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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塌不下来，你就干吧！”
1967年1月11日，军委通过，中央批准的全军新的文革小组名单正式公布，徐向前任全军文革组长。徐向前满心不情愿地接受了这项新任务。他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道：“后来，我见到毛主席，当面又表示过自己确实干不了，请主席另选贤能。毛主席说：‘天塌不下来，你就干吧！’”
1967年2月11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政治局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种种错误行为提出激烈的批评。
2月16日的会议是斗争高潮。这天徐帅因头痛难忍，请了假。
那天的会议，本来是要研究地方上“抓革命、促生产”问题。正式开始前，谭震林要张春桥保护好上海的陈丕显。张春桥说回上海后同群众商量一下再说。谭震林冒火说：“群众群众，依靠群众没有问题。但是，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我就是不要他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震林说罢拿起文件、衣服，要退出会场，并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周总理要谭回来。陈毅说：“不要走，要留在这里斗争！”谭震林才没有退出会场。接着，陈毅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在搞修正主义。”又讲了延安整风，说他和周总理当时都挨过整。
这次会议，康生、张春桥、谢富治等人实际是坐在“被告”席上，遭到众人的指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去向江青汇报。他们写了材料告到毛主席那里。毛泽东听了，开始只是笑笑，没说什么。当听到16日会上陈毅关于延安整风问题的说法时，脸上顿时变了颜色说：“难道延安整风也整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
毛主席对事件的表态，使江青一伙极为得意。徐向前虽然没参加16日的会，他也难逃“大闹怀仁堂”的黑名单。
“这下可好了，可以轻松了”
老一辈革命家的二月抗争，被江青一伙诬蔑为“大闹怀仁堂”的“二月逆流”。从此，徐向前多了一条罪状：“二月逆流的黑干将”。
3月24日，京西宾馆开了一次保萧华的会。于是，萧华被指定“主持全军文革工作”。徐向前这位由江青提名毛泽东主席点将的全军文革组长。自然下台了。晚上，徐帅吃饭时兴致不错，要了一杯酒，喝完了，还说再加一杯。黄杰给他斟上多半杯酒，说：“今天有什么高兴的事？”
徐帅说：“谢天谢地。当了三个月的组长，弄得焦头烂额，比过去打仗都累人，这下好了，可以轻松了。”
4月11日下午，军委扩大会议在京西宾馆继续召开。徐向前作了检讨发言。毛主席已经说了，不追究个人责任，只是总结经验教训。陈伯达、康生、关锋以及主持会议的萧华等人，先后讲了话。陈伯达调门最高，上纲上线也最厉害，他指责徐向前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代表”、“对抗中央文革”，是“搞独立王国”。这几项政治大帽子一扣，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了。
一双双眼睛，看着徐帅。有的人揪着心，怕这个犟脾气的老帅不吃这套，当场会顶撞起来。徐帅却平静地半闭着双目，似乎没听懂陈伯达那几十年不改的浓重的福建乡音。大会刚结束，徐向前夹着文件包正往外走，谢富治从徐向前面前走过。气势汹汹地说：“你的问题，远不止这些！”话语中明显带有火药味。
徐向前一听这话，不紧不慢地说：“谢富治同志啊，错误路线我都承认了，你还要怎么样啊！”
“你……”谢富治没料到老帅会反驳他，一时不知该怎么好。“难道还要把我打成叛徒、特务不成？”徐帅说罢昂首走出会场，胸臆不抒实在难耐。
2月16、17日两天，“造反派”先后200多人冲入徐向前家，砸碎门窗玻璃，冲进办公室、会客室、卧室，抄“黑材料”，把保存多年的作战日记、信件、资料抢去许多。幸得徐向前此时已转移住在西山，才免遭揪斗。周总理的指示，使这次抄家风波平息下来。
“好人，好人！”
参加过八一招待会，徐向前和几位老帅“亮相”后，靠边受批判还在继续。此时徐帅虽然已经脱离了全军文革小组的工作，但仍是个挂名组长。
徐盘算多日，最后下决心写信给毛主席和林彪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等人。
10月12日，毛主席批示徐向前辞职报告：“我意不免除，请考虑酌定”。
10月16日，林彪也批示：“我完全同意主席意见，不要免除为妥”。
后来毛泽东为“二月逆流”说了好话。他一方面说“二月逆流”的事过去不大了解，另一方面又说：这些同志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或军委副主席，有意见公开讲出来是党的生活所允许的，不是秘密活动，应该允许他们参加九大。毛主席的这番话，对陷入“二月逆流”冤案的人，是个解脱。
1971年9月13日，林彪篡党篡国的阴谋败露，乘机叛逃，葬身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此后，徐向前的境遇才逐渐宽松起来。1973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八大军区司令时，见到参加接见的徐向前时，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好人，好人！”
（摘自《书刊报》2007.9.16）
1967年1月11日，军委通过，中央批准的全军新的文革小组名单正式公布，徐向前任全军文革组长。徐向前满心不情愿地接受了这项新任务。他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道：“后来，我见到毛主席，当面又表示过自己确实干不了，请主席另选贤能。毛主席说：‘天塌不下来，你就干吧！’”
1967年2月11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政治局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种种错误行为提出激烈的批评。
2月16日的会议是斗争高潮。这天徐帅因头痛难忍，请了假。
那天的会议，本来是要研究地方上“抓革命、促生产”问题。正式开始前，谭震林要张春桥保护好上海的陈丕显。张春桥说回上海后同群众商量一下再说。谭震林冒火说：“群众群众，依靠群众没有问题。但是，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我就是不要他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震林说罢拿起文件、衣服，要退出会场，并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周总理要谭回来。陈毅说：“不要走，要留在这里斗争！”谭震林才没有退出会场。接着，陈毅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在搞修正主义。”又讲了延安整风，说他和周总理当时都挨过整。
这次会议，康生、张春桥、谢富治等人实际是坐在“被告”席上，遭到众人的指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去向江青汇报。他们写了材料告到毛主席那里。毛泽东听了，开始只是笑笑，没说什么。当听到16日会上陈毅关于延安整风问题的说法时，脸上顿时变了颜色说：“难道延安整风也整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
毛主席对事件的表态，使江青一伙极为得意。徐向前虽然没参加16日的会，他也难逃“大闹怀仁堂”的黑名单。
“这下可好了，可以轻松了”
老一辈革命家的二月抗争，被江青一伙诬蔑为“大闹怀仁堂”的“二月逆流”。从此，徐向前多了一条罪状：“二月逆流的黑干将”。
3月24日，京西宾馆开了一次保萧华的会。于是，萧华被指定“主持全军文革工作”。徐向前这位由江青提名毛泽东主席点将的全军文革组长。自然下台了。晚上，徐帅吃饭时兴致不错，要了一杯酒，喝完了，还说再加一杯。黄杰给他斟上多半杯酒，说：“今天有什么高兴的事？”
徐帅说：“谢天谢地。当了三个月的组长，弄得焦头烂额，比过去打仗都累人，这下好了，可以轻松了。”
4月11日下午，军委扩大会议在京西宾馆继续召开。徐向前作了检讨发言。毛主席已经说了，不追究个人责任，只是总结经验教训。陈伯达、康生、关锋以及主持会议的萧华等人，先后讲了话。陈伯达调门最高，上纲上线也最厉害，他指责徐向前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代表”、“对抗中央文革”，是“搞独立王国”。这几项政治大帽子一扣，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了。
一双双眼睛，看着徐帅。有的人揪着心，怕这个犟脾气的老帅不吃这套，当场会顶撞起来。徐帅却平静地半闭着双目，似乎没听懂陈伯达那几十年不改的浓重的福建乡音。大会刚结束，徐向前夹着文件包正往外走，谢富治从徐向前面前走过。气势汹汹地说：“你的问题，远不止这些！”话语中明显带有火药味。
徐向前一听这话，不紧不慢地说：“谢富治同志啊，错误路线我都承认了，你还要怎么样啊！”
“你……”谢富治没料到老帅会反驳他，一时不知该怎么好。“难道还要把我打成叛徒、特务不成？”徐帅说罢昂首走出会场，胸臆不抒实在难耐。
2月16、17日两天，“造反派”先后200多人冲入徐向前家，砸碎门窗玻璃，冲进办公室、会客室、卧室，抄“黑材料”，把保存多年的作战日记、信件、资料抢去许多。幸得徐向前此时已转移住在西山，才免遭揪斗。周总理的指示，使这次抄家风波平息下来。
“好人，好人！”
参加过八一招待会，徐向前和几位老帅“亮相”后，靠边受批判还在继续。此时徐帅虽然已经脱离了全军文革小组的工作，但仍是个挂名组长。
徐盘算多日，最后下决心写信给毛主席和林彪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等人。
10月12日，毛主席批示徐向前辞职报告：“我意不免除，请考虑酌定”。
10月16日，林彪也批示：“我完全同意主席意见，不要免除为妥”。
后来毛泽东为“二月逆流”说了好话。他一方面说“二月逆流”的事过去不大了解，另一方面又说：这些同志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或军委副主席，有意见公开讲出来是党的生活所允许的，不是秘密活动，应该允许他们参加九大。毛主席的这番话，对陷入“二月逆流”冤案的人，是个解脱。
1971年9月13日，林彪篡党篡国的阴谋败露，乘机叛逃，葬身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此后，徐向前的境遇才逐渐宽松起来。1973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八大军区司令时，见到参加接见的徐向前时，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好人，好人！”
（摘自《书刊报》2007.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