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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婴幼儿照护服务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伴随“全面二孩”时代来临，我国0-3岁婴幼儿人数为5000万左右，2018年新生儿人数为1523万。面对庞大的婴幼儿群体，家庭的照护需求强烈，针对3岁以下的婴幼儿托育服务却严重匮乏，供需矛盾十分突出。托育问题缘何成为家庭之痛，社会之痛，国家之痛？
想生而不敢生
当前，80后、90后独生子女群体已成为劳动和生育的主体，面临着工作创业、托幼、养老多重压力。尤其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新生代父母普遍反映生养孩子压力大，“幼有所育”相关服务方面的供给难以满足旺盛的需求;大中城市等重点区域、留守儿童等重点人群的托育矛盾尤为突出。
“婴幼儿的临时看护或长期照顾已成为许多双职工家庭面临的现实问题，在工作与育儿之间寻求平衡越来越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佘宇指出，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贫困儿童等处境困难群体（或弱势儿童），更难以从家庭、社会与市场获得充分的照顾与养育。
“大部分有二孩生育意愿的家庭是‘想生而不敢生’。一方面，生娃和职场的发展已变成矛盾的对立体，女性作为母亲，是花更多时间在家里带孩子，还是投入更多时间在工作上，就像鱼和熊掌，需要有所取舍。而且很多女性接受过高等教育，却因为生娃等原因不得不离开喜欢的工作，从某种层面上来说，是对国家资源的一种浪费。”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菊华告诉记者：“另一方面，有些家庭之所以选择不生二孩，除了经济因素的制约外，很重要的原因还是婴幼儿无人照护的问题。”
在城市，双职工家庭没有精力和时间照料孩子，育儿假、弹性工作制等保障不力，妇女面临就业压力和返岗困难等问题;在乡村，青壮年外出比例高，婴幼儿往往被迫留守。种种因素，导致老人隔代照料在婴幼儿照护中的占比较高。
2016年以来，一些调查结果都表明，祖輩照料的占比高达80%，包括辅助性的日间看护。然而由于隔代教育观念的差异，老人溺爱孙辈，凭经验行事，大多难以实现父母“科学早教”之愿，代与代之间难免发生冲突。
杨菊华指出，隔代照料既是两代人的主动选择，但在很大程度上，又或许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对于长孙，祖辈多自愿帮忙照料，但对次孙，祖辈因年事已高，健康状况衰退，多有“有心无力”之感。老人若病倒更加重了子女负担。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延迟退休政策的出台，部分老人还要在就业的同时照顾自己的父辈，隔代照料更难以为继。
相较于隔代养育，家长更不放心的是将孩子单独交给保姆看护。“家政服务业缺乏服务安全和质量标准，从业人员培训不规范，育婴师、育儿嫂供不应求，价格高却不一定能保证服务质量。”佘宇谈道。
如何破解一系列难题，为有需求的家庭提供托育服务，是当前迫切的需求。然而现实却与理想存在鸿沟。杨菊华坦言，婴幼儿的养育成本很高，最近几年虽然出现了一些高端的托育机构，但普遍不成熟、离家远，家长花费时间和经济成本将孩子送入托育机构达不到解决后顾之忧的结果。痛点问题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
托育服务停留在家长的期盼中
“托育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不管是孩子的教育抑或生活等，父母都乐于给孩子投资。”杨菊华表示，原有的托育服务已在企业剥离社会责任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逐渐消失了，家长入托无门，企业想进入托育行业也缺乏政策支持，受到很大的制约。而今，即便托育市场潜在需求巨大，但托育服务基本上仍处于刚起步的状态。
在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的一项调查中显示，48%的受访者有托育服务需求，但仅有约4%的孩子接受社会托育服务。“政策体系确实存在一定缺陷。”佘宇指出，一是缺乏共识，社会各界实际上对托育的概念范围、服务重点等认识不一致;二是政府缺位，从整体上看，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托育资源普遍匮乏，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接受公益普惠的托育服务还停留在家长的期盼中。
“育儿的经济压力和照顾负担越来越沉重，有必要加快发展公益性的托育服务。”佘宇建议，在社区层面发展一定数量的公共托幼机构，以满足不同情况家庭的现实需求。还应鼓励有条件的用人单位提供更多的育儿便利条件，首先要鼓励一些雇佣人数较多的用人单位自办或联办托儿所;其次要鼓励用人单位（特别是工作生产一线女职工人数较多、条件成熟的企事业单位、开发区等），为母乳喂养提供必要支持和配套设施。
实际上，我国的托育服务经历了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的变动过程。改革开放之前，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通过举办大量托育服务机构，由国家和单位负担起相关责任。这一阶段的托育服务主要集中在城市，更侧重于以托儿所为主的机构提供基础的服务，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于支持父母工作和儿童身心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农村地区，则主要还是依托传统的家庭照料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化和社会化改革加速，尤其是单位后勤社会化改革的进行，使得原有的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办的托育机构纷纷停办或改制，育儿逐渐又变成纯属家庭、私人的事情。“随着单位福利制度的瓦解，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大幅减少了对生育和家庭照料的支持，一方面政府对托育的投入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大多数企业迫于利润压力停止为职工提供托育服务，原有的城市托育服务体系受到巨大冲击。”佘宇谈道。
如今，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作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在佘宇看来，这无疑是构建良好体系的开端，应该侧重在以下方面发力：一是创建良好的政策环境，包括法律政策框架、部门间协调合作以及经费投入效益等;二是服务的广泛实施，包括覆盖范围、公平程度等;三是监测与质量保障，包括质量标准、达标情况等。
“从远景目标看，托育服务事关婴幼儿健康成长、广大家庭和谐幸福、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以及国家的社会经济安全，不仅是民生更是国计。”杨菊华表示，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的建设及其服务提供，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降低孩子的生养成本，化解女性工作与家庭之间的矛盾。正是因为有了牵头人，17个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指导、监督和管理，与其他部门协调起来更有针对性。但落地过程中切记渐进，毕竟托育服务刚刚起步，只能“求真务实”，突出匹配性、针对性、可操作性，解决群众之所急、所需，才能真正把夕阳还给老人，把童真还给婴幼儿，推动家庭与社会的“双赢”。
想生而不敢生
当前，80后、90后独生子女群体已成为劳动和生育的主体，面临着工作创业、托幼、养老多重压力。尤其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新生代父母普遍反映生养孩子压力大，“幼有所育”相关服务方面的供给难以满足旺盛的需求;大中城市等重点区域、留守儿童等重点人群的托育矛盾尤为突出。
“婴幼儿的临时看护或长期照顾已成为许多双职工家庭面临的现实问题，在工作与育儿之间寻求平衡越来越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佘宇指出，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贫困儿童等处境困难群体（或弱势儿童），更难以从家庭、社会与市场获得充分的照顾与养育。
“大部分有二孩生育意愿的家庭是‘想生而不敢生’。一方面，生娃和职场的发展已变成矛盾的对立体，女性作为母亲，是花更多时间在家里带孩子，还是投入更多时间在工作上，就像鱼和熊掌，需要有所取舍。而且很多女性接受过高等教育，却因为生娃等原因不得不离开喜欢的工作，从某种层面上来说，是对国家资源的一种浪费。”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菊华告诉记者：“另一方面，有些家庭之所以选择不生二孩，除了经济因素的制约外，很重要的原因还是婴幼儿无人照护的问题。”
在城市，双职工家庭没有精力和时间照料孩子，育儿假、弹性工作制等保障不力，妇女面临就业压力和返岗困难等问题;在乡村，青壮年外出比例高，婴幼儿往往被迫留守。种种因素，导致老人隔代照料在婴幼儿照护中的占比较高。
2016年以来，一些调查结果都表明，祖輩照料的占比高达80%，包括辅助性的日间看护。然而由于隔代教育观念的差异，老人溺爱孙辈，凭经验行事，大多难以实现父母“科学早教”之愿，代与代之间难免发生冲突。
杨菊华指出，隔代照料既是两代人的主动选择，但在很大程度上，又或许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对于长孙，祖辈多自愿帮忙照料，但对次孙，祖辈因年事已高，健康状况衰退，多有“有心无力”之感。老人若病倒更加重了子女负担。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延迟退休政策的出台，部分老人还要在就业的同时照顾自己的父辈，隔代照料更难以为继。
相较于隔代养育，家长更不放心的是将孩子单独交给保姆看护。“家政服务业缺乏服务安全和质量标准，从业人员培训不规范，育婴师、育儿嫂供不应求，价格高却不一定能保证服务质量。”佘宇谈道。
如何破解一系列难题，为有需求的家庭提供托育服务，是当前迫切的需求。然而现实却与理想存在鸿沟。杨菊华坦言，婴幼儿的养育成本很高，最近几年虽然出现了一些高端的托育机构，但普遍不成熟、离家远，家长花费时间和经济成本将孩子送入托育机构达不到解决后顾之忧的结果。痛点问题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
托育服务停留在家长的期盼中
“托育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不管是孩子的教育抑或生活等，父母都乐于给孩子投资。”杨菊华表示，原有的托育服务已在企业剥离社会责任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逐渐消失了，家长入托无门，企业想进入托育行业也缺乏政策支持，受到很大的制约。而今，即便托育市场潜在需求巨大，但托育服务基本上仍处于刚起步的状态。
在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的一项调查中显示，48%的受访者有托育服务需求，但仅有约4%的孩子接受社会托育服务。“政策体系确实存在一定缺陷。”佘宇指出，一是缺乏共识，社会各界实际上对托育的概念范围、服务重点等认识不一致;二是政府缺位，从整体上看，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托育资源普遍匮乏，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接受公益普惠的托育服务还停留在家长的期盼中。
“育儿的经济压力和照顾负担越来越沉重，有必要加快发展公益性的托育服务。”佘宇建议，在社区层面发展一定数量的公共托幼机构，以满足不同情况家庭的现实需求。还应鼓励有条件的用人单位提供更多的育儿便利条件，首先要鼓励一些雇佣人数较多的用人单位自办或联办托儿所;其次要鼓励用人单位（特别是工作生产一线女职工人数较多、条件成熟的企事业单位、开发区等），为母乳喂养提供必要支持和配套设施。
实际上，我国的托育服务经历了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的变动过程。改革开放之前，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通过举办大量托育服务机构，由国家和单位负担起相关责任。这一阶段的托育服务主要集中在城市，更侧重于以托儿所为主的机构提供基础的服务，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于支持父母工作和儿童身心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农村地区，则主要还是依托传统的家庭照料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化和社会化改革加速，尤其是单位后勤社会化改革的进行，使得原有的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办的托育机构纷纷停办或改制，育儿逐渐又变成纯属家庭、私人的事情。“随着单位福利制度的瓦解，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大幅减少了对生育和家庭照料的支持，一方面政府对托育的投入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大多数企业迫于利润压力停止为职工提供托育服务，原有的城市托育服务体系受到巨大冲击。”佘宇谈道。
如今，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作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在佘宇看来，这无疑是构建良好体系的开端，应该侧重在以下方面发力：一是创建良好的政策环境，包括法律政策框架、部门间协调合作以及经费投入效益等;二是服务的广泛实施，包括覆盖范围、公平程度等;三是监测与质量保障，包括质量标准、达标情况等。
“从远景目标看，托育服务事关婴幼儿健康成长、广大家庭和谐幸福、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以及国家的社会经济安全，不仅是民生更是国计。”杨菊华表示，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的建设及其服务提供，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降低孩子的生养成本，化解女性工作与家庭之间的矛盾。正是因为有了牵头人，17个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指导、监督和管理，与其他部门协调起来更有针对性。但落地过程中切记渐进，毕竟托育服务刚刚起步，只能“求真务实”，突出匹配性、针对性、可操作性，解决群众之所急、所需，才能真正把夕阳还给老人，把童真还给婴幼儿，推动家庭与社会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