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革命时代埃及新选出的议会于2012年1月下旬首次开议，标志着该国陷入困境的转型已进入一个全新阶段。随着针对埃及未来的争夺从解放广场转移至新选举出来的人民大会，埃及人也许正面临着其迄今为止最为艰难的挑战。埃及的临时统治者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一个由20名成员所组成的、代表埃及军方四大分支部门的机构）规划了一个模棱两可问题重重的路线图。埃及总统大选及新宪法的起草定于2012年7月1日之前进行，永远无法摆脱的大众动荡的威胁及摇摇欲坠、濒临崩溃的经济，皆让埃及的民主转型变得岌岌可危。然而，人们越来越清楚的是，对于埃及民主最可怕的威胁却是执政的武装部队及最高委员会自身，其想要对转型过程加以掌控，采取了越来越多的镇压措施并企图凌驾于法律之上。 2011年秋天全面举行的议会选举之前一周，开罗解放广场再度爆发大规模抗议。奇怪的是，抗议和军方镇压所导致的动荡和流血事件似乎只对选举本身产生了很小的影响。尽管选前众多预测都认为，处于安全顾虑，许多埃及人将不去投票。但这次选举的投票率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60%，并在长达六个星期的选举过程中一直维持在高位。即便12月中旬发生了第二波抗议和相伴的暴力镇压，却依然未挫伤埃及选民的积极性。由穆斯林兄弟会的自由与公正党所领导的选举联盟表现得比预期更好，获得了埃及新议会47%的席次。但最惊人的是，极端保守的萨拉菲斯特教派所支持的努尔党获得了约24%的议会席次，而两个主要的世俗派团体——华夫托党和埃及集团——各自仅获得8%左右的席次。 除了选举赢家和输家，议会选举也提出了关于埃及转型的性质及轨迹方面的棘手问题。对某些人而言，即便面对暴力及不确定性，仍然出现的创纪录的投票率，看起来好像是对解放广场抗议及其所代表的人士的一种否定，甚至代表着对于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处理转型事务的一种认可。自由派政党在选举中表现糟糕，而萨拉菲斯特教派却获得了出人意料的选举成功，该教派许多人士甚至把选举式民主谴责为对伊斯兰的侮辱。这种选举结果意味着，埃及社会存在一股即便没有反民主但却明显呈现非自由主义色彩的暗流。 事实上，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几乎已成为一个集悖论与矛盾于一身的超现实主义的集合体。自穆巴拉克在2011年2月被推翻以来，埃及的转型一直都以两个看似矛盾的趋势为其特征。一方面，成功举办该国数十年中首个自由选举，见证了新埃及已被扩展的政治空间——涌现出几十个新政党以及一种充斥着恨意的新兴的媒体文化。甚至诸如该国最大的反对力量穆斯林兄弟会这种老牌组织，也沿着世代和理念路线开始分裂。另一方面，转型也已被赋予如下特征：日益升高的不稳定、社会和政治两极化及教派之间的纷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