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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末“新政”兴办新式学堂期间，直隶各类大、中、小学堂和众多专业学堂相继开办，唯独商业学堂尚付阙如。直至1906年，直隶的商业学堂终于兴办。直隶开办商业学堂的特点是由地方商会出面操持，由于适应了客观需要，一些县、镇亦有兴办，由此使培养商业人才在传统的“学徒制”之外又增添了一个符合近代文明的培训形式。
关键词：商业学堂；学徒制；学堂章程
中图分类号：G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5）09-0092-05
商业职业教育的新式“学堂”是近代出现的新事物。传统中国社会中规模或大或小的商业（个体经营者除外），其从业人员通常是依靠带有封建色彩的“学徒制”一代又一代传递训练的，民间俗称“学买卖”、“学生意”，以区别于掌握物质生产操作技能的“学手艺”。在商业范畴内的“学徒”，无一例外地都是从“杂工”做起，清理卫生，端茶倒水，搬运物品，乃至为已升为先生、掌柜的人搭床、收拾铺盖、倒溺器（夜壶），并且还要为掌柜的家庭提供服务……且不时遭到训斥，人的平等、尊严对学徒而言是不存在的。学徒一般以三年为期，在这一过程中，从对商务活动的观察逐渐到学习直接操作，如识别商品、盘点货物、打算盘、记账目，等等。学徒期满出师，成为正式店员，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做到“挣钱养家”，日后或可升为高级店员甚至掌柜，如同民间俗语所说的“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也正是这一“前景”，使众多学徒忍受着丧失人的体面和尊严的三年生活。
事物总是具有二重性。1840年鸦片战争后，列强入侵，迫使中国开放通商口岸，洋人在掠夺中国物产资源、输入外洋商品的同时，也把近代商务活动的理念和形式带进中国，使国人眼界洞开。各种商务活动，特别是与外国的商务交往逐渐增多，诸如近代西方的银行、保险、商品进出口、海运，等等，大都是中国传统商业从业人员所未曾掌握的。而西方“洋行”及其“练习生”制度的出现，便成为打破中国上千年“学徒制”的突破口。中国需要培养与近代文明相适应的商务后备人才已成迫在眉睫之事，这也正是中国开始兴办商务学堂最直接的因素。
清末“新政”是继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之后朝廷发动的又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改革。兴办新式学堂是“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早在1904年，商部左参议王清穆所呈《各省设立商务学堂折》称：“值此列国竞争，以商战为主义。洋商之来华者，类皆谙习商法，洞明财政，为各国商业学堂卒业之士。我国商人未当学问，于阜通货贿之义，盈虚消息之机，未能洞悉，彼明此闇，形见势绌，互市数十年动为洋商所持者以此”。故“各省宜先体查情形，宽筹经费，将应设之学堂，预为布置”。①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的下属、直隶提学使有《照会》天津商会文称：“天津为北洋巨埠，亟宜创设此项（商务）学堂，且直隶农工两项学堂业已开办数年，独商学尚付阙如，亦合埠巨商之耻也。……应按照定章科目，酌量程度，专设此项学堂”。②另直隶工艺总局总办兼官银号督办周学熙也曾写道：“市面之不兴，实由商务人才之过乏”，“推原其故，总由无教无学所致”。“方今为商战之天下，各国以商战实皆以学战，每办一事必设一学，故商业学校尤为外洋振兴商务之基。宫保（袁世凯）讲求新政，志在百废俱兴。本督办等银号备员，亦有维持商务之责。将欲挽回天津市面，非开商智、兴商学不可”。并断言“商学一日不兴，商务一日不振”。③如上种种言论，足见创办商业学堂要求之迫切。笔者拟就直隶兴办商业学堂方面的若干史料做些梳理，或有助于我们了解近代直隶商业教育的发端。
据相关文献载，迄止1906年6月，直督袁世凯呈上的《缕陈直隶历年学务情形嗣后责成提学司续加推广折》奏称：“五洲之强弱，视其教育之重轻，经国要图，莫此为巨”。“教育之道，无智无愚，必使人人有普通之道德、智识、技能，而后国民之程度增高，国力亦与之俱进”。继而历数了直隶创设各大、中、小学堂和“技能”性的工、农、师范、图算、电报等专业学堂的名单，但唯独进行商业职业教育的“商业学堂”尚付阙如。④而恰在同年7月，天津一所中等商业学堂开办了。自然，该商业学堂的筹备无疑要早于此时。而且紧随天津之后，直隶省城保定的另一所商业学堂也在筹建之中。
史料《直隶提学司详天津商会筹设商业学堂办理情形文并批》载：“天津总商会于本年闰四月移称，光绪三十一年八月案奉 宫保扎开，天津为北洋巨埠，应设商业学堂，饬敝会筹定经费，条议章程。商承学务处覆核呈夺等因，嗣准前学务处照会，拟照奏定学堂章程，先于津郡筹设商业教员讲习所，一面设立商业补习普通学堂，为商业教员讲习所实地练习之助，且以补各半日学堂教育之不及”。随后，又据商会章程第二十七条规定称：“商学不讲，率多遇事迁掣，本会拟妥筹经费，设立商务学堂，造就人才，以维商务……暂在东马路育婴新堂创立天津公立第一商务学堂，应俟商会公地告成，并为一气，以期简便”。“学堂以内拟分两科，一曰速成科，一曰完全科，并附设商业教员讲习所，按星期由本学堂教员讲习一切商业，以资开通。所有经费统由敝会商同会董筹措。并招各行商子弟入学”。至于学堂内一切事务，皆由商会会董会同学堂监督办理。又称“学堂奏章并无商务名目，仍应改为中等商业学堂，以符定章”。关于招生，“完全科拟招收小学高等毕业学生，俟年终各高等小学毕业再行招考，以免滥竽充数”。其“简易科”，就是前称的“速成科”，“课目较简，学期较短，特为年长之学生”而设，且已于“七月初九开学”。
该呈文附有《天津中等商业学堂简章》，计十二条，摘录如下。
一、名称。中等商业学堂。
二、地址。暂租东门南大马路旧育婴堂开学，俟商会择地盖房再行迁徙。
三、宗旨。以造就商业人才为宗旨。特分两科，一完全科，以高等小学堂毕业者收入；一简易科，以初等小学堂毕业者收入。
四、学额。两科各六十人，各分两班。合计一百二十人，四个班。
五、毕业年限及进阶（升级）。完全科五年毕业，发给文凭，保送京师实业学堂及各高等学堂。简易科二年毕业，发给文凭，保送各行号及津外盐务，如愿入完全科者，必须考验及格方能升入。 六、学费。正额概不收费。倘再添设，视经费盈绌为准。
七、课程。完全科预科二年，设十二门：读经、商业道德、商律、国文、书法、算学、中外簿记、应用物理、应用化学、经济学、英文、体操。
完全科本科三年，设二十一门：商业道德、商律、国文、商业算数、商业地理、商业历史、中外簿记、机械、工学、商品、经济学、财政学、统计学、私法、商业行政法、国际法、商业学、商业实践、英文、日文、体操。
简易科设十一门：读经、修身、国文、商业地理、商业学、中外簿记、珠笔算、真草书法、尺牍、英语、体操。
八、（管理层）职任及权限。监督一人，总理全堂事务。汉文教员四人（兼监学二人，专司教务二人），洋文教员二人，专司洋文教务。体操、庶务、司账兼书记各一人。总计十人。另于“堂外”设董事六人，经理一人，概由商会公推，“遇有应行改革事宜，应互相妥商，随时改良，以期完善”。
九、经费。暂由商会总、协理督率会董“拟摊”，俟有“的款”（确定可靠的款项）应随时禀明立案。
十、报销。商会报销。
十一、罚款。简易科学生入学后，足一月各具志愿书，如无故退学者，按每月三元罚缴学费，以示限制。惟有大故及开除者不在此例。
十二、凡堂内放假日期，上下班及一切规则均仿照各中学堂办理。⑤
不久，于1907年初，商会又呈禀商部，开办第一初等商业学堂，称“学堂有中初之别，学业有深浅之分，既设商业中学，自应举办初等，以备升进之阶”。遂择城中天后宫，“创设民立第一初等商业学堂，先立一斋，招齐学生三十名，兹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开学”。商会总、协理对此予以“热心学界，深堪嘉许”的评价。⑥
又据史料记载，该中等商业学堂自1906年7月开办，截至1911年，共收捐赠32笔，计3.2万余元，其中商会总董王竹林个人捐助2.4万余元；每年经费支出6千余元。“纲总诸君”每年“公捐”2千元，其余4千元由商会总董王竹林捐助。1910年，因王竹林“停捐”，学堂还曾“面临解散危险”。⑦
当天津成立了中等商业学堂，并创办了讲习所之后，直隶省会保定随之也呈文欲兴办商业学堂，并拟定了《试办章程》，计二十一条，比之天津的《简章》详细了许多。为保持文献历史原貌，反映当年人们的理念和语言习俗，故基本照录如后，并对某些条款稍加点评。
一、名称。“督宪袁（世凯）振兴商务，在津创办实业讲习所，谨亦在保定省城仿照试办，规则依‘奏定实业学堂章程办理’，名为商业学堂”。
二、宗旨。“本堂课程均参酌商业科之科目悉心厘定，务以开特别之知识，擅独有之技能，使将来实能从事各种商业为宗旨”。
三、课程。设十七门：商业道德、国文、格致、图画、习字、书信、历史、商业地理、理财学、簿记学、商品学、商业实践法、商业教文、商业法规、商业要项、外国语（东英文）、体操。
四、经费。“本堂开办之意原为开通风气起见，刻下庶事草创，均由陈列馆及武学书馆、纸艺局各处暂时筹拨。拟酌提各项官铺盈余，以为学堂常年经费”。（点评：看来经费尚筹措不及，没有足够的可靠保障。）
五、学格。“凡高等小学堂毕业，年十五岁以下，岁力相当而文理明通者亦准考选入学”。
六、学费。“每人每月收膳费银洋三元。开办以后各学生如得班长或高才及有试任者，概不收费，以示鼓励。倘有捐每年经费数至五十元者，准保送学生一名，不收膳费，然该生科学程度与本堂各生不甚相远，始能收入”。（点评：“学费”实为“膳费”，名实不符。每月银洋三元非一般劳苦大众所能负担的，至少是小康以上人家的子弟方有可能入堂学习。另以“捐助”换得入学资格，如实地反映了商业交易行为。）
七、课时。“每八点为度，至冬季应否加添夜课，临时酌定”。（点评：似是指八小时学习制，冬季日短夜长，乃有“加添夜课”的打算。）
八、休息。“端阳、中秋放假一日。皇太后、皇上万寿，孔夫子诞日，开堂纪念日，各国庆贺日均放假一日”。“每年暑假以三十日为限，日期临时酌定；年假三十日以封开印为准”。（点评：皇室最高统治者“万寿”放假，时代色彩突出；学堂“开堂纪念”也放假，在今天的学校除特别重大的纪念日如百年大庆等之外，几乎是没有的。）
九、规矩。“学生讲堂受课，须端坐静听，不准任意喧哗；其不解者自诣教习前请质。至入堂时必须叙次列坐，不得攒前越后致起争端。倘在堂外路遇本堂员司，亦当致敬道旁”。（点评：“规矩”多为合理、必要，唯最后一项在今天是行不通的。一个上万以致数万名学生规模的学校，若照此行事，必将阻塞交通。）
十、履历。“凡学生愿入堂肄业者，必须身家清白，素无劣行及不染嗜好，方准报名；俟考取时呈愿学甘结一张，并录保结一张，内注姓名、年岁、籍贯、住址，保结人员亦须注明铺号、住址，庶知该生身家来历，以免倖进”。（点评：这一条也是过时的，“铺保”一说，对当今青年已是陌生名词。）
十一、规则。“本堂学生皆须考验，方准入堂；入堂后不准半途任意退学；如有故意犯规，以冀斥革，及自行告退者，均应照章赔补经费，每年按五十元计算；如在暑假自行告退者，减收二十五元。若资禀过于鲁钝，实在不堪造就及染患重病不能肄业者，不在此例”。
十二、换保。“凡学生铺保或迁徙或歇业，须声明本堂另觅代理保”。
十三、请假。“本堂学生如有请假时，须学生父兄等亲来或实有凭函；如系因病则须有医生诊据，倘时有实不得已事，则保人押印呈请方准给假，给假后给予凭单，销假时仍将凭单缴回，以备月终会计。如旷功太多，无论因病因事，一律酌扣其功课所得分数。倘无故不到者，应记大过一次”。（点评：规定相当郑重、严格。如今却宽松了许多，甚至对“逃课”也不闻不问。按理应当严格起来，虽不能照搬过去做法。）
十四、惩罚。“凡学生违背本堂规则及品行不端者，当照章斥革，由入堂日计算缴罚学费。其余之过亦分三种，一记过，二禁假，三出堂。至出堂亦须照章补缴学费”。 十五、考试。“本堂考试分四种：（一）临时考试，无定期，各教员皆可随时出题考问。（二）学期考试，于学期终行之。（三）学年考试，于学年终行之。与各学期考试分数平均计算其分数，及格者升班。（四）毕业大考，依学年分数以定之”。
十六、分数。“凡学生学期所定分数于平日功课分数平均计算，以百分为格，八十分以上者为优等，六十分以上者为及格，不及六十分者为不及格。及格者给予升班之执照，不及格者不升，留于次年之终再试，若仍不及格者即行退学”。
十七、毕业。“本堂学生毕业大考后，其合格者给予毕业文凭。如以优等毕业者，禀请北洋大臣给以优等毕业文凭”。
十八、留学。“凡在学堂毕业学生，如有欲在本堂再行研究者，准其作为研究生一年”。（点评：原来“研究生”早已有之，“留学”就是指留在本学堂读研究生，但缺乏具体内容。且这里却没有考试、成绩条件、学位等说法，似凡有要求即可“留学”。）
十九、游历。“凡本堂优等毕业生，如有志趣上进，欲游历外洋以资参考，本堂临时或给与全费，必使其如愿而偿”。（点评：这一规定似属于“出洋考察”，条件之优厚超出想象，或是由于当年人们的“父母在不远游”观念严重，对出洋疑虑尚多，有此“志趣”者无几。如放在当下，“优等毕业生”将为此挤破门槛，国家也无力负担。）
二十、补考。“学生考期不到者不得升班，如因病及实有他故未得与试，准其补考；惟学年考试不准，以杜规避”。
二十一、奖赏。“本堂学生每月考取优等与考取及格者前三名，免缴膳费一月，其余由本堂购买图书或文具、或学生应用物品以奖励之”。
《章程》并附“甘结式”，即“具结”样本。⑧
在此期间，直隶省内少数实业较发达的地方陆续也有商业学堂兴办，如在棉纺织业（土布）兴盛的高阳，1910年当地商务分会拟在原设商业学堂基础上，由“初等预科改为中等预科”，进一步扩充为高阳中等商业学堂，确定“以授商业所必需之智识艺能，使将来实能从事商学（似宜为‘商业’）为宗旨”，并拟定了学堂《简章》。⑨甚至地处僻壤，风气不开，但制磁业粗放发达的磁州彭城镇，“因本镇人多顽固，鲜知就学”，也提出暂在当地初等学堂内，“拟立一半夜学堂，教授农工商子弟，由商会酌派会董充为义务教员，以广造就”。⑩
1908年8月，天津商会总结该会创建五年以来“八大功绩”之一，就是开办“学堂”。称“自五洲互市，文化竞争以商战实以学战，故培养商业后进，洵根本切要之要图也。丙午（1906年）秋禀设商业中等学校于东马路，募商家子弟，分完全、速成两班，于普通科学外，如道德、地理、历史、算数有关商业者悉肆习及之。今夏以速成科毕业，假本会颁发文凭，跻跻跄跄，一时称盛。而王总理慨捐巨资，独力搘拄，功在桑梓，尤足多焉”。{11}这从又一个侧面佐证了商会与兴办商业职业教育的密切关系。
如果说上述商业学堂多由官方倡导，民间商会承办，还有一种由单位自己兴办的学堂，即“天津银号”创办的“银行专修所”。天津银号通称“官银号”。1906年周学熙被任命为督办，他提出参照日本近代银行模式，将原本主理省财政的天津银号，改造为“筹划全市金融，以辅助各项商业之发展”的金融企业，经营存款、放款、汇兑等业务，遂有创设“银行专修所”之举。
史料载有该所《试办章程及管理规则》。《章程》列九条、二十九项，择要摘录如后：
“总纲”写道，“本所之设专为造就银行事务员，以为改良银号之初步”。“第一期学生先侭山西票号生徒挑选，取其有本国簿记、汇兑之知识，反观互证，较易为功”。“以六个月为一学期，共三学期，计一年半毕业”。“课目以银行理论为引导，银行实践为指归，而附以关于商业之科”。“学生修业期满，屡试及格者，应由总理授与（予）毕业文凭，以资执证”。“学生毕业后即留银号效用，其擅图别差及故意不尽职分者，应量为处罚”。专修所“经费”，“由银号支发”。关于专修所“（教）职员及责任”，设有“总理”，主持全盘工作；“庶务官兼会计”；“书记”，“专司本所文牍，保存一切图书表册”；“检察官”，负责“稽查学生起居行止，管理膳堂、斋舍诸事”；“监学”，责任为“查核学生功课，管理自修室诸事”；“本国教员”、“外国教员”，“专授所任科目”；“译员”，“专译所任科目”。其他“入学及退学”、“假期”、“考试”等，以及《管理规则》大体与同类学堂相仿。直督袁世凯批示则提出“应添入”“体操”一科，以“使商人知重卫生”，并将“总理、书记、检察官名目改为监督、掌书、监学，以合定章”{12}。
直隶商业学堂的创办和发展，适时地填补了近代直隶商业职业教育的空白，丰富了专业学堂的门类，对直隶兴学以及促进实业的振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不过，由于当时风气初开，多数人思想尚趋保守，入学学生不多，兴办新式学堂还只是处于开创阶段而已。
简要地总结清末直隶兴办商业学堂的经验或特点，大体可概括为：其一，商业学堂的出现和发展是顺应时代潮流，走向近代文明道路的产物。其二，用当下的词语，商业学堂的问世正是“市场导向”的直接结果，即现实市场的迫切需要。其三，由于政府引导，充分运用社会力量，甚至是全部依靠商会组织兴办商业学堂，从而做到使政府节省人、财、物力，因此收得事半功倍的成效。
值得称道的是，1906年天津创办的第一所中等商业学堂经辛亥改元，先后更名为天津公立甲种商业学校（简称“甲商”）、公立商科职业学校、私立育才高级商科职业学校（简称“育才商职”），在校方的努力下，办成了课程门类齐全，注重实际应用，具有自己教学特色，符合社会需要的中等商科职业名校。在近半个世纪里，“甲商”、“育才商职”培养学子逾万，可谓桃李满天下。{13}自然，这又与当年中等商业学堂的奠基是密不可分的。
注释：
①②⑥⑦⑨⑩{11}《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1，172，177，189-191，234，198，86页
③虞和平：《周学熙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1页
④《袁世凯奏议》，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37-1339页
⑤⑧{12}甘厚慈：《北洋公牍类纂正续编》（卷二十 商务一），文海出版社（电子版），第1517-1519，1519-1522，
1523-1527页
{13}贾长华：《老城旧事》，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138页
（责任编辑：王恒）
关键词：商业学堂；学徒制；学堂章程
中图分类号：G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5）09-0092-05
商业职业教育的新式“学堂”是近代出现的新事物。传统中国社会中规模或大或小的商业（个体经营者除外），其从业人员通常是依靠带有封建色彩的“学徒制”一代又一代传递训练的，民间俗称“学买卖”、“学生意”，以区别于掌握物质生产操作技能的“学手艺”。在商业范畴内的“学徒”，无一例外地都是从“杂工”做起，清理卫生，端茶倒水，搬运物品，乃至为已升为先生、掌柜的人搭床、收拾铺盖、倒溺器（夜壶），并且还要为掌柜的家庭提供服务……且不时遭到训斥，人的平等、尊严对学徒而言是不存在的。学徒一般以三年为期，在这一过程中，从对商务活动的观察逐渐到学习直接操作，如识别商品、盘点货物、打算盘、记账目，等等。学徒期满出师，成为正式店员，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做到“挣钱养家”，日后或可升为高级店员甚至掌柜，如同民间俗语所说的“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也正是这一“前景”，使众多学徒忍受着丧失人的体面和尊严的三年生活。
事物总是具有二重性。1840年鸦片战争后，列强入侵，迫使中国开放通商口岸，洋人在掠夺中国物产资源、输入外洋商品的同时，也把近代商务活动的理念和形式带进中国，使国人眼界洞开。各种商务活动，特别是与外国的商务交往逐渐增多，诸如近代西方的银行、保险、商品进出口、海运，等等，大都是中国传统商业从业人员所未曾掌握的。而西方“洋行”及其“练习生”制度的出现，便成为打破中国上千年“学徒制”的突破口。中国需要培养与近代文明相适应的商务后备人才已成迫在眉睫之事，这也正是中国开始兴办商务学堂最直接的因素。
清末“新政”是继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之后朝廷发动的又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改革。兴办新式学堂是“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早在1904年，商部左参议王清穆所呈《各省设立商务学堂折》称：“值此列国竞争，以商战为主义。洋商之来华者，类皆谙习商法，洞明财政，为各国商业学堂卒业之士。我国商人未当学问，于阜通货贿之义，盈虚消息之机，未能洞悉，彼明此闇，形见势绌，互市数十年动为洋商所持者以此”。故“各省宜先体查情形，宽筹经费，将应设之学堂，预为布置”。①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的下属、直隶提学使有《照会》天津商会文称：“天津为北洋巨埠，亟宜创设此项（商务）学堂，且直隶农工两项学堂业已开办数年，独商学尚付阙如，亦合埠巨商之耻也。……应按照定章科目，酌量程度，专设此项学堂”。②另直隶工艺总局总办兼官银号督办周学熙也曾写道：“市面之不兴，实由商务人才之过乏”，“推原其故，总由无教无学所致”。“方今为商战之天下，各国以商战实皆以学战，每办一事必设一学，故商业学校尤为外洋振兴商务之基。宫保（袁世凯）讲求新政，志在百废俱兴。本督办等银号备员，亦有维持商务之责。将欲挽回天津市面，非开商智、兴商学不可”。并断言“商学一日不兴，商务一日不振”。③如上种种言论，足见创办商业学堂要求之迫切。笔者拟就直隶兴办商业学堂方面的若干史料做些梳理，或有助于我们了解近代直隶商业教育的发端。
据相关文献载，迄止1906年6月，直督袁世凯呈上的《缕陈直隶历年学务情形嗣后责成提学司续加推广折》奏称：“五洲之强弱，视其教育之重轻，经国要图，莫此为巨”。“教育之道，无智无愚，必使人人有普通之道德、智识、技能，而后国民之程度增高，国力亦与之俱进”。继而历数了直隶创设各大、中、小学堂和“技能”性的工、农、师范、图算、电报等专业学堂的名单，但唯独进行商业职业教育的“商业学堂”尚付阙如。④而恰在同年7月，天津一所中等商业学堂开办了。自然，该商业学堂的筹备无疑要早于此时。而且紧随天津之后，直隶省城保定的另一所商业学堂也在筹建之中。
史料《直隶提学司详天津商会筹设商业学堂办理情形文并批》载：“天津总商会于本年闰四月移称，光绪三十一年八月案奉 宫保扎开，天津为北洋巨埠，应设商业学堂，饬敝会筹定经费，条议章程。商承学务处覆核呈夺等因，嗣准前学务处照会，拟照奏定学堂章程，先于津郡筹设商业教员讲习所，一面设立商业补习普通学堂，为商业教员讲习所实地练习之助，且以补各半日学堂教育之不及”。随后，又据商会章程第二十七条规定称：“商学不讲，率多遇事迁掣，本会拟妥筹经费，设立商务学堂，造就人才，以维商务……暂在东马路育婴新堂创立天津公立第一商务学堂，应俟商会公地告成，并为一气，以期简便”。“学堂以内拟分两科，一曰速成科，一曰完全科，并附设商业教员讲习所，按星期由本学堂教员讲习一切商业，以资开通。所有经费统由敝会商同会董筹措。并招各行商子弟入学”。至于学堂内一切事务，皆由商会会董会同学堂监督办理。又称“学堂奏章并无商务名目，仍应改为中等商业学堂，以符定章”。关于招生，“完全科拟招收小学高等毕业学生，俟年终各高等小学毕业再行招考，以免滥竽充数”。其“简易科”，就是前称的“速成科”，“课目较简，学期较短，特为年长之学生”而设，且已于“七月初九开学”。
该呈文附有《天津中等商业学堂简章》，计十二条，摘录如下。
一、名称。中等商业学堂。
二、地址。暂租东门南大马路旧育婴堂开学，俟商会择地盖房再行迁徙。
三、宗旨。以造就商业人才为宗旨。特分两科，一完全科，以高等小学堂毕业者收入；一简易科，以初等小学堂毕业者收入。
四、学额。两科各六十人，各分两班。合计一百二十人，四个班。
五、毕业年限及进阶（升级）。完全科五年毕业，发给文凭，保送京师实业学堂及各高等学堂。简易科二年毕业，发给文凭，保送各行号及津外盐务，如愿入完全科者，必须考验及格方能升入。 六、学费。正额概不收费。倘再添设，视经费盈绌为准。
七、课程。完全科预科二年，设十二门：读经、商业道德、商律、国文、书法、算学、中外簿记、应用物理、应用化学、经济学、英文、体操。
完全科本科三年，设二十一门：商业道德、商律、国文、商业算数、商业地理、商业历史、中外簿记、机械、工学、商品、经济学、财政学、统计学、私法、商业行政法、国际法、商业学、商业实践、英文、日文、体操。
简易科设十一门：读经、修身、国文、商业地理、商业学、中外簿记、珠笔算、真草书法、尺牍、英语、体操。
八、（管理层）职任及权限。监督一人，总理全堂事务。汉文教员四人（兼监学二人，专司教务二人），洋文教员二人，专司洋文教务。体操、庶务、司账兼书记各一人。总计十人。另于“堂外”设董事六人，经理一人，概由商会公推，“遇有应行改革事宜，应互相妥商，随时改良，以期完善”。
九、经费。暂由商会总、协理督率会董“拟摊”，俟有“的款”（确定可靠的款项）应随时禀明立案。
十、报销。商会报销。
十一、罚款。简易科学生入学后，足一月各具志愿书，如无故退学者，按每月三元罚缴学费，以示限制。惟有大故及开除者不在此例。
十二、凡堂内放假日期，上下班及一切规则均仿照各中学堂办理。⑤
不久，于1907年初，商会又呈禀商部，开办第一初等商业学堂，称“学堂有中初之别，学业有深浅之分，既设商业中学，自应举办初等，以备升进之阶”。遂择城中天后宫，“创设民立第一初等商业学堂，先立一斋，招齐学生三十名，兹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开学”。商会总、协理对此予以“热心学界，深堪嘉许”的评价。⑥
又据史料记载，该中等商业学堂自1906年7月开办，截至1911年，共收捐赠32笔，计3.2万余元，其中商会总董王竹林个人捐助2.4万余元；每年经费支出6千余元。“纲总诸君”每年“公捐”2千元，其余4千元由商会总董王竹林捐助。1910年，因王竹林“停捐”，学堂还曾“面临解散危险”。⑦
当天津成立了中等商业学堂，并创办了讲习所之后，直隶省会保定随之也呈文欲兴办商业学堂，并拟定了《试办章程》，计二十一条，比之天津的《简章》详细了许多。为保持文献历史原貌，反映当年人们的理念和语言习俗，故基本照录如后，并对某些条款稍加点评。
一、名称。“督宪袁（世凯）振兴商务，在津创办实业讲习所，谨亦在保定省城仿照试办，规则依‘奏定实业学堂章程办理’，名为商业学堂”。
二、宗旨。“本堂课程均参酌商业科之科目悉心厘定，务以开特别之知识，擅独有之技能，使将来实能从事各种商业为宗旨”。
三、课程。设十七门：商业道德、国文、格致、图画、习字、书信、历史、商业地理、理财学、簿记学、商品学、商业实践法、商业教文、商业法规、商业要项、外国语（东英文）、体操。
四、经费。“本堂开办之意原为开通风气起见，刻下庶事草创，均由陈列馆及武学书馆、纸艺局各处暂时筹拨。拟酌提各项官铺盈余，以为学堂常年经费”。（点评：看来经费尚筹措不及，没有足够的可靠保障。）
五、学格。“凡高等小学堂毕业，年十五岁以下，岁力相当而文理明通者亦准考选入学”。
六、学费。“每人每月收膳费银洋三元。开办以后各学生如得班长或高才及有试任者，概不收费，以示鼓励。倘有捐每年经费数至五十元者，准保送学生一名，不收膳费，然该生科学程度与本堂各生不甚相远，始能收入”。（点评：“学费”实为“膳费”，名实不符。每月银洋三元非一般劳苦大众所能负担的，至少是小康以上人家的子弟方有可能入堂学习。另以“捐助”换得入学资格，如实地反映了商业交易行为。）
七、课时。“每八点为度，至冬季应否加添夜课，临时酌定”。（点评：似是指八小时学习制，冬季日短夜长，乃有“加添夜课”的打算。）
八、休息。“端阳、中秋放假一日。皇太后、皇上万寿，孔夫子诞日，开堂纪念日，各国庆贺日均放假一日”。“每年暑假以三十日为限，日期临时酌定；年假三十日以封开印为准”。（点评：皇室最高统治者“万寿”放假，时代色彩突出；学堂“开堂纪念”也放假，在今天的学校除特别重大的纪念日如百年大庆等之外，几乎是没有的。）
九、规矩。“学生讲堂受课，须端坐静听，不准任意喧哗；其不解者自诣教习前请质。至入堂时必须叙次列坐，不得攒前越后致起争端。倘在堂外路遇本堂员司，亦当致敬道旁”。（点评：“规矩”多为合理、必要，唯最后一项在今天是行不通的。一个上万以致数万名学生规模的学校，若照此行事，必将阻塞交通。）
十、履历。“凡学生愿入堂肄业者，必须身家清白，素无劣行及不染嗜好，方准报名；俟考取时呈愿学甘结一张，并录保结一张，内注姓名、年岁、籍贯、住址，保结人员亦须注明铺号、住址，庶知该生身家来历，以免倖进”。（点评：这一条也是过时的，“铺保”一说，对当今青年已是陌生名词。）
十一、规则。“本堂学生皆须考验，方准入堂；入堂后不准半途任意退学；如有故意犯规，以冀斥革，及自行告退者，均应照章赔补经费，每年按五十元计算；如在暑假自行告退者，减收二十五元。若资禀过于鲁钝，实在不堪造就及染患重病不能肄业者，不在此例”。
十二、换保。“凡学生铺保或迁徙或歇业，须声明本堂另觅代理保”。
十三、请假。“本堂学生如有请假时，须学生父兄等亲来或实有凭函；如系因病则须有医生诊据，倘时有实不得已事，则保人押印呈请方准给假，给假后给予凭单，销假时仍将凭单缴回，以备月终会计。如旷功太多，无论因病因事，一律酌扣其功课所得分数。倘无故不到者，应记大过一次”。（点评：规定相当郑重、严格。如今却宽松了许多，甚至对“逃课”也不闻不问。按理应当严格起来，虽不能照搬过去做法。）
十四、惩罚。“凡学生违背本堂规则及品行不端者，当照章斥革，由入堂日计算缴罚学费。其余之过亦分三种，一记过，二禁假，三出堂。至出堂亦须照章补缴学费”。 十五、考试。“本堂考试分四种：（一）临时考试，无定期，各教员皆可随时出题考问。（二）学期考试，于学期终行之。（三）学年考试，于学年终行之。与各学期考试分数平均计算其分数，及格者升班。（四）毕业大考，依学年分数以定之”。
十六、分数。“凡学生学期所定分数于平日功课分数平均计算，以百分为格，八十分以上者为优等，六十分以上者为及格，不及六十分者为不及格。及格者给予升班之执照，不及格者不升，留于次年之终再试，若仍不及格者即行退学”。
十七、毕业。“本堂学生毕业大考后，其合格者给予毕业文凭。如以优等毕业者，禀请北洋大臣给以优等毕业文凭”。
十八、留学。“凡在学堂毕业学生，如有欲在本堂再行研究者，准其作为研究生一年”。（点评：原来“研究生”早已有之，“留学”就是指留在本学堂读研究生，但缺乏具体内容。且这里却没有考试、成绩条件、学位等说法，似凡有要求即可“留学”。）
十九、游历。“凡本堂优等毕业生，如有志趣上进，欲游历外洋以资参考，本堂临时或给与全费，必使其如愿而偿”。（点评：这一规定似属于“出洋考察”，条件之优厚超出想象，或是由于当年人们的“父母在不远游”观念严重，对出洋疑虑尚多，有此“志趣”者无几。如放在当下，“优等毕业生”将为此挤破门槛，国家也无力负担。）
二十、补考。“学生考期不到者不得升班，如因病及实有他故未得与试，准其补考；惟学年考试不准，以杜规避”。
二十一、奖赏。“本堂学生每月考取优等与考取及格者前三名，免缴膳费一月，其余由本堂购买图书或文具、或学生应用物品以奖励之”。
《章程》并附“甘结式”，即“具结”样本。⑧
在此期间，直隶省内少数实业较发达的地方陆续也有商业学堂兴办，如在棉纺织业（土布）兴盛的高阳，1910年当地商务分会拟在原设商业学堂基础上，由“初等预科改为中等预科”，进一步扩充为高阳中等商业学堂，确定“以授商业所必需之智识艺能，使将来实能从事商学（似宜为‘商业’）为宗旨”，并拟定了学堂《简章》。⑨甚至地处僻壤，风气不开，但制磁业粗放发达的磁州彭城镇，“因本镇人多顽固，鲜知就学”，也提出暂在当地初等学堂内，“拟立一半夜学堂，教授农工商子弟，由商会酌派会董充为义务教员，以广造就”。⑩
1908年8月，天津商会总结该会创建五年以来“八大功绩”之一，就是开办“学堂”。称“自五洲互市，文化竞争以商战实以学战，故培养商业后进，洵根本切要之要图也。丙午（1906年）秋禀设商业中等学校于东马路，募商家子弟，分完全、速成两班，于普通科学外，如道德、地理、历史、算数有关商业者悉肆习及之。今夏以速成科毕业，假本会颁发文凭，跻跻跄跄，一时称盛。而王总理慨捐巨资，独力搘拄，功在桑梓，尤足多焉”。{11}这从又一个侧面佐证了商会与兴办商业职业教育的密切关系。
如果说上述商业学堂多由官方倡导，民间商会承办，还有一种由单位自己兴办的学堂，即“天津银号”创办的“银行专修所”。天津银号通称“官银号”。1906年周学熙被任命为督办，他提出参照日本近代银行模式，将原本主理省财政的天津银号，改造为“筹划全市金融，以辅助各项商业之发展”的金融企业，经营存款、放款、汇兑等业务，遂有创设“银行专修所”之举。
史料载有该所《试办章程及管理规则》。《章程》列九条、二十九项，择要摘录如后：
“总纲”写道，“本所之设专为造就银行事务员，以为改良银号之初步”。“第一期学生先侭山西票号生徒挑选，取其有本国簿记、汇兑之知识，反观互证，较易为功”。“以六个月为一学期，共三学期，计一年半毕业”。“课目以银行理论为引导，银行实践为指归，而附以关于商业之科”。“学生修业期满，屡试及格者，应由总理授与（予）毕业文凭，以资执证”。“学生毕业后即留银号效用，其擅图别差及故意不尽职分者，应量为处罚”。专修所“经费”，“由银号支发”。关于专修所“（教）职员及责任”，设有“总理”，主持全盘工作；“庶务官兼会计”；“书记”，“专司本所文牍，保存一切图书表册”；“检察官”，负责“稽查学生起居行止，管理膳堂、斋舍诸事”；“监学”，责任为“查核学生功课，管理自修室诸事”；“本国教员”、“外国教员”，“专授所任科目”；“译员”，“专译所任科目”。其他“入学及退学”、“假期”、“考试”等，以及《管理规则》大体与同类学堂相仿。直督袁世凯批示则提出“应添入”“体操”一科，以“使商人知重卫生”，并将“总理、书记、检察官名目改为监督、掌书、监学，以合定章”{12}。
直隶商业学堂的创办和发展，适时地填补了近代直隶商业职业教育的空白，丰富了专业学堂的门类，对直隶兴学以及促进实业的振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不过，由于当时风气初开，多数人思想尚趋保守，入学学生不多，兴办新式学堂还只是处于开创阶段而已。
简要地总结清末直隶兴办商业学堂的经验或特点，大体可概括为：其一，商业学堂的出现和发展是顺应时代潮流，走向近代文明道路的产物。其二，用当下的词语，商业学堂的问世正是“市场导向”的直接结果，即现实市场的迫切需要。其三，由于政府引导，充分运用社会力量，甚至是全部依靠商会组织兴办商业学堂，从而做到使政府节省人、财、物力，因此收得事半功倍的成效。
值得称道的是，1906年天津创办的第一所中等商业学堂经辛亥改元，先后更名为天津公立甲种商业学校（简称“甲商”）、公立商科职业学校、私立育才高级商科职业学校（简称“育才商职”），在校方的努力下，办成了课程门类齐全，注重实际应用，具有自己教学特色，符合社会需要的中等商科职业名校。在近半个世纪里，“甲商”、“育才商职”培养学子逾万，可谓桃李满天下。{13}自然，这又与当年中等商业学堂的奠基是密不可分的。
注释：
①②⑥⑦⑨⑩{11}《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1，172，177，189-191，234，198，86页
③虞和平：《周学熙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1页
④《袁世凯奏议》，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37-1339页
⑤⑧{12}甘厚慈：《北洋公牍类纂正续编》（卷二十 商务一），文海出版社（电子版），第1517-1519，1519-1522，
1523-1527页
{13}贾长华：《老城旧事》，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138页
（责任编辑：王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