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西方金融危机引发种种问题，中国和世界的精英都在思考，到底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才是好的，中国应该寻找什么样的道路。
　　 此前，萨米尔·阿明、汪晖、温铁军、刘健芝、戴锦华等学者的论述、合作与对话，构成了相关讨论的重要部分。今年10月中旬，由刘健芝、戴锦华组织和主持，阿明、汪晖、温铁军与莫斯科国立大学的亚历山大·布格林教授，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新的讨论。我们特意把讨论内容编发出来，以飨读者。在讨论中，四位学者先分别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然后进行了一些更深入地探讨。本期刊发的是中篇。
　　

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神被市场和资本取代了

　　二位所说的已经提供了充分的讨论材料。我想做几点评论。第一点，铁军谈到了建立经济基础的重要性，我当然完全同意这种“特色”的重要性。
　　这种“特色”直到今天还在延续。也许数字从100%下降到了70%，但是70%已经是个很大的数字了。国家直到今天仍拥有绝大多数的土地。我更愿意称其为，针对中国人民所面对的挑战，根据中国条件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修正。
　　当初我们创造了一个更为有利的环境，这可能创造更多的潜力，但今天，我们必须观察权力体系这个基础。权力体系控制着经济基础。
　　当然不是说今天这个权力体系还跟以前一样。权力体系并不完全是经济基础需求的反映，它自身具有范围极广的自主性，甚至还可以运用这一范围广大的自主性来影响经济基础朝向这一或那一方向发展。
　　如果说改革开放的方向是更高程度的社会管理，这一因素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已经存在了。1990年代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复强调的是市场、开放，以及所有的现实选择。这一特色也可以在埃及、塞内加尔看到，也可以是美国特色。
　　正如我们的俄国朋友说的，俄国有过以公有资产形式来掩盖私有财产的历史经验。我估计，中国今天的国有资产、集体资产形式之内，也存在半私有财产。但是，这看起来并未构成对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挑战。
　　第二点，我认为，布格林最基本的观点在于，现代性的异化和进化。必须指出，现代性（不是从根植于西方历史的意义上来谈的现代性）有一半是被中国人500年前发明的，有1/4是被阿拉伯穆斯林在中国人之后200年发明的，最后才是欧洲人。但是欧洲人给了现代性最强有力、最具战斗性的完整形式。
　　现代性的核心在于，人是历史的演员，人创造历史。历史是人的思想和行动的造物，人是主体。这是我对现代性的定义。在此之前，历史是由神、由祖先、由传统缔造的，人类社会被看作是被自然法则、被神的法则支配的，而不是被他们自身支配，这也是我称作的被自然异化，人不是主体，人是客体，被异化了。
　　这种异化在资本主义中被另一种异化形式取代，神被市场和资本取代了。如果你问一个欧洲工人，他为什么失业？是因为市场。这就是市场异化。市场异化包含了许多互相补充的形式，所谓经济学、传统经济学家主导了今天的历史和社会发展方式。
　　这是外在于社会之外的形式，好像超自然力量一样，个人丧失了成为历史演员、成为主体的能力，个人也被压抑到客体的地步。这是另一种异化形式，它体现为反对前现代的自然异化的现代资本主义异化。
　　我的第三个观点是，我们所拥有的系统基础到底是什么？它当然具有极大的自主性，但它同时也越来越与资本的物质利益捆绑在一起，而这又部分地与全球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
　　一些人在呼吁中国放弃对土地的国有产权、开放地权，企图制造小产权地主，但这很快就会导向土地的再度集中，再创造出一个富农和企业主的结合形式。
　　与很多非发达国家相比，包括现在那些所谓的新兴国家，比如印度和巴西，中国具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直到今天，土地的获取还是属于绝大多数人的权利。
　　中国在30年时间内完成的城市化进程包囊了大约3亿的人口，相当于整个欧洲的人口，相当于创造了一个欧洲。中国的农村人口占人口总量的80%，虽然现在这个比率有所下降。巴西的农村人口比率低于10%，其结果是，2/3的巴西城市居民居住在贫民窟里。2/3，不是20%！
　　我们回到之前布格林所提出的问题，就是如何发明民主的问题。我们谈的不是资本主义式样的民主，资本主义为资产阶级发明了民主，不是为人民。人民的权利、声音被限制在资本主义逻辑之内，并且越来越多地被当代的全球资本主义所局限。
　　“发明”不意味着魔法，但权力系统应当朝向其开放。人民应当尝试创造民主。人民是主动的，他们想成为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