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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七军最后一个连队是21师61团第一营第一连。连长牙永平，天峨县向阳乡林佑村人。后来，由于形势变化，红21师番号改为右江独立师，61团改为63团。
红七军最后一个连队的消失，与东兰士绅牙玉有直接关系。那么牙玉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牙玉 其人其事
1932年，廖磊(新桂系第七军军长)攻破东兰武篆列宁岩后，把岩内革命军民赶到河边列队“点验”。“点验”时由一个身材矮小墩实的人陪同“审查”，每点到红军、共产党人，他就拉点名白军头目的衣袖一下，在名字上作个记号。“点验”之后，凡被作记号的人，统统拿去杀头，一共有数十人被杀。这个陪同指认的人，就是当时有名的士绅牙玉。
牙玉是东兰县巴奥乡拉烈屯人。其父牙相培，清末庠生，曾当过团总(县武装首领)。他继承其父衣钵，当上县民团副司令。但“共匪”兴起之后，他“剿办不力，致匪坐大”，无形中丢掉了乌纱帽。廖磊“肃清”东(兰)、凤(山)“共匪”之后，他欣喜若狂，抢先撰写“肃清东凤共匪纪念碑”碑文，想最后立一功，作为日后复出为官的资本。碑文历数“匪首”韦拔群的“暴行”、誓示“不共戴天”之仇，曾刊登于南宁《民国日报》(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但在呈请当年“坐镇东兰督剿共匪”的白崇禧审定时，白认为“罗列现象，言不及义”——说不到要害处；同时认为像这样震动国内外的“剿共”大事，由一个县邑的小人物来写纪念碑文，显然失诸庄重严肃，降低其巨大的政治意义。白崇禧回想当时自己坐镇东兰，亲自督战，情况了如指掌，何不亲自撰写，既示郑重，又可借此英名显赫，“传诸后代，流芳千古”?于是，他叫来秘书笔录，由他口授，几经修饰润色，才在文末署上“白崇禧撰于邕宁”七字，然后令秘书用“快邮代电”发往东兰县府。一帮土豪劣绅看到，如获至宝，即速请工匠刻于碑上。末尾还盗用“全县民众”名义，刻上“东兰县全县民众敬刊”九字。石碑立于东兰县城东岜灵桥头。
白崇禧在碑文中，不无余悸地说：“迨至(民国)二十一年秋，复命廖(磊)军长督队进剿时，韦拔群已任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兼红七军第三师师长，声势仍炽，几经力攻，始渐合围，购线密侦，穷搜山洞，积年余之苦征搜剿，于十月十八日晚，在东里村附近之赏撒洞，将其击毙(韦拔群事实上是被判徒韦昂杀害——笔者注)，余党亦渐次肃清。”他又沾沾自喜地说：“多年积匪，一旦擒渠，消息传来，万民欢跃。”
白崇禧亲撰的碑文，当然比牙玉写的“棋高一着”，高明得多。牙文不被采用，他自然大失所望，但拿去报纸发表，提高了“知名度”，满足了发表欲，也不是白费心机。况且报纸发表后，着实引起广西当局李、白、黄的注意，得到他们的赏识。从此，他成为新桂系的忠实鹰犬。白崇禧召见他，面授如何“效忠党国”的机密。他潜伏家乡，躲在阴暗角落里，时刻窥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他明白，碑文上写“剿灭共匪”、“肃清余党”，那是官样文章，“红七军的火种”很可能再成燎原之势。果然，经过几年的密查暗访，他得到确讯：红七军幸存的一个连队，在黔桂边望谟地区原始森林一个叫卡法的山沟里潜伏休养，等待时机——这就是红七军21师61团第一营第一连，连长叫牙永平。
1932年在红21师61团(当时改编为右江独立师63团)被“围剿”之后，牙永平带自己不足一连的士兵，渡过红水河，到黔西南地方实力派王海平势力范围内的望谟地区卡法地方隐蔽，屯兵开荒维持生活。后来，经过中共(地下)黔桂边委做统战工作，被王海平收容，并任命牙永平为他的独立营第一连连长(营长韦国英，边委成员)。卡法在红水河北岸的一个方圆几十里的原始森林山沟里，是一个理想的隐蔽藏匿之地。从1932年10月到1940年7月，他们在那里居住长达八年之久。
白崇禧得到牙玉的密报后，又惊又喜，叫他不要轻举妄动，以免打草惊蛇，要等待时机成熟，再来动手收拾。
密谋利诱 连长上当
1939年秋，日寇攻陷武汉，长沙、桂林相继告急，白崇禧认为时机已到，密令牙玉开始行动。牙玉转弯抹角，攀上同姓共谱的叔侄关系，多次上贵州，深入到望谟卡法，以“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保卫广西”为名，言词恳切、“推心置腹”地和牙永平谈判。在牙永平态度暧昧、将信将疑、模棱两可的情况下，他又“慷慨大方”地派九个人送去两万发子弹，说是白长官关怀八桂健儿，赠给牙永平作抗日之用。牙玉进一步欺骗说：“我手下现已有100多人枪，白长官叫我和你联合。我们这个联合队伍叫做‘抗日游击纵队’，接受白崇禧的直接指挥，开赴前线打日本鬼，收复失地。红军抢得红军占，白军抢得白军占，互不侵犯。我们抢得了，蒋介石是不会来争的。”他的花言巧语，使牙永平的一些战士心动了。他们纷纷议论，兴高采烈地说：“我们抢得桂林多好啊!将来打败日本，住到大城市……”他们沉浸于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中。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国共合作抗日，又看到挑来的两万发子弹，牙永平在部下的怂恿下，便信以为真，同意联合抗日。他接受了“抗日游击纵队副司令”之职，兼率领第一支队。纵队司令当然是牙玉本人。牙玉于是又发给卡法连队三套军服，牙永平和他的妻子韦光珍、秘书黄八各得一套。牙玉还配给牙永平一把指挥刀和一副武装带，做得像模像样，滴水不漏。当时牙永平长期身处深山老林，“多见木叶少见天”，生活苦不堪言，同时抗日心切，一时鬼迷心窍，竟没把这样重大的事向黔桂边委汇报请示。等边委负责人之一黄唤民(也是连队的指导员)知道卡法连队“大搬家”时，他们已下到广西来了。
突出重围回黔被害
卡法连队在“抗日游击纵队副司令”牙永平的率领下，打着“抗日游击纵队第一支队”边缘齿牙状、中间缝一条大“牙”字的三角形旗帜，迢迢千里，不辞辛劳，日夜兼程，一心赶赴抗日前线，杀敌报国，收复失地。他们来到东兰“牙司令”的家乡拉烈屯时，牙玉说：“部队连日行军，人困马乏，就暂在这里驻扎休息，等白长官派人来接收。”一周后，他们突然被保安警兵和地方民团几千人包围。这是怎么回事?牙永平派人去找“牙玉司令”，想问个究竟。谁知“牙司令”和他的部下都不见了。牙永平这才醒悟到上了牙玉的大当!他当机立断，指挥部队迎击，经过一场恶战，冲出重围，向后山撤退。
突围出来之后，牙永平见各处都张贴有捉拿他的布告，抓不到活的要死的，谁抓到了不但得到花红钱，还可当官吃“皇粮”。在这种危险的情境下，牙永平只得率领队伍死里逃生，“长征”返回贵州。
1940年7月，牙永平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历尽艰险，带领幸存的60多人枪，回到贵州卡法“老根据地”。但那里已经面目全非：瓦砾遍地，林木枯焦，已无处栖身。他们只得借居附近民房。劫后余生，黔桂边委又下落不明，无法联系，走投无路的牙永平心灰意冷。不久，他又被望谟县(1940年3月新设县)县长张森通过牙永平的岳叔韦有珠、老庚王建以“联合抗日”为名，“保证生命安全”，为由诱骗到了县城。张森一见到他，马上命县警逮捕关押，后于同月28日将其杀害。遗下士兵各奔东西，风流云散(牙永平妻韦光珍背着女儿由法场逃脱，回娘家躲藏)。
红七军21师(独立师)最后一个连队就这样消失了。但红七军的火种是扑不灭的。中共黔桂边委还存在，书记黄举平，委员牙美元、韦国英、赵世同、黄唤民还活着，仍在黔桂边潜伏活动。终于“星火燎原”，迎来全省、全国解放。
牙永平虽然最终被害，卡法连队也最终消失，但牙永平毕竟是从“牙司令”眼皮底下的“瓮中”逃脱的，而且两万发子弹(还有军服等)的诱饵丢下水，打不得“狼”反失掉“孩子”，牙玉自知无法向白崇禧交代，从此便隐姓埋名，不再出头做事。白崇禧也不再过问他的下落、出处了。
红七军最后一个连队的消失，与东兰士绅牙玉有直接关系。那么牙玉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牙玉 其人其事
1932年，廖磊(新桂系第七军军长)攻破东兰武篆列宁岩后，把岩内革命军民赶到河边列队“点验”。“点验”时由一个身材矮小墩实的人陪同“审查”，每点到红军、共产党人，他就拉点名白军头目的衣袖一下，在名字上作个记号。“点验”之后，凡被作记号的人，统统拿去杀头，一共有数十人被杀。这个陪同指认的人，就是当时有名的士绅牙玉。
牙玉是东兰县巴奥乡拉烈屯人。其父牙相培，清末庠生，曾当过团总(县武装首领)。他继承其父衣钵，当上县民团副司令。但“共匪”兴起之后，他“剿办不力，致匪坐大”，无形中丢掉了乌纱帽。廖磊“肃清”东(兰)、凤(山)“共匪”之后，他欣喜若狂，抢先撰写“肃清东凤共匪纪念碑”碑文，想最后立一功，作为日后复出为官的资本。碑文历数“匪首”韦拔群的“暴行”、誓示“不共戴天”之仇，曾刊登于南宁《民国日报》(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但在呈请当年“坐镇东兰督剿共匪”的白崇禧审定时，白认为“罗列现象，言不及义”——说不到要害处；同时认为像这样震动国内外的“剿共”大事，由一个县邑的小人物来写纪念碑文，显然失诸庄重严肃，降低其巨大的政治意义。白崇禧回想当时自己坐镇东兰，亲自督战，情况了如指掌，何不亲自撰写，既示郑重，又可借此英名显赫，“传诸后代，流芳千古”?于是，他叫来秘书笔录，由他口授，几经修饰润色，才在文末署上“白崇禧撰于邕宁”七字，然后令秘书用“快邮代电”发往东兰县府。一帮土豪劣绅看到，如获至宝，即速请工匠刻于碑上。末尾还盗用“全县民众”名义，刻上“东兰县全县民众敬刊”九字。石碑立于东兰县城东岜灵桥头。
白崇禧在碑文中，不无余悸地说：“迨至(民国)二十一年秋，复命廖(磊)军长督队进剿时，韦拔群已任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兼红七军第三师师长，声势仍炽，几经力攻，始渐合围，购线密侦，穷搜山洞，积年余之苦征搜剿，于十月十八日晚，在东里村附近之赏撒洞，将其击毙(韦拔群事实上是被判徒韦昂杀害——笔者注)，余党亦渐次肃清。”他又沾沾自喜地说：“多年积匪，一旦擒渠，消息传来，万民欢跃。”
白崇禧亲撰的碑文，当然比牙玉写的“棋高一着”，高明得多。牙文不被采用，他自然大失所望，但拿去报纸发表，提高了“知名度”，满足了发表欲，也不是白费心机。况且报纸发表后，着实引起广西当局李、白、黄的注意，得到他们的赏识。从此，他成为新桂系的忠实鹰犬。白崇禧召见他，面授如何“效忠党国”的机密。他潜伏家乡，躲在阴暗角落里，时刻窥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他明白，碑文上写“剿灭共匪”、“肃清余党”，那是官样文章，“红七军的火种”很可能再成燎原之势。果然，经过几年的密查暗访，他得到确讯：红七军幸存的一个连队，在黔桂边望谟地区原始森林一个叫卡法的山沟里潜伏休养，等待时机——这就是红七军21师61团第一营第一连，连长叫牙永平。
1932年在红21师61团(当时改编为右江独立师63团)被“围剿”之后，牙永平带自己不足一连的士兵，渡过红水河，到黔西南地方实力派王海平势力范围内的望谟地区卡法地方隐蔽，屯兵开荒维持生活。后来，经过中共(地下)黔桂边委做统战工作，被王海平收容，并任命牙永平为他的独立营第一连连长(营长韦国英，边委成员)。卡法在红水河北岸的一个方圆几十里的原始森林山沟里，是一个理想的隐蔽藏匿之地。从1932年10月到1940年7月，他们在那里居住长达八年之久。
白崇禧得到牙玉的密报后，又惊又喜，叫他不要轻举妄动，以免打草惊蛇，要等待时机成熟，再来动手收拾。
密谋利诱 连长上当
1939年秋，日寇攻陷武汉，长沙、桂林相继告急，白崇禧认为时机已到，密令牙玉开始行动。牙玉转弯抹角，攀上同姓共谱的叔侄关系，多次上贵州，深入到望谟卡法，以“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保卫广西”为名，言词恳切、“推心置腹”地和牙永平谈判。在牙永平态度暧昧、将信将疑、模棱两可的情况下，他又“慷慨大方”地派九个人送去两万发子弹，说是白长官关怀八桂健儿，赠给牙永平作抗日之用。牙玉进一步欺骗说：“我手下现已有100多人枪，白长官叫我和你联合。我们这个联合队伍叫做‘抗日游击纵队’，接受白崇禧的直接指挥，开赴前线打日本鬼，收复失地。红军抢得红军占，白军抢得白军占，互不侵犯。我们抢得了，蒋介石是不会来争的。”他的花言巧语，使牙永平的一些战士心动了。他们纷纷议论，兴高采烈地说：“我们抢得桂林多好啊!将来打败日本，住到大城市……”他们沉浸于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中。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国共合作抗日，又看到挑来的两万发子弹，牙永平在部下的怂恿下，便信以为真，同意联合抗日。他接受了“抗日游击纵队副司令”之职，兼率领第一支队。纵队司令当然是牙玉本人。牙玉于是又发给卡法连队三套军服，牙永平和他的妻子韦光珍、秘书黄八各得一套。牙玉还配给牙永平一把指挥刀和一副武装带，做得像模像样，滴水不漏。当时牙永平长期身处深山老林，“多见木叶少见天”，生活苦不堪言，同时抗日心切，一时鬼迷心窍，竟没把这样重大的事向黔桂边委汇报请示。等边委负责人之一黄唤民(也是连队的指导员)知道卡法连队“大搬家”时，他们已下到广西来了。
突出重围回黔被害
卡法连队在“抗日游击纵队副司令”牙永平的率领下，打着“抗日游击纵队第一支队”边缘齿牙状、中间缝一条大“牙”字的三角形旗帜，迢迢千里，不辞辛劳，日夜兼程，一心赶赴抗日前线，杀敌报国，收复失地。他们来到东兰“牙司令”的家乡拉烈屯时，牙玉说：“部队连日行军，人困马乏，就暂在这里驻扎休息，等白长官派人来接收。”一周后，他们突然被保安警兵和地方民团几千人包围。这是怎么回事?牙永平派人去找“牙玉司令”，想问个究竟。谁知“牙司令”和他的部下都不见了。牙永平这才醒悟到上了牙玉的大当!他当机立断，指挥部队迎击，经过一场恶战，冲出重围，向后山撤退。
突围出来之后，牙永平见各处都张贴有捉拿他的布告，抓不到活的要死的，谁抓到了不但得到花红钱，还可当官吃“皇粮”。在这种危险的情境下，牙永平只得率领队伍死里逃生，“长征”返回贵州。
1940年7月，牙永平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历尽艰险，带领幸存的60多人枪，回到贵州卡法“老根据地”。但那里已经面目全非：瓦砾遍地，林木枯焦，已无处栖身。他们只得借居附近民房。劫后余生，黔桂边委又下落不明，无法联系，走投无路的牙永平心灰意冷。不久，他又被望谟县(1940年3月新设县)县长张森通过牙永平的岳叔韦有珠、老庚王建以“联合抗日”为名，“保证生命安全”，为由诱骗到了县城。张森一见到他，马上命县警逮捕关押，后于同月28日将其杀害。遗下士兵各奔东西，风流云散(牙永平妻韦光珍背着女儿由法场逃脱，回娘家躲藏)。
红七军21师(独立师)最后一个连队就这样消失了。但红七军的火种是扑不灭的。中共黔桂边委还存在，书记黄举平，委员牙美元、韦国英、赵世同、黄唤民还活着，仍在黔桂边潜伏活动。终于“星火燎原”，迎来全省、全国解放。
牙永平虽然最终被害，卡法连队也最终消失，但牙永平毕竟是从“牙司令”眼皮底下的“瓮中”逃脱的，而且两万发子弹(还有军服等)的诱饵丢下水，打不得“狼”反失掉“孩子”，牙玉自知无法向白崇禧交代，从此便隐姓埋名，不再出头做事。白崇禧也不再过问他的下落、出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