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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不仅是贝克特本人的代表作，更是荒诞派的代表作之一。我觉得对《等待戈多》的理解，甚至对荒诞派的理解，无论如何都无法脱离历史的演变。
对于西方世界而言，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用理性摧毁了宗教的世界价值体系之后，人的意识就开始崛起。到了十九世纪“上帝死了”，人们的信仰完全地崩塌。同时，以萨特为代表的无神论存在主义越发将人的能量加大，强调起了“人的自由选择”。这种自由选择的热潮导致了人类自信心的高度膨胀，也正因如此，到了二十世纪，当人们在二战中发现了自身力量实则渺小无比、生命原来只是类比浮游的时候，人们对自己存在产生了极度消极的怀疑，以致于虚无主义的出现。
我认为，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就是虚无主义的衍生品。他在剧本中分别用两个角度来体现这种虚无：人的社会性和人的宗教性。而我要在本文中重点分析的就是贝克特是怎样在《等待戈多》中体现这种“宗教的虚无”的。
首先，我们需要论证一下《等待戈多》剧本中的宗教性。当人的意识不再是这么崇高和伟大的时候，人对自身的信仰就崩塌了。二十世纪的西方，因为一场战争又进入了无信仰阶段。但是，人是无法离开信仰的，信仰是一种崇高感，只有有了这种崇高感，人们才能够越过困境。正因为困境越大对信仰的需求就越大，当人的社会性成为虚无的时候，人们为了这种自身的需求，最先想到的就是捡回原来被遗弃的宗教信仰。这种来自另一个客观世界的、积累了几千年底蕴的光辉似乎永远都不会落下。然而，对于贝克特来说，他在这个剧本中的任务，就是要将这种对宗教信仰消极返还的现象的本质给人们看，让他们在这场没有尽头的“等待”中清楚地看到自己无路可走的困境。
《等待戈多》在物件的选择上就充满了宗教性。贝克特将场景设置在乡间的一条路上，然而纵览全剧，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块荒芜的旷野，而这种空旷之地在《圣经》中是包含隐喻的，那是施洗约翰居住的地方，是为了避免分心，专心领受神的话语的宝地。而在剧中这块宝地却听不到任何抚慰人心的话语，只能看见人和人的纠结，只能听见两个流浪汉在互相表达着沟通的障碍和分离的无能。而那棵唯一变化的柳树，在《圣经》中的寓意是求告神的名的柳树，却无能再次召唤出神的大能，也无法再使人们的心灵得到满足。柳树在第二幕时发出了新芽，这枯树长出新叶在《圣经》的新约中就被指出代表着神的降临之日近了，可是，我们却发现弗拉基米尔和爱思特拉冈的衣服更破烂了，波卓变成了瞎子，幸运儿变成了哑巴，“瞎眼得看见，哑巴恢复声音”的神迹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作为“照着上帝的模样儿造的”人，虽然还被称作是“幸运儿”，却似乎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的幸运。剧中的宗教性越强，对宗教的反讽意味就越强，人生的意味也就越消极。在最接近神的旷野，我们却听不到半点神的默示。人们在苦苦等待，上帝却杳无音讯。
弗拉基米尔 或者说等待夜的到来。（略停）咱们已经守了约，咱们尽了自己的职责。咱们不是圣人，可是咱们已经守了约。有多少人能吹这个牛？
爱思特拉冈 千千万万。
自从在《圣经》中与上帝立约，他会有一天重返人间拯救世人的时候开始，我们就进入了无尽的等待之中。然而，“他们让新的生命诞生在坟墓上，光明只闪现了一刹那，跟着又是黑夜”。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结束，时间等得越长，我们就越看清楚这场等待的毫无意义，我们也试图跳脱出这种等待，却总最终无功而返，因为我们除了等待在没有什么是可以成为活下去的理由的了，“青灰色的死海”成了斑斓的《圣经》地图里最适合我们的地方。我们就像是被上帝排除在救赎名单里，即使跳着《替罪羊的痛苦》也无人理睬与怜悯。人成为了一个越发孤独的个体，而这种孤独却并没有因为个体意识而显现出任何意义。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等待戈多。
存在就是无意义。而这种宗教意义上的虚无，更是从《圣经》的开始就使人们充满了“无辜感”。
贝克特特地用了小男孩这个形象，不仅象征着天使的形象，暗喻戈多是上帝，还用哥哥弟弟的形象比喻该隐和亚伯。
弗拉基米尔 你干什么活儿？
孩子 我放山羊，先生。
弗拉基米尔 他揍不揍你？
孩子 不，先生，他不揍我。
弗拉基米尔 那他揍谁？
孩子 他揍我的弟弟，先生。
弗拉基米尔 啊？你有个弟弟？
孩子 是的，先生。
弗拉基米尔 他干什么活儿？
孩子 他放绵羊，先生。
弗拉基米尔 他干嘛不揍你？
孩子 我不知道，先生。
弗拉基米尔 他准是喜欢你。
孩子 我不知道，先生。
……
弗拉基米尔 你很像我。
在《圣经》里，绵羊代表着受神喜悦的人。很显然，放山羊的是哥哥该隐，放绵羊的是弟弟亚伯。上帝为什么不揍该隐，不是因为他蒙神的喜悦，而是因为上帝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然而，无论是那个放山羊的孩子还是被判处的该隐，他们的不受的喜爱都是源自于未知的理由，无辜被排斥在恩典之外，无辜被抛弃，无辜得不到重视，无辜等待……自从我们有了个体意识，原罪的概念似乎也渐渐的被忘记。作为我们自己，我们认为自己无辜以一种毫无立场的匍匐的姿态乞求上帝的恩赐，甚至为了得到这种虚无的恩赐抛弃了自己的权利，却等不到任何的回应。即使这样，我们的愤懑还是显得那么无力。发泄过了，愤骂过了，我们还是只能回到原地。渐渐的，在漫长的等待中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叫做该隐。
人们都已经发现了自己的等待是虚无的，然而，为什么还是要等下去呢？我认为，并不仅仅是因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理，害怕“他会惩罚我们”。在强调现世意义的二十世纪及其之后的世纪里，人们能够做到不把未来长挂嘴边，甚至突出对于现世的追求。可是，正是因为对于这种对现世的极强追求，当求之不得的时候，我们就越发希望未来可以弥补我们现世的缺失。《等待戈多》中说：“思想并不是世间最坏的东西，但是，如果没有思想我們就不会那么不幸。”我们有了思想，知道了宗教是不可能救赎我们的，所以我们知道真相后越发变得不幸，因为我们将永远存在。爱思特拉冈说：“原来耶稣比我们要好，他待的地方是温暖的而且他很快就被钉上了十字架”。死亡对于等待是多好的解脱！可是我们还是要活下去。
如果说个体的社会孤立状态表达了人类当下的虚无主义倾向，那么，宗教的虚无主义就是从未来的角度也否定了我们存在的价值。
弗拉基米尔 Memoriapraeteritorum bonorum（拉丁文，回忆过去的快乐时光）——那准是不快乐的事。
我们开始怀念以前希望没有被拆穿的时候，有一段愚昧却幸福的过去比一直处在清醒却又绝望的现实里还要残酷。过去的所有“都早已死掉了，埋葬掉了”，我们在葡萄园里采了无数的葡萄，却发现还是孑然一身。但我们却也只能为了活着，垂死挣扎地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就像四福音书里只在路加福音中提到的那个也许被救赎了的贼。我们知道上帝的不存在，可是上帝必须存在。因为只有上帝的存在，才能证明我们的存在。
这是二十世纪的他们，也是二十一世纪的我们。
对于西方世界而言，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用理性摧毁了宗教的世界价值体系之后，人的意识就开始崛起。到了十九世纪“上帝死了”，人们的信仰完全地崩塌。同时，以萨特为代表的无神论存在主义越发将人的能量加大，强调起了“人的自由选择”。这种自由选择的热潮导致了人类自信心的高度膨胀，也正因如此，到了二十世纪，当人们在二战中发现了自身力量实则渺小无比、生命原来只是类比浮游的时候，人们对自己存在产生了极度消极的怀疑，以致于虚无主义的出现。
我认为，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就是虚无主义的衍生品。他在剧本中分别用两个角度来体现这种虚无：人的社会性和人的宗教性。而我要在本文中重点分析的就是贝克特是怎样在《等待戈多》中体现这种“宗教的虚无”的。
首先，我们需要论证一下《等待戈多》剧本中的宗教性。当人的意识不再是这么崇高和伟大的时候，人对自身的信仰就崩塌了。二十世纪的西方，因为一场战争又进入了无信仰阶段。但是，人是无法离开信仰的，信仰是一种崇高感，只有有了这种崇高感，人们才能够越过困境。正因为困境越大对信仰的需求就越大，当人的社会性成为虚无的时候，人们为了这种自身的需求，最先想到的就是捡回原来被遗弃的宗教信仰。这种来自另一个客观世界的、积累了几千年底蕴的光辉似乎永远都不会落下。然而，对于贝克特来说，他在这个剧本中的任务，就是要将这种对宗教信仰消极返还的现象的本质给人们看，让他们在这场没有尽头的“等待”中清楚地看到自己无路可走的困境。
《等待戈多》在物件的选择上就充满了宗教性。贝克特将场景设置在乡间的一条路上，然而纵览全剧，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块荒芜的旷野，而这种空旷之地在《圣经》中是包含隐喻的，那是施洗约翰居住的地方，是为了避免分心，专心领受神的话语的宝地。而在剧中这块宝地却听不到任何抚慰人心的话语，只能看见人和人的纠结，只能听见两个流浪汉在互相表达着沟通的障碍和分离的无能。而那棵唯一变化的柳树，在《圣经》中的寓意是求告神的名的柳树，却无能再次召唤出神的大能，也无法再使人们的心灵得到满足。柳树在第二幕时发出了新芽，这枯树长出新叶在《圣经》的新约中就被指出代表着神的降临之日近了，可是，我们却发现弗拉基米尔和爱思特拉冈的衣服更破烂了，波卓变成了瞎子，幸运儿变成了哑巴，“瞎眼得看见，哑巴恢复声音”的神迹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作为“照着上帝的模样儿造的”人，虽然还被称作是“幸运儿”，却似乎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的幸运。剧中的宗教性越强，对宗教的反讽意味就越强，人生的意味也就越消极。在最接近神的旷野，我们却听不到半点神的默示。人们在苦苦等待，上帝却杳无音讯。
弗拉基米尔 或者说等待夜的到来。（略停）咱们已经守了约，咱们尽了自己的职责。咱们不是圣人，可是咱们已经守了约。有多少人能吹这个牛？
爱思特拉冈 千千万万。
自从在《圣经》中与上帝立约，他会有一天重返人间拯救世人的时候开始，我们就进入了无尽的等待之中。然而，“他们让新的生命诞生在坟墓上，光明只闪现了一刹那，跟着又是黑夜”。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结束，时间等得越长，我们就越看清楚这场等待的毫无意义，我们也试图跳脱出这种等待，却总最终无功而返，因为我们除了等待在没有什么是可以成为活下去的理由的了，“青灰色的死海”成了斑斓的《圣经》地图里最适合我们的地方。我们就像是被上帝排除在救赎名单里，即使跳着《替罪羊的痛苦》也无人理睬与怜悯。人成为了一个越发孤独的个体，而这种孤独却并没有因为个体意识而显现出任何意义。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等待戈多。
存在就是无意义。而这种宗教意义上的虚无，更是从《圣经》的开始就使人们充满了“无辜感”。
贝克特特地用了小男孩这个形象，不仅象征着天使的形象，暗喻戈多是上帝，还用哥哥弟弟的形象比喻该隐和亚伯。
弗拉基米尔 你干什么活儿？
孩子 我放山羊，先生。
弗拉基米尔 他揍不揍你？
孩子 不，先生，他不揍我。
弗拉基米尔 那他揍谁？
孩子 他揍我的弟弟，先生。
弗拉基米尔 啊？你有个弟弟？
孩子 是的，先生。
弗拉基米尔 他干什么活儿？
孩子 他放绵羊，先生。
弗拉基米尔 他干嘛不揍你？
孩子 我不知道，先生。
弗拉基米尔 他准是喜欢你。
孩子 我不知道，先生。
……
弗拉基米尔 你很像我。
在《圣经》里，绵羊代表着受神喜悦的人。很显然，放山羊的是哥哥该隐，放绵羊的是弟弟亚伯。上帝为什么不揍该隐，不是因为他蒙神的喜悦，而是因为上帝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然而，无论是那个放山羊的孩子还是被判处的该隐，他们的不受的喜爱都是源自于未知的理由，无辜被排斥在恩典之外，无辜被抛弃，无辜得不到重视，无辜等待……自从我们有了个体意识，原罪的概念似乎也渐渐的被忘记。作为我们自己，我们认为自己无辜以一种毫无立场的匍匐的姿态乞求上帝的恩赐，甚至为了得到这种虚无的恩赐抛弃了自己的权利，却等不到任何的回应。即使这样，我们的愤懑还是显得那么无力。发泄过了，愤骂过了，我们还是只能回到原地。渐渐的，在漫长的等待中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叫做该隐。
人们都已经发现了自己的等待是虚无的，然而，为什么还是要等下去呢？我认为，并不仅仅是因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理，害怕“他会惩罚我们”。在强调现世意义的二十世纪及其之后的世纪里，人们能够做到不把未来长挂嘴边，甚至突出对于现世的追求。可是，正是因为对于这种对现世的极强追求，当求之不得的时候，我们就越发希望未来可以弥补我们现世的缺失。《等待戈多》中说：“思想并不是世间最坏的东西，但是，如果没有思想我們就不会那么不幸。”我们有了思想，知道了宗教是不可能救赎我们的，所以我们知道真相后越发变得不幸，因为我们将永远存在。爱思特拉冈说：“原来耶稣比我们要好，他待的地方是温暖的而且他很快就被钉上了十字架”。死亡对于等待是多好的解脱！可是我们还是要活下去。
如果说个体的社会孤立状态表达了人类当下的虚无主义倾向，那么，宗教的虚无主义就是从未来的角度也否定了我们存在的价值。
弗拉基米尔 Memoriapraeteritorum bonorum（拉丁文，回忆过去的快乐时光）——那准是不快乐的事。
我们开始怀念以前希望没有被拆穿的时候，有一段愚昧却幸福的过去比一直处在清醒却又绝望的现实里还要残酷。过去的所有“都早已死掉了，埋葬掉了”，我们在葡萄园里采了无数的葡萄，却发现还是孑然一身。但我们却也只能为了活着，垂死挣扎地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就像四福音书里只在路加福音中提到的那个也许被救赎了的贼。我们知道上帝的不存在，可是上帝必须存在。因为只有上帝的存在，才能证明我们的存在。
这是二十世纪的他们，也是二十一世纪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