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20世纪的不同时期，一些外国人带着他们的政治信仰来到中国后，参与了中国的各项工作，并被称为“外国专家”。这些“外国专家”的孩子，如今留在北京的还有250多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延续着父亲选定的生活。
“我们要到毛泽东的国家去了”
著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戴维·柯鲁克的长子柯鲁清晰地记得，到了耄耋之年的父亲对于自己的传奇一生也不无恍惚之感。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柯鲁、马凯和鸿岗三兄弟曾与同伴维克托一起，反对过父亲们。那时他们不喜欢“文革”，不喜欢萧条和混乱，也不喜欢呆在中国。
但自1980年代中国开始拥抱市场经济时起，他们思想中的疑团统统消散了。“如果当初不来中国，我的一生会怎么样呢？”晚年的戴维·柯鲁克对长子柯鲁说，“我在这里呆了几十年，中文还是讲不好。”柯鲁感到父亲是在藉此表达自己对于人生的些许遗憾。从这时起，他对父亲的一生就全部理解了。
戴维·柯鲁克的一生，在他的儿子看来，始终受到1930年代国际政治的强烈影响。他是英国人，既加入过英国皇家空军，又参加过西班牙国际纵队，后被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记述所吸引，接受共产国际委派而来中国，最终真的成为了中共领导人的部属。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晚年的戴维·柯鲁克才自己说服了自己：走向市场经济，是追求共产主义目标的必由之路。最终他相信，中国仍在革命，而且将沿着这条曲线到达终极理想之境。
高天露也注意到了父亲晚年惆怅的一面。“当初我离开美国就是为了避开泡泡糖和可口可乐，但是现在中国全都有了。”她的父亲费兰德在家里开玩笑说。
费兰德医生是一个热情而有修养的美国人，对人颇为温和，自从1960年来到北京后，就放弃了自己的医生生涯，先后在新华社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从事外宣工作，他认为自己的生活充实而有意义。
1989年夏天，费兰德因病去世。在其生命的末尾，信奉自由经济的高天露和哥哥不再跟他争论，也不提起外面正在发生的新闻，让他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时光。费兰德在遗嘱中说，想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五个字：“为人民服务”，要用毛泽东字体。
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高天露和哥哥让父亲得到了理想中的墓碑。在对碑文的赞赏方面她对父亲毫无异议。
来自秘鲁的莫沫，也说起自己的父亲胡安·莫里略——一位用母语写作的小说家和对外宣传工作人员：“改革开放之后他开明了很多，但是本质上还是信仰左派思想。”
作为一个服务于境外电视台的记者，她曾私下架起摄像机，采访自己的父母。在镜头前面，父亲既骄傲又感慨，母亲则哭了。
“这也许和理想无关，只是岁月本身带来的感情。”莫沫说。
不过，莫里略夫妇对中国的向往却是坚定不移的。莫里略的母亲是一位华裔女人，但她当时并没有对莫沫强调，那是她的外祖母的国家，而是说：“我们要到毛泽东的国家去了。”
莫沫对这个名字有印象。1976年，她曾在利马随父母参加过一次特别的追悼会，逝者就是毛泽东。至今她仍保有7岁的记忆，那天有很多人哭泣。
红色的中国烙印
17岁的柯鲁在第一次去英国之前，除了1957年曾随家人短暂回访加拿大期间见识了很多从没见过的东西，包括动画片和尼亚加拉大瀑布，意识到世界别有洞天之外，他并不认为自己呆在北京有什么不妥之处。
1966年，戴维·柯鲁克一家去英国呆了4个月。对于正在风行伦敦的“反文化”他印象深刻。他清晰地记得那是甲壳虫乐队的第一个高峰期。
这是一段自卑感如影随形的日子。在伦敦他短暂地上了一段时间学，让他对于自己在英国生活的种种设想统统破碎，“一下子心就凉了”，他发现自己身上带有明显的红色中国的印记，与英国同学们格格不入。
1973年柯鲁得到机会再次返回英国。他和弟弟退掉了中国政府给的机票，用换回来的钱，经过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各国，一路乘坐公共汽车返回英国。在伦敦，他在一家零件工厂短期打了一段工，这段经历让他彻底陷落到了沮丧当中。他突然发现英国工人没有什么文化，除了性、酒精和足球之外别无喜好。中国的工人看《参考消息》，英国工人则看黄色杂志。柯鲁恐惧地意识到，自己如果回到英国，就很可能要过这样的生活。那时他思考问题时还用北京话：“哎哟，可别一不小心栽在这儿了。”
对这些外国小孩来说，当时的中国生活不够舒适，而自己的祖国则不够亲切。
高天露1967年出生在中国，但长着满头金发。在北京西颐小学上学的时候，她希望能够跟大家一样成为黑头发的中国人。小学二年级的一天，她躲到公共厕所里，用墨水把头发抹成黑色，上午做课间操时又出了汗，弄得满脸墨水，成了学校里一个有趣的笑话。
对莫沫来说，到中国来，最初意味着一种解脱。在秘鲁，身为知识分子的父母送她去一所富人学校读书。当时的秘鲁早已是“拉美化”的典型国家，贫富差距拉大到荒诞的程度。这所学校的小学生们因此而热衷于炫耀财富，让莫沫恐惧于被人发现自己不是生于富人家庭这一事实。
那时，在大家都一样穷的中国，她终于感到了幸福。她剪了头发，穿上打补丁的裤子。夏天，学校组织大家到猪圈里去挖苍蝇蛹也令她快乐，因为同学们被分成不同的小组，自己的组挖得多，她觉得光荣。后来，她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当上了小组长。可是，中文不行，课程自然跟不上。上到初二时她终于放弃了争第一名的梦想，决心做一个好少先队员。在学习雷锋活动中她做了不少好事，给暖气管刷银粉的活动中她表现出色，乒乓球比赛她积极参与，学校运动会的400米比赛她获得了冠军。为此，她兴奋，她骄傲！
有些东西不冒险就不能体会
1968年4月，维克托·奥乔·戈麦斯来到北京，之后又接来了妻子和4个年幼的儿子。在青年时代，戈麦斯喜欢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委内瑞拉中央大学学生会的一个“头头”。他自1963年起就投身于革命运动，身为4个孩子的父亲，却全靠母亲供养。他到中国来既是出于对这个国家的期待，也是为了离开1962年通过政变上台的亲美军人佩雷斯·戈多伊政权。到北京后他平生第一次拥有了一份工作，在新华社的对外宣传部门翻译稿件。他的薪水非常高，每个月有550元，当时毛泽东的工资也只有300多元。
他家的房间里挂着毛主席像，维克托选了一幅《毛主席去安源》，他觉得这幅构图好，通过学唱“毛主席语录歌”，他学会了中文。
维克托全家住在友谊宾馆，友谊宾馆有5米跳台的露天游泳池，每当北京夏日曝晒，它的蓝天碧水宛如人间天堂。颐和园里有一家只对外国人开放的餐厅，维克托有时也去玩。尽管这只是一项小小的“特权”，不过能够享受到终归令人快乐。
费兰德喜欢音乐，家里有很多古典音乐唱片。费兰德的夫人季丽政是意大利人，有中国文化和艺术的两个博士学位。高天露说“文革”中母亲有时候会与父亲吵，其实父亲也不是“文革”的支持者。费兰德自己从不参加各种政治运动，也禁止高天露和她的哥哥安地参加。他支持革命，但是认为革命必须像甘地那样拒绝暴力。
“文革”结束几年之后，“外国小孩”们仍然受困于沉郁的生活。后来他们渐渐意识到，有些东西不冒险就不能体验。
1980年代，孩子们经常在北京紫竹院溜冰场相聚。终于有一天莫沫也去了，立刻爱上了那里。孩子们穿着喇叭裤，系着颜色鲜艳的围巾，听着音乐，蹬着四轮鞋，飞驰在冰场上。溜冰场上的一个中国男孩一度跟她比较亲近，可是突然间，这个人不见了。十几年后，当她再回中国，一天在街上被人叫住，她立刻认出了冰场上相识的中国男孩。这时他才说，那时有人找到他和他的父亲，不许他与外国女孩走得太近，他的父亲对他大发雷霆，他的母亲则哭了起来。
1985年的一天，莫沫决定与几个朋友到世界其它地方去开创一个新天地。
他们又回到了中国
最终，他们又都回到了中国。柯鲁走上了与父亲截然相反的道路，如今是北京一家公司的总经理。高天露，39岁，现担任北京蒙德梭利幼儿园的园长、教育法国际推广协会副主席。莫沫为一家境外电视台服务。维克托则在北京开办了一家建筑师事务所。
如今，维克托已经在中国生活了38年，讲话时滔滔不绝，表情生动，非常熟练地使用京腔，可是无论是自己认为还是在别人看来，他仍旧是一个典型的南美人。
维克托保留着与父亲戈麦斯的“对抗”游戏，在越洋电话中他对父亲说：“我喜欢现在的中国，比以前的中国好一千倍。”同时，他还保留着青春时期的习惯。在北京市昌平区的别墅里，他一边接受采访，一边听着刚刚从美国寄来的CD——保罗·麦卡特尼新专辑《ChaosandCreationintheBackyard》。
莫沫的父母仍旧在北京生活。1985年，莫沫到了纽约，开始学习美术。在精神层面中她仍然是一个打有鲜明的中国印记的女孩。她会在超市里窃笑美国人多么愚蠢。她不熟悉拉丁歌曲，但是对台湾校园歌曲喜爱有加。她从香港买回最新的磁带给大家听。两年后她回到秘鲁，在天主教大学继续美术课程，直到1992年因为秘鲁国内的混乱而再回中国。这次回来，让她感到震惊，因为中国变了。她吃惊地读到王朔、徐星和刘索拉的小说。中国的进步令她眩晕。突然之间，原本被看作是怪物的外国人在北京大受欢迎。不断有陌生人走过来想跟她谈生意：你是秘鲁人？你有木材吗？
“很多‘外国小孩’回到中国，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快，生活前景看好。”
同莫沫一样，柯鲁也提到了勇敢。这位雇佣了100多名员工的总经理的观念与很多中国民营企业家非常相近，认为向社会提供就业机会就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
维克托是为了到清华大学读土建专业而回到中国，高天露和莫沫则是为了照顾父母而归来，最终他们渐渐接受了这个“新世界”，留在了北京。高天露已经成了一个基督徒，父亲则不信仰任何宗教。她信奉自由经济，父亲则喜欢计划经济。不过她认为，自己与父亲的生活就像是一个首尾相接的循环，而不是简单的彼此矛盾。
与他们不同的是，柯鲁在美国麻省大学读了两年教育学，又在斯坦福大学学习中国历史专业，直到博士毕业。往日在北京的艰难岁月，促使柯鲁与妻子下定了“扎根”美国的决心。在波士顿他们买好了房子，做一些关于中国的商业咨询工作。到了1985年，他终于还是回到了北京，回到紫竹桥边，喝花茶，吃冬枣。他说：“我自己也觉得奇怪，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开始想念中国，一个在中国居住了很久的白种人也想做中国人！”
“我们要到毛泽东的国家去了”
著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戴维·柯鲁克的长子柯鲁清晰地记得，到了耄耋之年的父亲对于自己的传奇一生也不无恍惚之感。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柯鲁、马凯和鸿岗三兄弟曾与同伴维克托一起，反对过父亲们。那时他们不喜欢“文革”，不喜欢萧条和混乱，也不喜欢呆在中国。
但自1980年代中国开始拥抱市场经济时起，他们思想中的疑团统统消散了。“如果当初不来中国，我的一生会怎么样呢？”晚年的戴维·柯鲁克对长子柯鲁说，“我在这里呆了几十年，中文还是讲不好。”柯鲁感到父亲是在藉此表达自己对于人生的些许遗憾。从这时起，他对父亲的一生就全部理解了。
戴维·柯鲁克的一生，在他的儿子看来，始终受到1930年代国际政治的强烈影响。他是英国人，既加入过英国皇家空军，又参加过西班牙国际纵队，后被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记述所吸引，接受共产国际委派而来中国，最终真的成为了中共领导人的部属。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晚年的戴维·柯鲁克才自己说服了自己：走向市场经济，是追求共产主义目标的必由之路。最终他相信，中国仍在革命，而且将沿着这条曲线到达终极理想之境。
高天露也注意到了父亲晚年惆怅的一面。“当初我离开美国就是为了避开泡泡糖和可口可乐，但是现在中国全都有了。”她的父亲费兰德在家里开玩笑说。
费兰德医生是一个热情而有修养的美国人，对人颇为温和，自从1960年来到北京后，就放弃了自己的医生生涯，先后在新华社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从事外宣工作，他认为自己的生活充实而有意义。
1989年夏天，费兰德因病去世。在其生命的末尾，信奉自由经济的高天露和哥哥不再跟他争论，也不提起外面正在发生的新闻，让他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时光。费兰德在遗嘱中说，想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五个字：“为人民服务”，要用毛泽东字体。
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高天露和哥哥让父亲得到了理想中的墓碑。在对碑文的赞赏方面她对父亲毫无异议。
来自秘鲁的莫沫，也说起自己的父亲胡安·莫里略——一位用母语写作的小说家和对外宣传工作人员：“改革开放之后他开明了很多，但是本质上还是信仰左派思想。”
作为一个服务于境外电视台的记者，她曾私下架起摄像机，采访自己的父母。在镜头前面，父亲既骄傲又感慨，母亲则哭了。
“这也许和理想无关，只是岁月本身带来的感情。”莫沫说。
不过，莫里略夫妇对中国的向往却是坚定不移的。莫里略的母亲是一位华裔女人，但她当时并没有对莫沫强调，那是她的外祖母的国家，而是说：“我们要到毛泽东的国家去了。”
莫沫对这个名字有印象。1976年，她曾在利马随父母参加过一次特别的追悼会，逝者就是毛泽东。至今她仍保有7岁的记忆，那天有很多人哭泣。
红色的中国烙印
17岁的柯鲁在第一次去英国之前，除了1957年曾随家人短暂回访加拿大期间见识了很多从没见过的东西，包括动画片和尼亚加拉大瀑布，意识到世界别有洞天之外，他并不认为自己呆在北京有什么不妥之处。
1966年，戴维·柯鲁克一家去英国呆了4个月。对于正在风行伦敦的“反文化”他印象深刻。他清晰地记得那是甲壳虫乐队的第一个高峰期。
这是一段自卑感如影随形的日子。在伦敦他短暂地上了一段时间学，让他对于自己在英国生活的种种设想统统破碎，“一下子心就凉了”，他发现自己身上带有明显的红色中国的印记，与英国同学们格格不入。
1973年柯鲁得到机会再次返回英国。他和弟弟退掉了中国政府给的机票，用换回来的钱，经过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各国，一路乘坐公共汽车返回英国。在伦敦，他在一家零件工厂短期打了一段工，这段经历让他彻底陷落到了沮丧当中。他突然发现英国工人没有什么文化，除了性、酒精和足球之外别无喜好。中国的工人看《参考消息》，英国工人则看黄色杂志。柯鲁恐惧地意识到，自己如果回到英国，就很可能要过这样的生活。那时他思考问题时还用北京话：“哎哟，可别一不小心栽在这儿了。”
对这些外国小孩来说，当时的中国生活不够舒适，而自己的祖国则不够亲切。
高天露1967年出生在中国，但长着满头金发。在北京西颐小学上学的时候，她希望能够跟大家一样成为黑头发的中国人。小学二年级的一天，她躲到公共厕所里，用墨水把头发抹成黑色，上午做课间操时又出了汗，弄得满脸墨水，成了学校里一个有趣的笑话。
对莫沫来说，到中国来，最初意味着一种解脱。在秘鲁，身为知识分子的父母送她去一所富人学校读书。当时的秘鲁早已是“拉美化”的典型国家，贫富差距拉大到荒诞的程度。这所学校的小学生们因此而热衷于炫耀财富，让莫沫恐惧于被人发现自己不是生于富人家庭这一事实。
那时，在大家都一样穷的中国，她终于感到了幸福。她剪了头发，穿上打补丁的裤子。夏天，学校组织大家到猪圈里去挖苍蝇蛹也令她快乐，因为同学们被分成不同的小组，自己的组挖得多，她觉得光荣。后来，她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当上了小组长。可是，中文不行，课程自然跟不上。上到初二时她终于放弃了争第一名的梦想，决心做一个好少先队员。在学习雷锋活动中她做了不少好事，给暖气管刷银粉的活动中她表现出色，乒乓球比赛她积极参与，学校运动会的400米比赛她获得了冠军。为此，她兴奋，她骄傲！
有些东西不冒险就不能体会
1968年4月，维克托·奥乔·戈麦斯来到北京，之后又接来了妻子和4个年幼的儿子。在青年时代，戈麦斯喜欢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委内瑞拉中央大学学生会的一个“头头”。他自1963年起就投身于革命运动，身为4个孩子的父亲，却全靠母亲供养。他到中国来既是出于对这个国家的期待，也是为了离开1962年通过政变上台的亲美军人佩雷斯·戈多伊政权。到北京后他平生第一次拥有了一份工作，在新华社的对外宣传部门翻译稿件。他的薪水非常高，每个月有550元，当时毛泽东的工资也只有300多元。
他家的房间里挂着毛主席像，维克托选了一幅《毛主席去安源》，他觉得这幅构图好，通过学唱“毛主席语录歌”，他学会了中文。
维克托全家住在友谊宾馆，友谊宾馆有5米跳台的露天游泳池，每当北京夏日曝晒，它的蓝天碧水宛如人间天堂。颐和园里有一家只对外国人开放的餐厅，维克托有时也去玩。尽管这只是一项小小的“特权”，不过能够享受到终归令人快乐。
费兰德喜欢音乐，家里有很多古典音乐唱片。费兰德的夫人季丽政是意大利人，有中国文化和艺术的两个博士学位。高天露说“文革”中母亲有时候会与父亲吵，其实父亲也不是“文革”的支持者。费兰德自己从不参加各种政治运动，也禁止高天露和她的哥哥安地参加。他支持革命，但是认为革命必须像甘地那样拒绝暴力。
“文革”结束几年之后，“外国小孩”们仍然受困于沉郁的生活。后来他们渐渐意识到，有些东西不冒险就不能体验。
1980年代，孩子们经常在北京紫竹院溜冰场相聚。终于有一天莫沫也去了，立刻爱上了那里。孩子们穿着喇叭裤，系着颜色鲜艳的围巾，听着音乐，蹬着四轮鞋，飞驰在冰场上。溜冰场上的一个中国男孩一度跟她比较亲近，可是突然间，这个人不见了。十几年后，当她再回中国，一天在街上被人叫住，她立刻认出了冰场上相识的中国男孩。这时他才说，那时有人找到他和他的父亲，不许他与外国女孩走得太近，他的父亲对他大发雷霆，他的母亲则哭了起来。
1985年的一天，莫沫决定与几个朋友到世界其它地方去开创一个新天地。
他们又回到了中国
最终，他们又都回到了中国。柯鲁走上了与父亲截然相反的道路，如今是北京一家公司的总经理。高天露，39岁，现担任北京蒙德梭利幼儿园的园长、教育法国际推广协会副主席。莫沫为一家境外电视台服务。维克托则在北京开办了一家建筑师事务所。
如今，维克托已经在中国生活了38年，讲话时滔滔不绝，表情生动，非常熟练地使用京腔，可是无论是自己认为还是在别人看来，他仍旧是一个典型的南美人。
维克托保留着与父亲戈麦斯的“对抗”游戏，在越洋电话中他对父亲说：“我喜欢现在的中国，比以前的中国好一千倍。”同时，他还保留着青春时期的习惯。在北京市昌平区的别墅里，他一边接受采访，一边听着刚刚从美国寄来的CD——保罗·麦卡特尼新专辑《ChaosandCreationintheBackyard》。
莫沫的父母仍旧在北京生活。1985年，莫沫到了纽约，开始学习美术。在精神层面中她仍然是一个打有鲜明的中国印记的女孩。她会在超市里窃笑美国人多么愚蠢。她不熟悉拉丁歌曲，但是对台湾校园歌曲喜爱有加。她从香港买回最新的磁带给大家听。两年后她回到秘鲁，在天主教大学继续美术课程，直到1992年因为秘鲁国内的混乱而再回中国。这次回来，让她感到震惊，因为中国变了。她吃惊地读到王朔、徐星和刘索拉的小说。中国的进步令她眩晕。突然之间，原本被看作是怪物的外国人在北京大受欢迎。不断有陌生人走过来想跟她谈生意：你是秘鲁人？你有木材吗？
“很多‘外国小孩’回到中国，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快，生活前景看好。”
同莫沫一样，柯鲁也提到了勇敢。这位雇佣了100多名员工的总经理的观念与很多中国民营企业家非常相近，认为向社会提供就业机会就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
维克托是为了到清华大学读土建专业而回到中国，高天露和莫沫则是为了照顾父母而归来，最终他们渐渐接受了这个“新世界”，留在了北京。高天露已经成了一个基督徒，父亲则不信仰任何宗教。她信奉自由经济，父亲则喜欢计划经济。不过她认为，自己与父亲的生活就像是一个首尾相接的循环，而不是简单的彼此矛盾。
与他们不同的是，柯鲁在美国麻省大学读了两年教育学，又在斯坦福大学学习中国历史专业，直到博士毕业。往日在北京的艰难岁月，促使柯鲁与妻子下定了“扎根”美国的决心。在波士顿他们买好了房子，做一些关于中国的商业咨询工作。到了1985年，他终于还是回到了北京，回到紫竹桥边，喝花茶，吃冬枣。他说：“我自己也觉得奇怪，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开始想念中国，一个在中国居住了很久的白种人也想做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