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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突发的林彪事件中断了全面“斗、批、改”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实践进程，极大地扰乱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发展方向的设计与掌控，文化大革命的后续演进由此呈现出明显的不确定性，“斗、批、改”思想亦随之进入最后的历史阶段。
由于林彪事件严重削弱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合法性，因而此后的“斗、批、改”思想已不再具有显赫的政治地位，而逐步滑降到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的边陲地带。但作为文化大革命意识形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斗、批、改”思想的内在逻辑依然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很多层面发挥着惯性作用，并显现鲜明的时代特征。
林彪事件后风向改变
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开展的“批陈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提出要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林彪事件后，这一要求便迅速成为批判林彪集团的基本原则和重要任务，其主要内容就是大力宣传“两条路线斗争史”，突出强调“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正确性，试图澄清被急剧变动的政治形势所模糊的阶级斗争版图，以利于新的政治批判的展开。
“斗、批、改”思想的内涵与外延得到继续延展。批判者明确指出，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批、改”并未结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有些经验要加以总结，有些政策要继续落实，有些规定要坚决执行，新出现的问题要及时调查研究和解决，“在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中，我们要认真抓上层建筑，重视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把它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件大事来抓”。
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因势利导，对无政府主义等极左思潮展开了深入全面的批判，在全国产生了强烈反响。
批判者由此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工业是一种社会化大生产，必须有组织地进行，必须遵守合理的规章制度，以实现统一指挥和统一行动。
以此为契机，全国很多地方和领域逐步恢复并健全了岗位责任、考勤、技术操作、质量检验、设备管理和维修、安全生产、经济核算等规章制度，改善并加强了企业管理。
此后，尽管政治形势不断发生变动，但对规章制度的重视渐次成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共识，即使“四人帮”掌控的刊物有时也不得不承认：“任何一项规章制度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不然的话，实质上就会导致取消一切规章制度，这也是不对的。”在1975年邓小平全面整顿期间，经济领域继续着力纠正无组织无纪律现象，恢复被废弛的工业企业规章制度，加强产品质量。这些努力作为“斗、批、改”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产领域产生了积极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由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接受林彪事件的教训，在反思和批判极左思潮的环境下，对宽松政策的强调与推行成为“斗、批、改”思想的重要内容。
在此前后，一大批党政军老干部、专家教授和技术人员从关押、审查和批斗的状态中解脱出来，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从而进一步促使高度紧张的政治局势呈现缓和趋势。
综上所述，这些政治思想及其实践局部纠正了某些严重的极左错误，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粗暴的阶级斗争的二元对立思维，遏制了无政府主义造成的全面危害，有效地缓和了林彪事件带来的社会紧张局势，也显现了当时整个国家和社会普遍存在着的意图恢复正常生活和生产秩序的强烈诉求，赋予“斗、批、改”思想以一种建设性的面相和效能。
当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整体环境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因而随着政治局势的逆转，“斗、批、改”思想的内容和方向亦随之丕变。
被极左势力所利用
1972年底，毛泽东在同中央政治局成员的谈话中，针对一封主张贯彻周恩来要求批透极左思潮的精神、反映张春桥和姚文元反对批极左的来信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他认为：“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也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的任务，各条战线都需要继续深入”，强调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
事实上，这些政治指导思想的变化，均与毛泽东感受到林彪事件后社会上出现的质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潜流有关。
这一变化不仅逆转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方向以及“批林整风”运动的重点，而且使主要承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及其“新生事物”的“斗、批、改”重新成为极左势力影响政治形势的工具。
此后不久，毛泽东再次提出注意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批准发动了由极左势力主导的“批林批孔”运动。
随着时间推移，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肯定与维护日益强化。1974年底，他又提出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为核心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强调“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极左势力借此极力引申和扩大该理论的应用范围，如张春桥提出“全面专政论”，完全不顾社会主义制度已确立近20年的客观事实，不承认上层建筑的无产阶级性质，认为“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有优势”。
这一理论的提出和解释，既表明毛泽东内心对他发动且进行了八年的文化大革命在上层建筑领域的“防修反修”效果缺乏自信心，也透露出文化大革命后期意识形态理论体系的极端矛盾性：一方面鼓吹“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及其“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所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又认为“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还被资产阶级占据。
总的来看，自毛泽东扭转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势头以来，他极力捍卫和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与决心，成为影响“斗、批、改”思想内在逻辑发生变动的根本原因。
在此形势下，极左势力对“斗、批、改”历史的回溯与宣扬，以及对文化大革命斗争目标的重新设定，表明他们对林彪事件后文化大革命颓势已现的不甘与反抗。
这种情况典型地彰显了“斗、批、改”思想所具有的双面性特征，它既可以为党内的健康力量提供局部性重建社会秩序和维持政治稳定的务实工具，又更多地被极左势力所掌控和利用并以之为话语权推行新的政治运动。
这种状况也鲜明地展现了这一段时期内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基本特征：“与前一时期抵制‘文革’活动总体上是潜在地、被动地相比，抵制、纠正‘文革’路线和坚持、维护‘文革’路线的斗争形成了两军对垒。”
终于走向尽头
从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全程来看，自林彪事件后，“斗、批、改”思想在政治理念的建构作用和意识形态的宣传效果等方面均呈显著的下降趋势，这从《人民日报》关于“斗、批、改”报道数量的变化中可见一斑。
但它依然作为推动文化大革命继续前行的一种政治动员方式而继续发挥着效用，并在与部分历史元素的脆弱结合中丰富着自己的思想内涵。
当然，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斗、批、改”不再被频繁地提及，不再成为如文化大革命初期几乎所有群众运动合法性的决定性来源，其思想内容与面貌也逐步倾向于模糊化和整体化。
这是因为林彪事件直接引致文化大革命所营造的革命理想和价值理念在事实上的创败与溃退，作为文化大革命理论次级形态的“斗、批、改”思想的吸引力、说服力和动员力自然也随之式微。
同时，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段时间里，尽管政治运动依然频仍，但绝大多数民众乃至整个社会生活有趋于恢复正常秩序的强烈诉求，“斗、批、改”思想逐渐失去现实基础，这从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后期的设计与控制上亦可看出端倪。
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已不再扩展新的政治运动的范围，而有意识地将文化大革命限制在意识形态尤其是教育领域，试图维持政治稳定。
他多次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好”，要求制止一些地方的武斗，要求四届人大后把文化大革命以來关押的干部解放出来。
尽管落实这些政策、实现政治团结和稳定，仍然受到极左势力的阻挠，存在很多现实困难，但这无疑极大地削弱了“斗、批、改”思想在文化大革命意识形态体系中的地位与价值，“作为文本，它一直在减损着自己的权威基础”，终于在严重的内在矛盾与自我冲突中走向文化大革命的尽头。
（《北京党史》 2015.1.13 吴志军/文）
由于林彪事件严重削弱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合法性，因而此后的“斗、批、改”思想已不再具有显赫的政治地位，而逐步滑降到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的边陲地带。但作为文化大革命意识形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斗、批、改”思想的内在逻辑依然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很多层面发挥着惯性作用，并显现鲜明的时代特征。
林彪事件后风向改变
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开展的“批陈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提出要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林彪事件后，这一要求便迅速成为批判林彪集团的基本原则和重要任务，其主要内容就是大力宣传“两条路线斗争史”，突出强调“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正确性，试图澄清被急剧变动的政治形势所模糊的阶级斗争版图，以利于新的政治批判的展开。
“斗、批、改”思想的内涵与外延得到继续延展。批判者明确指出，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批、改”并未结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有些经验要加以总结，有些政策要继续落实，有些规定要坚决执行，新出现的问题要及时调查研究和解决，“在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中，我们要认真抓上层建筑，重视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把它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件大事来抓”。
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因势利导，对无政府主义等极左思潮展开了深入全面的批判，在全国产生了强烈反响。
批判者由此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工业是一种社会化大生产，必须有组织地进行，必须遵守合理的规章制度，以实现统一指挥和统一行动。
以此为契机，全国很多地方和领域逐步恢复并健全了岗位责任、考勤、技术操作、质量检验、设备管理和维修、安全生产、经济核算等规章制度，改善并加强了企业管理。
此后，尽管政治形势不断发生变动，但对规章制度的重视渐次成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共识，即使“四人帮”掌控的刊物有时也不得不承认：“任何一项规章制度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不然的话，实质上就会导致取消一切规章制度，这也是不对的。”在1975年邓小平全面整顿期间，经济领域继续着力纠正无组织无纪律现象，恢复被废弛的工业企业规章制度，加强产品质量。这些努力作为“斗、批、改”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产领域产生了积极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由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接受林彪事件的教训，在反思和批判极左思潮的环境下，对宽松政策的强调与推行成为“斗、批、改”思想的重要内容。
在此前后，一大批党政军老干部、专家教授和技术人员从关押、审查和批斗的状态中解脱出来，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从而进一步促使高度紧张的政治局势呈现缓和趋势。
综上所述，这些政治思想及其实践局部纠正了某些严重的极左错误，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粗暴的阶级斗争的二元对立思维，遏制了无政府主义造成的全面危害，有效地缓和了林彪事件带来的社会紧张局势，也显现了当时整个国家和社会普遍存在着的意图恢复正常生活和生产秩序的强烈诉求，赋予“斗、批、改”思想以一种建设性的面相和效能。
当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整体环境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因而随着政治局势的逆转，“斗、批、改”思想的内容和方向亦随之丕变。
被极左势力所利用
1972年底，毛泽东在同中央政治局成员的谈话中，针对一封主张贯彻周恩来要求批透极左思潮的精神、反映张春桥和姚文元反对批极左的来信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他认为：“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也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的任务，各条战线都需要继续深入”，强调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
事实上，这些政治指导思想的变化，均与毛泽东感受到林彪事件后社会上出现的质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潜流有关。
这一变化不仅逆转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方向以及“批林整风”运动的重点，而且使主要承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及其“新生事物”的“斗、批、改”重新成为极左势力影响政治形势的工具。
此后不久，毛泽东再次提出注意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批准发动了由极左势力主导的“批林批孔”运动。
随着时间推移，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肯定与维护日益强化。1974年底，他又提出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为核心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强调“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极左势力借此极力引申和扩大该理论的应用范围，如张春桥提出“全面专政论”，完全不顾社会主义制度已确立近20年的客观事实，不承认上层建筑的无产阶级性质，认为“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有优势”。
这一理论的提出和解释，既表明毛泽东内心对他发动且进行了八年的文化大革命在上层建筑领域的“防修反修”效果缺乏自信心，也透露出文化大革命后期意识形态理论体系的极端矛盾性：一方面鼓吹“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及其“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所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又认为“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还被资产阶级占据。
总的来看，自毛泽东扭转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势头以来，他极力捍卫和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与决心，成为影响“斗、批、改”思想内在逻辑发生变动的根本原因。
在此形势下，极左势力对“斗、批、改”历史的回溯与宣扬，以及对文化大革命斗争目标的重新设定，表明他们对林彪事件后文化大革命颓势已现的不甘与反抗。
这种情况典型地彰显了“斗、批、改”思想所具有的双面性特征，它既可以为党内的健康力量提供局部性重建社会秩序和维持政治稳定的务实工具，又更多地被极左势力所掌控和利用并以之为话语权推行新的政治运动。
这种状况也鲜明地展现了这一段时期内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基本特征：“与前一时期抵制‘文革’活动总体上是潜在地、被动地相比，抵制、纠正‘文革’路线和坚持、维护‘文革’路线的斗争形成了两军对垒。”
终于走向尽头
从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全程来看，自林彪事件后，“斗、批、改”思想在政治理念的建构作用和意识形态的宣传效果等方面均呈显著的下降趋势，这从《人民日报》关于“斗、批、改”报道数量的变化中可见一斑。
但它依然作为推动文化大革命继续前行的一种政治动员方式而继续发挥着效用，并在与部分历史元素的脆弱结合中丰富着自己的思想内涵。
当然，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斗、批、改”不再被频繁地提及，不再成为如文化大革命初期几乎所有群众运动合法性的决定性来源，其思想内容与面貌也逐步倾向于模糊化和整体化。
这是因为林彪事件直接引致文化大革命所营造的革命理想和价值理念在事实上的创败与溃退，作为文化大革命理论次级形态的“斗、批、改”思想的吸引力、说服力和动员力自然也随之式微。
同时，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段时间里，尽管政治运动依然频仍，但绝大多数民众乃至整个社会生活有趋于恢复正常秩序的强烈诉求，“斗、批、改”思想逐渐失去现实基础，这从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后期的设计与控制上亦可看出端倪。
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已不再扩展新的政治运动的范围，而有意识地将文化大革命限制在意识形态尤其是教育领域，试图维持政治稳定。
他多次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好”，要求制止一些地方的武斗，要求四届人大后把文化大革命以來关押的干部解放出来。
尽管落实这些政策、实现政治团结和稳定，仍然受到极左势力的阻挠，存在很多现实困难，但这无疑极大地削弱了“斗、批、改”思想在文化大革命意识形态体系中的地位与价值，“作为文本，它一直在减损着自己的权威基础”，终于在严重的内在矛盾与自我冲突中走向文化大革命的尽头。
（《北京党史》 2015.1.13 吴志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