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他动员６名子孙入党；他６次严把大儿子的入党关；他留下的最后一句遗言，是要求后人永不叛党——
“请马上把我明年全年的党费一次性交足。在我的葬礼上不要放哀乐，要放‘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志愿军军歌。我的后人中有６名党员，都要牢记：永不叛党！”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下旬的一天，在城口县修齐镇大兴村党支部举行的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会上，党员余正海替弥留之际的父亲余功台转达了这段特别的发言。这段话，既是８１岁的老党员余功台参加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发言，也是他的遗言。在场的４０多名党员，无不为余功台的“发言”感动。
围绕大儿子入党，父子之间展开了２０年的“拉锯战”
１９５１年，年仅２６岁的余功台作为一名军人，奔赴抗美援朝战场。在异常惨烈的战斗中，他的右脚大拇指严重冻坏，被锯掉永远留在了朝鲜。然而余功台常说，赴朝参战，让他收获了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火线入党。
第二年，退伍回到大兴后，余功台与当地姑娘罗当秀结婚。婚后不久，他便担任大队长兼支部副书记。
１９７３年，刚满１６岁的大儿子余正学接任了大队团支部书记和民兵连长，这时，公社给了大队一个“半脱产干部”指标。余正学被纳入候选人之列，但在推荐会上，时任村支部副书记的余功台丝毫没有顾及私情，他一句“正学有私心，要选更优秀的”，把余正学跳出“农门”的希望给扼杀了。为这事，儿子怨恨了父亲很多年。
余正学发誓要混出个人样来。余功台见此，积极动员余正学入党。在余功台的循循善诱下，１９７３年，余正学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也由此拉开了父子间长达２０年的入党“拉锯战”：最希望儿子入党的余功台，却６次将余正学入党的事“卡”住。
１９７３年下半年，在支部讨论会上，大多数党员表示同意余正学入党，但余功台发表反对意见：“余正学仗着是个官，成天拉着年轻人以开展活动为借口，不参加集体劳动，但工分照样记，把其他群众坑了。”
鉴于余功台与余正学的特殊关系，支部采纳了余功台的意见。余正学第一次入党，就这样被余功台给“卡”了下来。
回到家后，余功台给正在气头上的余正学做思想工作：“你是团支部书记和民兵连长，一定要把年轻人往正路上带。你是我的儿子，如果在你入党的问题上，我都不能严格要求，那以后其他人入党，你叫我怎么说呢？”
１９７４年上半年，党支部再次开会，讨论余正学等人入党。在支部大会上，余功台说：“３个多月时间里，余正学进步不大。”
余正学入党，再次受阻。
第三回合发生在１９７４年下半年。离讨论余正学入党的支部会议还差５天，却发生了一件小事，余功台又一次“卡”住了儿子。余正学找人借了一本“算命”书看，当时这样的书被定为“反动书籍”，余正学只得躲着余功台，半夜点起煤油灯，躺在床上看。由于不小心，煤油灯引燃了蚊帐。余功台对此非常生气，当时就把书烧掉了，并严厉地批评了他。余正学深知父亲的性格，知道入党的事又要“泡汤”。果然，在几天后召开的支部大会上，余功台把他看“反动书籍”的事给抖了出来，并把余正学当成反面教材，围绕他上起了党课。
党课还没结束，余正学就离开了会场。回家后，他对父亲说：“你以后再也不要给我提入党的事了，我不入党也能过日子！”话音未落，“啪”的一声，余功台给了儿子一耳光：“你可真是个扶不起的刘阿斗！”这一次，与余正学同时递交申请书的杨成轩、向绍军、杨成碧都顺利地入了党。此后，父子间很长时间不在一起说话。
１９７６年，公社开会，讨论各个大队发展党员的情况，新到任的党委书记不知内情，在会上点明批评余功台：“连儿子都没动员入党，对党的建设贡献不大。”余功台没作解释，只是说：“那孩子性格傲慢，无组织纪律。”会上，乡党委考虑余正学做事雷厉风行，把他作为大兴大队的后备干部进行培养。余正学第四次递交申请。但在支部会上，余功台以他与当地一个反动组织的成员过于亲热为由，批评他“立场不坚定”，余正学入党再次受阻。
又过了一段时间，支部第五次讨论余正学入党时，余功台批评他存在“把工作人员叫到家里，为自家修猪圈，私心还没改完”等问题，余正学入党的事，又一次被搁了下来。
１９７７年下半年，余正学第六次递交入党申请。恰逢当年征兵，父亲再次动员余正学当兵。前两次都没考上，这次却一路顺利，但罗当秀不同意，并以“余正学要是当兵，就断决母子关系”相要挟。最后，余正学撒谎说有支气管炎，没有走成。余功台非常生气，在支部会上说：“余正学没有为国家出力的思想！”
就这样，在余功台任大队支部副书记时，余正学一直没有入党。
直到１９９３年，离开支部副书记岗位的余功台，看到儿子余正学在１０年来的时间里，私人拿出８００元钱垫资为村里拉电线，耕牛无偿借给别人用……他再次向余正学严肃地谈论入党的问题：“现在你的思想素质有了明显提高，不凭别的，就凭你两个娃儿能上大学，你都不该灰心丧气，要继续向党组织靠拢。”
经过努力，余正学终于加入了党组织。至此，父子之间２０年的入党“拉锯战”宣告结束。
“我家快凑起一桌党员了，这也算我为党作的一点贡献吧”
１９８８年，二儿子余正明在东安乡政府参加工作，东安乡距大兴村５０多公里，交通不便，一年难得回几次家。１９９６年任乡长后，与家人团聚的时间更难得，余正明向父亲提出想调到修齐镇工作，以照顾两位老人。儿子一开口，就被余功台给挡了回去：“要服从组织的安排，不能成天想着自己，要多想想怎样为当地群众做事。”
余正明在东安乡一干就是１７年。这么多年来，余正明每次回家，父亲都要给他上一堂党课。
三儿子余正海的经历和余正学有些相似。尽管余正海入党时间不短，但余功台始终把他当新党员磨练。
在余功台的心中，“４个儿子中至少有一个当兵”成了他追求的梦想，大儿子和二儿子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没有走成，四儿子还小，于是，他把三儿子当兵当成了惟一希望，这也导致了余正海两次辍学。１９８７年，余正海终于进入部队服役。１９９０年，正值城口最后一次在农村招聘干部，余正海写信给父亲，要求退伍，回家参加考试，但余功台急忙回信阻止：“你现在连党员都不是，说明你对部队贡献不大，还想当国家干部？再说，部队没主动放你走，就证明还需要你，你就得继续好好干！”
１９９１年，余正海被破格连升三级，当上了营财务室会计，同时也成了一名正式党员。他给家里写信，提出想回家探亲。余功台非常高兴，当即就给余正海寄去２００元路费。
这可把余正海搞糊涂了：前几年，要路费回家，父亲不答应；现在当了干部，有钱回家，父亲为什么反而寄钱来？很快，余正海悟出了父亲的用意：父亲是担心自己犯错误呀！
余正海退伍回村后，余功台以老党员的身份帮助他这个新党员。有一次，村里开党员大会，余正海妻子周永红得了重病躺在床上，余正海想借照顾妻子之名不参加。余功台一听，火了：“你是党员，见过世面，如果对村里有好的建议不提出来，就是失职！”他边说边把火盆搬到周永红床前，找来餐具，并把鸡蛋放到床头，叫她自己煮东西吃，一把拉起余正海就走。
余功台的言行不仅影响着儿子，而且影响着孙辈。２００１年从卫校毕业的孙子余朝阳，回村从事个体医疗。２００３年在抗击“非典”中，表现很出色，余朝阳向爷爷余功台提出了入党的想法。余功台高兴得不得了，两次指导他修改入党申请书。第一次，余功台指出余朝阳对党的认识不够深刻；第二次，余功台认为余朝阳对党章还不够熟悉。孙子的入党申请书，还没有送到党组织，就被余功台“卡”住了。后来，在余功台的严格要求下，孙子终于入党。如今，余朝阳回忆起爷爷，感慨地说：“我与爷爷的感情非常深厚，从小他就给我讲战争年代的故事。长大后，爷爷把每个月的残疾军人补助费省下来，送我上学读书，他还要求我把《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读透。”至今保存在余朝阳手里的一本褪了色的《毛泽东选集》，成了他追忆爷爷的最好的物证。
修齐镇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张瑞琼告诉笔者，在余功台的动员和影响下，他的大儿子、二儿子和媳妇、三儿子、孙子和孙女６人相继入党，像他这样一家三代有７位共产党员，真是了不起啊！
目前正在重庆师范大学就读的孙女余海浪提起爷爷就泪水涟涟。她说，读大一时，当她把自己成为预备党员的消息告诉爷爷时，爷爷高兴地说：“这下好了，我家快凑起一桌党员了，这也算我为党作的一点贡献吧！”
去年１２月２６日，处于弥留之际的余功台，仍然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党员，仍然没有忘记先进性教育活动。他叫人把支部书记王立宽请到病床前，说：“大兴村现在发展不错，党的建设也搞得好，在选干部和发展党员问题上，一定要慎之又慎……”然后，他又把家人叫到床前，留下了自己的遗言：“……我的后人中有６名党员，都要牢记：永不叛党！”他特别嘱托儿子余正海，在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学习会上，转达他的“发言”。
留下这段特殊的“发言”后，他再也说不出话来了。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１日凌晨２点，带着对党的无限眷恋，余功台安祥地闭上了眼睛。
“请马上把我明年全年的党费一次性交足。在我的葬礼上不要放哀乐，要放‘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志愿军军歌。我的后人中有６名党员，都要牢记：永不叛党！”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下旬的一天，在城口县修齐镇大兴村党支部举行的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会上，党员余正海替弥留之际的父亲余功台转达了这段特别的发言。这段话，既是８１岁的老党员余功台参加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发言，也是他的遗言。在场的４０多名党员，无不为余功台的“发言”感动。
围绕大儿子入党，父子之间展开了２０年的“拉锯战”
１９５１年，年仅２６岁的余功台作为一名军人，奔赴抗美援朝战场。在异常惨烈的战斗中，他的右脚大拇指严重冻坏，被锯掉永远留在了朝鲜。然而余功台常说，赴朝参战，让他收获了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火线入党。
第二年，退伍回到大兴后，余功台与当地姑娘罗当秀结婚。婚后不久，他便担任大队长兼支部副书记。
１９７３年，刚满１６岁的大儿子余正学接任了大队团支部书记和民兵连长，这时，公社给了大队一个“半脱产干部”指标。余正学被纳入候选人之列，但在推荐会上，时任村支部副书记的余功台丝毫没有顾及私情，他一句“正学有私心，要选更优秀的”，把余正学跳出“农门”的希望给扼杀了。为这事，儿子怨恨了父亲很多年。
余正学发誓要混出个人样来。余功台见此，积极动员余正学入党。在余功台的循循善诱下，１９７３年，余正学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也由此拉开了父子间长达２０年的入党“拉锯战”：最希望儿子入党的余功台，却６次将余正学入党的事“卡”住。
１９７３年下半年，在支部讨论会上，大多数党员表示同意余正学入党，但余功台发表反对意见：“余正学仗着是个官，成天拉着年轻人以开展活动为借口，不参加集体劳动，但工分照样记，把其他群众坑了。”
鉴于余功台与余正学的特殊关系，支部采纳了余功台的意见。余正学第一次入党，就这样被余功台给“卡”了下来。
回到家后，余功台给正在气头上的余正学做思想工作：“你是团支部书记和民兵连长，一定要把年轻人往正路上带。你是我的儿子，如果在你入党的问题上，我都不能严格要求，那以后其他人入党，你叫我怎么说呢？”
１９７４年上半年，党支部再次开会，讨论余正学等人入党。在支部大会上，余功台说：“３个多月时间里，余正学进步不大。”
余正学入党，再次受阻。
第三回合发生在１９７４年下半年。离讨论余正学入党的支部会议还差５天，却发生了一件小事，余功台又一次“卡”住了儿子。余正学找人借了一本“算命”书看，当时这样的书被定为“反动书籍”，余正学只得躲着余功台，半夜点起煤油灯，躺在床上看。由于不小心，煤油灯引燃了蚊帐。余功台对此非常生气，当时就把书烧掉了，并严厉地批评了他。余正学深知父亲的性格，知道入党的事又要“泡汤”。果然，在几天后召开的支部大会上，余功台把他看“反动书籍”的事给抖了出来，并把余正学当成反面教材，围绕他上起了党课。
党课还没结束，余正学就离开了会场。回家后，他对父亲说：“你以后再也不要给我提入党的事了，我不入党也能过日子！”话音未落，“啪”的一声，余功台给了儿子一耳光：“你可真是个扶不起的刘阿斗！”这一次，与余正学同时递交申请书的杨成轩、向绍军、杨成碧都顺利地入了党。此后，父子间很长时间不在一起说话。
１９７６年，公社开会，讨论各个大队发展党员的情况，新到任的党委书记不知内情，在会上点明批评余功台：“连儿子都没动员入党，对党的建设贡献不大。”余功台没作解释，只是说：“那孩子性格傲慢，无组织纪律。”会上，乡党委考虑余正学做事雷厉风行，把他作为大兴大队的后备干部进行培养。余正学第四次递交申请。但在支部会上，余功台以他与当地一个反动组织的成员过于亲热为由，批评他“立场不坚定”，余正学入党再次受阻。
又过了一段时间，支部第五次讨论余正学入党时，余功台批评他存在“把工作人员叫到家里，为自家修猪圈，私心还没改完”等问题，余正学入党的事，又一次被搁了下来。
１９７７年下半年，余正学第六次递交入党申请。恰逢当年征兵，父亲再次动员余正学当兵。前两次都没考上，这次却一路顺利，但罗当秀不同意，并以“余正学要是当兵，就断决母子关系”相要挟。最后，余正学撒谎说有支气管炎，没有走成。余功台非常生气，在支部会上说：“余正学没有为国家出力的思想！”
就这样，在余功台任大队支部副书记时，余正学一直没有入党。
直到１９９３年，离开支部副书记岗位的余功台，看到儿子余正学在１０年来的时间里，私人拿出８００元钱垫资为村里拉电线，耕牛无偿借给别人用……他再次向余正学严肃地谈论入党的问题：“现在你的思想素质有了明显提高，不凭别的，就凭你两个娃儿能上大学，你都不该灰心丧气，要继续向党组织靠拢。”
经过努力，余正学终于加入了党组织。至此，父子之间２０年的入党“拉锯战”宣告结束。
“我家快凑起一桌党员了，这也算我为党作的一点贡献吧”
１９８８年，二儿子余正明在东安乡政府参加工作，东安乡距大兴村５０多公里，交通不便，一年难得回几次家。１９９６年任乡长后，与家人团聚的时间更难得，余正明向父亲提出想调到修齐镇工作，以照顾两位老人。儿子一开口，就被余功台给挡了回去：“要服从组织的安排，不能成天想着自己，要多想想怎样为当地群众做事。”
余正明在东安乡一干就是１７年。这么多年来，余正明每次回家，父亲都要给他上一堂党课。
三儿子余正海的经历和余正学有些相似。尽管余正海入党时间不短，但余功台始终把他当新党员磨练。
在余功台的心中，“４个儿子中至少有一个当兵”成了他追求的梦想，大儿子和二儿子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没有走成，四儿子还小，于是，他把三儿子当兵当成了惟一希望，这也导致了余正海两次辍学。１９８７年，余正海终于进入部队服役。１９９０年，正值城口最后一次在农村招聘干部，余正海写信给父亲，要求退伍，回家参加考试，但余功台急忙回信阻止：“你现在连党员都不是，说明你对部队贡献不大，还想当国家干部？再说，部队没主动放你走，就证明还需要你，你就得继续好好干！”
１９９１年，余正海被破格连升三级，当上了营财务室会计，同时也成了一名正式党员。他给家里写信，提出想回家探亲。余功台非常高兴，当即就给余正海寄去２００元路费。
这可把余正海搞糊涂了：前几年，要路费回家，父亲不答应；现在当了干部，有钱回家，父亲为什么反而寄钱来？很快，余正海悟出了父亲的用意：父亲是担心自己犯错误呀！
余正海退伍回村后，余功台以老党员的身份帮助他这个新党员。有一次，村里开党员大会，余正海妻子周永红得了重病躺在床上，余正海想借照顾妻子之名不参加。余功台一听，火了：“你是党员，见过世面，如果对村里有好的建议不提出来，就是失职！”他边说边把火盆搬到周永红床前，找来餐具，并把鸡蛋放到床头，叫她自己煮东西吃，一把拉起余正海就走。
余功台的言行不仅影响着儿子，而且影响着孙辈。２００１年从卫校毕业的孙子余朝阳，回村从事个体医疗。２００３年在抗击“非典”中，表现很出色，余朝阳向爷爷余功台提出了入党的想法。余功台高兴得不得了，两次指导他修改入党申请书。第一次，余功台指出余朝阳对党的认识不够深刻；第二次，余功台认为余朝阳对党章还不够熟悉。孙子的入党申请书，还没有送到党组织，就被余功台“卡”住了。后来，在余功台的严格要求下，孙子终于入党。如今，余朝阳回忆起爷爷，感慨地说：“我与爷爷的感情非常深厚，从小他就给我讲战争年代的故事。长大后，爷爷把每个月的残疾军人补助费省下来，送我上学读书，他还要求我把《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读透。”至今保存在余朝阳手里的一本褪了色的《毛泽东选集》，成了他追忆爷爷的最好的物证。
修齐镇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张瑞琼告诉笔者，在余功台的动员和影响下，他的大儿子、二儿子和媳妇、三儿子、孙子和孙女６人相继入党，像他这样一家三代有７位共产党员，真是了不起啊！
目前正在重庆师范大学就读的孙女余海浪提起爷爷就泪水涟涟。她说，读大一时，当她把自己成为预备党员的消息告诉爷爷时，爷爷高兴地说：“这下好了，我家快凑起一桌党员了，这也算我为党作的一点贡献吧！”
去年１２月２６日，处于弥留之际的余功台，仍然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党员，仍然没有忘记先进性教育活动。他叫人把支部书记王立宽请到病床前，说：“大兴村现在发展不错，党的建设也搞得好，在选干部和发展党员问题上，一定要慎之又慎……”然后，他又把家人叫到床前，留下了自己的遗言：“……我的后人中有６名党员，都要牢记：永不叛党！”他特别嘱托儿子余正海，在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学习会上，转达他的“发言”。
留下这段特殊的“发言”后，他再也说不出话来了。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１日凌晨２点，带着对党的无限眷恋，余功台安祥地闭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