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当代历史研究者亦多从十月革命的角度为切入口，对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传播的原因进行分析。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得以传播却是多种原因合力的结果，本文试图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传播的原因展开分析，特别是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角度以及马克思主义得以传播所依靠的经济以及阶级条件来展开。
　　本文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有五四前后一些亲历者的文章，其时国外一些研究者对当时西方世界的分析，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者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
　　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怀疑和保留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信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到信仰马克思主义，首先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怀疑和保留。一个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的逐渐暴露”，一个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努力屡遭失败”。这两方面都使得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产生了怀疑进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一）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逐渐暴露。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时，为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全球霸权而爆发的一场世界级的帝国主义战争。这次战争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比较充分地暴露出来，遂使得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产生了怀疑，这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第一次发生危机，西方人亦开始思考这个问题：都说西方文明好，为什么会发生惨无人道的世界大战呢？当时影响最大也最能反应战后西方人对西方文明失望之感的是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写的《西方的没落》一书。斯氏在书中写道“每一个活生生的文化都要经历内在与外在的完成，最后达至终结——这便是历史之‘没落’的全部意义所在……还有一个没落，一个在过程和持久性上完全可以与古典的没落等量齐观的没落，将占据未来一千年中的前几个世纪，但其没落的征兆早已经预示出来，且今日就在我们周围可以感觉到——这就是西方的没落”。在这本书的第二卷斯氏就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对西方没落的特点展开了阐述，“以金钱的方式来思考，就能产生出钱——这就是世界经济的秘密”。“生命把思想当作一种‘芝麻开门的开门咒语’加以利用……西方文化甚至现在还在饱尝这一无拘无束的思想的肆虐之苦，而且达到了一种悲剧的程度”。中国人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学习西方已经80年了，但是老师竟然自己对自己都产生了怀疑，这在思想上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迫使他们另寻他路。孙中山说：“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从前为清政府所制，欲开发而不能，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然不可不防一种流弊，即资本家将从此以出是也”。
　　另外一方面是我们中国人到西方去寻求真理的过程中，发现西方世界存在的问题。1918年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梁启超先生，筹措10万元经费，精选一批学有所长的名人，开始为期一年的欧洲游历，1919年发表了《欧游心影录》一书。梁启超到西方本来是要去寻找一些材料来论证他所宣扬的民主和科学的好处，但是没想到也正是他们首先看到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欧洲的老百姓竟然吃不饱穿不暖，“但在此一年已来，对于生存必需之品，已经处处觉得缺乏，面包是要量腹而食。糖和奶油看见了便变色而作。因为缺煤，交通机关停摆的过半，甚至电灯机器也商量隔日一开”。“所以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梁启超在中国的思想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著作影响深远，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怀疑。当时还有一些杂志介绍西方的状况，《东方杂志》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影响最大而又完全民办的综合性杂志，杜亚泉是1911—1919年《东方杂志》最重要的作者，以其为代表的《东方杂志》的作者，认真反思了以“一战”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的“时代错误”，杜亚泉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西洋文明，露显著之破绽’，而考察文明的价值‘不能不就其影响于人类生活者评定之’。‘大战导致人类间最悲惨最痛苦之生活’，使得中国人崇拜西方文明‘欲藉之以免除悲惨与痛苦之谬想，不能不为之消灭’，而现代文明也必因此次大战而发生重大变化”。国民党人冯自由在1919年，曾经这样描述社会主义潮流在中国的地位：“这回欧洲大战后的结果，社会主义的潮流，真有万马奔腾之势，睡在鼓里的中国人便也忽然醒觉，睡眼惺松的不能不跟着一路走。现在社会主义的一句话，在中国却算是最时髦的名词了。”
　　于是当时中国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发生了新的转变，从“向传统求解放”逐渐转向“向西方求解放”，开始批判严复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从戊戌变法时即开始影响中国人的学说，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由竞争带来的，且严复本身也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产生了对西方文明许多基本价值的质疑和斥拒。所以中国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提出我们不要竞争而要互助;不要私有制而要公有制;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而要世界主义。这些转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的确立。
　　（二）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努力屡遭失败。
　　中国人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道路上曾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探索，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深刻的社会危机，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了自己不同的主张。自1840年的八十年来，中国人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始从理论上提出向西方学习，到农民阶级进行的太平天国运动、地主阶级进行的洋务运动、资产阶级维新派进行的戊戌变法、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的辛亥革命以及受过西方教育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中国人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三个层面向西方学习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认识世界同时又认识自身，其中每一步都伴随着古今中西新旧之争。
　　但结果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这就使得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产生了怀疑。“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中国的出路是什么？这个问题再一次被提到中国人民面前，正是中国人在追求救国救民道路上的探索，才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犹如一股强有力的春风席卷而来。
　　二、 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经济和社会阶级基础。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洋货的冲击”，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以及洋务运动中清政府调整经济政策，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19世纪70年代正式诞生，辛亥革命后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较快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忙于战争而暂时放松了对中国商品的倾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进入了黄金时代。“据统计，1912年到1919年的八年中，新设立民族资本工矿企业470余家，资本近95000千元，超过过去四十年设立工矿的总和”。这是马克思主义得以传播的经济条件。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长足发展，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工人运动深入发展，并出现了新的前所未有的变化：工人的罢工不但次数日益频繁，而且罢工由单纯的经济斗争逐渐转向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由分散的自发的斗争逐渐转向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毛泽东说：“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约二百万人。中国因经济落后，故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相对于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因为身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中国的工人阶级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资本主义三股势力的压迫，经历了长期的磨练和斗争，从五四运动后期，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逐渐公开走上历史舞台，成为“五四”运动的主力。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逐渐成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落土生根提供了深厚的阶级土壤，接受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内在的政治要求。作为长期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追随者的工人阶级，只有借助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学說，才能从自在的阶级转化为自身的阶级，进而担负起革命领导者的时代使命。思想家们的理论为群众自发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导，推动了这个运动走向自觉。因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了得以传播的阶级基础。
　　（作者系仰恩大学思想政治理论部讲师，本文为2017 年度福建省高校思政课教学科研团队择优支持计划项目“互联网+背景下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与创新研究”[项目编号：JZ17013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