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方法论重心是强调生产的历史性总体性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复杂矛盾的历时性特征;而阿尔都塞则把马克思的方法论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论结合,并在落后国家革命的不平衡性发展历史经验基础上,把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改造成为超级结构(super-structure)的"过度决定论"(surdétermination);斯图亚特·霍尔则在继承阿尔都塞与德里达等人的思想基础上,以《导言》中关于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辩证关系理论为重心,将其转换成广义生产关系四环节循环组合的、偶然链接的多元决定论(overdetermination)。通过比较研究大卫·哈维对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的解释,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不可取消,而只可将其复杂化、具体化。阿尔都塞与霍尔分别对历史决定论的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解释,所给出的新的方法论启示与教训是,坚持历史决定论是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抽象性的必然要求,而对历史决定论的多元结构主义解释与差异偶然论的解构,又是马克思主义认识复杂具体的政治与文化现实所必须付出的"理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