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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绍
王兵，爱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作为国内第一家由个人发起的非公募慈善基金会理事长，王兵和他的团队把慈善当作一个项目、一个产品、一个生态系统去探索，他用自己的创新理念和行动让民众和企业家对慈善有了新理解。
在王兵心中，慈善是一种生活方式，他希望更多的人能参与到这种生活方式中来，因为那种乐趣不是停留在物质层面的，能让人的精神愉悦。
在《穹顶之下》中，柴静提及了一款名为“污染地图”的App，可以实时提供全国超过380个城市空气污染状况，当前空气质量数据详解，中国地表水水质地图，全国4000多家废气重点监控企业和5000多家废水重点监控企业实时数据。App用户可定制了解身边空气、水污染状况及污染源，也可把地图信息一键分享至新浪微博、微信好友、微信朋友圈、来往，对超标污染企业用微博@当地环保部门进行举报，形成信息公开、共同监督的合力。这款手机应用的研发机构正是爱佑慈善基金会“爱佑益+”项目支持的首家创投机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
2014年，王兵出任了IPE的名誉理事长，利用爱佑自身的积累，在资源引进、机构战略、管理及资金等方面给予IPE支持，帮助IPE梳理长远发展规划，集中资源发展核心竞争力，创造出拥有百万级用户的应用产品。
2015年，爱佑支持的像IPE这样的公益创投机构将达到30家。王兵说：“‘爱佑益+’就是在创业阶段做辅导和推动，支持更多的年轻人在公益行业创业，希望能出现更多的‘爱佑’。我在各个行业推动慈善，整个慈善的生态就不一样了，想想这个事，还是挺有激情的。”王兵很谦逊，从不把“情怀”挂在嘴边，但“爱佑益+”却让他发自内心地引以为傲。
以12载为周期
回顾自己走过的路，王兵理性地以12年为周期分成了几个阶段：12岁，相对比较懂事的时候，脑子里就想着未来一定要做点事；24岁，大学毕业，正好赶上了恰如美国西部淘金热盛况的年代，成为了“92派”（1992年，大批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影响，纷纷主动下海创业）的一员；36岁，实现了财务自由之后，心里执着地想要做回报社会的事。如今，王兵还在这个12年里执着向前，如同开始时一般，初心未改。
每次大潮，总能大浪淘沙。沙砾洗去，总能留下几颗灿烂的珍珠。如今仍活跃于中国商业舞台的“92派”，无疑就是这些“珍珠”。作为“92派”的一员，王兵无疑是这些“珍珠”里的佼佼者。凭借及时发现社会需求，甚至创造社会需求，在市场前景并不明朗的情况下，王兵慧眼独具赢取了成功的收益。他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企业家精神，并凭借于此在36岁实现了财务自由。当人们讶异之时，王兵却觉得这只是历史推动的结果，自己不过是顺大潮而为。
关于财务自由，在王兵看来，钱上的自由在其次，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是时间。“除了金钱以外，很核心的是时间，这个维度是很关键的，我可以自由把控、有选择地做一些喜欢做且愿意投身去做的事情。”王兵如是说道。为什么在人生的第4个12年的周期里选择了做慈善？“之前我能做的是给慈善机构捐钱，但捐出去的钱怎么用，这个过程看不到。而且我一直觉得慈善是可以做成事业的，所以从36岁开始做这个基金会，一直做到现在。”
起初的梦想没有那么明确，王兵遵循着“行胜于言”的理念，就开始做。至于能不能做好，能不能做系统，能不能跨界，他不甚明确。通过不断摸索，他渐渐发现，通过努力可以把很多不在慈善领域的朋友、资源引进来，通过杠杆来撬动，让更多的人受惠。“原来就是想做好工业化慈善，因为它比农业化的慈善已经好太多。而现在，我想的是怎么做好移动互联网的慈善，这些都是随着时间一步步来优化的。”
现在，第4个12年的周期接近完美收官，从不妄言情怀的王兵，早已开始着手规划下一个12年。
情怀自在心中
王兵从2004年开始正式做慈善基金会，在此之前的4年里，他已经在向一些机构捐款做善事了，然而捐的钱看不到如何使用这件事让他特别不舒服。“这是我们这些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所不能忍受的。”王兵开始思考，“在市场竞争和国家分配两个层面以外，一定应该有第三个层面，那就是社会资源的优化。而企业家在优化社会资源里面能起很大的作用，企业家办企业的运营方式很适合在慈善领域操作。”有了这个想法还不够，因为那个时候慈善基金会只有国家机关能做。2004年，当新的《基金会管理办法》出台，允许个人办基金会的时候，王兵毫不犹豫地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个人基金会。“我记得当时《办法》出台后，就我们一家，刚开始甚至发票都没有。”王兵这样回忆当初的艰辛。然而，到今天已经过去10多年了，怎么把个人的感觉变为一个有计划、有系统、有战略、有流程的组织，王兵说自己“刚刚摸出一点门道”。
很多人告诉王兵“慈善很难做成规模”，但他偏偏不信，为了证明慈善也可以做成规模，他做了很多事情。2006年，爱佑开始了“爱佑童心”项目，和民政部签约时部领导说：“如果你们一年做200个孩子就太厉害了。”“第一年做了100个孩子，第二年做了500多个孩子，现在一年可以做将近7000孩子，目前‘爱佑童心’已经成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先心病儿童救助项目。”王兵如数家珍地介绍道。如果你问王兵做慈善基金会怎么能做得系统，他的回答一定很简单：“轻型结构，公开透明，让捐款者看到回报。”为了实现公开透明，他们找了两家会计师事务所做审计。为了让捐款者知道钱花在什么地方，他们的周报、月报公布从不间断，每年还要像上市公司一样开年报发布会。
爱佑表面上运行得顺风顺水，但王兵晚上也有睡不着的时候。“最难的就是执着，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就靠信念。”王兵说道。对他来说，做慈善基金会最大的问题在于和做企业不一样，做企业收入利润是明确的，做慈善基金会要受到所有人的评价，而不同人又有不同的角度，所以很难让所有人皆大欢喜。慈善在中国还处于很基础的阶段，在美国，慈善占服务GDP的10%，这点中国还差得太远。但是这么多年来，王兵始终坚持要把爱佑做大做强，在他心中，自己就像一块铺路石，“我们所做的，就是在中国这套体系下撬动资源，起码在儿童医疗救助领域，我们能撬动很多社会资源，做挽救儿童生命的事，能让政府拿出更多的精力和财富来跟着我们一起做，影响更多人。” 如今，王兵开始筹划爱佑转型，让爱佑从单纯的项目平台变成慈善的全领域平台。平台上的主角是所有愿意参与慈善行业的人。他希望把慈善做成生态，在整个生态里，让所有人都找到自己的位置。转型的过程对于王兵来说，形势反而更加严峻，他说：“以前是上坡，一直往上走，现在坡更陡了，一旦力量不够，可能就会被巨石连带掀翻下去，我们起码是在做一件前无古人的事。”为了实现转型，王兵多次前往美国考察，美国的慈善已经非常成熟了，但王兵发现在移动互联网慈善这方面美国也没有做得很好的，大家起步相同，前景很好但责任也很大。
抽身而言其他
前不久，王兵参加了柳传志的联想控股上市会，听老柳做了半个小时发言，王兵感触颇深：“我觉得他从1984年干到现在，算是完美收官。在一个平台，开始做并把它做好，然后优雅地转身最不容易。我也希望，爱佑未来能有新的领导人来领导，做得更好，我能完美地谢幕。”
王兵希望自己有一天能退出来，享受与兴趣为伴的生活。他喜欢收藏艺术品，中国当代艺术他关注了很多年，也收藏了很多艺术品，特别希望抽时间能整理一下。“在国内我估计我是收Video收得比较多和比较全的，Video是一种艺术形式，是通过图像来实现的。透过这些作品，我能看到很多不同的世界。比如说，透过杨福东的《和平饭店》系列，可以知道当时大上海是一种怎样的繁华状态和那时上海女性的优雅；而透过孙逊的《21克》和《一场未定义的革命》，则能感受到年轻人眼睛里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王兵还是一个“驴友”。在他看来，旅行可以让他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世界，不同的维度给人不同的体味。“一般在平常工作中，人很难升维，但当你看到新的东西之后，往往能有新的感触。” 王兵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旅行要数不丹之旅了，不丹被外界描绘成一个公民幸福指数最高的穷国，他一直很好奇，就和马云、冯仑几个朋友专门花了5天时间到不丹去寻找幸福的踪迹。
到了不丹，他们发现不丹是一个不主张广泛外交的国家，甚至对文化、旅游都有限制。不丹谢绝背包客，每天最多接待三五千名客人，且每个人至少要消费两三百美金才能去，为的是保护本地文化不被吞噬。在僧人比士兵多的不丹，人人安贫乐道，却人人都有方向感。不丹中央政府财政的40%来自于印度的支持、补贴，还有国际组织的很多援助。王兵感慨道：“我们看到一个私立小学，有来自澳大利亚，有瑞典、欧洲的老师，他们是来做义工的，这个国家也很吸引人，我们问他们教完书走不走，好多都说不想走，再续一年。同行的朋友很怀疑这种幸福的氛围能否长久，不丹人说他们有信心保持，为什么？不丹人追求的就是幸福指数，不追求GDP，不追求物质发展，要保持一个平衡。不丹就像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孩子，纯净清澈，质朴天然，有信仰，有自由，复杂和世俗顿时能在不丹的空气里净化为简单，最后回归平静。”
王兵，爱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作为国内第一家由个人发起的非公募慈善基金会理事长，王兵和他的团队把慈善当作一个项目、一个产品、一个生态系统去探索，他用自己的创新理念和行动让民众和企业家对慈善有了新理解。
在王兵心中，慈善是一种生活方式，他希望更多的人能参与到这种生活方式中来，因为那种乐趣不是停留在物质层面的，能让人的精神愉悦。
在《穹顶之下》中，柴静提及了一款名为“污染地图”的App，可以实时提供全国超过380个城市空气污染状况，当前空气质量数据详解，中国地表水水质地图，全国4000多家废气重点监控企业和5000多家废水重点监控企业实时数据。App用户可定制了解身边空气、水污染状况及污染源，也可把地图信息一键分享至新浪微博、微信好友、微信朋友圈、来往，对超标污染企业用微博@当地环保部门进行举报，形成信息公开、共同监督的合力。这款手机应用的研发机构正是爱佑慈善基金会“爱佑益+”项目支持的首家创投机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
2014年，王兵出任了IPE的名誉理事长，利用爱佑自身的积累，在资源引进、机构战略、管理及资金等方面给予IPE支持，帮助IPE梳理长远发展规划，集中资源发展核心竞争力，创造出拥有百万级用户的应用产品。
2015年，爱佑支持的像IPE这样的公益创投机构将达到30家。王兵说：“‘爱佑益+’就是在创业阶段做辅导和推动，支持更多的年轻人在公益行业创业，希望能出现更多的‘爱佑’。我在各个行业推动慈善，整个慈善的生态就不一样了，想想这个事，还是挺有激情的。”王兵很谦逊，从不把“情怀”挂在嘴边，但“爱佑益+”却让他发自内心地引以为傲。
以12载为周期
回顾自己走过的路，王兵理性地以12年为周期分成了几个阶段：12岁，相对比较懂事的时候，脑子里就想着未来一定要做点事；24岁，大学毕业，正好赶上了恰如美国西部淘金热盛况的年代，成为了“92派”（1992年，大批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影响，纷纷主动下海创业）的一员；36岁，实现了财务自由之后，心里执着地想要做回报社会的事。如今，王兵还在这个12年里执着向前，如同开始时一般，初心未改。
每次大潮，总能大浪淘沙。沙砾洗去，总能留下几颗灿烂的珍珠。如今仍活跃于中国商业舞台的“92派”，无疑就是这些“珍珠”。作为“92派”的一员，王兵无疑是这些“珍珠”里的佼佼者。凭借及时发现社会需求，甚至创造社会需求，在市场前景并不明朗的情况下，王兵慧眼独具赢取了成功的收益。他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企业家精神，并凭借于此在36岁实现了财务自由。当人们讶异之时，王兵却觉得这只是历史推动的结果，自己不过是顺大潮而为。
关于财务自由，在王兵看来，钱上的自由在其次，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是时间。“除了金钱以外，很核心的是时间，这个维度是很关键的，我可以自由把控、有选择地做一些喜欢做且愿意投身去做的事情。”王兵如是说道。为什么在人生的第4个12年的周期里选择了做慈善？“之前我能做的是给慈善机构捐钱，但捐出去的钱怎么用，这个过程看不到。而且我一直觉得慈善是可以做成事业的，所以从36岁开始做这个基金会，一直做到现在。”
起初的梦想没有那么明确，王兵遵循着“行胜于言”的理念，就开始做。至于能不能做好，能不能做系统，能不能跨界，他不甚明确。通过不断摸索，他渐渐发现，通过努力可以把很多不在慈善领域的朋友、资源引进来，通过杠杆来撬动，让更多的人受惠。“原来就是想做好工业化慈善，因为它比农业化的慈善已经好太多。而现在，我想的是怎么做好移动互联网的慈善，这些都是随着时间一步步来优化的。”
现在，第4个12年的周期接近完美收官，从不妄言情怀的王兵，早已开始着手规划下一个12年。
情怀自在心中
王兵从2004年开始正式做慈善基金会，在此之前的4年里，他已经在向一些机构捐款做善事了，然而捐的钱看不到如何使用这件事让他特别不舒服。“这是我们这些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所不能忍受的。”王兵开始思考，“在市场竞争和国家分配两个层面以外，一定应该有第三个层面，那就是社会资源的优化。而企业家在优化社会资源里面能起很大的作用，企业家办企业的运营方式很适合在慈善领域操作。”有了这个想法还不够，因为那个时候慈善基金会只有国家机关能做。2004年，当新的《基金会管理办法》出台，允许个人办基金会的时候，王兵毫不犹豫地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个人基金会。“我记得当时《办法》出台后，就我们一家，刚开始甚至发票都没有。”王兵这样回忆当初的艰辛。然而，到今天已经过去10多年了，怎么把个人的感觉变为一个有计划、有系统、有战略、有流程的组织，王兵说自己“刚刚摸出一点门道”。
很多人告诉王兵“慈善很难做成规模”，但他偏偏不信，为了证明慈善也可以做成规模，他做了很多事情。2006年，爱佑开始了“爱佑童心”项目，和民政部签约时部领导说：“如果你们一年做200个孩子就太厉害了。”“第一年做了100个孩子，第二年做了500多个孩子，现在一年可以做将近7000孩子，目前‘爱佑童心’已经成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先心病儿童救助项目。”王兵如数家珍地介绍道。如果你问王兵做慈善基金会怎么能做得系统，他的回答一定很简单：“轻型结构，公开透明，让捐款者看到回报。”为了实现公开透明，他们找了两家会计师事务所做审计。为了让捐款者知道钱花在什么地方，他们的周报、月报公布从不间断，每年还要像上市公司一样开年报发布会。
爱佑表面上运行得顺风顺水，但王兵晚上也有睡不着的时候。“最难的就是执着，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就靠信念。”王兵说道。对他来说，做慈善基金会最大的问题在于和做企业不一样，做企业收入利润是明确的，做慈善基金会要受到所有人的评价，而不同人又有不同的角度，所以很难让所有人皆大欢喜。慈善在中国还处于很基础的阶段，在美国，慈善占服务GDP的10%，这点中国还差得太远。但是这么多年来，王兵始终坚持要把爱佑做大做强，在他心中，自己就像一块铺路石，“我们所做的，就是在中国这套体系下撬动资源，起码在儿童医疗救助领域，我们能撬动很多社会资源，做挽救儿童生命的事，能让政府拿出更多的精力和财富来跟着我们一起做，影响更多人。” 如今，王兵开始筹划爱佑转型，让爱佑从单纯的项目平台变成慈善的全领域平台。平台上的主角是所有愿意参与慈善行业的人。他希望把慈善做成生态，在整个生态里，让所有人都找到自己的位置。转型的过程对于王兵来说，形势反而更加严峻，他说：“以前是上坡，一直往上走，现在坡更陡了，一旦力量不够，可能就会被巨石连带掀翻下去，我们起码是在做一件前无古人的事。”为了实现转型，王兵多次前往美国考察，美国的慈善已经非常成熟了，但王兵发现在移动互联网慈善这方面美国也没有做得很好的，大家起步相同，前景很好但责任也很大。
抽身而言其他
前不久，王兵参加了柳传志的联想控股上市会，听老柳做了半个小时发言，王兵感触颇深：“我觉得他从1984年干到现在，算是完美收官。在一个平台，开始做并把它做好，然后优雅地转身最不容易。我也希望，爱佑未来能有新的领导人来领导，做得更好，我能完美地谢幕。”
王兵希望自己有一天能退出来，享受与兴趣为伴的生活。他喜欢收藏艺术品，中国当代艺术他关注了很多年，也收藏了很多艺术品，特别希望抽时间能整理一下。“在国内我估计我是收Video收得比较多和比较全的，Video是一种艺术形式，是通过图像来实现的。透过这些作品，我能看到很多不同的世界。比如说，透过杨福东的《和平饭店》系列，可以知道当时大上海是一种怎样的繁华状态和那时上海女性的优雅；而透过孙逊的《21克》和《一场未定义的革命》，则能感受到年轻人眼睛里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王兵还是一个“驴友”。在他看来，旅行可以让他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世界，不同的维度给人不同的体味。“一般在平常工作中，人很难升维，但当你看到新的东西之后，往往能有新的感触。” 王兵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旅行要数不丹之旅了，不丹被外界描绘成一个公民幸福指数最高的穷国，他一直很好奇，就和马云、冯仑几个朋友专门花了5天时间到不丹去寻找幸福的踪迹。
到了不丹，他们发现不丹是一个不主张广泛外交的国家，甚至对文化、旅游都有限制。不丹谢绝背包客，每天最多接待三五千名客人，且每个人至少要消费两三百美金才能去，为的是保护本地文化不被吞噬。在僧人比士兵多的不丹，人人安贫乐道，却人人都有方向感。不丹中央政府财政的40%来自于印度的支持、补贴，还有国际组织的很多援助。王兵感慨道：“我们看到一个私立小学，有来自澳大利亚，有瑞典、欧洲的老师，他们是来做义工的，这个国家也很吸引人，我们问他们教完书走不走，好多都说不想走，再续一年。同行的朋友很怀疑这种幸福的氛围能否长久，不丹人说他们有信心保持，为什么？不丹人追求的就是幸福指数，不追求GDP，不追求物质发展，要保持一个平衡。不丹就像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孩子，纯净清澈，质朴天然，有信仰，有自由，复杂和世俗顿时能在不丹的空气里净化为简单，最后回归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