些词语，虽非毛泽东原创，却是经他化用、改造、激活后，成为流行语的，诸如“班长”“纸老虎”“牵牛鼻子”“实事求是”“治病救人”“愚公移山”，以及“枪杆子、笔杆子”，“东风、西风”，“批评与自我批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等等。这些词语，由于被放植到中国革命和建设新的语境中，作了新的解释，陡然有了新的内涵，新的所指，新的生命力。可以说，在现当代中国，创造化用如此众多且影响广泛持久的“魅力词语”的人，无出其右。
毛泽东的语言创造，还体现为对典籍或民间词语的化用生奇。除了“实事求是”“愚公移山”“鱼水关系”“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类曾经沉睡的词语，经他脱胎换骨、旧瓶新酒的发挥起死回生、大放光彩外，还有一些今天用起来很寻常自然的词语，实际上也是被他“拎”出来作了新的发挥后才流行的。诸如把领导干部比作“勤务员”，把党委书记比作“班长”，把向实践学习比作上“劳动大学”，把思想顽固比作“花岗岩脑袋”，把文武结合比作“枪杆子和笔杆子”，把调查研究比作“解剖麻雀”。这些词语，我们以为本来如此，或“知声不知音，弹弦不弹意”，若考其来历，不难体悟其意味深长、新义迭见之处。毛泽东对语言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之功，由此可见。
词语创新，从来不只是语言上的事情。毛泽东的“语言坐标”插在思想和历史的厚土上面，他的“语言地图”布满了昨天出彩的一些“中国故事”。我们今天要讲好中国故事，当然要强调话语权，但话语权不只是说话的权利，还包括说话的内容、方式和效果，牵涉到说话者和受众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讲，话语权实际上是话风文风上的一种责任和能力，即让受众自觉接受并且能够共鸣互动的责任和能力。如果一个社会缺少这样的责任和能力，是讲不好中国故事的，甚至会生出些滑稽的套用，如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名言，不断地被套用成“将爱情进行到底”“将炒股进行到底”“将评奖进行到底”之类。
近年来，党中央大力提倡改变话风文风，反对长话、空话、假话，要求讲短话、实话、新话。为此，回顾毛泽东的“语言地图”，也就不是多余之举了。
（摘自《时代周刊》）
毛泽东风云一生，立志改变，事实上确实改变了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东西。看起来不是那么轰轰烈烈的话风文风，就是他用力甚多的一个领域。他年轻时学师范，想改革教育，认为“非将国语教科书编成，没有办法”。为此，他四处搜集文字学、语言学资料做研究。此番用功心迹，在1919年9月和1920年6月两次写给语言学家黎锦熙的信中，做过比较透底的宣示。他还曾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列出了当时社会应该研究的诸多问题，其中两项就是“国语问题（白话文问题）”和“国语教科书的编纂问题”。这样的兴趣和积累，涵养出毛泽东敏锐的语感，对他后来成为语言大师，不是可有可无的准备。
在后来风云纵横的革命家、政治家生涯中，毛泽东很喜欢讲得深透而又通俗明白，给人耳目一新的话风文风，对枯燥生涩、人云亦云、温吞俗套、言不及义的表达，一向深恶痛绝，斥之为“语言无味，像个瘪三”，属于“藏垢纳污的东西”。他还极而言之地说，这类话风文风“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经过整顿，党内的话风文风在延安时期大为转变，到新中国成立前后，蔚为而成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景观。
新中国成立一段时间后，或许是因为工作运转逐渐建立起一套机制，或许是因为文件和文章表达形成了相应固定的规范，面对新的事物和新的时代要求，话风文风有时不免显得尴尬。这让毛泽东又头痛起来。1958年1月，他下决心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专门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要求话风文风都应当具有三个特点，“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还说“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不讲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
毛泽东不光是泛泛批评，若抓住一个典型，就毫不客气地厉害敲打。1958年9月初，他读到两个中央部委联合上报的一份经济文件，觉得基本主张不错，但语言表达实在成问题。这两个部委虽然由一位国务院副总理、一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分别领衔，他还是当即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14位中央领导人，表达气愤的心情：
“我读了两遍，不大懂，读后脑中无印象。将一些观点凑合起来，聚沙成堆，缺乏逻辑，准确性、鲜明性都看不见，文字又不通顺，更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态”。“你们是下决心不叫人看的”。“我疑心作者对工业还不甚内行，还不大懂。如果真懂，不至于不能用文字表现出来”。“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为批评一份文件的写法，用这样毫不掩饰甚至有点夸张的严厉言词，实不多见。事情还没有完。这两个受到批评的部门很快对文风问题作了讨论，并将讨论情况写成简报送给毛泽东。他看后又批示，要把他此前的批评信多加印发，“以广流传”，下决心改变“逻辑学、修辞学、文学也不懂，写起文章来乱七八糟”的情况。
面对“乱七八糟”的话风文风，毛泽东敢于并且能够大声呐喊，确实有他异于一般政治家的底气支撑。他创造的一些词语，至今仍然存活在人们思维和语言表达中，诸如“球籍”“党八股”“弹钢琴”“半边天”“指点江山”“只争朝夕”“糖衣炮弹”“朝气蓬勃”“为人民服务”等等。还有些词语，虽非毛泽东原创，却是经他化用、改造、激活后，成为流行语的，诸如“班长”“纸老虎”“牵牛鼻子”“实事求是”“治病救人”“愚公移山”，以及“枪杆子、笔杆子”，“东风、西风”，“批评与自我批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等等。这些词语，由于被放植到中国革命和建设新的语境中，作了新的解释，陡然有了新的内涵，新的所指，新的生命力。可以说，在现当代中国，创造化用如此众多且影响广泛持久的“魅力词语”的人，无出其右。
毛泽东的语言创造，还体现为对典籍或民间词语的化用生奇。除了“实事求是”“愚公移山”“鱼水关系”“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类曾经沉睡的词语，经他脱胎换骨、旧瓶新酒的发挥起死回生、大放光彩外，还有一些今天用起来很寻常自然的词语，实际上也是被他“拎”出来作了新的发挥后才流行的。诸如把领导干部比作“勤务员”，把党委书记比作“班长”，把向实践学习比作上“劳动大学”，把思想顽固比作“花岗岩脑袋”，把文武结合比作“枪杆子和笔杆子”，把调查研究比作“解剖麻雀”。这些词语，我们以为本来如此，或“知声不知音，弹弦不弹意”，若考其来历，不难体悟其意味深长、新义迭见之处。毛泽东对语言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之功，由此可见。
词语创新，从来不只是语言上的事情。毛泽东的“语言坐标”插在思想和历史的厚土上面，他的“语言地图”布满了昨天出彩的一些“中国故事”。我们今天要讲好中国故事，当然要强调话语权，但话语权不只是说话的权利，还包括说话的内容、方式和效果，牵涉到说话者和受众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讲，话语权实际上是话风文风上的一种责任和能力，即让受众自觉接受并且能够共鸣互动的责任和能力。如果一个社会缺少这样的责任和能力，是讲不好中国故事的，甚至会生出些滑稽的套用，如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名言，不断地被套用成“将爱情进行到底”“将炒股进行到底”“将评奖进行到底”之类。
近年来，党中央大力提倡改变话风文风，反对长话、空话、假话，要求讲短话、实话、新话。为此，回顾毛泽东的“语言地图”，也就不是多余之举了。
（摘自《时代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