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事夫差，卧薪尝胆，食不加肉，衣不重彩”，这些固然是勾践灭吴的必要准备，然而这一切又都仅仅是勾践对自身的要求，凭一己之力是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灭吴大业的。之所以能灭吴雪耻，关键在于勾践改变治国政策（“寡人请更”），充分调动起了大夫、士、百姓等多个阶层的力量，从而上下齐心，取得了最后决战的胜利。
　　在先秦时期，主要分成贵族和百姓两大阶层。在贵族阶层中，除王公外，又分大夫和士两大等级（按《礼记·王制》：“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而“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有高贵血统的勾践，又是如何把百姓、士和大夫团结在一起的呢？
　　在《国语·勾践灭吴》中，勾践所实行的“新政”的出发点就是百姓，核心是与民以休养生息的政策。他不但“葬死者、问伤者……去民之所恶，补民之不足”，而且鼓励百姓繁衍生息，“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对生育的不同情况，或予之“酒”“犬”“豚”，或“与之母”、“与之饩”。此外，还给予个别不幸家庭以减免赋税（当室者死，三年释其政；支子死，三月释其政）或子女免费接受教育（孤子、寡妇、疾疹、贫病者，纳宦其子）的优惠政策。这些全新的政治举措，使长期饱受战乱之苦的越国百姓从物质到精神上享受到了从未享受过的重视，难怪在20多年后的吴越决战之时，越国百姓们会发出“孰是君也，而可无死乎？”的肺腑之声。
　　在先秦时期，士处在贵族阶层中的最低等级，他们虽有高贵的血统，有知识，有一技之长，但“王公”们却没有给予他们高贵的地位。因此这一阶层的“积极性”是较难调动的。然而勾践却对三类不同的“士”的不同特点都采取了相应的优抚政策：对国之“达士”，勾践“洁其居，美其服，饱其食，而摩厉之于义”；对前来投奔的“四方之士”，“必庙礼之”；此外，勾践还“载稻与脂于舟以行”，去寻找那些四处游学的年轻士人（“教参”对“孺子之游者”的解释是“流浪无归的孩子”，这种解释是对“游”的误解；此处的“游”应解为“游学”或“交游”。另外从行文来看，此处谈的是对“士”的政策，“流浪无归的孩子”应属于百姓，而对百姓的政策，行文至“纳宦其子”处已结束），对这些处在艰苦的游学途中的年轻士人，勾践则“无不餔也，无不歠也”，而且“必问其姓名”，以登记在册，以备后用。可见勾践了解“士”的疾苦与需求，这样，“士”才肯为知己者死。
　　大夫是贵族中的权力阶层，人数虽少，影响实大。勾践正确地依靠了大夫的影响、实力和智慧，同时又给予其充分的信任。对大夫文种，勾践“执其手而与之谋”，并把“成于吴”的重任交托给他；对选文中没有出现的另一个我们熟知的大夫范蠡，勾践更是事事与他谋划商量。此外，文中提到的“父兄昆弟”也应属大夫阶层。“父兄”是天子对同姓诸侯、诸侯对同姓大夫的一种称呼方式，在当时可泛指长辈，所以这里的“父兄”应指勾践的同姓长辈大夫；而“昆弟”就是兄弟，应是勾践的同姓平辈大夫。对这类大夫，勾践更是不惜血本，他们中有谁能帮助自己“谋而退吴”，便与之“共知越国之政”。可见，在大夫这个阶层中，或为勾践的股肱爪牙，或为勾践的至亲骨肉，勾践对他们的推心置腹，必然换来他们的反复请战，誓报君仇。
　　正是因为越王勾践的“新政”充分考虑到了不同阶层、不同地位的人的需求，并辅之以“知耻教育”，再加上自己以身作则、“与民同其劳”，才会有决战之时的“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妇勉其夫”的同仇敌忾，最后连败夫差，灭吴雪耻。
　　
　　许金德，教师，现居黑龙江大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