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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的发展，一直与传染性疾病相伴相随。2011至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172个国家追踪到1483个疫情暴发事件，其中包括“非典”、埃博拉、寨卡病毒等严重疫情。流行性传染病频发给人类健康安全带来重大威胁，此次新冠疫情更是如此。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截至5月25日，新冠疫情已扩散至全球188个国家和地区，累计确诊病例超543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34万例。传播速度之快、涉及范围之广，对人类危害之巨大，均为近年来罕见。新冠疫情在全球迅速蔓延，恰逢当前国际格局深刻演变，地缘政治加速调整，这三重变量“叠加”，对全球卫生治理构成了严峻挑战。
首先，全球卫生治理协调机制运作“失灵”。
一直以来，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卫生危机的领导力量，为协助各国应对疫情、推动国际卫生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世卫组织发出的早期预警及抗疫建议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响应，其“吹哨人”的角色被有意识地轻视甚至忽视。不仅如此，美国为推卸国内防疫工作不力的责任，开启花式“甩锅”模式，世卫组织成为继中国之后的又一“替罪羊”。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一些美国政客多次质疑世卫组织“没有考虑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利益”，指责其“未将疫情的责任归咎于中国”，抨击其“依赖中国政府的错误信息”，要求對世卫组织进行“结构性修正”。4月14日，美国宣布停止对世卫组织的资助。5月18日，特朗普在推特上发表公开信，罗列所谓世卫组织应对新冠疫情的14项“失败举措”，要求世卫组织承诺在未来30天内做出重大实质性改革，否则永久停止美国对世卫组织的资助并重新考虑美国的成员身份。5月29日，特朗普正式宣布美国将终止与世卫组织的关系。在全球需要加强团结合作、携手抗击疫情的紧急关头，美国对世卫组织挑刺找茬，暂停资助，在很大程度上干扰了世卫组织作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合作平台和“神经中枢”的作用，有损全球抗疫的共同努力，对于一些迫切需要世卫组织资金、物资和技术支持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负面影响尤为明显。
其次，全球卫生治理价值“失向”。
危机之时，全球卫生治理理应坚持“病毒无国界”的信念，将确保健康生活、促进健康福祉作为重要价值取向。但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一些国家反其道而行之，不断消费“疫情”，将卫生问题政治化。这其中，中国成为被攻击的首要目标。一些西方政客毫无底线地利用疫情攻击中国，乱贴污名化标签。近期，“调查中国”、“向中国索赔”的论调更是甚嚣尘上，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反复声称病毒来源于中国，向各国兜售“对中国进行独立调查”的主张，声称将对中国进行制裁。美国还污蔑中俄散布虚假信息，宣布要对干扰美舰队活动的伊朗炮艇进行攻击。这种编织谎言、将疫情进行高度政治化操作的行为严重消耗着国际合作所必需的相互信任。
第三，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总体“失序”。
疫情发生初期，一些国家对中国发生疫情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未能有效利用中国争取的宝贵时间做好防控准备。当疫情在全球蔓延时，各国应对失措，英国、瑞典等国祭出“群体免疫”招数，引发民众恐慌。德国等一些国家明哲保身，禁止口罩等防疫物资出口，给瑞士、意大利等邻国的防疫工作带来负面影响。还有不少西方国家在应对疫情和保持经济增长之间首鼠两端，在疫情仍在肆虐的当下，美国、欧洲一些国家等已开始考虑重启经济，准备“带毒开工”，这些都引起国际社会抗疫思想和行为混乱。更值得警惕的是，西方发达国家自身难保，致使国际社会对原本应重点关注的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帮扶不够，从而进一步导致疫情蔓延，全球疫情防控进程进入“加时赛”。
2020年4月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新冠肺炎患者医疗救治和抗击疫情中护理工作发挥的作用有关情况。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高力（中）表示，中国在防控新冠肺炎中“以省援鄂”、公众预防等相关措施经验颇具说服力，可以为其他国家所借鉴。
中国是第一波遭受新冠疫情打击的国家，在与病毒殊死搏斗的过程中，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提出并践行了一系列疫情防控理念。其中，“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和“联防联控”等理念发挥着尤其重要的作用。
倡导“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强化“生命和健康至上” 理念。
疫情防控是非传统安全领域低政治层面的危机管控，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且可行的“试验场”。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5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再次呼吁共同佑护各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向国际社会发出了团结一致、共克时艰的有力号召。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是中国推进疫情防控工作的根本遵循，体现了“生命至上”的价值取向。同时要倡导建立以世卫组织为中心的国际传染性疾病防控机制，各国及时通过世卫组织、G20卫生部长会议等平台，分享防控和救治经验，提高救治率，降低病死率。
推介有效疫情防控举措，引领全球卫生治理行为模式。
中国在应对此次新冠疫情过程中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构建了最严密的防控体系，为取得防疫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可以总结出具有普适性的措施，以推动国内外卫生领域专家就此进行相互交流，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应对传染性疾病提供切实可行的经验借鉴。结合相关国家国情、意愿和疫情形势，由世卫组织牵头，探讨建立全球流行性疾病早期预警监测体系和中期联合防控体系的可行性，推动建立重大传染性疾病的防控标准。
（作者为外交学院英语系国际问题研究教研室主任）
面临严峻挑战的全球卫生治理
首先，全球卫生治理协调机制运作“失灵”。
一直以来，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卫生危机的领导力量，为协助各国应对疫情、推动国际卫生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世卫组织发出的早期预警及抗疫建议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响应，其“吹哨人”的角色被有意识地轻视甚至忽视。不仅如此，美国为推卸国内防疫工作不力的责任，开启花式“甩锅”模式，世卫组织成为继中国之后的又一“替罪羊”。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一些美国政客多次质疑世卫组织“没有考虑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利益”，指责其“未将疫情的责任归咎于中国”，抨击其“依赖中国政府的错误信息”，要求對世卫组织进行“结构性修正”。4月14日，美国宣布停止对世卫组织的资助。5月18日，特朗普在推特上发表公开信，罗列所谓世卫组织应对新冠疫情的14项“失败举措”，要求世卫组织承诺在未来30天内做出重大实质性改革，否则永久停止美国对世卫组织的资助并重新考虑美国的成员身份。5月29日，特朗普正式宣布美国将终止与世卫组织的关系。在全球需要加强团结合作、携手抗击疫情的紧急关头，美国对世卫组织挑刺找茬，暂停资助，在很大程度上干扰了世卫组织作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合作平台和“神经中枢”的作用，有损全球抗疫的共同努力，对于一些迫切需要世卫组织资金、物资和技术支持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负面影响尤为明显。
其次，全球卫生治理价值“失向”。
危机之时，全球卫生治理理应坚持“病毒无国界”的信念，将确保健康生活、促进健康福祉作为重要价值取向。但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一些国家反其道而行之，不断消费“疫情”，将卫生问题政治化。这其中，中国成为被攻击的首要目标。一些西方政客毫无底线地利用疫情攻击中国，乱贴污名化标签。近期，“调查中国”、“向中国索赔”的论调更是甚嚣尘上，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反复声称病毒来源于中国，向各国兜售“对中国进行独立调查”的主张，声称将对中国进行制裁。美国还污蔑中俄散布虚假信息，宣布要对干扰美舰队活动的伊朗炮艇进行攻击。这种编织谎言、将疫情进行高度政治化操作的行为严重消耗着国际合作所必需的相互信任。
第三，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总体“失序”。
疫情发生初期，一些国家对中国发生疫情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未能有效利用中国争取的宝贵时间做好防控准备。当疫情在全球蔓延时，各国应对失措，英国、瑞典等国祭出“群体免疫”招数，引发民众恐慌。德国等一些国家明哲保身，禁止口罩等防疫物资出口，给瑞士、意大利等邻国的防疫工作带来负面影响。还有不少西方国家在应对疫情和保持经济增长之间首鼠两端，在疫情仍在肆虐的当下，美国、欧洲一些国家等已开始考虑重启经济，准备“带毒开工”，这些都引起国际社会抗疫思想和行为混乱。更值得警惕的是，西方发达国家自身难保，致使国际社会对原本应重点关注的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帮扶不够，从而进一步导致疫情蔓延，全球疫情防控进程进入“加时赛”。
中国是第一波遭受新冠疫情打击的国家，在与病毒殊死搏斗的过程中，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提出并践行了一系列疫情防控理念。其中，“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和“联防联控”等理念发挥着尤其重要的作用。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协调、推进抗疫
倡导“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强化“生命和健康至上” 理念。
疫情防控是非传统安全领域低政治层面的危机管控，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且可行的“试验场”。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5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再次呼吁共同佑护各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向国际社会发出了团结一致、共克时艰的有力号召。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是中国推进疫情防控工作的根本遵循，体现了“生命至上”的价值取向。同时要倡导建立以世卫组织为中心的国际传染性疾病防控机制，各国及时通过世卫组织、G20卫生部长会议等平台，分享防控和救治经验，提高救治率，降低病死率。
推介有效疫情防控举措，引领全球卫生治理行为模式。
中国在应对此次新冠疫情过程中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构建了最严密的防控体系，为取得防疫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可以总结出具有普适性的措施，以推动国内外卫生领域专家就此进行相互交流，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应对传染性疾病提供切实可行的经验借鉴。结合相关国家国情、意愿和疫情形势，由世卫组织牵头，探讨建立全球流行性疾病早期预警监测体系和中期联合防控体系的可行性，推动建立重大传染性疾病的防控标准。
（作者为外交学院英语系国际问题研究教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