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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就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遇到的困境与契机，以及取得的成果展开论述，并对学科的研究进行展望。
关键词： 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 研究 困境与契机 主要学术成果展望
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的重要分支领域，其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我国历史时期动物的分布和变迁，包括自古至今我国野生动物分布地区的变化，珍稀动物数量的减少及其深层原因探究。历史动物地理研究一些珍稀动物分布地区的历史变迁，挖掘其变迁规律和变迁原因，对于探讨我国历史时期生态环境的变迁、珍稀动物的保护等，都有着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１］
一、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的困境与契机
（一）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的困境
《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一书中对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有所提及。只不过在这样一本反映至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历史自然地理学总体水平的成果汇总的书里，对于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是这样描述的：由于“研究工作还很不够”，从而“只好暂付缺如”。可见，在文焕然、何业恒等的系列成果问世之前，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
究其原因，一是资料分散。搜集这方面的资料，真如大海捞针，查索竟日而一无所获的情况往往有之。这就是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本身的难点，实际上这也是整个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共同难点，不过历史动物地理学的资料分散尤甚。对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要求极高，这是由历史地理学的学科特点所决定的。与地理学和历史学所不同的是，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双维的学科，它既要复原事物、现象在空间上的分布，又要对应地揭示其在时间上的演替。没有时间的历史地理空间研究是没意义的，对于历史地理的时间研究来说亦然。这就要求对资料要无限地全面占有，力求作出全面的分析，得出具有精确度数的结论。对于历史动物地理学来说，资料的极度分散无疑让高要求的资料收集“雪上加霜”，工作难度可见一斑，以致很多历史地理工作者“见之则避”，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少人问津，进展缓慢，远远落后于其他分支领域。
再有，在极为分散的史料中，有关动物的记载异常混乱。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资料大多来自地方志，而旧方志的动物记载不列学名，一不小心就会出错。对此，陈桥驿先生描述得特别精辟：“在这些志书中查索动物名称，通名与俗名混用，本名与别名交错，有时一名为数物所共有，有时数名却仅系一物。混乱颠倒，不胜其烦，鲁鱼亥豕，出错更属难免。”［２］动物记载使用学名并加列拉丁文二名法，是从上世纪30年代的民国《觐县通志》开始的。而80年代初，当时新编的方志仍大都沿用旧方志的套路，关于动物的记载不列学名。此后，在一些有识之士的倡导和呼吁下，某些地方的新编方志已经在动物卷中使用了学名，并加列拉丁文二名法，但是大多地方志中的动物记载还是相当混乱的。中国历代的地方志编写都是有专人专门负责，新地方志的编写也不例外，且编写水平和资金、人力的投入更是以前无法比拟的。在这等情况下，方志中关于动物的记载尚且如此，其他史料就犹有过之了。这就导致了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难度极高，要进行研究必须破译出各种古动物在当时中国古籍上的名称，今天是国际上通用名称的何种动物种属。研究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也就成了很多历史地理工作者手中的“烫手山芋”，弃之可惜，尝之不能。
当然，当时的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也不够快，也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很多新的领域、很多分支的研究也没真正启动，不是显学的历史动物地理学也就难免受到冷遇了。
（二）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的契机
80年代初至今，历史自然地理学的发展进入了开拓发展的高峰期，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也随之受到重视，发展势头良好。首先是人们的环境意识加强，对历史自然地理的重视非往日可比，环保支持者的奔走呼号也让动物保护走进每个人的潜意识，历史动物地理的研究日益兴旺起来。再有大型综合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编写的开展，令到地图集中对各历史自然地理要素的研究都迎来了人力、资金异常充沛的一个发展契机，历史动物地理学也不例外。况且在该地图集中各历史自然地理要素的研究都紧密结合当今发展势头迅猛的环境变迁研究，其现实意义使得历史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全面铺开，其前期的一些较薄弱的分支领域，特别是历史动物地理学被摆到了研究前沿，成为虽“老”也“新”的研究热门。
二﹑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学术成果
在80年代初至今的短短二十多年间，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迎来了黄金时期，成果颇丰，探讨的问题很全面、深入，在研究的方法上实现了突破，以文焕然、何业恒为主的一批学者知难而上，文献整理分析和实地考察相结合，冲破历史地理学研究本身的难度“瓶颈”，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和专著，论述了几十种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在地理分布上的变迁，为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历史动物地理学跻身历史地理学的前沿，备受关注。他们的动物地理区域探讨方面，偏重于我国东部季风区中南部野生动物种群及其分布区域变化情况；探讨时限方面，研究时间上限直抵全新世前期，与地质时期古生物变迁相衔接；在他们的论著中，也深刻体现了生态系统的“大一统”，历史时期动物地理的研究结合了历史时期气候、水文、植被等自然因素的变化和区域开发中人为活动的影响。［３］
对历史时期动物的类属进行概括性探究的成果很多，主要集中在珍稀兽类、珍稀鸟类、珍稀爬行类、两栖类、鱼类，代表人物是何业恒，研究成果有何业恒等著的《湖南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中国珍稀兽类（Ⅱ）的历史变迁》、《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和《中国珍稀爬行类两栖类和鱼类的历史变迁》。
珍稀兽类方面，研究的动物集中在虎、象、熊、熊猫、野生犀牛等。对于虎的研究又侧重于华南虎，成果有蓝勇先生的《清初四川虎患与环境复原问题》刘正刚的《明清闽粤赣地区虎灾考述》和何业恒的《试论华南虎在长江三角洲的绝迹》。对于历史时期象的研究集中在江河流域一带，有曾昭璇的《试论珠江三角洲地区象、鳄、孔雀灭绝时期》、何业恒的《黄河下游古代的野象》和文焕然等著的《历史时期中国野象的初步研究》。至于熊的相关研究，何业恒的成果较多，有《历史时期湖南有棕熊吗？》和《中国虎与中国熊的历史变迁》。历史时期大熊猫的研究历来是个热点，主要的成果有何业恒的《大熊猫的兴衰》、《试论大熊猫的地理分布及其演变》和文焕然等著的《近五千年来豫鄂湘川间的大熊猫》。历史时期野生犀牛的研究较为透彻，成果有文焕然等著的《中国野生犀牛的灭绝》，文焕然、何业恒著的《中国野犀的地理分布及其演变》，刘洪杰的《中国古代独角动物的类型及其地理分布的历史变迁》，蓝勇的《历史时期中国野生犀角分布的再探索》。其他兽类的历史时期分布变迁研究成果也颇丰，有周跃三、何业恒的《试论野生水牛、四不像鹿和中国鼍在黄河中下游的绝迹》，王青等著的《海岱地区的獐与史前环境变迁》等。
历史时期鳄鱼的分布变迁研究主要集中在马来鳄和扬子鳄上。马来鳄的分布变迁研究成果有文焕然等著的《历史时期中国马来鳄分布的变迁及其原因的初步分析》。相比较而言，扬子鳄的分布变迁研究更为透彻一些，成果较丰，有文焕然等著的《试论扬子鳄的地理变迁》、裴修碧的《上古时期扬子鳄分布地域考》、何业恒的《扬子鳄在黄河中下游的地理分布及其南移的原因》及文榕生的《扬子鳄盛衰与环境变迁》。另外，何业恒等著的《中华鲟达氏鲟和白鲟地理分布的变迁》是中华鲟历史地理分布研究的重要成果。
三﹑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的展望
对于动物而言，其与植物本是一家，在生物链中两者也是相邻的链节，相互之间的依存程度不言自明。动物是生长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一定的水文、地貌环境中的，气候和水文地貌与其是时刻在互动的，动物的状况更是气候、水文的一面“镜子”。这样的规律是具有客观性和历史性的，在漫长的生态演变过程中，自然界始终坚持并遵循这样的一个规律，所以历史时期动物的变迁的研究不会是孤独的，更不应该是独立的。它的发展有赖于历史时期气候、水文地貌等主要要素的研究，它的发展是应该站立在气候、水文地貌等主要要素的历史时期研究的基础上的。这样，历史时期动物的变迁得出的研究结论才有统治性，才有说服力，才中肯。
对于中国历史时期动物的变迁研究来说，它是众多自然要素历史时期研究中较为薄弱的一个分支研究，在研究手段、研究方法上都大可借鉴其他先行分支领域的成果，这样，历史时期动物的变迁研究才具有更高的研究效率和研究范围。历史时期动物变迁的深层次原因和规律分析探讨才有更广泛的理论支持，才有更广泛的指导意义，才有生物系统、生物环境“大一统”的高度和深度。展望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合作﹑全面的研究才是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为此可采取两个措施，第一，将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对象之时间下限下延至当今，使之与现代地理学其他分支学科研究之内容在时间上更紧密地相衔接；第二，将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内容由仅复原过去历史时期之环境变迁，延伸到对当前环境变迁动态的评估及对今后环境变迁趋势的预测，并提出防止环境恶化，改善环境质量等方面的对策。［４］
参考文献：
［1］张全明.中国历史地理学导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04.
［2］陈桥驿.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M］.1994.7.
［3］华林甫.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成就［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122.
［4］朱士光.关于当前加强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问题的思考［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1）：93-94.
（作者系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06级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 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 研究 困境与契机 主要学术成果展望
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的重要分支领域，其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我国历史时期动物的分布和变迁，包括自古至今我国野生动物分布地区的变化，珍稀动物数量的减少及其深层原因探究。历史动物地理研究一些珍稀动物分布地区的历史变迁，挖掘其变迁规律和变迁原因，对于探讨我国历史时期生态环境的变迁、珍稀动物的保护等，都有着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１］
一、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的困境与契机
（一）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的困境
《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一书中对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有所提及。只不过在这样一本反映至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历史自然地理学总体水平的成果汇总的书里，对于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是这样描述的：由于“研究工作还很不够”，从而“只好暂付缺如”。可见，在文焕然、何业恒等的系列成果问世之前，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
究其原因，一是资料分散。搜集这方面的资料，真如大海捞针，查索竟日而一无所获的情况往往有之。这就是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本身的难点，实际上这也是整个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共同难点，不过历史动物地理学的资料分散尤甚。对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要求极高，这是由历史地理学的学科特点所决定的。与地理学和历史学所不同的是，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双维的学科，它既要复原事物、现象在空间上的分布，又要对应地揭示其在时间上的演替。没有时间的历史地理空间研究是没意义的，对于历史地理的时间研究来说亦然。这就要求对资料要无限地全面占有，力求作出全面的分析，得出具有精确度数的结论。对于历史动物地理学来说，资料的极度分散无疑让高要求的资料收集“雪上加霜”，工作难度可见一斑，以致很多历史地理工作者“见之则避”，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少人问津，进展缓慢，远远落后于其他分支领域。
再有，在极为分散的史料中，有关动物的记载异常混乱。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资料大多来自地方志，而旧方志的动物记载不列学名，一不小心就会出错。对此，陈桥驿先生描述得特别精辟：“在这些志书中查索动物名称，通名与俗名混用，本名与别名交错，有时一名为数物所共有，有时数名却仅系一物。混乱颠倒，不胜其烦，鲁鱼亥豕，出错更属难免。”［２］动物记载使用学名并加列拉丁文二名法，是从上世纪30年代的民国《觐县通志》开始的。而80年代初，当时新编的方志仍大都沿用旧方志的套路，关于动物的记载不列学名。此后，在一些有识之士的倡导和呼吁下，某些地方的新编方志已经在动物卷中使用了学名，并加列拉丁文二名法，但是大多地方志中的动物记载还是相当混乱的。中国历代的地方志编写都是有专人专门负责，新地方志的编写也不例外，且编写水平和资金、人力的投入更是以前无法比拟的。在这等情况下，方志中关于动物的记载尚且如此，其他史料就犹有过之了。这就导致了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难度极高，要进行研究必须破译出各种古动物在当时中国古籍上的名称，今天是国际上通用名称的何种动物种属。研究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也就成了很多历史地理工作者手中的“烫手山芋”，弃之可惜，尝之不能。
当然，当时的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也不够快，也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很多新的领域、很多分支的研究也没真正启动，不是显学的历史动物地理学也就难免受到冷遇了。
（二）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的契机
80年代初至今，历史自然地理学的发展进入了开拓发展的高峰期，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也随之受到重视，发展势头良好。首先是人们的环境意识加强，对历史自然地理的重视非往日可比，环保支持者的奔走呼号也让动物保护走进每个人的潜意识，历史动物地理的研究日益兴旺起来。再有大型综合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编写的开展，令到地图集中对各历史自然地理要素的研究都迎来了人力、资金异常充沛的一个发展契机，历史动物地理学也不例外。况且在该地图集中各历史自然地理要素的研究都紧密结合当今发展势头迅猛的环境变迁研究，其现实意义使得历史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全面铺开，其前期的一些较薄弱的分支领域，特别是历史动物地理学被摆到了研究前沿，成为虽“老”也“新”的研究热门。
二﹑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学术成果
在80年代初至今的短短二十多年间，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迎来了黄金时期，成果颇丰，探讨的问题很全面、深入，在研究的方法上实现了突破，以文焕然、何业恒为主的一批学者知难而上，文献整理分析和实地考察相结合，冲破历史地理学研究本身的难度“瓶颈”，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和专著，论述了几十种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在地理分布上的变迁，为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历史动物地理学跻身历史地理学的前沿，备受关注。他们的动物地理区域探讨方面，偏重于我国东部季风区中南部野生动物种群及其分布区域变化情况；探讨时限方面，研究时间上限直抵全新世前期，与地质时期古生物变迁相衔接；在他们的论著中，也深刻体现了生态系统的“大一统”，历史时期动物地理的研究结合了历史时期气候、水文、植被等自然因素的变化和区域开发中人为活动的影响。［３］
对历史时期动物的类属进行概括性探究的成果很多，主要集中在珍稀兽类、珍稀鸟类、珍稀爬行类、两栖类、鱼类，代表人物是何业恒，研究成果有何业恒等著的《湖南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中国珍稀兽类（Ⅱ）的历史变迁》、《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和《中国珍稀爬行类两栖类和鱼类的历史变迁》。
珍稀兽类方面，研究的动物集中在虎、象、熊、熊猫、野生犀牛等。对于虎的研究又侧重于华南虎，成果有蓝勇先生的《清初四川虎患与环境复原问题》刘正刚的《明清闽粤赣地区虎灾考述》和何业恒的《试论华南虎在长江三角洲的绝迹》。对于历史时期象的研究集中在江河流域一带，有曾昭璇的《试论珠江三角洲地区象、鳄、孔雀灭绝时期》、何业恒的《黄河下游古代的野象》和文焕然等著的《历史时期中国野象的初步研究》。至于熊的相关研究，何业恒的成果较多，有《历史时期湖南有棕熊吗？》和《中国虎与中国熊的历史变迁》。历史时期大熊猫的研究历来是个热点，主要的成果有何业恒的《大熊猫的兴衰》、《试论大熊猫的地理分布及其演变》和文焕然等著的《近五千年来豫鄂湘川间的大熊猫》。历史时期野生犀牛的研究较为透彻，成果有文焕然等著的《中国野生犀牛的灭绝》，文焕然、何业恒著的《中国野犀的地理分布及其演变》，刘洪杰的《中国古代独角动物的类型及其地理分布的历史变迁》，蓝勇的《历史时期中国野生犀角分布的再探索》。其他兽类的历史时期分布变迁研究成果也颇丰，有周跃三、何业恒的《试论野生水牛、四不像鹿和中国鼍在黄河中下游的绝迹》，王青等著的《海岱地区的獐与史前环境变迁》等。
历史时期鳄鱼的分布变迁研究主要集中在马来鳄和扬子鳄上。马来鳄的分布变迁研究成果有文焕然等著的《历史时期中国马来鳄分布的变迁及其原因的初步分析》。相比较而言，扬子鳄的分布变迁研究更为透彻一些，成果较丰，有文焕然等著的《试论扬子鳄的地理变迁》、裴修碧的《上古时期扬子鳄分布地域考》、何业恒的《扬子鳄在黄河中下游的地理分布及其南移的原因》及文榕生的《扬子鳄盛衰与环境变迁》。另外，何业恒等著的《中华鲟达氏鲟和白鲟地理分布的变迁》是中华鲟历史地理分布研究的重要成果。
三﹑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的展望
对于动物而言，其与植物本是一家，在生物链中两者也是相邻的链节，相互之间的依存程度不言自明。动物是生长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一定的水文、地貌环境中的，气候和水文地貌与其是时刻在互动的，动物的状况更是气候、水文的一面“镜子”。这样的规律是具有客观性和历史性的，在漫长的生态演变过程中，自然界始终坚持并遵循这样的一个规律，所以历史时期动物的变迁的研究不会是孤独的，更不应该是独立的。它的发展有赖于历史时期气候、水文地貌等主要要素的研究，它的发展是应该站立在气候、水文地貌等主要要素的历史时期研究的基础上的。这样，历史时期动物的变迁得出的研究结论才有统治性，才有说服力，才中肯。
对于中国历史时期动物的变迁研究来说，它是众多自然要素历史时期研究中较为薄弱的一个分支研究，在研究手段、研究方法上都大可借鉴其他先行分支领域的成果，这样，历史时期动物的变迁研究才具有更高的研究效率和研究范围。历史时期动物变迁的深层次原因和规律分析探讨才有更广泛的理论支持，才有更广泛的指导意义，才有生物系统、生物环境“大一统”的高度和深度。展望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合作﹑全面的研究才是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为此可采取两个措施，第一，将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对象之时间下限下延至当今，使之与现代地理学其他分支学科研究之内容在时间上更紧密地相衔接；第二，将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内容由仅复原过去历史时期之环境变迁，延伸到对当前环境变迁动态的评估及对今后环境变迁趋势的预测，并提出防止环境恶化，改善环境质量等方面的对策。［４］
参考文献：
［1］张全明.中国历史地理学导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04.
［2］陈桥驿.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M］.1994.7.
［3］华林甫.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成就［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122.
［4］朱士光.关于当前加强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问题的思考［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1）：93-94.
（作者系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06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