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世态炎凉，人情世故，想到自己曾经是那么地乐于助人，如今，被我倾情帮助过的那些人，却一个个地神龙见首不见尾，或无影无踪，不禁悲从中来，感慨万端。
　　三个月前的一天晌午，廷成让他们单位的一辆商务车，把我从一处让我饱尝失眠之苦的临时居所，接到虎台二巷这座办公楼，他将一间闲置的办公室打扫干净，买了新床、新被褥、新枕头，擦亮了玻璃，还挂上了一幅印有梅兰竹菊的新窗帘，然后又陆续送来了纸杯、纸巾、电热壶和其它日用品。我有了一处相对独立的居住空间，有了一个宁静的心态，有了面对现实迎接未来的足够耐心。此后我们就有事没事地通个电话，他在走廊的北头，我在走廊的南头，相去十余公尺，却各忙各的，不常碰面。这年头，锦上添花的人很多，雪中送炭的人很少。像廷成这样，几十年如一日，以助人为乐的，更是少之又少。
　　我们各自也经历了许多事。所幸每回相见都能从对方身上找回从前的感觉，虽然他的脸上添了一些沧桑，但目光矍铄，气定神闲。但我知道，他所经历的事，要比我所经历的事，大了很多。为了给在乡下辛劳一生的母亲治病，他四处寻医问药，不舍昼夜地守候在病床前，在巨额医疗费的压力下，甚至卖掉了地处省城中心地段的房子，直至老人家了无牵挂地驾鹤西去。而他自己，也莫明其妙地去天堂里梦游了一遭，回转来，才发现世界原来如此美好，人生原来如此美好，亲朋好友、老婆孩子更是如此如此地美好啊……这一下他算是活明白了。这个诗酒江湖里的骁勇战将，如今成了谦谦君子。看着别人在这样那样的场合依然张狂，在言谈举止中依然“愤青”，生性风趣的他，往往会选择安静地聆听。他怀揣属于自己的精彩话语和思想，除非有足够的冷场空隙，让他去填充。而当争辩者辩出了彼此的乖戾之气时，他会插进几个与在场者有关的逸闻趣事，让局势迅速缓和，令众人捧腹大笑一场。这些年来，他的写诗与谋生，与虚名完全没有了关系。如同他收藏彩陶字画，如同他广交文朋诗友。如同他沉醉在河湟谷地那迷人的风土人情里，几十年如一日，不改初衷，不见异思迁。
　　1986年夏，单车骑行全国的青年画家管祥麟，在青海平安县境内遭遇车祸，廷成与其素不相识，但获悉此事后，迅即将他接到县城，入住海东行署医院，然后又将他安顿在自己的小院里疗伤半个多月。十三年后，重启寻梦之旅的管祥麟去平安驿寻访杨廷成，得知他已调到省城，就把车停在那个小院内，在车里独自回味了一夜的如梦往事。第二天，重逢在西宁街头的两个男人相拥而泣，没有多余的话，有的只是恍若隔世之感慨，。这一次，廷成又为管祥麟的青藏线之行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帮他修理维护车辆，帮他寻找抗缺氧的药品。管祥麟后来在他的新书《天涯孤旅》一书中，对这一段生死友谊有详尽纪录。1999年6月，北京青年作家龙冬、央珍夫妇来青海藏区体验生活，在接到北京一朋友的电话委托后，廷成当即为他们安排了住宿，并且自掏腰包，租车陪同两人前往瞿坛寺和夏宗寺进行实地考察。陕西作家红柯“走马黄河”来到西宁，与其有过一面之缘的廷成接他到自己家里居住，还一路陪同去了金银滩草原、彩虹部落等地，体验独具地域特色的河源文化，这让红柯对廷成的为人赞赏有加，像廷成这样的“古道热肠”，实在稀缺得很。难怪弟兄们有困难时总会想到他。
　　说起我们的相识相知，那已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事了。那时北岛那首《回答》“我一一不一一相一一信！”震撼了我们。当时，因为刚出版了一期在省内外造成很大影响的诗歌专号一一“青海诗人三十八家”，所以，来自四面八方的诗稿便雪片般飞来。投稿者中既有舒婷、顾城这样的先锋人物，也有廖亦武、肖开愚这样的后来者。一时间，德令哈小镇，成了诗歌爱好者们向往的精神圣地。我们在堆积如山的诗稿中埋头阅读，体会着“大海捞针”般的工作乐趣。就在那时，一个本土作者进入了我们的视线，他就是15岁即有诗作问世的、在诗行间溢透着乡野气息的、时任平安驿广播站新闻采编的杨廷成。
　　平安驿在青海之东，德令哈在青海之西，中间隔着青海湖、日月山和省会西宁市，两地相去500余公里。虽然我们的生活背景和文化背景不一样，但有着共同的爱好和相近的习性。回想起来，1980年代真是一个让爱诗者们风光无限激情澎湃的黄金时代。诗让普天下诗人皆为兄弟，也让众兄弟们皆为酒狂。不管从前认识不认识，不管是真爱诗还是假爱诗，只要你找上门去，他找上门来，亮出诗歌这柄青铜短剑，便会成就一场突如其来的，酣畅淋漓的酒事。1980年代的杨廷成，皮肤白晰，眼窝深遂，目光朗澈，身材颀长，一头自来卷曲的黑发，若让他换上顿河哥萨克骑兵的装束，那绝对是湟水岸畔的葛利高里，不知要迷倒几多阿克西尼亚式的诗歌少女。而含而不露或深藏不露的内向型个性，隐伏在目光中的几许哀愁，带有偶发性的喜剧化叙事，这些性格品质赋予他以独特的人格魅力，使他很容易就成为被朋友们常常念及的人，由此产生的后果，便是被这样那样的哥儿们轮番叨扰。这也是为什么，只要我们忆及当年的诗酒风流，往事轶闻，总能提炼出几个与杨廷成有关的故事。
　　我曾在廷成父母家的农家小院里体验过一回如梦如幻的乡村夜生活。那炕是热炕，炕洞里燃烧着柴草，炕上摆设着矮脚方桌。那个温馨的傍晚，记忆中先是上来一大盘新麦烤制的锟锅馍馍，然后是粉条炒肉，土豆丝，清油炝酸菜，然后是一瓶青稞大曲，和码放在碟子里的四个酒盅。热酒、热莱、热心肠，让人醉倒在氤氲着柴烟的热炕上，第二天，在陡然而起的西风尘土中，我们又拎着啤酒瓶子，穿越铺满枯叶的白杨林，趟过光秃了的小麦地，像两匹桀敖不驯且眼含憧憬的瘦马，朝着湟水北岸白马寺的方向埋头疾步。然后坐在一块高地鸟瞰大地，抒发胸臆，畅想未来。那天，两个“少年不识愁滋味，更上层楼”的爱诗者，在白马寺前做了一场有关诗歌的白日梦，但他们尚未晓得，“做梦的人能够预知未来”……
　　一次从兰州回西宁，车过平安驿，心里正念叨着杨廷成，脸贴车窗一望，月台后面的一棵矮树下，他与另一平安才子，正呆坐在那里看火车呢。于是把车窗举上去，伸头大叫一声，就冲下车去。当夜自然是一场豪饮，一场关乎海西海东两地尊严的搳拳大战。在人去楼空的办公大楼里，那一晚，可谓众语喧哗，诗情澎湃，一醉方休。还有一次，夜宿平安旅社，去东村寻访廷成不遇，心情有些郁闷，故写了两首小诗记之，一曰《小街》，一曰《住店》，其中好像有这样的句子：孤独的喇叭筒，播送了几遍寻人启事云云。未曾想，数年后的一个中秋之夜，平安驿有线广播真的播出了一则启事：该启事让时任广播站站长的廷成同志，听到广播后赶紧回家，因为，海西的风马同志来了……原来是他诗人性情大发，离家出走数日，家人为了诳他露面，故设此计…… 　　这些年来，诗歌的现实愈来愈窘迫了，大大小小的诗人们，面对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除了一副傲骨一身怪脾气外，可以说百无一用。出诗集要自掏腰包，偶尔想搞个诗人聚会，也苦于无人来做东埋单，怎么办呢？于是就想到了杨廷成。至少，在我的印象里，近年来正式出版的几册展示了青海诗歌阵容实力的合集，皆由他牵头组织出版，所需资金，也是由他筹集来的。由于他的广结善缘，由于他人脉资源广泛，故有人送他一个杨员外的绰号，就好比梁山好汉口里的宋公明或柴大官人。
　　有道是人生有二三知己，足矣。时隔三十余年，在金钱显示着它无所不能之魔力的今天，重读他的诗集《慈悲土地》和《乡土风语》，仍有相当多的感慨涌上心头，让思绪回溯到我们共同拥有过的那个壮怀激烈的岁月。翻阅这部诗集，我注意到，他写诗的时间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而在他诗思泉涌的时候，正是我所说的“魔法”时代一一1980年初期。我发现，即便在那样一个伟大的诗歌年代，他的作品里居然没有留下那个时代的烙印，而写诗写到了今天，他身上仍散发着往日乡村的泥土气息，坚守着他所痴爱的那片土地，为故乡的父老乡亲吟诵着一曲曲令人沉醉的歌谣，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个现象。且看他诗歌中的关键词汇，如“沙滩”、“脚印”、“石子”、“雨点”、“炊烟”、“牛车”等等。单从这些词汇中，你就能看到一个乡村孩子，在贫瘠的乡土上，在怎样憧憬着诗一样美好的未来生活。少年写诗的杨廷成，从诗歌中得到了多么大的快乐。
　　后来，他从童话步入了现实，从以不变应万变的浪漫抒写中，又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句子：“乡村，站在群山一般壮实的肩上……” “山里有我的妈妈，妈妈有炊烟一样的白发……” “小村是一本发黄的线装书……” “父亲佝偻的身躯在默默耕耘，他是属于泥土的一条小小蚯蚓”……他长大了，他成熟了。所以，他要以一个诗人的想象，为父亲颁奖，为所有在泥土中刨食的父老乡亲们颁奖。于是，他的父亲掏出了旱烟袋，在田埂上，无声地笑了……
　　他赶着诗歌的牛车埋头走路，根本不去管顾其他诗人如何激动，又是如何茫然。在一个叫平安驿的小地方，在青海东部的一座川水谷地，他在麦穗中守望，在黄泥小院里沉思，在田埂上漫步，让瓦蓝色的青稞酿成美酒，把自己醉倒在一个多梦的季节。然后成家立业，然后走向远方……
　　这样说来，有关杨廷成及其诗歌的话题该到此为止了。因为，在他三十余年的诗歌创作中，几乎没有发表过一篇诗歌宣言，也没有刻意迎合某门某派，而是始终如一地用诗歌表达着他对乡村的一片痴情。所以，我说他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不像有些家伙，在生活无奈、需要诗歌的温暖与陪伴时，曾经那么狂热地追求着所谓诗性精神，而一旦时来运转，官至某个级别，便率先流露出对诗歌的不屑甚至鄙视。……如此说来，杨廷成至少应该成为我生活中的榜样。他写诗，不是向这个世界追问有关真理方面的问题，而是记录他一时一地对故乡的情感。虽然人离开了，心却永远离不开。就像他诗里写的，“青稞酒飘香，游子醉卧远方”……三十年如一日，多么可敬可爱。他在享受诗歌的时候，也在享受着生活。所以我要说，作为诗人的杨廷成是真诚的，因为，他从来不隐瞒自己对乡土的眷恋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