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邦媛1924年生于辽宁铁岭，1947年国立武汉大学毕业，只身来到日本人即将撤离的台湾，供职于台湾大学，在漫长的岁月中培育了众多门生。她在教授英国文学的同时，向世界推介台湾文学，被白先勇尊称为“台湾文学的守护天使”。
　　《巨流河》是齐邦媛老人记忆的河流。生于乱世，饱受悲伤，一生回味不尽，无以释怀，及至八十高龄，“惊觉不能不说出故事就离开”，耗时4年，终于将一份珍贵的记忆奉献给世人。
　　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18岁官费留学日本和德国，这份经历奠定了他一生的信念：只有真正的知识和合理的教育，才能拯救积弱的中国。奉系将领郭松龄与齐世英之父少时为奉天武备学堂同学，赏识充满新思想的齐世英，让其出任他与张学良共同筹办的同泽中学校长。1925年11月，郭松龄突然电话召见齐世英，邀他随军前往天津。面对孙传芳召集的五省联军，对穷兵黩武政策厌倦已久的郭松龄电请张作霖停战下野。电文曰：日俄对东北侵略日亟，必须休养生息，储备实力以御外侮，永远不再参加内战。随后，郭军挥师直逼沈阳，在距沈阳60公里的巨流河西岸与奉军对峙3天，最后兵谏失败，郭松龄夫妇被就地枪决，曝尸三日。
　　齐家颠沛流离的命运自此开始。亡命青年齐世英在日本总领事吉田茂的保护下去了日本，回国后加入国民党，“九一八”事变后，在南京政府负责东北党务。1934年，在北京筹办“国立中山中学”，收留流落平津的东北子弟。因华北战局吃紧，中山学校1936年秋迁往南京。1937年12月日本占领南京，中山学校开始了长达两年的西迁之旅。刚刚分娩的母亲在七七事变逃生中得了血崩之症，撤离南京的途中，中山学校的学生抬着患病的母亲，带着年少的齐邦媛，在枪炮声和呼儿唤女的哭号声中逃到汉口。
　　随抗战最高统帅部乘军船来到汉口的齐世英，看到身边惶恐不安的孩子们，一条满是黄土的白手帕被他的泪水打得透湿。他说，我们真是国破家亡了。随着战火不断向内陆蔓延，齐世英领着妻小和师生继续向西南逃难，湘乡，桂林，怀远，直到1939年落脚四川自流井静宁寺。一路上满目焦土，难民遍野。湘乡的除夕之夜，师生们在一片哭声中唱起《松花江上》。
　　齐邦媛幼年生活在无父的世界，在母亲的哭泣中长大。6岁随千里寻夫的母亲来到南京，以外省人的身份四处漂泊。齐家一直是从东北家乡出来的革命志士的接待站。有一天，从东北来的盖家小兄弟对她说：“不知为什么我爸爸的头挂在城楼上。”齐家住在北平天津期间，父亲常常改名换姓，她则不停地转学，还要经常问妈妈“今天我姓什么”。
　　幸运的是，齐邦媛在如此动荡的年代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且接触到许多仁人志士。重庆南开学校是她歌哭岁月中最明亮最不惜笔墨的篇章。南开6年，齐邦媛每天跑警报躲炸弹。校长张伯苓激情演讲“中国不亡，有我”，鼓励学生们的抗日斗志。日军每天出动上百架飞机对重庆狂轰滥炸，在民众困顿不堪的日子里，南开合唱团汇聚全城二十多个合唱团，在被炸毁的市中心广场的废墟上，千人齐唱《义勇军进行曲》。
　　齐邦媛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学风不振让她倍感苦闷。教务长朱光潜建议她转学外文系并亲自授课。在课堂上朱光潜吟诵雪莱、济慈、华兹华斯的诗篇，引领她走进一生受用不尽的“文学乌托邦”。在台湾的课堂上，她也像朱先生那样，将雪莱70行《西风颂》一气读完，让学生们领会“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所歌颂的那种狂野的精神和摧枯拉朽的力量。
　　上世纪70年代齐邦媛在台湾“国立编译馆”工作，她主持的国文初高中教科书新版篇目的审定编纂工作，可谓岛内一场翻江倒海的壮举。
　　《巨流河》的主调是厚重的悲怆，齐邦媛与飞虎队员张大飞的故事则可以用惆怅凄美来形容。齐邦媛的母亲周末总叫些学生来家里吃饭，张大飞是其中的一个。他父亲是满洲国初期的沈阳县警察局局长，因帮助抗日被日本人在广场浇油漆烧死。齐邦媛少时体弱多病，哭哭啼啼，少言寡语的张大飞感念齐家给予他的温暖，一直兄长般呵护着她。南开6年，少女齐邦媛代表齐家和张大飞飞鸿不断。及至张大飞成为飞虎队英雄，每周一来自云南蒙自的浅蓝色航空信笺是齐邦媛苦闷的大学生活最大的安慰与盼望。1943年春，张大飞冒雨来到南开中学看望齐邦媛，匆匆一面竟成永别。张大飞宿命般的殉难仿佛是为了诠释“生命是死亡唇边的笑”。长达7年一百多封书信往来，他们谈诗词谈灵魂，惟独没有涉及爱情。齐邦媛日后两次与张大飞的亡魂相遇，好像消逝在空中的26岁的生命在向她呼唤。
　　齐邦媛说自己的父亲是温和洁净之人，钱穆先生是宽容温熙之人，张大飞的一生“灿烂洁净，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也许因为她曾见到太多焦土与死亡，听到太多绝望恐惧的哭号，经历过极权下的政治，便格外珍惜温和洁净的人性。她怀着“对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钱穆语），将家事国事交织在一起，讲述战火血海中为尊严奋争、战死、活着的那些温和而高贵的生命故事，这部史诗般的《巨流河》便如此悲伤，如此辽阔，如此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