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鹰1972年进藏，一直都待在那里，很民间的身份，持之以恒的低姿态：低位进入，低调行事，恪守谦恭朴实、保持谦和微笑，是其不变的风格和表情。到成名成家了，依然本色不改，让人不由不赞叹，民间文化工作者就该是这个样子。这一印象得自于从边多、廖东凡到一众民俗学家的群体表现。按说，为人师表，甚至德高望重，适当“端”点儿架子也无妨——我本人的确曾向他们提议过，不过不用对方回答，提议者自己先就否定掉了：跟谁“端”去？跟老百姓吗？
　　所以张鹰因此风格受益，拥有了好人缘。虽说他对边多、廖东凡言必称老师，实质上呢，也还是几十年的至交莫逆，如果有需要，相互间都可以两肋插刀。这一回他主编《人文西藏》一套六本图书，上述两位都义不容辞地赶来相助，分别为《藏戏歌舞》和《宗教艺术》配了文字。其他几位撰文者次多、张宗显、郭翠琴、张晓明，都是圈子里热心的兄弟姐妹。西藏的民间生活素有互助传统，并无“各人自扫门前雪”之类格言，从事民间文化的，自然而然地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相互帮扶，抱团取暖。一应成果几乎皆荣归于合作的群体，谁都不容易独自芬芳。本来早几年张鹰邀我加盟，终究还是因为自己的忙，难以帮上别人的忙。张鹰也不生气，倒是我心存了歉意，为其人其书写篇小文，聊作补偿。


　　我与张鹰先生共事多年，在西藏文联同住一院，屋墙房顶一体相连的邻居，这说明之间该有多么
　　熟悉。他是从藏剧团调过来的，先是在《西藏民俗》（《西藏人文地理》前身）做主编，后来当选为西藏民间艺术家协会副主席，民间团体的职务，算不得官员。再往前追溯，是从秦腔剧团调到藏剧团的。那个秦腔剧团的存在虽说就如流星一现，但是年轻的张鹰作为招考而来的美工，命运就此改变，还是心怀感激。否则的话，在那个流动性约等于零的年代，很难有机会走出陕西家乡，也就不成其为“鹰”，难有今天的成就了。


　　今天的成就：画家倒在其次，摄影家当之无愧，还是收藏家、民俗学家。这一切对于一无各项专业训练背景的张鹰来说，缺乏先天优势，没有捷径可走，可想而知付出了多大的努力。为此他把自己删繁就简，打造成极其单纯的形象，除了工作和他所热衷的上述种种，一无所求，从未听他抱怨过什么。见面的时候，三句话不离本行；见不到了，定是下乡去了，每下乡必满载而归。上世纪80年代是我们大家的丰收季，这个时代之于文化事业进展的意义不能不提上一笔：“文革”之后拨乱反正，政策得以落实，西藏的民间文化复兴一度热火朝天。与此同时，国家文化部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一项带有“抢救”性质的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张鹰所在的文化厅承担了举凡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等有声有色诸门类的集成工作，西藏文联承担的多为文字类，民歌、谚语和民间故事。总之，搜集和初步整理是1980年代的主题词。这样，就给张鹰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好几年的时间里，他随边多老师走遍了西藏的乡村牧场，衣食住行，仪式歌舞等凡物化的、有形象的，无不收入于他的摄影摄像镜头中。由于走得远，走得深入，得以见人所未见，收罗到许许多多珍稀素材。尤为幸运的是，边多是个超棒的老师，对于西藏民间文化那可是如数家珍、无所不知。就像远古即有、至今仍存的石制乐器，边多老师要是不说不指点，无论张鹰还是谁，都不会注意到石琴的存在。在考古学家没走到的地方，西极阿里的荒凉山野，他们额外发现了原始的岩画、洞窟的壁画，壁画上古代舞蹈的举手投足；从藏南到藏北，农牧文化中因差异而更其丰富的内容吸引着他们频繁往返；藏东横断山区康巴文化格外引人注目，不过山路险峻，他们的车倾翻到山沟里了……


　　那些过程中的故事说也说不完。事实上，每一幅图片的拍摄都有来龙去脉，背后都有一个或一连串的故事。那是张鹰登堂入室的时段，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遗补缺、充实完善、整理出版，是1980年代之后的又一系列关键词。30余年的辛勤耕耘结成硕果，继其编著的《西藏神舞戏剧及面具艺术》、《西藏面具艺术》、《西藏脱模泥塑》、《西藏民间艺术》相继出版之后，由他主编的这套《人文西藏》丛书问世，把那些千百年来流布于西藏各地的文化风情分门别类地编织起来，立此存照，方便检阅，包括《节庆礼仪》、《宗教艺术》、《生活习俗》、《传统建筑》、《藏戏歌舞》、《西藏服饰》，既是物质文化的，也渗透着精神文化，可谓民间文化精华集大成。不是说与大学无缘吗？这些作品何尝不是西藏这所大学颁发的毕业证书？
　　坚持数年，必有好处；坚持一生，功德圆满——张鹰是榜样。从“老陕”的本色，到西藏大地的赋予，一再地叠加着其人其作的朴实厚重，像极了他所观照和表现的群体和现象。就连写他的这篇小文，也不由得受到感染，一落笔就见平实平易，“端”不起架子，一如张鹰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