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为了做一篇洪水报道的配稿，我去了湖北荆州公安县。暴雨之下，全国各地汛情告急，我去采访的那几天，属于分洪区的公安县偏偏天气大好，居民的忧虑好像也随地面的雨水一道蒸发了。
　　
　　那是我在《南方人物周刊》的第一篇报道，作为洪水报道的配稿，写的是分洪区里的人。一旦洪水危及武汉，为了保住省会城市，作为荆江分洪区主要组成部分的公安县将要开闸泄洪，区内几乎所有的田地和房屋将被洪水淹没。这个关于牺牲者的故事在网上引发诸多关注。涉及到的问题很多，比如当地扩张数倍的城市规模、兀自建立工业区等，它们造成了分洪成本大涨。
　　和外界的想象相悖，就我随机接触到的一些当地居民来说，忧虑非常少。我现在回忆起来仍觉诧异的是，大多数人的相关知识也非常少，除了财产赔偿这样的重大事项不得而知外，一些具体而微的常识，比如分洪区的边界、淹没的范围，他们的回答中也时有错误。当地相关部门有“外松内紧”的说法，称不希望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和工作。除了指望别分洪，普通人惟一的保障就在那本分洪区运行预案上。
　　这半年开始去写一些不一样的题材，比如一群出国打麻将的老人。我尝试给这个故事安排结构，让视角变得多元，这是采访之前就存在的想法。老人们的真实个性倒是一个意料之外的发现。他们是深受集体主义影响的一代人，我理解的爱好和他们理解的爱好并不相同。在这样一个看似关于爱好的轻松话题里，我印象最深的却是束缚、规范，是不自由的那一面。稿子里提到了这种差异，但事后想来也许我应该对那个年代更为自觉。
　　《城市里的猫》是一篇比较费事的报道。我找了20个以上的采访对象，最麻烦的不是要找很多人，而是你根本不知道该找谁。题材很有趣，流浪猫是威胁本地生物多样性的入侵物种。国外有不少相关研究和政策，但我想让稿子更本土一点，找不到研究者，那么就只能多找些潜在的知情人。探索工作自有乐趣，七七八八联系了不少机构和个人。刚好那段时间有朋友暂时借住我家，在忍受了好些通找人电话后，她特别诧异地问我：“怎么你老是在问差不多的问题？”
　　兰晓龙的采访是我最为紧张的一次。很顺利和常规的约访过程，他尊重每一个人，就像对待他的剧中人物。紧张感来自于熟悉，他的作品对我个人意义非凡。本来不该随便见这样的人，但我后来想通，践行这条原则的后果是不可能见面，碰巧2016年他的电视剧终于播出，那便约访吧。采访中有一个细节没有写进稿子。在聊到恩师黄维若时，他突然哽咽了，眼眶红红的。那个瞬间之前和之后他都语速惊人，不时讲个笑话，气氛里丝毫没有伤感的痕迹，我不能捕捉到发生了什么，他的解释是想到读书时候恩师太辛苦，而学生却毫不体谅。写稿时我的慎重病又犯了，认为没有匹配的信息量支撑这种细节，但以后还是应该写下来。他们多半是属于不会当面表达情感的人，记录下来，说不定他的老师机缘巧合下能够知晓。
　　2016年7月初，我从一家网站来到《南方人物周刊》。见人的数量可能不及以前，但我得以见一些不一样的人。这些人可能并非新闻热点，并非受苦受难，我采访他们的原因仅仅是觉得他们有意思。这本是我做记者的初衷，可是工作两年多，天知道这变成了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
　　有种说法称记者是“偷故事的人”，每次采访类似于一场行窃。可是我也听过另一个悲情版本。在电影《当哈利碰上莎莉》里，两人初识时，莎莉憧憬地告诉哈利，去纽约学新闻后，她的人生才真正开始。哈利贱贱地评价：“哦，去写别人的故事。”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记者的职责天然是“讲别人的故事”，那么理所应当地，读者会期待你讲好这个故事。
　　在一切话题都会被快速消费掉的糟糕时代，写作者还能在这里得到宝贵的耐心。《南方人物周刊》也是残酷的，因为没有别的借口好找，你写不出来的惟一理由，就是自己能力不够。2016年的下半年里，我有些挥霍这份宽容了，希望2017年能多写点。
　　（朱诗琦：2016年加入本刊，代表作品有《去奥地利打麻将》《城市里的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