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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代河南作家阎连科的小说《炸裂志》直观呈现了改革开放后炸裂由村发展为超级大都市的政治、经济和人文景象，作者用一种荒谬狂欢的书写，完成了一个村落从寂静到炸裂的全过程。本文试图从炸裂传统乡村女性的生存困境和离乡背景下的女性的艰难发展空间两个方面，拟画出城市化进程中的女性失语群像。
关键词：《炸裂志》;城市化进程;乡村女性;离乡
阎连科十分擅长创造男性世界，但在他书写的世界中，女性仍是不可忽视、不可或缺的存在。其2013年发表的小说《炸裂志》中，女性以多种多样的姿态大规模地涌现在乡村城市化的道路上，她们三三两两交织联系，相互撕扯，组成乡村通往城市的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
一、甘受钳制的乡村女性
炸裂的发展是以乡村为起点的，传统乡村女性是作者绕不开的乡村书写焦点。出现在作者笔下的第一位乡村女性，即孔姓后代孔东德的母亲，作者对其着墨不多，但在寥寥几语中将这位奶奶辈的女性的生存轨迹交代的一清二楚：在土地革命分田地的热潮中，朱姓地主的三姨太顺势成为孔姓长工的妻子，即一开始便处在被瓜分和支配的位置。三姨太仿若无主的浮萍，与新的丈夫结合，哺育新的后代，这是一个十分传统不需要思考的自然的过程。孔东德的妻子是小说中第二位出场的乡村女性，她出场时只有两种身份指代：一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二是“（男人孔东德的）女人”，后续登场又成为“（儿媳蔡琴芳和朱颖的）婆婆”，她的风格名词是“温顺”，低头收拾是她的持家日常。这两位女性或听见或来不及听见城市化的号角声，总之，她们还没有对乡村进化过程产生实感，她们重复感受的是数千年流传延续的乡村女性日常，以及始终作为传统家庭结构中稳定的一角而存在着，身体和心灵在无意识中被男性主导的历史所奴役。然而，当乡村城市化的进程加速时，她们的后辈们却是真切地尝到了乡村女性的苦难滋味。
孔家大儿子孔明亮的媳妇蔡琴芳，率先感受了乡村裂变的阵痛。其丈夫孔明亮以乡村知识分子身份主宰了家庭的政治和经济，蔡琴芳延续了传统乡村女性的寻常生活路径。蔡琴芳对乡村之裂变或许并无感触，但她的家庭之破裂已然是乡村城市化留存在她个人生活上的痛苦印记。丈夫对保姆小翠的狂热与对自己的无情形成鲜明的对比，小翠之珍贵与诱惑对应着自己之无用与无趣。蔡琴芳经历着乡村女性共同的痛苦，有无数的炸裂们，无数的孔明亮们，就有无数的蔡琴芳们。乡村代表着破落与老去，乡村女性首先失去身体的诱惑力，她们缺失备受青睐的城市人群特质：魅惑与年轻;于是她们生长的日常被忽视被隐藏，她们只能像乡村一样沉没下去，在高楼林立的狂热中萎缩回到狭小的自我天地。蔡琴芳没有勇气没有力量打开出走的大门，更让人叹息的是，蔡琴芳在遭遇丈夫的抛弃之后，又重新选择了归顺家庭，和丈夫复婚破镜重圆。
程家后代程菁选择了一条别径，她年少就失去了家族支柱，因此她必须从他处——孔明亮处寻求依靠。当孔明亮以村长的身份向她索取安慰时，她拒绝了。而当孔明亮的身份升级为镇长，她主动投靠了。尽管程菁的身份随着炸裂的城市化进程一变再变，扶摇而上，但程菁的传统乡村女性之质从未改变。身在超级大都市的她，从未走出过炸裂这个圈子，她的身体时常作为孔明亮宣泄狂欢的场所，她的活动高度也始终在孔明亮的确认范围内。她是另一种蔡琴芳们，是另一种温顺的乡村写照。
二、迷失自我的离乡女性
在城市化进程中，部分女性选择了出走，不再囿于狭小村落，而是把身体和心灵一齐交付给城市，开启与乡村完全不同的生活模式。以作者设定的炸裂为中心点，朱家后代朱颖应是炸裂的第一位离乡女性。从乡村女性到离乡入城，朱颖完成了蜕变。对待朱颖这一人物，作者从一开始就赋予其异于其他女性的性格，她隐忍坚强，以一己之力料理父亲后事。朱颖的性格推动了她的离乡行动，但为死去的父亲复仇乃是她离乡的首要动机。迫使她离乡的深层原因是原本占据于朱氏家族内部的基层权力的轰然易主;而对于孔家的仇恨则使她无法选择程菁式的向孔家投靠，因此她势必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重新夺取话语权。
朱颖首先从外表上接纳了城市，用印着英文的洋衣服包装自己，改头换面提升格调，向乡村世界的孔明亮发出挑战;之后，她越过村级权力取得宅基地的土地证，甚至在村里竖起纪念碑“致富看朱颖，榜样学朱颖”，对孔家的经济主导地位构成威胁;在村长民主选举中，朱颖获得与孔明亮角逐的资格，并获得了壓倒性的选举优势，步步为营，最终完成了对孔氏一族的复仇。
然而朱颖复仇的代价是惨痛的，朱颖和无数的她们，都在城中迷失了自我。从乡村进入城市，无家庭出身和教育基础支撑的乡村女性选择的是出卖身体，以此快速打通城市阻隔，让城市接纳自己。在炸裂的城市化进程中，这种出卖行为在阎连科荒谬式狂欢式的书写下显得张牙舞爪，对阅读者造成了有力的冲击。极端想象下的“风流店”“专门学校”，支撑起了炸裂由村到大都市的飞跃，但形成了新的围城。女性以此获得了权力和金钱的青睐，似乎已经稳稳坐在了城市上端，实际上城市从未接受这个群体。朱颖们投靠的对象是更高级别的孔明亮们，譬如比孔明亮们级别高的胡乡长们，从这个角度上，朱颖与程菁几乎无异。以朱颖为核心的女性圈子也没有逃脱权力世界，譬如神秘女子蔡粉香、保姆小翠等，她们是权力攀升至更高位置的工具，女性处在了尴尬的中端传送位置，被男性权力世界时刻注视围观着。
离乡女性群体的返乡之路也充满着艰辛。朱颖能赢得村民信任，是因为金钱折服了人心，实际上她时常遭受着村人的唾弃;炸裂女性用身体推动着炸裂的经济前行，男性世界居高临下地享受着由女性以惨痛代价交换而来的城市化荣耀，却又指责女性从事着见不得人的职业，这显示出乡民们伪劣的一面。回归乡村的女性，不幸再次缩回到传统家庭结构中的妻子和母亲角色。朱颖在婚姻中承受着丈夫的欺骗直至抛弃，作为孔家二媳妇的她与蔡琴芳的处境惊奇地重合了。在这个过程中，她还和程菁产生了较量，然而她们都是爱情和婚姻的受害者。无论这二人谁胜出，都是绝望的“胜利”。
乡村女性被动或主动地参与了乡村城市化过程，传统女性的生存日常被城市化中的新鲜事物打破，选择了新的生活空间的离乡女性也陷入了困境，这就是乡村女性的进退两难的真实写照。阎连科将女性艰难生存面貌毫无保留地搬至台前，表现的是他对此种命运的控诉与悲悯。
参考文献
[1]阎连科.炸裂志[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关键词：《炸裂志》;城市化进程;乡村女性;离乡
阎连科十分擅长创造男性世界，但在他书写的世界中，女性仍是不可忽视、不可或缺的存在。其2013年发表的小说《炸裂志》中，女性以多种多样的姿态大规模地涌现在乡村城市化的道路上，她们三三两两交织联系，相互撕扯，组成乡村通往城市的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
一、甘受钳制的乡村女性
炸裂的发展是以乡村为起点的，传统乡村女性是作者绕不开的乡村书写焦点。出现在作者笔下的第一位乡村女性，即孔姓后代孔东德的母亲，作者对其着墨不多，但在寥寥几语中将这位奶奶辈的女性的生存轨迹交代的一清二楚：在土地革命分田地的热潮中，朱姓地主的三姨太顺势成为孔姓长工的妻子，即一开始便处在被瓜分和支配的位置。三姨太仿若无主的浮萍，与新的丈夫结合，哺育新的后代，这是一个十分传统不需要思考的自然的过程。孔东德的妻子是小说中第二位出场的乡村女性，她出场时只有两种身份指代：一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二是“（男人孔东德的）女人”，后续登场又成为“（儿媳蔡琴芳和朱颖的）婆婆”，她的风格名词是“温顺”，低头收拾是她的持家日常。这两位女性或听见或来不及听见城市化的号角声，总之，她们还没有对乡村进化过程产生实感，她们重复感受的是数千年流传延续的乡村女性日常，以及始终作为传统家庭结构中稳定的一角而存在着，身体和心灵在无意识中被男性主导的历史所奴役。然而，当乡村城市化的进程加速时，她们的后辈们却是真切地尝到了乡村女性的苦难滋味。
孔家大儿子孔明亮的媳妇蔡琴芳，率先感受了乡村裂变的阵痛。其丈夫孔明亮以乡村知识分子身份主宰了家庭的政治和经济，蔡琴芳延续了传统乡村女性的寻常生活路径。蔡琴芳对乡村之裂变或许并无感触，但她的家庭之破裂已然是乡村城市化留存在她个人生活上的痛苦印记。丈夫对保姆小翠的狂热与对自己的无情形成鲜明的对比，小翠之珍贵与诱惑对应着自己之无用与无趣。蔡琴芳经历着乡村女性共同的痛苦，有无数的炸裂们，无数的孔明亮们，就有无数的蔡琴芳们。乡村代表着破落与老去，乡村女性首先失去身体的诱惑力，她们缺失备受青睐的城市人群特质：魅惑与年轻;于是她们生长的日常被忽视被隐藏，她们只能像乡村一样沉没下去，在高楼林立的狂热中萎缩回到狭小的自我天地。蔡琴芳没有勇气没有力量打开出走的大门，更让人叹息的是，蔡琴芳在遭遇丈夫的抛弃之后，又重新选择了归顺家庭，和丈夫复婚破镜重圆。
程家后代程菁选择了一条别径，她年少就失去了家族支柱，因此她必须从他处——孔明亮处寻求依靠。当孔明亮以村长的身份向她索取安慰时，她拒绝了。而当孔明亮的身份升级为镇长，她主动投靠了。尽管程菁的身份随着炸裂的城市化进程一变再变，扶摇而上，但程菁的传统乡村女性之质从未改变。身在超级大都市的她，从未走出过炸裂这个圈子，她的身体时常作为孔明亮宣泄狂欢的场所，她的活动高度也始终在孔明亮的确认范围内。她是另一种蔡琴芳们，是另一种温顺的乡村写照。
二、迷失自我的离乡女性
在城市化进程中，部分女性选择了出走，不再囿于狭小村落，而是把身体和心灵一齐交付给城市，开启与乡村完全不同的生活模式。以作者设定的炸裂为中心点，朱家后代朱颖应是炸裂的第一位离乡女性。从乡村女性到离乡入城，朱颖完成了蜕变。对待朱颖这一人物，作者从一开始就赋予其异于其他女性的性格，她隐忍坚强，以一己之力料理父亲后事。朱颖的性格推动了她的离乡行动，但为死去的父亲复仇乃是她离乡的首要动机。迫使她离乡的深层原因是原本占据于朱氏家族内部的基层权力的轰然易主;而对于孔家的仇恨则使她无法选择程菁式的向孔家投靠，因此她势必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重新夺取话语权。
朱颖首先从外表上接纳了城市，用印着英文的洋衣服包装自己，改头换面提升格调，向乡村世界的孔明亮发出挑战;之后，她越过村级权力取得宅基地的土地证，甚至在村里竖起纪念碑“致富看朱颖，榜样学朱颖”，对孔家的经济主导地位构成威胁;在村长民主选举中，朱颖获得与孔明亮角逐的资格，并获得了壓倒性的选举优势，步步为营，最终完成了对孔氏一族的复仇。
然而朱颖复仇的代价是惨痛的，朱颖和无数的她们，都在城中迷失了自我。从乡村进入城市，无家庭出身和教育基础支撑的乡村女性选择的是出卖身体，以此快速打通城市阻隔，让城市接纳自己。在炸裂的城市化进程中，这种出卖行为在阎连科荒谬式狂欢式的书写下显得张牙舞爪，对阅读者造成了有力的冲击。极端想象下的“风流店”“专门学校”，支撑起了炸裂由村到大都市的飞跃，但形成了新的围城。女性以此获得了权力和金钱的青睐，似乎已经稳稳坐在了城市上端，实际上城市从未接受这个群体。朱颖们投靠的对象是更高级别的孔明亮们，譬如比孔明亮们级别高的胡乡长们，从这个角度上，朱颖与程菁几乎无异。以朱颖为核心的女性圈子也没有逃脱权力世界，譬如神秘女子蔡粉香、保姆小翠等，她们是权力攀升至更高位置的工具，女性处在了尴尬的中端传送位置，被男性权力世界时刻注视围观着。
离乡女性群体的返乡之路也充满着艰辛。朱颖能赢得村民信任，是因为金钱折服了人心，实际上她时常遭受着村人的唾弃;炸裂女性用身体推动着炸裂的经济前行，男性世界居高临下地享受着由女性以惨痛代价交换而来的城市化荣耀，却又指责女性从事着见不得人的职业，这显示出乡民们伪劣的一面。回归乡村的女性，不幸再次缩回到传统家庭结构中的妻子和母亲角色。朱颖在婚姻中承受着丈夫的欺骗直至抛弃，作为孔家二媳妇的她与蔡琴芳的处境惊奇地重合了。在这个过程中，她还和程菁产生了较量，然而她们都是爱情和婚姻的受害者。无论这二人谁胜出，都是绝望的“胜利”。
乡村女性被动或主动地参与了乡村城市化过程，传统女性的生存日常被城市化中的新鲜事物打破，选择了新的生活空间的离乡女性也陷入了困境，这就是乡村女性的进退两难的真实写照。阎连科将女性艰难生存面貌毫无保留地搬至台前，表现的是他对此种命运的控诉与悲悯。
参考文献
[1]阎连科.炸裂志[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