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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朱星宇（1989-），男，江苏启东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专门史（社会史）。
摘要：崇明县位于长江之中，是由长江中携带的泥沙堆积而成，土地都是忽坍忽涨或东坍西涨，崇明田制一向实行三年一大丈﹑涨则均拨、坍则除粮的规定，地方由于田土坍涨不定，新涨沙田常常会引起业户的争夺，因此沙案纠纷此起彼伏，崇明沙案纠纷对清末崇明地方社会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崇明；沙案；地方社会
崇明岛在距今一千多年的唐代武德年间从江面上涨出，有东沙﹑西沙。公元705年，在西沙设镇，取名崇明，元朝至正十四年，崇明正式建州，洪武二十九年改州为县，明代隶属于苏州府太仓州，清雍正二年太仓州升为直隶州，崇明县专属太仓州管辖，民国时先后隶属于南通﹑松江，1958年改隶属于上海市。崇明为世界上最大的河口冲积岛，也是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主要是由长江中泥沙堆积形成，因此地质上有忽坍忽涨的特点，沧海桑田可作为对此地地貌特征的概括，江南地域研究虽然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并取得丰硕成果，但是崇明地方研究不甚受重视①。笔者有感于此，试从清末崇明沙田纠纷入手，深入了解崇明县田制，以及在此基础上探讨清末崇明地方社会特点。
一、 崇明沙案经过
清同治年间，崇明县陈兆兰﹑李文濬等人向县衙控告施中和﹑倪裕齋与粮书苏保父亲苏学礼相互勾结，将永丰沙“避坍越筑﹑弊藏奣積” [1]。根据光绪《崇明县志》记载，“两沙相合，彼涨此坍，必有流水，如有坍苗，挂册应照流水除豁，定制也。豪强故不除粮，或收买已坍之苗，不遵流水，跨占新地，则为跨洪之弊。若坍地渐涨，并无别沙涨合，并非江心突涨，例许赔粮守阜之，原户管业里排不得借口，惟既经报坍除赋者，虽旋坍旋涨，仍应均拨里排。若两沙涨合时，彼沙图罩此沙，此沙又图罩彼沙，互报新涨，两不相下，比及涨连，或酿械斗，或搆京控，往往含糊结案”，由此看出，崇明作为河口冲积岛，沙田此坍彼涨，地方政府为了保证财赋收入以及防止重赋于民，制定了“坍则除粮，涨则均拨”的规定，如果沙田坍没入水，需要报官除粮，崇明豪绅为了抢占沙田，往往留粮待涨，等到坍田再度涨起，就占为私产，一旦沙田涨连，就会引起争讼甚至械斗。
《崇明沙案》对这一事件起因做了详细的记载：
“溯查永丰沙报涨入拨，在乾隆年间，其后一﹑二﹑三、九﹑十一﹑十二等号于嘉庆年间逐渐坍没，至二十一﹑二十二老地而止，维时止有二﹑三﹑九﹑十一﹑十二等号，各业户原应照坍则除粮之制，全行开除，乃因不除，迨至道光纪年，二十二号之南十余里江心突涨一小沙，仿佛是永丰沙原界一号之地。”
这段材料表明沙案的原因，起先施中和﹑倪裕齋等人为了私利，在永丰沙一号地坍没之时，没有遵照定制上报除粮，在坍没复涨之时，施中和等人勾结粮书苏学礼，将沙田划拨给施中和等人，其后划拨的一号地“渐次接涨”，“一号不免越北”[1]，可能与其他沙涨连，施中和之父施瑞轩更于同治四年呈议，“统行八五摊折呈存县，详州详司” [1]，由此施中和与倪裕齋等人将所占沙田合法化陈兆兰﹑李文濬等人很有可能是永丰沙北面沙田业户，一号地界址向北移动，对他们的沙田权产生侵害，同时他们也可能希望通过控诉为自己攫取利益。同治五六年，张岐山、徐汝霖以“折管不匀”为由，向太仓州控诉，不久撤诉。但不久后，觉得利益受损的陈兆兰﹑李文濬等人再度向崇明县控告倪施等人的侵权行为，知县林达泉出于防止引起更多的争讼和平衡双方的目的（可能还有维护官府权威的考虑，施中和﹑倪裕齋的沙田所有权已经得到地方政府的认可），对施中和﹑倪裕齋﹑苏保等人罚缴地价一万一千充作公用；同时将永丰沙北面尚在水底的沙田充为公田。
事件并没有结束，陈兆兰、李文濬对县官林达泉的判决不满，于案件宣判当天缺席，并在之后越级向太仓州控告，太仓知州为免事件扩大，要求陈兆兰﹑李文濬等人“回县听审”，争沙案最终以维持原判而告终。
由此可见，沙田作为重要的经济资源，成为地方豪绅争夺的重点，地方志中称“我邑健讼好斗之弊莫大于争荡争圩”，沙田纠纷成为地方纠纷的主要方面，崇明县地方政府为了消除这些纠纷，作出许多规定，然而收效甚微。
二、 崇明田制
崇明为长江中沙洲，四面环水，沙地时涨时坍，因此与江南其他地区不同，崇明县确定了“三年一大丈，涨则均拨，坍则除粮” [2]的原则以及三等六则的赋税征收制度。
1、 三等六则
崇明县沙田一经报拨，即开始征税，初始沙田因还在水底，称为“塗”，每亩缴纳粮食五合，这个时候因沙田还在水底，里排不过只是赔粮；沙田从水中涨起之后，杂草丛生被称为草滩，经过三年一丈的丈期后，升为荡，亩纳粮一升，因此称“一升荡”，再次到丈期时就升为“二升荡”，再丈升为“三升荡”；等到沙田“淤涨坚实” [2]、筑圩成田的时候，升为“止田”，每亩纳粮三升二合一勺；等到沙田彻底成熟，就成为“民田”，每亩纳粮五升三合五勺。
三等六则的税制根据土地的好坏、里排分别加以征税，实行“升则全圈皆升，减则全圈皆减”[1]，容易导致“弊减既多，正粮亏空，遂至里排赔垫” [1]的情况。
2、 三年一大丈
崇明沙田时涨时坍，因此确立三年一大丈的土地清查制度，使得“坍者不至积岁赔粮，涨者即可丈拨补缺” [1]。
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种规定则是百弊丛生，第一，放图之弊。新涨沙地往往由粮书进行勘测，并画成坵图、详注步数载入堂册，粮书为了私欲展宽坵图，占有良田。第二，拨存之弊。即户总与豪户相互勾结，将应拨之地占为己有，隐匿不报或者少报。第三，留苗之弊。有的沙田坍没，根据定例应该除粮，地方豪户与粮书相勾结把应除之粮不除，等旧地再度涨出沙地，即将土地占为己有。以上各种弊端使得三年一大丈的实际效率大为下降。
3、 涨则均拨，坍则除粮
在保证税额固定的基础上，实行“涨则均拨，坍则除粮”的制度，倘若征收的税额不满固定税额，往往责成里排赔垫，“涨则均拨里排”，是为了补偿“里排催缴辛力及赔垫之累并排挑掘城河各项经费” [1]，但是由于新涨沙田往往肥力不足，效用较低，因此，“里民惟幸涨拨日多，籍以抵坍而已”，沙田争夺不可避免。
三、 结论
崇明争沙案的频繁，从侧面反映了地方经济与农业开发，经济活动中往往充满了矛盾与冲突。透过沙案我们看出以下几个特征：一.崇明虽然规定了“涨则均拨，坍则除粮”，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沙田坍没后，业户留粮待涨，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地方政府对这种现象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传统的田制弊端百出。二。沙案最后判决倪裕齋施中和等人赔偿地价，并将浪底沙田充为瀛洲书院公田，并未将倪施等人的原本的弊产重新均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倪施等人的沙田所有权，生怕再引起纠纷，表明地方政府从维护地方稳定的角度出发，对民间习惯更多采取了容忍的态度。民间豪户对沙田争夺激烈，为了争夺新涨沙地，各方势力无所不用其极，乾隆年间渐次涨成的沙地（后称外沙，沙案中的永丰沙即位于外沙）争夺尤其激烈，有助于进一步加强对崇明基层社会的认识，同时争沙案多且激烈，也对清末民初崇明地方自治以及外沙分治有着重要的影响。（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注解
①关于崇明沙田纠纷的研究，主要有王日根、徐枫的《“ 争沙”案所见明代崇明地方社会秩序》，蒋宝麟的《国家土地制度与区域民事习惯——以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崇明沙田为中心》
参考文献：
[1]（清）林达泉，崇明沙案江阴积河开谷等案牍
[2]（清） 赵廷健等，光绪崇明县志
摘要：崇明县位于长江之中，是由长江中携带的泥沙堆积而成，土地都是忽坍忽涨或东坍西涨，崇明田制一向实行三年一大丈﹑涨则均拨、坍则除粮的规定，地方由于田土坍涨不定，新涨沙田常常会引起业户的争夺，因此沙案纠纷此起彼伏，崇明沙案纠纷对清末崇明地方社会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崇明；沙案；地方社会
崇明岛在距今一千多年的唐代武德年间从江面上涨出，有东沙﹑西沙。公元705年，在西沙设镇，取名崇明，元朝至正十四年，崇明正式建州，洪武二十九年改州为县，明代隶属于苏州府太仓州，清雍正二年太仓州升为直隶州，崇明县专属太仓州管辖，民国时先后隶属于南通﹑松江，1958年改隶属于上海市。崇明为世界上最大的河口冲积岛，也是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主要是由长江中泥沙堆积形成，因此地质上有忽坍忽涨的特点，沧海桑田可作为对此地地貌特征的概括，江南地域研究虽然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并取得丰硕成果，但是崇明地方研究不甚受重视①。笔者有感于此，试从清末崇明沙田纠纷入手，深入了解崇明县田制，以及在此基础上探讨清末崇明地方社会特点。
一、 崇明沙案经过
清同治年间，崇明县陈兆兰﹑李文濬等人向县衙控告施中和﹑倪裕齋与粮书苏保父亲苏学礼相互勾结，将永丰沙“避坍越筑﹑弊藏奣積” [1]。根据光绪《崇明县志》记载，“两沙相合，彼涨此坍，必有流水，如有坍苗，挂册应照流水除豁，定制也。豪强故不除粮，或收买已坍之苗，不遵流水，跨占新地，则为跨洪之弊。若坍地渐涨，并无别沙涨合，并非江心突涨，例许赔粮守阜之，原户管业里排不得借口，惟既经报坍除赋者，虽旋坍旋涨，仍应均拨里排。若两沙涨合时，彼沙图罩此沙，此沙又图罩彼沙，互报新涨，两不相下，比及涨连，或酿械斗，或搆京控，往往含糊结案”，由此看出，崇明作为河口冲积岛，沙田此坍彼涨，地方政府为了保证财赋收入以及防止重赋于民，制定了“坍则除粮，涨则均拨”的规定，如果沙田坍没入水，需要报官除粮，崇明豪绅为了抢占沙田，往往留粮待涨，等到坍田再度涨起，就占为私产，一旦沙田涨连，就会引起争讼甚至械斗。
《崇明沙案》对这一事件起因做了详细的记载：
“溯查永丰沙报涨入拨，在乾隆年间，其后一﹑二﹑三、九﹑十一﹑十二等号于嘉庆年间逐渐坍没，至二十一﹑二十二老地而止，维时止有二﹑三﹑九﹑十一﹑十二等号，各业户原应照坍则除粮之制，全行开除，乃因不除，迨至道光纪年，二十二号之南十余里江心突涨一小沙，仿佛是永丰沙原界一号之地。”
这段材料表明沙案的原因，起先施中和﹑倪裕齋等人为了私利，在永丰沙一号地坍没之时，没有遵照定制上报除粮，在坍没复涨之时，施中和等人勾结粮书苏学礼，将沙田划拨给施中和等人，其后划拨的一号地“渐次接涨”，“一号不免越北”[1]，可能与其他沙涨连，施中和之父施瑞轩更于同治四年呈议，“统行八五摊折呈存县，详州详司” [1]，由此施中和与倪裕齋等人将所占沙田合法化陈兆兰﹑李文濬等人很有可能是永丰沙北面沙田业户，一号地界址向北移动，对他们的沙田权产生侵害，同时他们也可能希望通过控诉为自己攫取利益。同治五六年，张岐山、徐汝霖以“折管不匀”为由，向太仓州控诉，不久撤诉。但不久后，觉得利益受损的陈兆兰﹑李文濬等人再度向崇明县控告倪施等人的侵权行为，知县林达泉出于防止引起更多的争讼和平衡双方的目的（可能还有维护官府权威的考虑，施中和﹑倪裕齋的沙田所有权已经得到地方政府的认可），对施中和﹑倪裕齋﹑苏保等人罚缴地价一万一千充作公用；同时将永丰沙北面尚在水底的沙田充为公田。
事件并没有结束，陈兆兰、李文濬对县官林达泉的判决不满，于案件宣判当天缺席，并在之后越级向太仓州控告，太仓知州为免事件扩大，要求陈兆兰﹑李文濬等人“回县听审”，争沙案最终以维持原判而告终。
由此可见，沙田作为重要的经济资源，成为地方豪绅争夺的重点，地方志中称“我邑健讼好斗之弊莫大于争荡争圩”，沙田纠纷成为地方纠纷的主要方面，崇明县地方政府为了消除这些纠纷，作出许多规定，然而收效甚微。
二、 崇明田制
崇明为长江中沙洲，四面环水，沙地时涨时坍，因此与江南其他地区不同，崇明县确定了“三年一大丈，涨则均拨，坍则除粮” [2]的原则以及三等六则的赋税征收制度。
1、 三等六则
崇明县沙田一经报拨，即开始征税，初始沙田因还在水底，称为“塗”，每亩缴纳粮食五合，这个时候因沙田还在水底，里排不过只是赔粮；沙田从水中涨起之后，杂草丛生被称为草滩，经过三年一丈的丈期后，升为荡，亩纳粮一升，因此称“一升荡”，再次到丈期时就升为“二升荡”，再丈升为“三升荡”；等到沙田“淤涨坚实” [2]、筑圩成田的时候，升为“止田”，每亩纳粮三升二合一勺；等到沙田彻底成熟，就成为“民田”，每亩纳粮五升三合五勺。
三等六则的税制根据土地的好坏、里排分别加以征税，实行“升则全圈皆升，减则全圈皆减”[1]，容易导致“弊减既多，正粮亏空，遂至里排赔垫” [1]的情况。
2、 三年一大丈
崇明沙田时涨时坍，因此确立三年一大丈的土地清查制度，使得“坍者不至积岁赔粮，涨者即可丈拨补缺” [1]。
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种规定则是百弊丛生，第一，放图之弊。新涨沙地往往由粮书进行勘测，并画成坵图、详注步数载入堂册，粮书为了私欲展宽坵图，占有良田。第二，拨存之弊。即户总与豪户相互勾结，将应拨之地占为己有，隐匿不报或者少报。第三，留苗之弊。有的沙田坍没，根据定例应该除粮，地方豪户与粮书相勾结把应除之粮不除，等旧地再度涨出沙地，即将土地占为己有。以上各种弊端使得三年一大丈的实际效率大为下降。
3、 涨则均拨，坍则除粮
在保证税额固定的基础上，实行“涨则均拨，坍则除粮”的制度，倘若征收的税额不满固定税额，往往责成里排赔垫，“涨则均拨里排”，是为了补偿“里排催缴辛力及赔垫之累并排挑掘城河各项经费” [1]，但是由于新涨沙田往往肥力不足，效用较低，因此，“里民惟幸涨拨日多，籍以抵坍而已”，沙田争夺不可避免。
三、 结论
崇明争沙案的频繁，从侧面反映了地方经济与农业开发，经济活动中往往充满了矛盾与冲突。透过沙案我们看出以下几个特征：一.崇明虽然规定了“涨则均拨，坍则除粮”，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沙田坍没后，业户留粮待涨，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地方政府对这种现象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传统的田制弊端百出。二。沙案最后判决倪裕齋施中和等人赔偿地价，并将浪底沙田充为瀛洲书院公田，并未将倪施等人的原本的弊产重新均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倪施等人的沙田所有权，生怕再引起纠纷，表明地方政府从维护地方稳定的角度出发，对民间习惯更多采取了容忍的态度。民间豪户对沙田争夺激烈，为了争夺新涨沙地，各方势力无所不用其极，乾隆年间渐次涨成的沙地（后称外沙，沙案中的永丰沙即位于外沙）争夺尤其激烈，有助于进一步加强对崇明基层社会的认识，同时争沙案多且激烈，也对清末民初崇明地方自治以及外沙分治有着重要的影响。（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注解
①关于崇明沙田纠纷的研究，主要有王日根、徐枫的《“ 争沙”案所见明代崇明地方社会秩序》，蒋宝麟的《国家土地制度与区域民事习惯——以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崇明沙田为中心》
参考文献：
[1]（清）林达泉，崇明沙案江阴积河开谷等案牍
[2]（清） 赵廷健等，光绪崇明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