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论文在地方理论启发下,基于对居住在云南归难侨安置点居民日常生活的田野调查,考察了归难侨建构家园物质性空间和地方意义产生过程.研究发现,归难侨通过动用广西祖籍地和越南
【机 构】
：
厦门大学 社会与人类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论文在地方理论启发下,基于对居住在云南归难侨安置点居民日常生活的田野调查,考察了归难侨建构家园物质性空间和地方意义产生过程.研究发现,归难侨通过动用广西祖籍地和越南居住地两种地方记忆来激活、呈现家园景观.归难侨以作物种植作为生计方式,加之他们相似的人生经历和社会地位,使得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日趋统一.安置点成为相对同质性社区,归难侨产生了丰富的本土性知识,以及有助于保持或增强依恋的行为,进而最初无差异的空间变成他们熟识且被赋予意义的地方.归难侨逐渐同安置点建立了地方依恋,新家园成为他们有所关切的对象.
其他文献
“陆海统筹”对于实现海洋强国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实践中,这一术语正从政策术语走向法律术语,并作为法律理念和原则要求体现在越来越多的立法之中。要真正实现其从政策语言到法律语言的转换,必须明确其法律内涵。结合一般语义和现有规范可知,“陆海统筹”指的是政府应当按照统筹兼顾、综合协调的要求对陆海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进行总体部署和利益协调,其本质是为政府协调陆海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行政行为提供指导原则和规范约束。为使“陆海统筹”的理念和原则在法律实践中得以落实,需要在不同层级的法律规则中
根据《民法典》,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被定位为非营利法人下的捐助法人。将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定位为非营利法人具有合法性,但将所有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定位为捐助法人值得商榷。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捐助法人的定位不符合大多数普惠性民办幼儿园非捐助举办的实情和捐助法人的基本特征,有违财团法人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常识。借鉴国际经验、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理论,遵循中国非营利法人公法管制传统,我们可将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分别定位为捐助法人和社会服务机构法人,同时应对《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进行修订,明确法人的内部治理架构
在“重要性理论”的检视下,“停课停学、转入专门学校教育矫治、勒令退学和开除学籍”四项教育惩戒举措可能减损学生的受教育基本权利,具有诉的利益。然而,针对中小学教育惩戒提起行政诉讼,在起诉阶段面临主体资格缺失、受案范围模糊和责任能力不足的三重障碍。破解中小学教育惩戒可诉性的三重障碍,一是通过部门规章授予中小学行政主体资格;二是运用“目的性的扩张”方法,扩充《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12项受案范围,将受教育权纳入其中;三是将可诉事项限于侵犯受教育权的教育惩戒举措上。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传统城市建设模式大量增加了地面硬化面积,破坏了城市原有的自然底蕴,叠加气候变化和暴雨等因素,“水浸街”等现象日益突出.海绵城市作为提升城市生态
条块分割难以跨部门协同是长期困扰公共行政的难题。解决此问题的既有思路多着眼于行政体制改革和流程再造。近年来,随着数据资源、数据技术与行政实务的深度融合,在不改变部门职能分工与权责边界的情况下,通过数据赋能提升跨部门协同治理能力成为值得关注的实务现象,从理论上深入挖掘和凝练数据赋能跨部门协同的运行机制显得尤为必要。在“互联网+河长制”的实践中,数据赋能形成了有别于传统界面治理类型的“工具—对象”界面框架。其中,数据公开增强了基层对问题的判断与处置权力,压实了属地责任;数据集成提高了协调部门的话语权,以信息为
《环境保护税法》的出台和实施是中国税制绿色化进程的重要里程碑。环境保护税的计税依据不同于以往的会计核算,取而代之的是污染物的污染当量数、排放量和分贝数,这并非税务部门所擅长。基于整体政府理论的指引,环保税征管引入了长期承担环保监测和污染治理职能的生态环境部门,以弥补税务部门经验不足、工作能力受限的缺陷,希冀通过部门间合作提升环保税征管效率。然而,这是理想状态,实践中两部门功能定位不清、职责衔接不当、激励机制不足等合作征管模式的困难和障碍制约着环保税征收效果。围绕提升环保税征管质效的目标,中国环保税征管制度
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随着社会进入5.0时代,各种社会风险也随之增加并出现新的特点,带来的威胁也更大,使社会风险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大数据作为一种新兴技术革命的产物,其丰富的治理资源及全新的治理理念,是传统治理机制无法比拟的,为促进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技术支撑。推进大数据时代社会风险治理创新,应树立大数据思维,转换风险治理的思维范式;加强顶层设计,做好社会风险治理的统筹规划;加强资源整合,实现风险多元协同治理。
从某种程度上说,经典作品的意义是通过不断的解释被丰富的;但不能否认,作品形成之后,在整体上有基本一贯的思想.而随文作注的形式,决定了注家既要着眼局部,又要兼顾整体;加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既重视苦干、实干,也重视对各项事业、工作的科学评判、合理检验.邓小平为此提出著名的“三有利”标准.党的十七大提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
问答之体在《庄子》诸篇随处可见,是《庄子》语言和文体的一大特色。在诸子争锋的时代背景下,从问答体这一文体视角重新审视《庄子》之产生,可知其与楚文化中流行两人一问一答、说大说小之大小言辩有关;在问答体视角下,探讨庄周、惠施之间的争论渐入哲学思辨之境地,更可见论辩双方旗鼓相当之态势和见解之卓绝。关注问答体,对深入了解《庄子》以及庄子学,颇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