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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前，在秋收起义遭到严重挫折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引兵井冈，在井冈山开辟了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毛泽东何时何地决定上井冈山，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存在一些争议，有文家市说、水口说、古城说，见仁见智。笔者认为，毛泽东在莲花决策引兵井冈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应当说，莲花决策是中国革命发展另辟蹊径的新起点，是中国共产党实现战略重点转移的决定性一步，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秋收起义受挫，文家市决定退兵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上，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八七会议后，毛泽东被指派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回湖南领导湖南的秋收起义。在此之前即7月下旬—8月初，毛泽东就曾受中共中央之命研究湖南的军事形势，并代为起草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毛泽东最初的计划是把发动起义的重点放在湘南。他在《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要点中向中央提出：“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取连（联）络。”并要求从南昌起义军中抽调一个团开赴汝城作为中坚，这样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这个计划，经中共中央常委通过后转发湖南省委。
但是，南昌起义军全部南下，湘南农军也未能搞起来，特别是中共中央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要求工农革命军首先进攻中心城市，举行城市暴动，夺取政权后向农村推进。因此，毛泽东被迫改变湘南暴动的计划，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先在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举行暴动。
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将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安源矿警队和工人纠察队，湖南平江、浏阳等地的农民自卫军以及鄂南崇阳、通城的部分农民武装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3个团，共5000多人。9月9日，作为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领导三路起义军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出发，会攻长沙举行秋收起义。起义部队在艰难地攻占了醴陵、浏阳等县城后，遭到强敌的疯狂反扑。由于敌人军力强大，力量原本弱小的工农革命军又犯了分兵出击、麻痹轻敌的错误，加上缺乏经验以及某些指挥员指挥失当，各路起义部队都损失惨重，由原来的5000人锐减至1500人。
面对强敌的围攻和起义的挫败，毛泽东审时度势，于9月19日晚在文家市召开前委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进军方向，果断提出自己的主张，认为当地的农民起义并没有形成巨大声势，单靠工农革命军的现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国民党军队强固设防的长沙，原计划已无法实现，应当放弃进攻长沙，将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农村，寻找落脚点，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
当时在文家市召开的前委会议，目前留下的有关史料只有余洒度和苏先俊的报告。时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的余洒度，在当时的报告中写道：“19日抵文家市，距浏阳城90里。度乃建议取浏阳直攻长沙（当时取浏阳有把握）。后以前敌委员会决议，以保存实力，应退萍乡。次日部队向萍乡退却。”工农革命军第三团团长苏先俊也在当年报告中说道：“前敌委员会决议退往湘南。”
毛泽东坚决反对反攻浏阳再打长沙，主要是由于当时敌我军力对比悬殊。工农革命军包括伤兵在内只有1500多人，而敵军张国威有一个团在浏阳屯兵坚城，另有一个团分驻于长寿街等地，还不包括各乡的地主武装1000多人。至于长沙城内，更有何键军警3万多人，且防守得非常严密，我方既无法发动城内的工人暴动，又未能发动四郊的农民参与。毛泽东为了说服他们，在会议上用了“叫化子不与龙王比宝”的比喻，阐明了目前不能打长沙、应该退到湘南实行割据的硬道理。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否定了“取浏阳直攻长沙”的意见，最后作出了退往湘南、占据湘粤大道的决定。
9月20日，出发前的工农革命军在里仁学校的操场上召开了大会，由师长余洒度宣布了退往湘南的决定，毛泽东也作了“小石子终究打破大水缸”的鼓舞人心的讲话。而工农革命军官兵对于退往湘南，有着不同的思想情绪。毛泽东对于部队中的思想动态是了解的，行军途中也不时地向干部和战士做思想动员工作。
莲花来了革命军，群众欢欣鼓舞
9月23日，部队在距江西萍乡30里的芦溪遭到敌一个营和萍乡保安团的伏击。工农革命军损失四五百人，连以上军官阵亡7人，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牺牲。尤为严峻的是，军心开始涣散，逃兵、伤病员不断增加，部队一路跋涉，战斗力明显下降，而敌军围追堵截之势不减，部队弥漫着一种消极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首次放弃退往湘南的计划，决定让部队绕道芦溪向莲花前进。
工农革命军疾行20多公里，途经张佳坊乡，于午后到达芦溪的偏远山区杂溪村，算
江西萍乡莲花县宾兴馆革命史料展览是摆脱了敌人的追击。9月25日，工农革命军进入了莲花县境。中午时分，部队到达高滩村，毛泽东给部队作了简要的讲话，号召指战员们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不要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尔后，部队进抵高滩村宿营。中共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甘明山、贺国庆等闻讯，立即赶到高滩村。晚上，毛泽东不顾鞍马劳顿，召开调查会听取甘明山、贺国庆等关于莲花、永新一带敌情等情况的汇报。
莲花，地处赣西，属罗霄山脉中段的山地丘陵区，东南与江西永新、宁冈接壤，西南与湖南茶陵、攸县相连。早在大革命时期的1926年，莲花就建立了党的组织，负责人是朱绳武、朱亦岳、陈竞进。当时，莲花的工农运动迅猛发展，成立了工会、农会，并建立了莲花农民自卫军，有枪60支。
1927年7月，朱绳武被敌人杀害。随后，莲花大土豪李成荫用金钱收买永新等地的地方武装，又到上西来“围剿”农民自卫军。9月18日，农民自卫军得知县城反动武装已撤离，当即由陈竞进、贺国庆率领自卫军和群众800多人攻打县城，遭到敌人正规部队两个连的袭击。农民自卫军牺牲70多人，被捕90多人。 毛泽东听了汇报，义愤填膺。为了营救革命同志，毛泽东决定攻打莲花县城，并立即召集军中干部进行具体部署。
为了发动群众，壮大声势，26日清晨，工农革命军在甘家村召开军民宣判大会，枪决了几个欺压民众的萍乡豪绅，鼓舞了群众的斗志。随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攻打莲花县城，打响了进入井冈山区后的第一枪。当时，城内没有国民党正规军，只有李成荫的保安队，不到半个小时即攻克莲花县城。这是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从文家市退兵后夺下的第一个县城。随即，捣毁了国民党县党部和伪县长公署，活捉了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砸开监狱，解救了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打开粮仓，将粮食分给贫苦农民，莲花县的革命群众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莲花来了革命军！”
夺取莲花县城是秋收起义部队失败后所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在政治上鼓舞了部队的士气，经济上暂时解决了部队困难，军事上反映了边远地区敌军力量薄弱，有利于弱小革命力量的发展。
江西省委来信，宾兴馆决策引兵井冈
攻克莲花县城后，工农革命军前委和师部驻在城南的“宾兴馆”（是清代惠州乡绅为资助本地生员参加乡试、会试而建的会馆）。26日上午10时，中共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朱亦岳、刘仁堪、朱义祖3人从上西区赶到宾兴馆。为了掌握莲花及附近几个地区的革命斗争情况，毛泽东与他们交谈，并询问莲花县党组织的情况以及群众斗争的情形。正当朱亦岳等人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的时候，哨兵领着一位名叫“宋韵琴”并声称要找毛泽东的年轻人进来。宋韵琴（后改名为宋任穷）告诉毛泽东，他是浏阳工农义勇大队的中队党代表，是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派来送信的。宋任穷向毛泽东转告了汪泽楷“宁冈有我们党领导的几十支枪，还有党的组织”“毛部应向江西的宁冈转移”的指示，并从身上取出汪泽楷用特殊药水写给毛泽东的一封密信，密信中指出“工农革命军应退赣西宁冈”。由于当时斗争形势的严峻和保密要求等因素，这封密信没有保存下来。但从毛泽东在莲花接下来的一系列活动来看，这封信的内容对毛泽东作出引兵井冈的决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看了汪泽楷的密信后，回到宾兴馆大厅，向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朱亦岳、刘仁堪等人了解“金刚山”的情况。朱亦岳告诉毛泽东：“金刚山没有听说过，倒是有个叫井冈山的地方，在宁冈县境内。”此前，毛泽东曾两次听人介绍过井冈山。一次是1927年1月，毛泽东在湖南长沙、醴陵等五县进行农运考察时，在衡阳听水口山机械工人李少山介绍过“金刚山”，了解到那里山大林密，地势险恶，有绿林武装。另一次是在1927年9月初，在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上讨论起义部队退路时，听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团长王兴亚介绍过井冈山，知道那里到处是高山大岭，藏得下千军万马，而且有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工农武装。经莲花县委领导证实，“金刚山”就是井冈山，井冈山泛指宁冈县。毛泽东不禁恍然大悟：江西省委指示工农革命军应退赣西宁冈，实际上就是到井冈山去！
当毛泽东进一步了解到井冈山及其周边地区乃至整个江西的情况后，认为井冈山各方面的条件比汝城更为有利，更适合起义部队的生存发展，他想：既然井冈山各方面的情形比湘南好，何不转兵井冈山呢？于是毛泽东在宾兴馆连夜召集前委委员余洒度、余贲民和苏先俊召开前委会议，提出按照江西省委的指示，放弃退往湘南的计划，转向井冈山发展，在湘赣边界实行武装割据。
毛泽东当时提出的理由主要有四个：一是中央已有规定，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到了哪个省的地面，就接受哪个省的领导。现在已进入江西地面，江西省委已有明示，前委应该接受江西省委的指令。二是在文家市提出向萍乡方向退却，其最终目标是退向湘南，以汝城为中心占据四五个县，形成割据的政治局势，以起到策应叶铤、贺龙主力北出广东的作用。但是割据汝城的计划前提是要有一个师的兵力，现在工农革命军只剩下八九百人，又处于“溃不成军”的地步，形势和军力都起了变化，就不能再实施原定的计划了。三是通过夺取莲花縣城，了解到湘赣边界的各县均没有敌人的正规驻军，这就有利于工农革命军的休养生息。四是秋收起义部队从文家市一路走过来，毛泽东看到了在罗霄山脉的中段，有一个比汝城大得多的天地。井冈山的地势比湘南汝城一带险要得多，群众基础也好，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
由此可见，江西省委带给毛泽东的这封信，对秋收起义部队的走向起了很大的导向性、决策性作用。虽然秋收起义的失利，造成了退兵“上山”的必然趋势，但中共江西省委的信嘱，坚定了毛泽东引兵井冈的决心和信心，为决策在组织上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为工农革命军的下一步行动指明了方向。毛泽东在莲花“宾兴馆会议”上作出将秋收起义部队的退却终点由湘南汝城改为赣西井冈山的决策，使他成为大革命失败后把武装力量带到乡村区域的党内“第一人”，揭开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到农村的伟大序幕。
割据井冈，部队安家茅坪
确定了转兵井冈山的方略后，毛泽东坚定地向宁冈进发。他认为这期间有两件事是头等紧要的，这就是与井冈山的袁文才的工农武装取得联系以及当下部队军心的稳固。前委在莲花“宾兴馆会议”的决策之所以没有形成决议，是因为在莲花还没有与袁文才接上联系，不知道这位“山大王”的政治态度，因此对于工农革命军能否上得去，毛泽东心里没有底。
9月29日，毛泽东率部抵达永新的三湾。当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根据部队不足千人的实际情况，决定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这次整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对部队进行了组织整顿，建立了民主制度。“三湾改编”后，部队兵精将锐，面貌焕然一新。与此同时，部队一到三湾，毛泽东即在驻地“协盛和”货栈向店老板借来笔墨，给袁文才写了一封信，找到村里的青年党员李立，由他和其叔父李德胜连夜送往宁冈茅坪。直到10月2日晌午，袁文才的代表陈慕平和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赶到部队驻地。通过交谈后，毛泽东得知了袁文才对工农革命军开往宁冈表示欢迎，心情大为高兴，当即决定第二天向宁冈进发。
10月3日中午，毛泽东率领部队抵达古城。10月3日晚，前委在古城的“联奎书院”召开营以上党员干部扩大会议，在为时两天的会议上，经过多次的争论，最终确定“不去湘南，割据井冈”，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方针。
据曾参加过古城会议的何长工回忆：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营以上干部40多人。会议的主要内容：一是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二是确立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根据当时具备的条件，认为应留在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这是毛泽东第二次放弃退往湘南的计划，确定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
10月底，毛泽东率部到达茅坪，“开始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根据地”。秋收起义部队由此找到了最好的归宿，完成了“引兵井冈”的转折，开始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走上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道路。从此，中国革命完全以一条新的道路、一种新的面貌在中国大地上迅速发展起来。
秋收起义受挫，文家市决定退兵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上，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八七会议后，毛泽东被指派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回湖南领导湖南的秋收起义。在此之前即7月下旬—8月初，毛泽东就曾受中共中央之命研究湖南的军事形势，并代为起草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毛泽东最初的计划是把发动起义的重点放在湘南。他在《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要点中向中央提出：“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取连（联）络。”并要求从南昌起义军中抽调一个团开赴汝城作为中坚，这样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这个计划，经中共中央常委通过后转发湖南省委。
但是，南昌起义军全部南下，湘南农军也未能搞起来，特别是中共中央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要求工农革命军首先进攻中心城市，举行城市暴动，夺取政权后向农村推进。因此，毛泽东被迫改变湘南暴动的计划，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先在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举行暴动。
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将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安源矿警队和工人纠察队，湖南平江、浏阳等地的农民自卫军以及鄂南崇阳、通城的部分农民武装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3个团，共5000多人。9月9日，作为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领导三路起义军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出发，会攻长沙举行秋收起义。起义部队在艰难地攻占了醴陵、浏阳等县城后，遭到强敌的疯狂反扑。由于敌人军力强大，力量原本弱小的工农革命军又犯了分兵出击、麻痹轻敌的错误，加上缺乏经验以及某些指挥员指挥失当，各路起义部队都损失惨重，由原来的5000人锐减至1500人。
面对强敌的围攻和起义的挫败，毛泽东审时度势，于9月19日晚在文家市召开前委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进军方向，果断提出自己的主张，认为当地的农民起义并没有形成巨大声势，单靠工农革命军的现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国民党军队强固设防的长沙，原计划已无法实现，应当放弃进攻长沙，将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农村，寻找落脚点，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
当时在文家市召开的前委会议，目前留下的有关史料只有余洒度和苏先俊的报告。时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的余洒度，在当时的报告中写道：“19日抵文家市，距浏阳城90里。度乃建议取浏阳直攻长沙（当时取浏阳有把握）。后以前敌委员会决议，以保存实力，应退萍乡。次日部队向萍乡退却。”工农革命军第三团团长苏先俊也在当年报告中说道：“前敌委员会决议退往湘南。”
毛泽东坚决反对反攻浏阳再打长沙，主要是由于当时敌我军力对比悬殊。工农革命军包括伤兵在内只有1500多人，而敵军张国威有一个团在浏阳屯兵坚城，另有一个团分驻于长寿街等地，还不包括各乡的地主武装1000多人。至于长沙城内，更有何键军警3万多人，且防守得非常严密，我方既无法发动城内的工人暴动，又未能发动四郊的农民参与。毛泽东为了说服他们，在会议上用了“叫化子不与龙王比宝”的比喻，阐明了目前不能打长沙、应该退到湘南实行割据的硬道理。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否定了“取浏阳直攻长沙”的意见，最后作出了退往湘南、占据湘粤大道的决定。
9月20日，出发前的工农革命军在里仁学校的操场上召开了大会，由师长余洒度宣布了退往湘南的决定，毛泽东也作了“小石子终究打破大水缸”的鼓舞人心的讲话。而工农革命军官兵对于退往湘南，有着不同的思想情绪。毛泽东对于部队中的思想动态是了解的，行军途中也不时地向干部和战士做思想动员工作。
莲花来了革命军，群众欢欣鼓舞
9月23日，部队在距江西萍乡30里的芦溪遭到敌一个营和萍乡保安团的伏击。工农革命军损失四五百人，连以上军官阵亡7人，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牺牲。尤为严峻的是，军心开始涣散，逃兵、伤病员不断增加，部队一路跋涉，战斗力明显下降，而敌军围追堵截之势不减，部队弥漫着一种消极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首次放弃退往湘南的计划，决定让部队绕道芦溪向莲花前进。
工农革命军疾行20多公里，途经张佳坊乡，于午后到达芦溪的偏远山区杂溪村，算
江西萍乡莲花县宾兴馆革命史料展览是摆脱了敌人的追击。9月25日，工农革命军进入了莲花县境。中午时分，部队到达高滩村，毛泽东给部队作了简要的讲话，号召指战员们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不要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尔后，部队进抵高滩村宿营。中共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甘明山、贺国庆等闻讯，立即赶到高滩村。晚上，毛泽东不顾鞍马劳顿，召开调查会听取甘明山、贺国庆等关于莲花、永新一带敌情等情况的汇报。
莲花，地处赣西，属罗霄山脉中段的山地丘陵区，东南与江西永新、宁冈接壤，西南与湖南茶陵、攸县相连。早在大革命时期的1926年，莲花就建立了党的组织，负责人是朱绳武、朱亦岳、陈竞进。当时，莲花的工农运动迅猛发展，成立了工会、农会，并建立了莲花农民自卫军，有枪60支。
1927年7月，朱绳武被敌人杀害。随后，莲花大土豪李成荫用金钱收买永新等地的地方武装，又到上西来“围剿”农民自卫军。9月18日，农民自卫军得知县城反动武装已撤离，当即由陈竞进、贺国庆率领自卫军和群众800多人攻打县城，遭到敌人正规部队两个连的袭击。农民自卫军牺牲70多人，被捕90多人。 毛泽东听了汇报，义愤填膺。为了营救革命同志，毛泽东决定攻打莲花县城，并立即召集军中干部进行具体部署。
为了发动群众，壮大声势，26日清晨，工农革命军在甘家村召开军民宣判大会，枪决了几个欺压民众的萍乡豪绅，鼓舞了群众的斗志。随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攻打莲花县城，打响了进入井冈山区后的第一枪。当时，城内没有国民党正规军，只有李成荫的保安队，不到半个小时即攻克莲花县城。这是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从文家市退兵后夺下的第一个县城。随即，捣毁了国民党县党部和伪县长公署，活捉了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砸开监狱，解救了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打开粮仓，将粮食分给贫苦农民，莲花县的革命群众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莲花来了革命军！”
夺取莲花县城是秋收起义部队失败后所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在政治上鼓舞了部队的士气，经济上暂时解决了部队困难，军事上反映了边远地区敌军力量薄弱，有利于弱小革命力量的发展。
江西省委来信，宾兴馆决策引兵井冈
攻克莲花县城后，工农革命军前委和师部驻在城南的“宾兴馆”（是清代惠州乡绅为资助本地生员参加乡试、会试而建的会馆）。26日上午10时，中共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朱亦岳、刘仁堪、朱义祖3人从上西区赶到宾兴馆。为了掌握莲花及附近几个地区的革命斗争情况，毛泽东与他们交谈，并询问莲花县党组织的情况以及群众斗争的情形。正当朱亦岳等人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的时候，哨兵领着一位名叫“宋韵琴”并声称要找毛泽东的年轻人进来。宋韵琴（后改名为宋任穷）告诉毛泽东，他是浏阳工农义勇大队的中队党代表，是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派来送信的。宋任穷向毛泽东转告了汪泽楷“宁冈有我们党领导的几十支枪，还有党的组织”“毛部应向江西的宁冈转移”的指示，并从身上取出汪泽楷用特殊药水写给毛泽东的一封密信，密信中指出“工农革命军应退赣西宁冈”。由于当时斗争形势的严峻和保密要求等因素，这封密信没有保存下来。但从毛泽东在莲花接下来的一系列活动来看，这封信的内容对毛泽东作出引兵井冈的决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看了汪泽楷的密信后，回到宾兴馆大厅，向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朱亦岳、刘仁堪等人了解“金刚山”的情况。朱亦岳告诉毛泽东：“金刚山没有听说过，倒是有个叫井冈山的地方，在宁冈县境内。”此前，毛泽东曾两次听人介绍过井冈山。一次是1927年1月，毛泽东在湖南长沙、醴陵等五县进行农运考察时，在衡阳听水口山机械工人李少山介绍过“金刚山”，了解到那里山大林密，地势险恶，有绿林武装。另一次是在1927年9月初，在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上讨论起义部队退路时，听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团长王兴亚介绍过井冈山，知道那里到处是高山大岭，藏得下千军万马，而且有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工农武装。经莲花县委领导证实，“金刚山”就是井冈山，井冈山泛指宁冈县。毛泽东不禁恍然大悟：江西省委指示工农革命军应退赣西宁冈，实际上就是到井冈山去！
当毛泽东进一步了解到井冈山及其周边地区乃至整个江西的情况后，认为井冈山各方面的条件比汝城更为有利，更适合起义部队的生存发展，他想：既然井冈山各方面的情形比湘南好，何不转兵井冈山呢？于是毛泽东在宾兴馆连夜召集前委委员余洒度、余贲民和苏先俊召开前委会议，提出按照江西省委的指示，放弃退往湘南的计划，转向井冈山发展，在湘赣边界实行武装割据。
毛泽东当时提出的理由主要有四个：一是中央已有规定，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到了哪个省的地面，就接受哪个省的领导。现在已进入江西地面，江西省委已有明示，前委应该接受江西省委的指令。二是在文家市提出向萍乡方向退却，其最终目标是退向湘南，以汝城为中心占据四五个县，形成割据的政治局势，以起到策应叶铤、贺龙主力北出广东的作用。但是割据汝城的计划前提是要有一个师的兵力，现在工农革命军只剩下八九百人，又处于“溃不成军”的地步，形势和军力都起了变化，就不能再实施原定的计划了。三是通过夺取莲花縣城，了解到湘赣边界的各县均没有敌人的正规驻军，这就有利于工农革命军的休养生息。四是秋收起义部队从文家市一路走过来，毛泽东看到了在罗霄山脉的中段，有一个比汝城大得多的天地。井冈山的地势比湘南汝城一带险要得多，群众基础也好，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
由此可见，江西省委带给毛泽东的这封信，对秋收起义部队的走向起了很大的导向性、决策性作用。虽然秋收起义的失利，造成了退兵“上山”的必然趋势，但中共江西省委的信嘱，坚定了毛泽东引兵井冈的决心和信心，为决策在组织上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为工农革命军的下一步行动指明了方向。毛泽东在莲花“宾兴馆会议”上作出将秋收起义部队的退却终点由湘南汝城改为赣西井冈山的决策，使他成为大革命失败后把武装力量带到乡村区域的党内“第一人”，揭开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到农村的伟大序幕。
割据井冈，部队安家茅坪
确定了转兵井冈山的方略后，毛泽东坚定地向宁冈进发。他认为这期间有两件事是头等紧要的，这就是与井冈山的袁文才的工农武装取得联系以及当下部队军心的稳固。前委在莲花“宾兴馆会议”的决策之所以没有形成决议，是因为在莲花还没有与袁文才接上联系，不知道这位“山大王”的政治态度，因此对于工农革命军能否上得去，毛泽东心里没有底。
9月29日，毛泽东率部抵达永新的三湾。当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根据部队不足千人的实际情况，决定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这次整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对部队进行了组织整顿，建立了民主制度。“三湾改编”后，部队兵精将锐，面貌焕然一新。与此同时，部队一到三湾，毛泽东即在驻地“协盛和”货栈向店老板借来笔墨，给袁文才写了一封信，找到村里的青年党员李立，由他和其叔父李德胜连夜送往宁冈茅坪。直到10月2日晌午，袁文才的代表陈慕平和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赶到部队驻地。通过交谈后，毛泽东得知了袁文才对工农革命军开往宁冈表示欢迎，心情大为高兴，当即决定第二天向宁冈进发。
10月3日中午，毛泽东率领部队抵达古城。10月3日晚，前委在古城的“联奎书院”召开营以上党员干部扩大会议，在为时两天的会议上，经过多次的争论，最终确定“不去湘南，割据井冈”，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方针。
据曾参加过古城会议的何长工回忆：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营以上干部40多人。会议的主要内容：一是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二是确立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根据当时具备的条件，认为应留在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这是毛泽东第二次放弃退往湘南的计划，确定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
10月底，毛泽东率部到达茅坪，“开始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根据地”。秋收起义部队由此找到了最好的归宿，完成了“引兵井冈”的转折，开始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走上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道路。从此，中国革命完全以一条新的道路、一种新的面貌在中国大地上迅速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