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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铿，我国著名统计教育家与经济计量学家，中国经济计量学开拓者，现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
9月14日下午，《经济》记者在全国人大新落成的办公楼5层办公室对他进行了专访。眼前的贺铿，显得比实际年龄（69岁）年轻些，个子不高，身材较瘦，很热情，说话的口音中带着湖南的影子。他办公室分里外间，里间有床主要休息，外间办公。办公的地方陈设简单，办公桌上除了两部电话和电脑显示器外几乎没有什么。
我们的话题从他的家乡说起。
暮云未收夜已沉，嫦娥此时亦无情。撩拨千家人尽望，无限秋思寄何人？——这是贺铿中秋节那天在微博上发的其中一首诗，以表达他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人越是年龄大了越对家乡眷恋了，在那生在那长，当然是有着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家乡的很多景物到现在也都割舍不了。”尽管贺铿现在公务和学术活动繁忙，他每年都要回到他的家乡——湖南临湘看看走走，那里还有他的弟弟妹妹，父母去世后也安葬在家乡。“每年有机会都会去一下，近些年是每年至少去一次。”贺铿印象中的家乡：民风淳朴、山清水秀、江南丘陵看上去不单调。
希望成为“有点学问的学者”
就读家乡中学的贺铿，学习优秀深得班主任和校长的喜爱，对他的发展期望也很高，就连他的高考志愿也是老师们帮他选定的，第一志愿报考了北京大学，第二志愿是南京大学。“那个时候情况跟现在不太一样，老师希望我将来做新闻行业，所以帮我填报了志愿。”上世纪60年代，我国“左”的思想还比较严重，在这种情况下贺铿升学受当时家庭社会关系的影响，最终被他自己也不知道是第几志愿报考的湖北大学录取，也就是现在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在大学期间，贺铿待的最多的地方是学校图书馆，这也是他大学生活印象最深和最怀恋的地方。“我大学的专业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就可以拿到中上成绩，主要时间都在图书馆，文史的，哲学的，自然科学类的书都看，那时候阅读比较广。”
大学时代的贺铿希望自己将来成为一个“有点学问的学者”，“因为我的一些老师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不仅课讲得好，知识也很广。希望自己将来做的能像老师一样好，要是这样就感到很好了。”大学毕业后，贺铿走上了大学讲堂，成为一名武汉审计学院的教师。
1971年，北京建工学院和武汉审计学院合并在武汉成立武汉工业大学。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学校合并后院系调整，贺铿任教的统计专业就没有了，原来的老校长让他去基建处工作，任副主任。没过两年，学校总务处主任年龄大了，学校又安排让他当总务处主任。
“当时二十多岁当主任，在现在看来是不得了了，但是我不愿意，没有当干部的欲望。我还是想做教学业务。”他就想回到自己的母校湖北大学教书，那里有他的专业，母校是同意了他的想法，但现在的这个学校不放他，回母校教书的愿望就没能实现。“我在这里又没有自己的专业，怎么办呢？只能改行其他专业，开始让我到数学教研室去。当时我的夫人是数学教研室的，我说两个人在一个教研室不好，然后调整到了力学教研室。”重新回到了教学岗位的贺铿，心中憋着一股劲，把两本文革时期编的教科书中5000多道力学题做了个遍。
“武汉的冬天比较冷，我做题做到一两点才睡觉，当时全身都冰凉冰凉的。不仅是我自己苦了，连我的夫人也跟着受苦了。经过这一年的看书做题，常去武汉大学听课，后来我教工程力学的课程，别人觉得我讲课讲的还不错，我自己也还满意。”
随后，他又担任了包括工程力学、材料力學等四大力学的教学工作。“这些专业间除了数学这个基础之外，其他的没有什么共同。”每次开始新专业的学习和教学工作都有些困难，但凭着不服输、要做的比别人好的劲头，贺铿的教学水平不断提升。“所以我后来答应了要带工程力学课程，我心里想一定要把这门课教得好，一定要教得比别人更好，这种思想我是有的。但是究竟想干什么，我当时没有考虑。”那段时光，现在的贺铿回忆起来觉得过得很辛苦，但那个时候他没有感觉到苦，反而觉得过得很充实。
在教了9年工程力学之后，贺铿面临评职称的阶段，虽然教学工作做得不错，但属于半路改行来做力学的教学工作，在评职称时碰到一些阻力。这时，他的母校已改名为中南财经学院，也很希望他能回到母校工作。回到母校的贺铿开始教数学，并且在全校还有一定影响。
1982年，国家计划派一批年轻的高校教师到美国学习深造，贺铿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去美国学习经济计量学。那时候能够出国深造，是很多知识青年的梦想。早在两年前，美国的教授在北京颐和园举办了培训经济学方面的学校，贺铿是首批60个学员中最年轻的一个，在这里，他开始接触到了经济计量学这门当时我国还没有的新学科。“经济计量学和经济学都是研究经济中的一些问题，只不过它的方式不太一样，它是用模型的方法，用定量的形式进行分析。不是一般的从理论到理论，它是量化的，更具体。”
“特别是后来到美国去，感觉很新鲜。他们治学的方式，思维的方式，他们的教育情况跟我们是截然不同的，感觉新鲜的东西很多。”贺铿回忆起来还是抑制不住兴奋。
回国后，他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做经济计量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学术成果和教学质量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说到这点，贺铿表现出有些小小的遗憾，“如果我后来没有担任一些领导职务的话，我可能会在数量经济学方面做出的成绩比现在好。”
由“园丁”到“公仆”
1991年，由于在统计学方面取得的成就，贺铿在国家统计局西安统计学院老院长退休后接任院长职务。1995年，他被调到国家统计局任分管教育科研的副局长，“这是个很大的跨越，因为过去我脑子里想的都是做学问的事，没想过当政府官员，我觉得可能我不该改变的就是当政府官员。”由此贺铿开始了由“园丁”到“公仆”的转换过程。“我感觉这个由园丁到公仆的跨越像是改变了我的命运。”
在统计局副局长的位子上，他工作了9年，时刻提醒自己做好本职工作。“这9年当中局长换了两三个，我跟每一个人处的还都挺好，他们也都很尊重我。”虽然走上了领导岗位，他也没有放弃教学科研业务，每年在中央财经大学和湖南大学两个学校都带博士生。
作为我国经济计量学的开拓者，贺铿说：“因为我做这一专业最早，而且当时有一定影响，所以说我是开拓者。但是现在有很多年轻的学者，像我的一些学生，他们的学问做得比我深，他们做的学问比我要强。”
贺铿认为，我国的经济计量学跟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前沿的理论我们都在研究，但是创新的理论少，只能说我国的学者是跟上了前沿理论，但没有创造。”
学者型官员的说法比较流行，贺铿是个著名学者，也是副部级领导，但他不喜欢学者型官员的说法。“做一个官员，没有学问行吗？我觉得做学问和做政府官员只是一个不同性质的分工，在知识方面有同样的要求，不能说做官就可以对知识的要求低一点。”
在长期的教学工作中，贺铿对自己学生最大的期望就是希望学生做事不要浮躁，做好学问。对前一段时间有位知名教授在微博上对学生说，“没有几千万你不要来见我”之类的话，贺铿非常不赞成。“我的学生有从政的，有当教授的，也有搞金融的，从事企业管理的也有。所以我不干涉学生做什么，但是做事不能浮躁，踏踏实实去做，不要今天一个想法，明天一个想法。”“我希望我的学生能成为一个学者，但我不反对他做官。”
“我想作为学者还是要深入研究问题，并且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意见来。”贺铿希望自己的学生要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学者时说，“当然，学者提出的‘建设性意见’不一定完全符合实际。”
经济发展思想该反思
对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思路的看法，贺铿认为，我们应该反思我们发展经济的主要思想。“我们把GDP看得太重，民生问题看得不够重，我觉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真正的把民生、把保障放在第一位，经济发展是自然而然的。大家收入增加了，就业增加了，经济还能不发展吗？不能本末倒置，要转变政治理念，不能一味的把经济增长作为目标。”
通胀是当前我国经济现象的热点问题，贺铿认为不应把通胀看得太严重，在就业充分、收入增长比较快的情况下，存在经济增速一半的通胀率是好事，说明经济有活力。“我们是8%，9%甚至10%的经济增长率，4%－5%的通胀率有什么可怕的？现在是有些工作做得不细致。”他认为，现在城乡分离的管理模式，造成许多统计数据没有按整体的人口去考虑，参考的是户籍人口，而没有考虑流动人口数据，这是存在的尖锐问题。“我觉得管理者应该管理你治理下的全部的人口，比如北京市的市长，在你这个城市的所有人口你都要管，包括子女的教育，失业的情况，包括社会保障的情况，这样社会才能稳定。”
对收入分配差距问题，贺铿认为，总的物价水平和我们的收入水平还是不匹配，主要是 国家很多政策并没有得到落实，比如说结构性减税，对于吸纳就业多的企业，有困难政府就应该伸出手来。“税率可以低一些；还可以给予财政补贴；财政替企业交员工的五险，这样企业的成本就会降低。”“要给予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同等待遇，给他们创造同台竞争的机会。”他认为，中小企业是我国的就业主体，应该通过减轻中小企业压力，扩大就业机会以提升居民的收入。
他最后表示，但在物价持续上升的同时，经济增长的质量却不理想，民生改善不明显，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就业形势严峻,经济结构失衡等等，均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到考验。
贺 铿 简 介
著名统计教育家与经济计量学家，中国经济计量学开拓者。1942年5月出生于湖南临湘，1965年7月毕业于湖北大学（现在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学专业。历任中南财经大学教授、西安统计学院院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等职；并出任中国统计教育学会理事长、中国统计学会副理事长、全国统计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全国统计科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统计学科组组长。十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2008年3月，被任命为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9月14日下午，《经济》记者在全国人大新落成的办公楼5层办公室对他进行了专访。眼前的贺铿，显得比实际年龄（69岁）年轻些，个子不高，身材较瘦，很热情，说话的口音中带着湖南的影子。他办公室分里外间，里间有床主要休息，外间办公。办公的地方陈设简单，办公桌上除了两部电话和电脑显示器外几乎没有什么。
我们的话题从他的家乡说起。
暮云未收夜已沉，嫦娥此时亦无情。撩拨千家人尽望，无限秋思寄何人？——这是贺铿中秋节那天在微博上发的其中一首诗，以表达他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人越是年龄大了越对家乡眷恋了，在那生在那长，当然是有着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家乡的很多景物到现在也都割舍不了。”尽管贺铿现在公务和学术活动繁忙，他每年都要回到他的家乡——湖南临湘看看走走，那里还有他的弟弟妹妹，父母去世后也安葬在家乡。“每年有机会都会去一下，近些年是每年至少去一次。”贺铿印象中的家乡：民风淳朴、山清水秀、江南丘陵看上去不单调。
希望成为“有点学问的学者”
就读家乡中学的贺铿，学习优秀深得班主任和校长的喜爱，对他的发展期望也很高，就连他的高考志愿也是老师们帮他选定的，第一志愿报考了北京大学，第二志愿是南京大学。“那个时候情况跟现在不太一样，老师希望我将来做新闻行业，所以帮我填报了志愿。”上世纪60年代，我国“左”的思想还比较严重，在这种情况下贺铿升学受当时家庭社会关系的影响，最终被他自己也不知道是第几志愿报考的湖北大学录取，也就是现在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在大学期间，贺铿待的最多的地方是学校图书馆，这也是他大学生活印象最深和最怀恋的地方。“我大学的专业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就可以拿到中上成绩，主要时间都在图书馆，文史的，哲学的，自然科学类的书都看，那时候阅读比较广。”
大学时代的贺铿希望自己将来成为一个“有点学问的学者”，“因为我的一些老师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不仅课讲得好，知识也很广。希望自己将来做的能像老师一样好，要是这样就感到很好了。”大学毕业后，贺铿走上了大学讲堂，成为一名武汉审计学院的教师。
1971年，北京建工学院和武汉审计学院合并在武汉成立武汉工业大学。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学校合并后院系调整，贺铿任教的统计专业就没有了，原来的老校长让他去基建处工作，任副主任。没过两年，学校总务处主任年龄大了，学校又安排让他当总务处主任。
“当时二十多岁当主任，在现在看来是不得了了，但是我不愿意，没有当干部的欲望。我还是想做教学业务。”他就想回到自己的母校湖北大学教书，那里有他的专业，母校是同意了他的想法，但现在的这个学校不放他，回母校教书的愿望就没能实现。“我在这里又没有自己的专业，怎么办呢？只能改行其他专业，开始让我到数学教研室去。当时我的夫人是数学教研室的，我说两个人在一个教研室不好，然后调整到了力学教研室。”重新回到了教学岗位的贺铿，心中憋着一股劲，把两本文革时期编的教科书中5000多道力学题做了个遍。
“武汉的冬天比较冷，我做题做到一两点才睡觉，当时全身都冰凉冰凉的。不仅是我自己苦了，连我的夫人也跟着受苦了。经过这一年的看书做题，常去武汉大学听课，后来我教工程力学的课程，别人觉得我讲课讲的还不错，我自己也还满意。”
随后，他又担任了包括工程力学、材料力學等四大力学的教学工作。“这些专业间除了数学这个基础之外，其他的没有什么共同。”每次开始新专业的学习和教学工作都有些困难，但凭着不服输、要做的比别人好的劲头，贺铿的教学水平不断提升。“所以我后来答应了要带工程力学课程，我心里想一定要把这门课教得好，一定要教得比别人更好，这种思想我是有的。但是究竟想干什么，我当时没有考虑。”那段时光，现在的贺铿回忆起来觉得过得很辛苦，但那个时候他没有感觉到苦，反而觉得过得很充实。
在教了9年工程力学之后，贺铿面临评职称的阶段，虽然教学工作做得不错，但属于半路改行来做力学的教学工作，在评职称时碰到一些阻力。这时，他的母校已改名为中南财经学院，也很希望他能回到母校工作。回到母校的贺铿开始教数学，并且在全校还有一定影响。
1982年，国家计划派一批年轻的高校教师到美国学习深造，贺铿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去美国学习经济计量学。那时候能够出国深造，是很多知识青年的梦想。早在两年前，美国的教授在北京颐和园举办了培训经济学方面的学校，贺铿是首批60个学员中最年轻的一个，在这里，他开始接触到了经济计量学这门当时我国还没有的新学科。“经济计量学和经济学都是研究经济中的一些问题，只不过它的方式不太一样，它是用模型的方法，用定量的形式进行分析。不是一般的从理论到理论，它是量化的，更具体。”
“特别是后来到美国去，感觉很新鲜。他们治学的方式，思维的方式，他们的教育情况跟我们是截然不同的，感觉新鲜的东西很多。”贺铿回忆起来还是抑制不住兴奋。
回国后，他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做经济计量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学术成果和教学质量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说到这点，贺铿表现出有些小小的遗憾，“如果我后来没有担任一些领导职务的话，我可能会在数量经济学方面做出的成绩比现在好。”
由“园丁”到“公仆”
1991年，由于在统计学方面取得的成就，贺铿在国家统计局西安统计学院老院长退休后接任院长职务。1995年，他被调到国家统计局任分管教育科研的副局长，“这是个很大的跨越，因为过去我脑子里想的都是做学问的事，没想过当政府官员，我觉得可能我不该改变的就是当政府官员。”由此贺铿开始了由“园丁”到“公仆”的转换过程。“我感觉这个由园丁到公仆的跨越像是改变了我的命运。”
在统计局副局长的位子上，他工作了9年，时刻提醒自己做好本职工作。“这9年当中局长换了两三个，我跟每一个人处的还都挺好，他们也都很尊重我。”虽然走上了领导岗位，他也没有放弃教学科研业务，每年在中央财经大学和湖南大学两个学校都带博士生。
作为我国经济计量学的开拓者，贺铿说：“因为我做这一专业最早，而且当时有一定影响，所以说我是开拓者。但是现在有很多年轻的学者，像我的一些学生，他们的学问做得比我深，他们做的学问比我要强。”
贺铿认为，我国的经济计量学跟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前沿的理论我们都在研究，但是创新的理论少，只能说我国的学者是跟上了前沿理论，但没有创造。”
学者型官员的说法比较流行，贺铿是个著名学者，也是副部级领导，但他不喜欢学者型官员的说法。“做一个官员，没有学问行吗？我觉得做学问和做政府官员只是一个不同性质的分工，在知识方面有同样的要求，不能说做官就可以对知识的要求低一点。”
在长期的教学工作中，贺铿对自己学生最大的期望就是希望学生做事不要浮躁，做好学问。对前一段时间有位知名教授在微博上对学生说，“没有几千万你不要来见我”之类的话，贺铿非常不赞成。“我的学生有从政的，有当教授的，也有搞金融的，从事企业管理的也有。所以我不干涉学生做什么，但是做事不能浮躁，踏踏实实去做，不要今天一个想法，明天一个想法。”“我希望我的学生能成为一个学者，但我不反对他做官。”
“我想作为学者还是要深入研究问题，并且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意见来。”贺铿希望自己的学生要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学者时说，“当然，学者提出的‘建设性意见’不一定完全符合实际。”
经济发展思想该反思
对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思路的看法，贺铿认为，我们应该反思我们发展经济的主要思想。“我们把GDP看得太重，民生问题看得不够重，我觉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真正的把民生、把保障放在第一位，经济发展是自然而然的。大家收入增加了，就业增加了，经济还能不发展吗？不能本末倒置，要转变政治理念，不能一味的把经济增长作为目标。”
通胀是当前我国经济现象的热点问题，贺铿认为不应把通胀看得太严重，在就业充分、收入增长比较快的情况下，存在经济增速一半的通胀率是好事，说明经济有活力。“我们是8%，9%甚至10%的经济增长率，4%－5%的通胀率有什么可怕的？现在是有些工作做得不细致。”他认为，现在城乡分离的管理模式，造成许多统计数据没有按整体的人口去考虑，参考的是户籍人口，而没有考虑流动人口数据，这是存在的尖锐问题。“我觉得管理者应该管理你治理下的全部的人口，比如北京市的市长，在你这个城市的所有人口你都要管，包括子女的教育，失业的情况，包括社会保障的情况，这样社会才能稳定。”
对收入分配差距问题，贺铿认为，总的物价水平和我们的收入水平还是不匹配，主要是 国家很多政策并没有得到落实，比如说结构性减税，对于吸纳就业多的企业，有困难政府就应该伸出手来。“税率可以低一些；还可以给予财政补贴；财政替企业交员工的五险，这样企业的成本就会降低。”“要给予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同等待遇，给他们创造同台竞争的机会。”他认为，中小企业是我国的就业主体，应该通过减轻中小企业压力，扩大就业机会以提升居民的收入。
他最后表示，但在物价持续上升的同时，经济增长的质量却不理想，民生改善不明显，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就业形势严峻,经济结构失衡等等，均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到考验。
贺 铿 简 介
著名统计教育家与经济计量学家，中国经济计量学开拓者。1942年5月出生于湖南临湘，1965年7月毕业于湖北大学（现在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学专业。历任中南财经大学教授、西安统计学院院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等职；并出任中国统计教育学会理事长、中国统计学会副理事长、全国统计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全国统计科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统计学科组组长。十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2008年3月，被任命为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