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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14年5月宏观统计数据的出炉，人们对中国经济形势也出现了乐观与悲观两种明显不同的判断。乐观派认为，5月经济有企稳迹象，根据是（1）汇丰PMI为50.8较4月的49.4回升1.4的百分点；（2）全社会用电量为449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增速比4月份上升0.7个的百分点；（3）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8.8%，比4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从环比看，5月份比上月增长0.71%。悲观派则认为，今年前两个季度的中国各行各业从采矿业、运输业、制造业到服务业，除建筑业以外的所有行业都处于明显衰退和疲弱之中，特别是考虑中国各地根深蒂固的弄虚作假恶习，单凭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似乎已很难得出与我们深入基层后的直观印象相符的客观判断。考虑到经济运行常常存在不确定性，因此，中国经济是维持克强总理所说的“中高速增长”还是会继续疲弱下行甚至出现硬着陆，仍是未定之天。
我猜想，宏观经济运行存在不确定性的原因在于决策层和经济学界目前普遍存在一种宏观决策上犹疑不定的情绪，我将之归纳为“刺激焦虑”。
那么，怎样解释“刺激焦虑”呢？
这是一种在宏观政策选择方面过度瞻前顾后引发的精神症状。2008年年底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出台的4万亿刺激计划事后遭到诟病，及至去年3月政府换届刚刚3个月，即2013年6月，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黄益平教授撰写了一篇所谓的内部报告，这个报告发表在巴克莱银行的内部刊物《全球资本客户》“北京明信片”专页上，报告首次用英文提出Likonomics这个新词，在很短的时间内“克强经济学”这个词汇立刻红遍全球。不管此事是精心策划还是某个文人的突发奇想，我们从黄益平总结的所谓“克强经济学三大支柱——不刺激、去杠杆、搞改革”，联系到从去年6月到今年6月这一年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就可看出，“克强经济学”的提出决不会是一个教书匠拍脑门拍出来的那么简单，因为这个“克强经济学三支柱”恰恰同新一届政府的所有政策选择动作大体吻合。
不刺激就是不再出台类似于4万亿刺激计划那样的强力需求拉动政策提振经济；去杠杆在中国的主要涵义就是降低负债比率特别是降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负债比率；搞改革就是通过体制制度条件的改革寻找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后两条显而易见毫无争议，问题是第一条“不刺激”，到现在仍然众说纷纭。
首先碰到的问题是不刺激行不行？接下来的问题是刺激到什么程度？最后是选取什么样的政策工具刺激？这三个问题扭缠到一起就构成了本文标题所说的当下中国存在“刺激焦虑”的基本内容。
2013年3月政府换届后，克强总理在一次讲话中提出了“上限”“下限”和“底限”的说法，即通胀容忍上限为3.5%，经济增长下限为7.5%，而GDP年增7%为底限。2013年中国GDP增长7.7%，略高于下限，进入2014年，中国经济下行趋势明显，于是在春季的博鳌论坛上，克强总理提出“中国不搞强刺激”。演讲当天，总理的讲话曾遭到某权威媒体的扭曲性解读，如该媒体说，克强总理演讲后，“不刺激的信号立即传遍全球”。我不知道该媒体记者的中小学语文是怎么学的？“不搞强刺激”怎么会成了“不刺激”？这明明是说肯定要搞刺激只是刺激程度不要太强而已嘛！那么，中国为什么一定要有刺激政策出台呢？原因在于中国经济本身还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而且就是成熟的市场经济，看看美国看看日本看看欧盟，该刺激时就刺激，没有哪一个国家愿意放弃发展良机。中国原本就是一个政府既主导改革也主导发展的国家，在经济增长中存在着严重的政府依赖，因此，在外需萎靡不振，微观主体缺少支出意愿时，政府再缩手缩脚不出台有力的需求提振政策，经济下滑的速度肯定会超过同样无刺激政策条件下的发达市场经济体。因此，只要经济下滑趋势明显，政府就应当及时出手。至于刺激到什么程度，那当然就是使经济增长率达于克强总理所说的“下限”之上，准确说应当是8%左右。虽然7.5%是增长下线，但考虑中国各级政府普遍存在的统计造假习性，做一些统计水份剔除，让目标数据稍高一些，似乎正好使经济增长率接近基于资源能力和部门平衡可能的自然增长率。
在过去多年中，中国似乎始终处于一种“增长的烦恼”之中，许多国家经济怕冷，我们却始终处于发烧威胁之中；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常常想破脑袋在琢磨怎样能使本国的年度GDP多增加一个百分点，而中国决策者们常常要向专家咨询，如何让经济保持一个合理的增长速度。即使在2014年这样经济趋冷倾向出现以后，我们的领导者还是矜持有加，常常用“冷静面对经济新常态”这样的话语来宽慰自己，宽慰国人。但实际上，决策层已向有关宏调部门下达了预调微调的指令，这说明，在新的惯常的增长烦恼中，与其说是害怕热，毋宁说是更害怕冷。多年来，给人们造成的印象似乎是，中国GDP增长7%同西方国家GDP增速为0%大体相当，而低于7%的增速好像是西方国家的负增长一样，因此，我们千方百计要把GDP年度增速搞到7.5%以上，7%就成了一个永远不超越的增长底限。
摒弃“刺激焦虑”去放手刺激，为8%左右的经济增长正名而丢掉增长话题上被人说三道四的煩恼，那么，用什么工具来刺激才能实现最佳效果呢？
我们除了已经采取的三项政策（棚户区改造，城际铁路和小微企业减免税）外，最近还搞了两次定向降准，4月25日央行对县域农商行农合行下降存款准备金，6月9日央行又决定自6月16日起对符合审慎经营要求且“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由于本次定向降准的机构并不包括国有五大行和一些规模较大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因此释放的流动性总量据说也不过区区1000多亿而已。
两次定向降准，按照央行文件的解释，一是当前流动性充裕，稳健政策的基调没有变化；二是定向降准的目标是为了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将资金更多配置到实体经济中需要支持的领域，促进放贷结构优化。问题就出在这两点解释的合理性方面。首先，当前流动性充裕的判断并不准确。去年6月和11月的两次钱荒是流动性紧张（尽管是短期紧张）的外在表现。流动性紧张的结构性原因是中国货币M2总量世界第一，至2014年5月底已达118.23万亿元，但M1余额余额只有32.78万亿，M1占M2比例约1/4左右。也就是说，真正在流通中起作用的活跃货币总量其实不大；其次，享受定向降准获得可贷资金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资金如何才能有效保证流向“三农”、小微等金融服务供给薄弱的领域？谁来监管？有人提出，货币政策只管总量松紧，资金结构和流向问题由市场来解决，这种建议细想一下也不是没有道理。我多年来一直在说货币政策有两大特性，一是总量二是微调，这也大体暗含了货币政策不应该承担它不该承担和无法承担的结构调整功能这层意思。如果硬要让货币政策或央行去干结构调整方面的事，从目前情况看那就是定向取消贷款规模控制，如商业银行五万元以下的微型贷款不计入规模、对于农发行这种天生以“三农”为支持对象的政策性银行不纳入贷款规模指标管理等等，这样干，货币政策的结构调整功能自然会显现，我们的秀才们也不必绞尽脑汁“为赋新词强说愁”了。
问题说开了，我们就会坦然许多，刺激不刺激？该刺激就刺激，无须用“三个支柱”说来作茧自缚；增长高或低？在有利于压缩过剩产能不损害环境和提高可持续增长能力的情况下，经济增速能高就尽量高些，实在高不上去就相对低些。只要这样想了，宏观决策者们就会减少许多畏难情绪，至于一些国外关心中国经济问题的所谓专家学者们常发表的那些隔靴搔痒式的言论，姑妄听之，他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我该咋干还是咋干，毕竟，经济学家们重视的永远都是效果，谁说过什么并不重要。
我猜想，宏观经济运行存在不确定性的原因在于决策层和经济学界目前普遍存在一种宏观决策上犹疑不定的情绪，我将之归纳为“刺激焦虑”。
那么，怎样解释“刺激焦虑”呢？
这是一种在宏观政策选择方面过度瞻前顾后引发的精神症状。2008年年底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出台的4万亿刺激计划事后遭到诟病，及至去年3月政府换届刚刚3个月，即2013年6月，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黄益平教授撰写了一篇所谓的内部报告，这个报告发表在巴克莱银行的内部刊物《全球资本客户》“北京明信片”专页上，报告首次用英文提出Likonomics这个新词，在很短的时间内“克强经济学”这个词汇立刻红遍全球。不管此事是精心策划还是某个文人的突发奇想，我们从黄益平总结的所谓“克强经济学三大支柱——不刺激、去杠杆、搞改革”，联系到从去年6月到今年6月这一年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就可看出，“克强经济学”的提出决不会是一个教书匠拍脑门拍出来的那么简单，因为这个“克强经济学三支柱”恰恰同新一届政府的所有政策选择动作大体吻合。
不刺激就是不再出台类似于4万亿刺激计划那样的强力需求拉动政策提振经济；去杠杆在中国的主要涵义就是降低负债比率特别是降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负债比率；搞改革就是通过体制制度条件的改革寻找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后两条显而易见毫无争议，问题是第一条“不刺激”，到现在仍然众说纷纭。
首先碰到的问题是不刺激行不行？接下来的问题是刺激到什么程度？最后是选取什么样的政策工具刺激？这三个问题扭缠到一起就构成了本文标题所说的当下中国存在“刺激焦虑”的基本内容。
2013年3月政府换届后，克强总理在一次讲话中提出了“上限”“下限”和“底限”的说法，即通胀容忍上限为3.5%，经济增长下限为7.5%，而GDP年增7%为底限。2013年中国GDP增长7.7%，略高于下限，进入2014年，中国经济下行趋势明显，于是在春季的博鳌论坛上，克强总理提出“中国不搞强刺激”。演讲当天，总理的讲话曾遭到某权威媒体的扭曲性解读，如该媒体说，克强总理演讲后，“不刺激的信号立即传遍全球”。我不知道该媒体记者的中小学语文是怎么学的？“不搞强刺激”怎么会成了“不刺激”？这明明是说肯定要搞刺激只是刺激程度不要太强而已嘛！那么，中国为什么一定要有刺激政策出台呢？原因在于中国经济本身还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而且就是成熟的市场经济，看看美国看看日本看看欧盟，该刺激时就刺激，没有哪一个国家愿意放弃发展良机。中国原本就是一个政府既主导改革也主导发展的国家，在经济增长中存在着严重的政府依赖，因此，在外需萎靡不振，微观主体缺少支出意愿时，政府再缩手缩脚不出台有力的需求提振政策，经济下滑的速度肯定会超过同样无刺激政策条件下的发达市场经济体。因此，只要经济下滑趋势明显，政府就应当及时出手。至于刺激到什么程度，那当然就是使经济增长率达于克强总理所说的“下限”之上，准确说应当是8%左右。虽然7.5%是增长下线，但考虑中国各级政府普遍存在的统计造假习性，做一些统计水份剔除，让目标数据稍高一些，似乎正好使经济增长率接近基于资源能力和部门平衡可能的自然增长率。
在过去多年中，中国似乎始终处于一种“增长的烦恼”之中，许多国家经济怕冷，我们却始终处于发烧威胁之中；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常常想破脑袋在琢磨怎样能使本国的年度GDP多增加一个百分点，而中国决策者们常常要向专家咨询，如何让经济保持一个合理的增长速度。即使在2014年这样经济趋冷倾向出现以后，我们的领导者还是矜持有加，常常用“冷静面对经济新常态”这样的话语来宽慰自己，宽慰国人。但实际上，决策层已向有关宏调部门下达了预调微调的指令，这说明，在新的惯常的增长烦恼中，与其说是害怕热，毋宁说是更害怕冷。多年来，给人们造成的印象似乎是，中国GDP增长7%同西方国家GDP增速为0%大体相当，而低于7%的增速好像是西方国家的负增长一样，因此，我们千方百计要把GDP年度增速搞到7.5%以上，7%就成了一个永远不超越的增长底限。
摒弃“刺激焦虑”去放手刺激，为8%左右的经济增长正名而丢掉增长话题上被人说三道四的煩恼，那么，用什么工具来刺激才能实现最佳效果呢？
我们除了已经采取的三项政策（棚户区改造，城际铁路和小微企业减免税）外，最近还搞了两次定向降准，4月25日央行对县域农商行农合行下降存款准备金，6月9日央行又决定自6月16日起对符合审慎经营要求且“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由于本次定向降准的机构并不包括国有五大行和一些规模较大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因此释放的流动性总量据说也不过区区1000多亿而已。
两次定向降准，按照央行文件的解释，一是当前流动性充裕，稳健政策的基调没有变化；二是定向降准的目标是为了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将资金更多配置到实体经济中需要支持的领域，促进放贷结构优化。问题就出在这两点解释的合理性方面。首先，当前流动性充裕的判断并不准确。去年6月和11月的两次钱荒是流动性紧张（尽管是短期紧张）的外在表现。流动性紧张的结构性原因是中国货币M2总量世界第一，至2014年5月底已达118.23万亿元，但M1余额余额只有32.78万亿，M1占M2比例约1/4左右。也就是说，真正在流通中起作用的活跃货币总量其实不大；其次，享受定向降准获得可贷资金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资金如何才能有效保证流向“三农”、小微等金融服务供给薄弱的领域？谁来监管？有人提出，货币政策只管总量松紧，资金结构和流向问题由市场来解决，这种建议细想一下也不是没有道理。我多年来一直在说货币政策有两大特性，一是总量二是微调，这也大体暗含了货币政策不应该承担它不该承担和无法承担的结构调整功能这层意思。如果硬要让货币政策或央行去干结构调整方面的事，从目前情况看那就是定向取消贷款规模控制，如商业银行五万元以下的微型贷款不计入规模、对于农发行这种天生以“三农”为支持对象的政策性银行不纳入贷款规模指标管理等等，这样干，货币政策的结构调整功能自然会显现，我们的秀才们也不必绞尽脑汁“为赋新词强说愁”了。
问题说开了，我们就会坦然许多，刺激不刺激？该刺激就刺激，无须用“三个支柱”说来作茧自缚；增长高或低？在有利于压缩过剩产能不损害环境和提高可持续增长能力的情况下，经济增速能高就尽量高些，实在高不上去就相对低些。只要这样想了，宏观决策者们就会减少许多畏难情绪，至于一些国外关心中国经济问题的所谓专家学者们常发表的那些隔靴搔痒式的言论，姑妄听之，他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我该咋干还是咋干，毕竟，经济学家们重视的永远都是效果，谁说过什么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