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纪委监察部日前发出通知，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在春节期间，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加强廉洁自律。严禁用公款搞相互走访、送礼、宴请等拜年活动。
　　在素有“礼仪之邦”之称的中国，每逢佳节，大家互致问候，本无可厚非。然而近些年，在欢度佳节的旗号下，一些“表达心意”的礼金名目越来越多，节日演变成了官员们收礼送礼的借口，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更成了贪官们腐败堕落的“劫日”。有关数据显示，80%以上贪官的腐败行为，都发生在节日期间，而他们中的大部分均认为在节日里收礼不算受贿。
　　人情一旦与金钱权力联姻，注定要变味变质。“节日”之所以成为一些官员的“滑铁卢”，就在于它为行贿受贿行为罩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礼尚往来”，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所谓“亲切感”和“人情味”，从而致使一些官员在不知不觉中跨出了受贿的第一步，进而一发不可收拾，最终深陷其中。
　　节日期间，用公款送礼宴请之所以日盛，与一些领导干部的错误认识有直接关系。不少干部没有真正认识到“公款送礼”的危害性，往往将其视为“工作需要”，有的甚至将善于搞“公款送礼”者视为“能人”而加以重用，以至当“公款送礼”者捅出漏子时，也每每被当作一般违纪问题而加以宽宥，“板子”象征性地高高举起又轻轻落下。这样，送者明目张胆，受者心安理得，“公款送礼”歪风屡禁不止！
　　谨防“节目”变“劫日”，一方面要管好“公款”，因为在节日里大搞腐败行为的，多是一些能花公款的人。既然是花公家的钱，就应该实行预算公开、支出公开，让纳税人知道钱花在哪里、怎么花的、花的结果如何。有了这样的公开，接受公众的监督，滥用公款的腐败行为才会受到遏制。另一方面，要加大对违纪官员的查处力度，在全社会建立起一个反应灵敏、行之有效的监督、举报、查处机制，对那些顶风违纪者，要严厉惩处。只有这样，相关禁令才能不光写在纸上、挂在墙上，更能体现在实际行动上，对官员们起到震慑作用，让他们不敢肆意妄为，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节日腐败”的发生几率。
　　杜绝“政绩”与“污染”联姻 王春华
　　“政绩”与“污染”的不正常联姻，已是司空见惯。
　　长期以来，政绩考核指标和官员晋升机制总是围绕GDP打转，一些所谓的“明星企业”虽然污染风险重重，却能为地方创造可观的利税，支撑起政绩的“颜面”，这就必然诱发以环境代价换取显性政绩、以牺牲公共利益换取个人仕途的本能冲动。而一些地方对污染企业大开“绿色通道”，对公众举报充耳不闻，乃至以“企业宁静期”、“挂牌保护”之类“土政策”阻挠环保执法，也就不足为奇。
　　前不久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审的环境保护法修正草案，首次将环保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写入其中，当为之击掌叫好。
　　但也应该看到，目前的环保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建构的只是上级政府针对下级政府的“内部型”监督机制，未必能实现有效监督。实际上，环保“一票否决制”早已推行，可又有多少官员因此被“否决”？问责机制通常只是在“出了大事”以后才有所反映。那些对环保并未尽到责任的官员，只要不“出事”便无丢乌纱帽之忧。可见，政府“内部型”的自我监督机制，存在极大的先天不足。
　　环保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无疑是好制度，但关键是，究竟由谁来行使监督权？我以为，对政府环保责任的监督，以及对官员政绩的考核，有必要引入人大、社团、公众的监督，从“内部型”监督更多地转向“外向型”监督。
　　环保法修正草案已经要求政府向本级人大提交定期或专项的“环保报告”，这为人大监督奠定了良好起点。但不应忽视的是，听取和审议“环保报告”只是人大监督最初级的形态，更重要的是激活人大权力谱系中更多重量级权力，比如，对具有重大环境风险的经济规划、建设项目等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对重大环境问题或污染事件行使质询权，乃至开展特定问题调查，直至对严重失职、渎职的官员直接行使罢免权，等等。
　　在公众监督方面，则需要为公共参与、公益诉讼开辟更畅通的渠道，把监督权交给人民。
　　责任编辑：刘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