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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茶成滋味
我这人虽也粗通文墨，于烟于酒，却都律之以戒，从不问津。唯对茶，尚可“能饮一杯无”。以往所住城市，流行花茶一类，尤以茉莉飘香者为盛，比之南方的龙井清茶，总觉得有喧宾夺主之嫌。我常喝的是翠色可人、微带苦味的绿茶。中国人于“苦”字颇多偏爱，前些年盛行“忆苦思甜”不衰，便是一例。于是我乃效义山“腐鼠成滋味”的诗句，有“苦茶成滋味”的题目“出笼”。
说起苦茶，很容易想到周作人。他在北平八道湾的书屋悬一匾，是沈兼士先生题名的“苦雨阁”，以后改名“苦茶庵”了。当时国难当头，他独坐书斋品那苦茶，这还罢了，却又在“五十自寿”诗中，对苦茶大做文章。其中一首写道：
前世出家今在家，
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
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
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
且到寒斋吃苦茶。
两首苦茶诗发出后，许多文人作诗相和，钱玄同、蔡元培、林语堂等大家参与，与此同时，却遭来左翼文人一场痛批：国难当头，还有闲心在斋中饮茶？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我的同乡诗人丁芒兄从文多年，到花甲方蒙恩分得书房一室，便也以“苦丁茶”为由，题作“苦丁斋”，其实也是谐音于他的姓氏，暗喻其坎坷之身世吧。他出一本散文选，邀我为评，我便以“苦丁斋品茗”为题撰文以赠，其实直到文章发表出来，我还未尝过这种茶的滋味呢。
也算是天助我也，不久前苦丁茶竟不远千里“飞”了过来。贵州的诗友喻子涵兄来信，给我捎来了一小盒苦丁茶，说是产自风景清幽的青城山麓。他走后我打开泡了一杯品尝，果如周作人所言，“我感到他的好意，可是这茶实在太苦，我终于没有能够吃。”
我属凡人，平日喝的都是崂山绿茶。微带苦味，我觉得最是称意，有这么一杯在手，读书写作，与人闲聊，不时品那么一品，便觉心旷神怡。“苦茶成滋味，”就已经足够了。
喝了两碗粥
饮酒、抽烟、品茶，虽属生活所需，但多少總贴近有钱人、有闲者享乐之一格。现在生活水平多有提高，几乎人人垂手可得，但观念上仍觉其雅与闲的身份未变。喝粥就不同了，纯然是实用主义，大众化、平民化的，甚且是尚未脱贫的标志之一。我小时候在淮南的小城市生活，是旧社会。当地人习惯，一日三餐，两顿有粥，是常态。却又瞧不起粥，一辈子喝粥之人是“穷命”。不幸我自幼嗜粥，于是得了个评语，曰：“没出息”。
粥，北方称稀饭，“一饭一粥，当思来之不易”，可见粥的称谓，属正宗。而今北方城市也有粥店上市，未见“稀饭铺”的招牌，可见“粥”的命名无可取代。在我老家，农村人不必说了，城里人除富豪之家，几乎无不是每晚有粥的。大米粥熬得黏稠稠，米香扑鼻，佐以一碟自腌咸菜、萝卜干、雪里蕻之类，清淡可口，最是适宜。一碗下肚，别提那滋味多么熨帖舒心。稍逊一筹是小米绿豆粥，夏天喝了颇有祛暑安神的功效。再低一个档次，便是玉蜀黍即苞米面搅和而成的“糁儿粥”了。
说起糁儿粥，自有其独特的优越性在。一是便宜，营养价值却高。做起来省事，比“方便面”还方便。将水烧好，把苞米面和匀，搅成“面糊”状便成，几分钟开锅，立等可食。捧起碗“哗啦啦”顺流而下，嚼都不用嚼，就受用了，标准的“快餐”。家乡农村一位老太太，熬了一锅粥，取出12只青花大碗，在灶台一字排开，一口气便全“解决”了。老太太脸不变色心不跳，一副自得其乐的神情，真令人惊羡，比起海量的醉翁，毫不逊色。
粥当然也有高档的，冬日晚上小巷中手敲竹板叫卖糖粥的吆喝声对孩子们颇具吸引力。糯米、白糖，外加红枣以及红小豆，够意思了吧，鲁迅在一篇文章中谈到的“薏米杏仁莲心粥”更加了得。薏米即苡仁，以及杏仁、莲子心，均微含苦意，却又香甜，所以鲁迅说是“一听到就有馋涎欲滴之慨”。而今的粥店中更是名目繁多，什么莲子粥、火腿粥、藕片粥、山芋粥、八宝粥、鱼粥、海鲜粥等，我却未敢问津，尤其对鱼和海鲜，那腥味怕受用不了，若不小心“喝”出一根鱼刺卡在嗓子眼上，岂不是不吐不快了吗？
在我长达几十年的喝粥生涯中，有一页小史最是难忘。20世纪50年代末，“大跃进”热火朝天，干部下班后要参加“全民办运输”义务劳动。一个冬夜，我在港口码头拉了半夜大车，筋疲力尽了，那时全国性饥饿已见端倪，腹中早空空如也了。幸亏带队的老兄有办法，领进一家大众食堂喝粥，交上粮票和钱，每人两大碗热腾腾的大白米粥“呼啦啦”灌入饥肠，骤然间热血如沸，额上冒出汗珠，那种舒畅与兴奋，简直妙不可言，任何海参鱼翅的高档筵席也难以比美。掀开厚重棉门帘，一阵寒风扑面而来，却一点也不怕了。两碗下肚，壮了我胆。李玉和赴宴斗鸠山，是李奶奶一碗酒给“垫了底”，我呢，三两粮票两碗粥，便鼓足了精神，又拉起四轱辘大车在呼呼北风中疾步如飞了。
阿毛剥豆子
阿毛剥豆子，这是个生活小品吧，我从中寻找着点点记忆的温馨。
豆子，即尚未黄熟的豆荚中的青豆，剥出时饱和着水分，闪闪地亮着浅碧的光泽，有的还掺杂着微红的纹路，宛若珠宝。在南方，一入初夏，豆荚便在菜市场走俏，家家户户餐饮中有此一道热门佳选。用它炒竹笋、香菇、雪菜，炖鸡烧肉，凉拌做汤，都很清口清心，味道鲜美。但它也有缺点，便是吃起来麻烦，一粒粒从豆荚中剥出来，既费时间又费手劲。于是，这项活计，每每落在孩子们肩上。只要有孩子的人家，不管男孩女孩，从五六岁到十二三岁之间，都有可能摊上这份劳役的。
阿毛呢，则是南方小男孩流行的乳名之一。有些地方，干脆以“阿毛”作为小男孩们的代号了。“你家阿毛剥不剥豆子？”就是妈妈们买豆子时常顺便提到的话题。女孩子当然也剥的，但似不如男孩剥豆那么引人注目具有新闻价值，这也算男女不平等的“罪证”之一吧。
其实剥豆子这活儿，有苦也有乐。大清早，妈妈从菜场上买回豆荚，往厨房门口一扔，便唤道：“阿毛，剥豆子！”阿毛这时或者还躺在蚊帐里睡懒觉，或者已在庭院或家门口玩儿去了。“奉召赴任”的时候，常会尖尖着嘴，或是嘟哝句什么，很不情愿地在一张小竹椅上落座就职。南方热，一清早蝉便开始在树梢间鼓噪，这时候，若是在街上“皮”，肯定会热出一身臭汗，坐下来剥豆子，屋檐下走廊上时不时刮来一阵清风，还凉快些。这其实是大人们以豆子拴住孩子的一条妙计，既拘管约束了他们无休止地皮打乱动，又能获得一点“劳动成果”，一举两得，堪称上策。 剥豆子其实不难，简单劳动，是人就会。讨厌处在于它“同义反复”、机械运行，又没有“剥豆机”代劳，必须手工操作，一颗颗没完没了地剥，若有3斤5斤豆子，也真够阿毛们受的。于是便有草草了事、偷工减料现象发生。剥得不干净，许多“遗珠”还留在“闺中”便被扔进垃圾堆了。剥下来的豆中有小虫乱爬，被虫咬过的烂豆子也混迹其间。妈妈验收时发现了问题，只能叹口气而已，有什么法子呢，孩子毕竟是孩子，剥夺了他们的玩耍权，总也于心不忍的，较好的办法，是实行“劳动游戏化”，一面剥，一面唱着歌，或找个小伙伴一齐干，边干边打打闹闹，互相将豆荚扔在对方的光脊梁上，那豆荚上有毛，沾缠在汗湿的毛孔上刺刺痒痒，很难受的。剥豆游戏化虽然影响些进度，却可使阿毛们耐下性子，干活质量反倒好一些，妈妈们也就听之任之，端起一碗剥好的豆子进厨房时，满意地说：“洗洗手，玩儿去吧。”
阿毛剥豆子，大体上可归入喜剧小品一类，比较轻松。不过也有例外，那便是鲁迅笔下祥林嫂的遭遇了。她拿一籃豆荚让阿毛坐在门槛上剥豆子，自己到屋后边去淘米劈柴，转眼工夫孩子被山里的狼叼走了。这样的悲剧毕竟属于个别，改变不了“阿毛剥豆子”整体上的喜剧色彩。
不喜欢阴天
不喜欢阴天。
每一个阴暗的日子，对于我都近为一种灾难。阴沉沉的天、无表情的面孔，比死人的脸更苍白。
没有阳光的白昼还不如漆黑一团的夜。那一丝丝有气无力的光带有虚伪、敷衍塞责和撒谎的意味。
在这样的日子里我烦躁不安，我渴望走出坏心情，活得明朗或死得痛快都是可承受的，唯有悬于不死不活的空虚中是最难忍受的折磨。
我不喜欢阴天，对于它有着如此强烈的反感，自有其历史的渊源。
我自幼生活在南方的一个小城里，古老的城墙，灰色的瓦屋与长檐，破石板铺砌的长满青草的小径，曲折幽深的巷子，从谁家小院伸出的银杏树摇曳着浓浓的阴影。小城、古屋、灰瓦，构成一种古色古香的冷色调，若遇上阴天，那氛围便有一种压抑、郁闷之感而了无生气。
阴天孕育着雨。阴霾是雨来前悬出的一张“告示”。“黑云压城城欲摧”“山雨欲来风满楼”，多半在夏季。那种沉阴带有恐怖色彩，仿佛天要塌下来似的摇摇欲坠。何止是“压城”，是压在人们心上的呢！但那阴暗往往短暂，大雨如注，倒也有宣泄的快感。瞬间雨消云散，便立感舒畅了。最怕“黄梅时节家家雨”，没完没了一张雨帘挂于窗前，屋子里湿漉漉的，墙上爬满蜗牛的壳，水珠在霉苔间滴沥着，瓦楞上草在疯长，人也全身都散了架子，连一点点生机与活力都蜷缩尽了。
20世纪60年代初，我去曲阜孔子故里参加一个会议，在阴森森的孔府大院中住了一周，正是严冬，我住在一间狭长的屋里，屋角虽生着炉子，屋里仍是彻骨的寒。恰逢阴霾，阳光只偶尔从灰蒙蒙的云层中漏出一线苍白的光，旋即被阴云吞没了。于是我感受到一种孤寂与荒凉。偶然走到孔林边那条古道上，一排古木，张牙舞爪地伸出腐朽的干枝，从那灰暗苍穹飘下一点细碎的干雪花，我感到一种自历史深处吹过来的凛冽寒气，恍然得到一种领悟：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岁月阴云的积淀太久了。
“老阴天”，人们把自然气候中的感受移向社会人际关系中的阴晴冷暖，将它作为严酷、冷峻、漠然之面孔的象征。我的不喜欢阴天，与此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封建礼仪影响下的旧式家庭，一个性格孤僻、不苟言笑的“严父”的管教，那一张总是阴沉沉的面孔几乎陪伴了我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打一顿、骂一顿吧，那样的发泄似乎还好忍受些，最可怕的是这莫测高深的一言不发、冷冰冰的眼神，罩一层严霜似的威严，将生活中的乐趣、暖融融的精神阳光彻底扼杀了。
终也盼到了云开日出，晴朗的日子毕竟回到了人间。那一种欢喜之情，禁不住奔涌而出。我曾以《放歌》为题，写过四句歪诗：
自幼常在水边吟，
难得江山处处晴。
放歌今日潮汛早，
百里轻帆无片云。
诗是拙劣的，情绪却是真切的。我想，不喜欢阴天的人当不止我，或亦算得一种“人之常情”吧。随着科学发展，人对气候变化的预测能力增强了，欲控驭阴晴，怕还不易做到。但对于人间冷暖、世态炎凉，对我们这个国家的政策气候，却是可预知的、可控驭的吧。“百里轻帆无片云”，阳光灿烂，季节温暖，正是心情舒畅大干一番事业的好时光，人们所不喜欢的“连阴天”，但愿其一去不复返了吧。
幽默种种
幽默不仅要有点智慧，还要有点风度和情怀。奴隶的灵魂还在束缚中战战兢兢，是难以言幽默的。性格拘谨、一本正经的人也不行。超脱、冷隽、满不在乎，旁观者置身局外，或居高临下，才会有幽默的情趣萌生。愤愤不平、忧心忡忡、满腔怨气喷薄而出，便觉沉重了些。淡而化之以后，反讽、调侃的气氛才容易形成。
有一种说法是，西方人性格开朗、幽默;中国人拘谨刻板，幽默感少些。其实也不尽然。历史上的优孟、东方朔之流且不说他，“至圣先师”孔丘，也不是总那么道貌岸然的。孔子家语中有说：“子贡问他‘死者有知乎？’”夫子答道：“等你死了，便知”，这便有调侃意味在了。
金圣叹是幽默大师，遭文字狱，据说在刑场上，他还津津乐道：“花生米与豆腐干共食，有火腿味”，云云。更有甚者为：“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大奇！”这种面对虐杀而无惧色，不作“筛糠抖”，不发乞怜语，反还说出风凉话来，确也令人佩服。
张爱玲的挚友炎樱小姐在一书摊上翻遍所有画报，一本未买，摊主不悦，又不好发作，便说：“谢谢你！”这是幽默的讽刺吧。小姐并不尴尬，泰然答道：“不要客气。”是“顽主”式的玩世不恭。
幽默常表现于言词，却又不仅限于言词。睁开清醒、警觉的眼睛观察世道人生，幽默素材比比皆是。有一次从电视新闻中见一镜头，某地卫生检查员到一肉食品商店检查卫生，身穿洁白工作服，一排苍蝇飞落在他背上，黑压压一片，而他正在俯身签写“卫生合格证”呢。这可算一种“黑色幽默”了吧。 诗有瘾
喝酒有瘾，抽烟有瘾，写诗，也有瘾的。何以见得？不少诗人有“戒诗”之举，若无瘾，怎谈得上戒呢？
龚自珍，是清代一位大诗人，在我看来，也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上一位卓越的大诗人，我特别喜欢他恢宏奇崛、豪情满怀的诗篇。这样一位大诗人，却多次戒诗，然而，“戒诗昔有诗，庚辰诗语繁”，戒诗复有诗，屡戒屡“犯”。原因何在呢？从他的诗中，或可寻得一点“信息”。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这两句脍炙人口的诗，透露了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咏史》中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讲的就更清楚了。“第一欲言者，古来难明言”，吞吞吐吐，畏首畏尾，诗人时时感到不能自由表达的苦恼，这恐是他“戒诗”的主要原因吧？然而为什么会“屡戒屡犯”呢，原因何在？
“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一个从少年时便“哀乐过于人”的诗人，一个“歌泣字字真”的诗人，怎么可能“戒”得了心中那一腔关注世态民生的悲悯情怀？“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这诗是最好的证明。戒诗复有诗，且越戒诗越多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诗瘾”，而在于诗人有一颗高贵的赤子之心。
诗有瘾，在苏轼身上，体现得尤为充分。“春山磔磔鸣春禽，此间不可无我吟”，他走到哪里，都要吟上几句。
在古代，因诗罹难的事司空见惯，似已成为诗人命中注定的厄运，他两次入狱都是因笔祸而起。调任杭州时，有朋友告诫他：“西湖虽好莫题诗”，他怎么肯听，在杭州，还是写了不少好诗。
那一年，因诗获罪的“案子”审结了，出狱那天恰逢除夕，他在监狱门外稍停片刻，感到寒风吹面的清凉，又听见喜鹊啼鸣，居然又引发了诗兴。回家便吟了两首诗，其中一首写道：
平生文字为吾累，
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
城东不斗少年鸡。
他自己可能也觉荒唐，写完后掷笔而笑道：我真是不可救药。
“不可救药”的或许不只苏轼自己，所有真正的诗人，恐怕都难免于这种“荒唐”，“诗有瘾”，哪怕牢狱在前，也是难以戒绝的。
每个人的声音
“每个人的声音”，我欣赏这句话。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声音，每个人的声音各不相同。拿起听话筒，电话里传来熟人的声音，即使短促的一声“喂”，也可立即辨知他是谁。这很微妙、神奇，且令人想起一句哲人的名言：“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
造物者——大自然的手比发明“克隆”技术的科学家高明多了。“克隆”：复制、机械化、统一模样、千篇一律，该多么单调、刻板、乏味！只会模仿、复制，远不如创新和独特之值得赞赏与尊重。
所谓“声音”，不过是一个“代码”，其衍生的意义在于个性化的特征。构成每个人的独特，除了面貌、体型、肉体的可视性存在之外，还有内在精神上的隐性潜流的一面，只不过在“物化”被强调的地方，常常被忽视而趋于淡化，以共性取代个性是令人不安的时代隐忧。
应试教育培养出的学生，以分数為核心，成了一系列“标准答案”的俘虏，许多人从 童年起便被弱化了创新思维的智能，一些只会“死背硬记”的人才相继诞生。素质教育的一个要求是“因材施教”，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素质，培养他的创造性才能，其结果便大不一样了。
电视的普及是现代化的一大福音，它带给人们文化上精神上的收益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负面影响也应运而生。一个人如果一天在电视机前厮守10小时以上，他的脑细胞便会为“屏幕思维”所控制，哪里还有自我思考的空间？美国曾有人发出过“电视将培养一代白痴”的惊呼，或有一点夸张。不容置疑的是，当一个人的视觉为屏幕光影牵引吸附，其自我思维空间、独立思考能力，久之必有钝化和被压缩的危险。只注目于“看”，被动地接受，独立思考的主动活力自必会有所削弱。
文化艺术是最讲个性化的了，应有最璀璨的丰富多彩。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歌舞、戏曲以至民风、民俗，包括服装穿戴和村舍建筑等等，保留了较多特色，这恐是沾了发展滞后的光。但愿发展加快以后，民族的独特性不要被清一色的现代化所淹没。
每个人都珍视自己的独特，保持并发展自己个性的“声音”，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以至社会生活中，让“每个人的声音”都受到尊重，从而形成多声部、多色彩、多元发展的局面多好！
乌鸦肯定还在飞
乌鸦是种玄鸟，它周身皆黑。正是这种黑，给它带来了诸多谴责和诅咒。黑，是夜色玷污了它。乌夜啼：“月落乌啼霜满天”，一派凄清的况味。黑乌鸦闯入黎明，仿佛是夜的一块碎片，这个偷渡者去哪儿落脚呢？
在废弃的、倾斜的塔上;在残破的、古老的寺庙;在幽森的松柏和座座荒坟间，乌鸦栖息。这便具有了黑夜与死亡双重象征的身份，被人们视为灾难的信使。乌鸦在屋顶绕飞，在人的头顶上盘旋，便属厄运到来的信号，古往今来，人们莫不作如是观。哀悼亡灵的黑纱，是从乌鸦的翅膀演化而来的，“呜呼呜呼”的叫，成为一切讣文与悼词的首选用语，不就是“乌呼乌呼”的影射词吗？
美国作家爱伦·坡的《乌鸦》，是西方象征主义文章的经典名篇。一只乌鸦在深夜时分敲叩诗人的窗子，往返复沓的旋律渲染着一种恐怖、梦魇般的沉重。然后它进入屋内，栖在雅典娜的雕像上再不离开。“你这阴森森的古代乌鸦，来自夜的彼岸……”这首诗把乌鸦作为一个恐怖的载体、一种灾难的符号，留在人类艺术的长廊中。波特莱尔说它是“一首奇诗”“像忧郁的丧钟一样响亮”。
在中国，赋予乌鸦以另类色彩之诗情的，是曹操的《短歌行》。南征东吴途中，83万人马陈兵江岸，这位踌躇满志的枭雄在船上开怀畅饮，忽见几只乌鸦在明月如昼的树边飞旋，启动了诗兴。他吟道：“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是一种凄凉而伤感的调子，对乌鸦，不仅没有恶意，隐约间还怀有一点哀怜与同情。这与他政治谋略家的身份不太一致，却符合于诗人的坦荡胸怀。 乌鸦的黑无非是造物者的派定，乌鸦的叫声重浊而嘶哑，远不如喜鹊夸张的喜悦那样轻松，更没有百灵和夜莺歌声的婉转。比起听惯了鹦鹉学舌的献媚，和不断编造滥俗“喜讯”以取悦于人的喜鹊，乌鸦木讷笨拙的语言之姿注定是不受欢迎的。这只老实巴交的鸟、传送坏消息的鸟，自身的厄运便永难逃脱了。
然而，我们也听到不同的声音，从另一位美国诗人斯蒂文斯那里。他的《观察乌鸦的十三种方式》，将乌鸦作为一种鸟。一种自然形态的、艺术形态的、审美对象的鸟，从多种视角给予了鲜活生动的描绘：“周围，二十座雪山，唯一动弹的，是乌鸦的一双眼睛。”雪地上的一点黑，宁静中的一种动，多美;不管人类社会怀着怎样的偏见，将一种本不属于她的“死亡符号”“灾难预兆”的诅咒强加于她，乌鸦，这善良而本分的鸟，依然在自由地飞翔。飞吧，飞吧，完全不必在乎那些莫须有的污蔑不实之词！
“河在流，乌鸦肯定在飞。”诗人为我们展开了一幅生机勃勃的画图，泱泱流水映出那飞动的黑羽，多美！
秋虫唱的什么歌
“有一只虫子在唱歌！”这一发现对我来说，是十足的欣喜，以至于兴奋。我住在一座高层楼上，距大地泥土遥遥乎远矣。在都市，水泥地和主楼林立处，正是叶圣陶先生命名的“没有秋虫的地方”。而人均恋乡土，对秋虫多有好感，这才惹得性情温和的圣陶先生也发了愤然的牢骚：“呵，不容留秋虫的地方！秋虫所不屑居留的地方！”许多年的都市生活，渐渐淡忘了虫子们的“美声”或“通俗”歌声的韵味了。近来却在深夜常听到“一只虫子在唱歌”，似在墙的某一角缝隙中，或者是从远处街心花园草坪上传来？声音十分轻柔，似有一点怯，叫几声，停停，怕惊动了人似的。稍歇，又重奏，如在琴弦上悄然叩拨两声。当我俯耳细听，想辨出其所在方位，总也拿不准。忽在这，忽在那，是虫子在移动，还是不止一只，有几只虫彼此呼应，作一场捉迷藏的游戏呢？
提起捉迷藏，我又想起那年在崂山游玩，仰口湾海上飘来的湿雾像一些灰翅膀的鸟，转瞬便遮住了蜿蜒的山径，和山脚下一片小树林子。秋日的黄昏说来就来了。我和一个朋友坐在草地上，看牧羊的孩子赶羊下山，扫落叶的老人从林中背着筐篓归去。这时，山坡草地和小树林中，陆续传来了虫子们的吟唱，初始时断断续续，渐渐地彼此应和，一场无主题、无指挥的虫声大合唱就自然形成了。
“一只虫子在说话！”我的朋友说。
“它说什么呢？”我问。
“猜不出。”朋友年轻，站起身向出声所在方向走去。我跟着，蹑足而行。
待走到，虫声骤然而止。虫子是敏感的，当我们折回，声音又开始了。
“在逗我们玩呢。”是在捉迷藏么？
不懂得与虫捉迷藏的游戏规则，只好放弃，老老实实坐下来听树林里众声喧哗的音乐大狂欢了。
虫声是欢乐的吗？至少，树林里的大合唱，轻快、跳跃、杂乱、自由放荡，如同超级市场里的人声鼎沸，或是小学校放学时孩子们的叽叽喳喳，并不是姜白石《咏蟋蟀词》中状写的那种“哀音似诉”，也不是欧阳修《秋声赋》中形容的“淅沥潇飒”和“波涛夜惊”，充满悲凉的萧条气息。我想，小小虫子哪有那么多悲秋情怀，多半是多愁善感的诗人们，在借虫抒发自己的一腔怨愤罢了。今日的虫子，现代化的虫子是否也随着时代而变异，变得如此之开朗、泼辣、调皮和快乐了呢？只是，欧阳先生已听不到了，无法为我们写出一篇新的《秋声赋》来，可惜。
怀念鸡声
“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是古时候封闭式田园社会的写照。鸡和犬，为农家必有，是人类最久远的朋友了。而鸡声，则是田园生活宁静与悠闲的一种象征。“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梅先生的这两句诗，写一个人在旅途中孤单行走，忽听到远处传来一声鸡鸣，便知人家已不远了，感到无比亲切。这“云外”用得真好，仿如仙境一般。而温庭筠《商山早行》诗中的鸡声，又是另一番况味：“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一弯晓月从乡村野店的窗纸透过，荒野间的一声鸡鸣，惊醒了远离在外的旅人，踏着板桥上的霜迹匆匆上路了。一种寂寞凄清的意境，跃然纸上，读后令我久久难忘。
“雄鸡一唱天下白”，鸡声还有另一面，便是充满了朝气蓬勃的阳刚之气。“闻鸡起舞”，鼓舞人们以昂扬奋发的精神面向人生。我见过雄鸡啼鸣，它高高扬起脖颈，倾其全身之力嘶喊，真的是声嘶力竭。台湾诗人商禽的散文诗《鸡》，给它起了一个美好的名字：“呼唤太阳的禽鸟。”然而，可悲的是，在现代社会，在人口密集的都市，人们已听不到她的呼唤了。而且：
在人类制造的日光下
既没有梦
也没有黎明。
“呼唤太阳的禽鸟”“音乐家”的鸡成了为人类“菜篮子工程”长期生产鸡蛋和鸡肉的工具。到现代化养鸡场的“流水线”去一望便知，“进食”“捡蛋”都是机械化的。一只只鸡从栅栏中伸出头来，以整齐的动作，千篇一律的节奏，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动作，进行着“集体进餐”，生下蛋来更没有“咯咯”报喜行进一圈的空间和自由了，其任务除不断产蛋外，便是增肥自身，而这些都完全纳入“商品化”的计划以内了。
我们将吃到越来越多的鸡蛋和鸡，却听不到“云外一声鸡”了。这是鸡的悲剧，或许，也是人的吧。
喜欢吃莲子
“荷生于野”，画家黄永玉这样说，我很欣赏这句话，一个“野”字，点出了它不是温室的花朵，而有一种落落大方，既雍容又朴素的野性美。这与那句“出淤泥而不染”的赞誉，同样可贵。至于那铺满池塘水面的荷叶，则有“莲叶何田田”的诗句形容，“田田”是什么意思？或许隐喻着一种开放型的铺陈吧，也早已为人们视为一个独特的美的形容词而确认不疑了。
荷的食用价值也很高，它的藕根可以做成多种佳肴，莲子更是高档营养品，就连荷叶，也可以“入席”哩。在制作米粉蒸肉的时候，将鲜荷叶洗净后盖在上面，蒸熟后的肉便有荷叶的清香，滋味更佳。它的名字叫做“荷叶粉蒸肉”。
当然，最好吃的还数莲子，在鲁迅的一篇杂文《巷堂生意古今谈》中，提过上海巷堂小吃中，有一种“薏米杏仁莲心粥”，“一听到就有馋涎欲滴之概，‘薏米杏仁’而又‘莲心粥’，这是新鲜到连先前的梦里也没有想到的”。我没喝过这种粥，小时候在家吃过百合、青豌豆和糯米煮的糖粥，也很可口。蓮子则较贵重，罕能尝到，在常见的八宝粥里也是有莲子的，但毕竟与其他“七宝”平起平坐，并不突出，唯有莲子羹，是它的最高档吃法，只在一些高品位的宴席上，才会偶尔露真容。
有趣的是我们家乡的一种习俗，新婚三日要“回门”，夫妻双双走娘家，进门坐定，不饮茶不敬烟，恭恭敬敬端上两小碗莲子羹。金边白瓷小盖碗，托在亮闪闪的银碟上，揭开盖，莲子羹喷一缕热气、一阵甜香，于是新人羞答答以银匙舀莲子至嘴边，小口细嚼，动作节奏要缓，才斯文雅致，万不可大口狼吞。为什么要上一道莲子羹呢？自有讲究：“莲子莲子，连生贵子”也。
我结婚时未曾得此款待，不过，莲子羹还是吃过两次的，真是“味道好极了”，有一种特殊的香，黏糊糊、香喷喷、甜丝丝的，君若口馋，不妨一试。
我这人虽也粗通文墨，于烟于酒，却都律之以戒，从不问津。唯对茶，尚可“能饮一杯无”。以往所住城市，流行花茶一类，尤以茉莉飘香者为盛，比之南方的龙井清茶，总觉得有喧宾夺主之嫌。我常喝的是翠色可人、微带苦味的绿茶。中国人于“苦”字颇多偏爱，前些年盛行“忆苦思甜”不衰，便是一例。于是我乃效义山“腐鼠成滋味”的诗句，有“苦茶成滋味”的题目“出笼”。
说起苦茶，很容易想到周作人。他在北平八道湾的书屋悬一匾，是沈兼士先生题名的“苦雨阁”，以后改名“苦茶庵”了。当时国难当头，他独坐书斋品那苦茶，这还罢了，却又在“五十自寿”诗中，对苦茶大做文章。其中一首写道：
前世出家今在家，
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
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
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
且到寒斋吃苦茶。
两首苦茶诗发出后，许多文人作诗相和，钱玄同、蔡元培、林语堂等大家参与，与此同时，却遭来左翼文人一场痛批：国难当头，还有闲心在斋中饮茶？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我的同乡诗人丁芒兄从文多年，到花甲方蒙恩分得书房一室，便也以“苦丁茶”为由，题作“苦丁斋”，其实也是谐音于他的姓氏，暗喻其坎坷之身世吧。他出一本散文选，邀我为评，我便以“苦丁斋品茗”为题撰文以赠，其实直到文章发表出来，我还未尝过这种茶的滋味呢。
也算是天助我也，不久前苦丁茶竟不远千里“飞”了过来。贵州的诗友喻子涵兄来信，给我捎来了一小盒苦丁茶，说是产自风景清幽的青城山麓。他走后我打开泡了一杯品尝，果如周作人所言，“我感到他的好意，可是这茶实在太苦，我终于没有能够吃。”
我属凡人，平日喝的都是崂山绿茶。微带苦味，我觉得最是称意，有这么一杯在手，读书写作，与人闲聊，不时品那么一品，便觉心旷神怡。“苦茶成滋味，”就已经足够了。
喝了两碗粥
饮酒、抽烟、品茶，虽属生活所需，但多少總贴近有钱人、有闲者享乐之一格。现在生活水平多有提高，几乎人人垂手可得，但观念上仍觉其雅与闲的身份未变。喝粥就不同了，纯然是实用主义，大众化、平民化的，甚且是尚未脱贫的标志之一。我小时候在淮南的小城市生活，是旧社会。当地人习惯，一日三餐，两顿有粥，是常态。却又瞧不起粥，一辈子喝粥之人是“穷命”。不幸我自幼嗜粥，于是得了个评语，曰：“没出息”。
粥，北方称稀饭，“一饭一粥，当思来之不易”，可见粥的称谓，属正宗。而今北方城市也有粥店上市，未见“稀饭铺”的招牌，可见“粥”的命名无可取代。在我老家，农村人不必说了，城里人除富豪之家，几乎无不是每晚有粥的。大米粥熬得黏稠稠，米香扑鼻，佐以一碟自腌咸菜、萝卜干、雪里蕻之类，清淡可口，最是适宜。一碗下肚，别提那滋味多么熨帖舒心。稍逊一筹是小米绿豆粥，夏天喝了颇有祛暑安神的功效。再低一个档次，便是玉蜀黍即苞米面搅和而成的“糁儿粥”了。
说起糁儿粥，自有其独特的优越性在。一是便宜，营养价值却高。做起来省事，比“方便面”还方便。将水烧好，把苞米面和匀，搅成“面糊”状便成，几分钟开锅，立等可食。捧起碗“哗啦啦”顺流而下，嚼都不用嚼，就受用了，标准的“快餐”。家乡农村一位老太太，熬了一锅粥，取出12只青花大碗，在灶台一字排开，一口气便全“解决”了。老太太脸不变色心不跳，一副自得其乐的神情，真令人惊羡，比起海量的醉翁，毫不逊色。
粥当然也有高档的，冬日晚上小巷中手敲竹板叫卖糖粥的吆喝声对孩子们颇具吸引力。糯米、白糖，外加红枣以及红小豆，够意思了吧，鲁迅在一篇文章中谈到的“薏米杏仁莲心粥”更加了得。薏米即苡仁，以及杏仁、莲子心，均微含苦意，却又香甜，所以鲁迅说是“一听到就有馋涎欲滴之慨”。而今的粥店中更是名目繁多，什么莲子粥、火腿粥、藕片粥、山芋粥、八宝粥、鱼粥、海鲜粥等，我却未敢问津，尤其对鱼和海鲜，那腥味怕受用不了，若不小心“喝”出一根鱼刺卡在嗓子眼上，岂不是不吐不快了吗？
在我长达几十年的喝粥生涯中，有一页小史最是难忘。20世纪50年代末，“大跃进”热火朝天，干部下班后要参加“全民办运输”义务劳动。一个冬夜，我在港口码头拉了半夜大车，筋疲力尽了，那时全国性饥饿已见端倪，腹中早空空如也了。幸亏带队的老兄有办法，领进一家大众食堂喝粥，交上粮票和钱，每人两大碗热腾腾的大白米粥“呼啦啦”灌入饥肠，骤然间热血如沸，额上冒出汗珠，那种舒畅与兴奋，简直妙不可言，任何海参鱼翅的高档筵席也难以比美。掀开厚重棉门帘，一阵寒风扑面而来，却一点也不怕了。两碗下肚，壮了我胆。李玉和赴宴斗鸠山，是李奶奶一碗酒给“垫了底”，我呢，三两粮票两碗粥，便鼓足了精神，又拉起四轱辘大车在呼呼北风中疾步如飞了。
阿毛剥豆子
阿毛剥豆子，这是个生活小品吧，我从中寻找着点点记忆的温馨。
豆子，即尚未黄熟的豆荚中的青豆，剥出时饱和着水分，闪闪地亮着浅碧的光泽，有的还掺杂着微红的纹路，宛若珠宝。在南方，一入初夏，豆荚便在菜市场走俏，家家户户餐饮中有此一道热门佳选。用它炒竹笋、香菇、雪菜，炖鸡烧肉，凉拌做汤，都很清口清心，味道鲜美。但它也有缺点，便是吃起来麻烦，一粒粒从豆荚中剥出来，既费时间又费手劲。于是，这项活计，每每落在孩子们肩上。只要有孩子的人家，不管男孩女孩，从五六岁到十二三岁之间，都有可能摊上这份劳役的。
阿毛呢，则是南方小男孩流行的乳名之一。有些地方，干脆以“阿毛”作为小男孩们的代号了。“你家阿毛剥不剥豆子？”就是妈妈们买豆子时常顺便提到的话题。女孩子当然也剥的，但似不如男孩剥豆那么引人注目具有新闻价值，这也算男女不平等的“罪证”之一吧。
其实剥豆子这活儿，有苦也有乐。大清早，妈妈从菜场上买回豆荚，往厨房门口一扔，便唤道：“阿毛，剥豆子！”阿毛这时或者还躺在蚊帐里睡懒觉，或者已在庭院或家门口玩儿去了。“奉召赴任”的时候，常会尖尖着嘴，或是嘟哝句什么，很不情愿地在一张小竹椅上落座就职。南方热，一清早蝉便开始在树梢间鼓噪，这时候，若是在街上“皮”，肯定会热出一身臭汗，坐下来剥豆子，屋檐下走廊上时不时刮来一阵清风，还凉快些。这其实是大人们以豆子拴住孩子的一条妙计，既拘管约束了他们无休止地皮打乱动，又能获得一点“劳动成果”，一举两得，堪称上策。 剥豆子其实不难，简单劳动，是人就会。讨厌处在于它“同义反复”、机械运行，又没有“剥豆机”代劳，必须手工操作，一颗颗没完没了地剥，若有3斤5斤豆子，也真够阿毛们受的。于是便有草草了事、偷工减料现象发生。剥得不干净，许多“遗珠”还留在“闺中”便被扔进垃圾堆了。剥下来的豆中有小虫乱爬，被虫咬过的烂豆子也混迹其间。妈妈验收时发现了问题，只能叹口气而已，有什么法子呢，孩子毕竟是孩子，剥夺了他们的玩耍权，总也于心不忍的，较好的办法，是实行“劳动游戏化”，一面剥，一面唱着歌，或找个小伙伴一齐干，边干边打打闹闹，互相将豆荚扔在对方的光脊梁上，那豆荚上有毛，沾缠在汗湿的毛孔上刺刺痒痒，很难受的。剥豆游戏化虽然影响些进度，却可使阿毛们耐下性子，干活质量反倒好一些，妈妈们也就听之任之，端起一碗剥好的豆子进厨房时，满意地说：“洗洗手，玩儿去吧。”
阿毛剥豆子，大体上可归入喜剧小品一类，比较轻松。不过也有例外，那便是鲁迅笔下祥林嫂的遭遇了。她拿一籃豆荚让阿毛坐在门槛上剥豆子，自己到屋后边去淘米劈柴，转眼工夫孩子被山里的狼叼走了。这样的悲剧毕竟属于个别，改变不了“阿毛剥豆子”整体上的喜剧色彩。
不喜欢阴天
不喜欢阴天。
每一个阴暗的日子，对于我都近为一种灾难。阴沉沉的天、无表情的面孔，比死人的脸更苍白。
没有阳光的白昼还不如漆黑一团的夜。那一丝丝有气无力的光带有虚伪、敷衍塞责和撒谎的意味。
在这样的日子里我烦躁不安，我渴望走出坏心情，活得明朗或死得痛快都是可承受的，唯有悬于不死不活的空虚中是最难忍受的折磨。
我不喜欢阴天，对于它有着如此强烈的反感，自有其历史的渊源。
我自幼生活在南方的一个小城里，古老的城墙，灰色的瓦屋与长檐，破石板铺砌的长满青草的小径，曲折幽深的巷子，从谁家小院伸出的银杏树摇曳着浓浓的阴影。小城、古屋、灰瓦，构成一种古色古香的冷色调，若遇上阴天，那氛围便有一种压抑、郁闷之感而了无生气。
阴天孕育着雨。阴霾是雨来前悬出的一张“告示”。“黑云压城城欲摧”“山雨欲来风满楼”，多半在夏季。那种沉阴带有恐怖色彩，仿佛天要塌下来似的摇摇欲坠。何止是“压城”，是压在人们心上的呢！但那阴暗往往短暂，大雨如注，倒也有宣泄的快感。瞬间雨消云散，便立感舒畅了。最怕“黄梅时节家家雨”，没完没了一张雨帘挂于窗前，屋子里湿漉漉的，墙上爬满蜗牛的壳，水珠在霉苔间滴沥着，瓦楞上草在疯长，人也全身都散了架子，连一点点生机与活力都蜷缩尽了。
20世纪60年代初，我去曲阜孔子故里参加一个会议，在阴森森的孔府大院中住了一周，正是严冬，我住在一间狭长的屋里，屋角虽生着炉子，屋里仍是彻骨的寒。恰逢阴霾，阳光只偶尔从灰蒙蒙的云层中漏出一线苍白的光，旋即被阴云吞没了。于是我感受到一种孤寂与荒凉。偶然走到孔林边那条古道上，一排古木，张牙舞爪地伸出腐朽的干枝，从那灰暗苍穹飘下一点细碎的干雪花，我感到一种自历史深处吹过来的凛冽寒气，恍然得到一种领悟：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岁月阴云的积淀太久了。
“老阴天”，人们把自然气候中的感受移向社会人际关系中的阴晴冷暖，将它作为严酷、冷峻、漠然之面孔的象征。我的不喜欢阴天，与此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封建礼仪影响下的旧式家庭，一个性格孤僻、不苟言笑的“严父”的管教，那一张总是阴沉沉的面孔几乎陪伴了我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打一顿、骂一顿吧，那样的发泄似乎还好忍受些，最可怕的是这莫测高深的一言不发、冷冰冰的眼神，罩一层严霜似的威严，将生活中的乐趣、暖融融的精神阳光彻底扼杀了。
终也盼到了云开日出，晴朗的日子毕竟回到了人间。那一种欢喜之情，禁不住奔涌而出。我曾以《放歌》为题，写过四句歪诗：
自幼常在水边吟，
难得江山处处晴。
放歌今日潮汛早，
百里轻帆无片云。
诗是拙劣的，情绪却是真切的。我想，不喜欢阴天的人当不止我，或亦算得一种“人之常情”吧。随着科学发展，人对气候变化的预测能力增强了，欲控驭阴晴，怕还不易做到。但对于人间冷暖、世态炎凉，对我们这个国家的政策气候，却是可预知的、可控驭的吧。“百里轻帆无片云”，阳光灿烂，季节温暖，正是心情舒畅大干一番事业的好时光，人们所不喜欢的“连阴天”，但愿其一去不复返了吧。
幽默种种
幽默不仅要有点智慧，还要有点风度和情怀。奴隶的灵魂还在束缚中战战兢兢，是难以言幽默的。性格拘谨、一本正经的人也不行。超脱、冷隽、满不在乎，旁观者置身局外，或居高临下，才会有幽默的情趣萌生。愤愤不平、忧心忡忡、满腔怨气喷薄而出，便觉沉重了些。淡而化之以后，反讽、调侃的气氛才容易形成。
有一种说法是，西方人性格开朗、幽默;中国人拘谨刻板，幽默感少些。其实也不尽然。历史上的优孟、东方朔之流且不说他，“至圣先师”孔丘，也不是总那么道貌岸然的。孔子家语中有说：“子贡问他‘死者有知乎？’”夫子答道：“等你死了，便知”，这便有调侃意味在了。
金圣叹是幽默大师，遭文字狱，据说在刑场上，他还津津乐道：“花生米与豆腐干共食，有火腿味”，云云。更有甚者为：“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大奇！”这种面对虐杀而无惧色，不作“筛糠抖”，不发乞怜语，反还说出风凉话来，确也令人佩服。
张爱玲的挚友炎樱小姐在一书摊上翻遍所有画报，一本未买，摊主不悦，又不好发作，便说：“谢谢你！”这是幽默的讽刺吧。小姐并不尴尬，泰然答道：“不要客气。”是“顽主”式的玩世不恭。
幽默常表现于言词，却又不仅限于言词。睁开清醒、警觉的眼睛观察世道人生，幽默素材比比皆是。有一次从电视新闻中见一镜头，某地卫生检查员到一肉食品商店检查卫生，身穿洁白工作服，一排苍蝇飞落在他背上，黑压压一片，而他正在俯身签写“卫生合格证”呢。这可算一种“黑色幽默”了吧。 诗有瘾
喝酒有瘾，抽烟有瘾，写诗，也有瘾的。何以见得？不少诗人有“戒诗”之举，若无瘾，怎谈得上戒呢？
龚自珍，是清代一位大诗人，在我看来，也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上一位卓越的大诗人，我特别喜欢他恢宏奇崛、豪情满怀的诗篇。这样一位大诗人，却多次戒诗，然而，“戒诗昔有诗，庚辰诗语繁”，戒诗复有诗，屡戒屡“犯”。原因何在呢？从他的诗中，或可寻得一点“信息”。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这两句脍炙人口的诗，透露了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咏史》中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讲的就更清楚了。“第一欲言者，古来难明言”，吞吞吐吐，畏首畏尾，诗人时时感到不能自由表达的苦恼，这恐是他“戒诗”的主要原因吧？然而为什么会“屡戒屡犯”呢，原因何在？
“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一个从少年时便“哀乐过于人”的诗人，一个“歌泣字字真”的诗人，怎么可能“戒”得了心中那一腔关注世态民生的悲悯情怀？“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这诗是最好的证明。戒诗复有诗，且越戒诗越多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诗瘾”，而在于诗人有一颗高贵的赤子之心。
诗有瘾，在苏轼身上，体现得尤为充分。“春山磔磔鸣春禽，此间不可无我吟”，他走到哪里，都要吟上几句。
在古代，因诗罹难的事司空见惯，似已成为诗人命中注定的厄运，他两次入狱都是因笔祸而起。调任杭州时，有朋友告诫他：“西湖虽好莫题诗”，他怎么肯听，在杭州，还是写了不少好诗。
那一年，因诗获罪的“案子”审结了，出狱那天恰逢除夕，他在监狱门外稍停片刻，感到寒风吹面的清凉，又听见喜鹊啼鸣，居然又引发了诗兴。回家便吟了两首诗，其中一首写道：
平生文字为吾累，
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
城东不斗少年鸡。
他自己可能也觉荒唐，写完后掷笔而笑道：我真是不可救药。
“不可救药”的或许不只苏轼自己，所有真正的诗人，恐怕都难免于这种“荒唐”，“诗有瘾”，哪怕牢狱在前，也是难以戒绝的。
每个人的声音
“每个人的声音”，我欣赏这句话。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声音，每个人的声音各不相同。拿起听话筒，电话里传来熟人的声音，即使短促的一声“喂”，也可立即辨知他是谁。这很微妙、神奇，且令人想起一句哲人的名言：“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
造物者——大自然的手比发明“克隆”技术的科学家高明多了。“克隆”：复制、机械化、统一模样、千篇一律，该多么单调、刻板、乏味！只会模仿、复制，远不如创新和独特之值得赞赏与尊重。
所谓“声音”，不过是一个“代码”，其衍生的意义在于个性化的特征。构成每个人的独特，除了面貌、体型、肉体的可视性存在之外，还有内在精神上的隐性潜流的一面，只不过在“物化”被强调的地方，常常被忽视而趋于淡化，以共性取代个性是令人不安的时代隐忧。
应试教育培养出的学生，以分数為核心，成了一系列“标准答案”的俘虏，许多人从 童年起便被弱化了创新思维的智能，一些只会“死背硬记”的人才相继诞生。素质教育的一个要求是“因材施教”，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素质，培养他的创造性才能，其结果便大不一样了。
电视的普及是现代化的一大福音，它带给人们文化上精神上的收益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负面影响也应运而生。一个人如果一天在电视机前厮守10小时以上，他的脑细胞便会为“屏幕思维”所控制，哪里还有自我思考的空间？美国曾有人发出过“电视将培养一代白痴”的惊呼，或有一点夸张。不容置疑的是，当一个人的视觉为屏幕光影牵引吸附，其自我思维空间、独立思考能力，久之必有钝化和被压缩的危险。只注目于“看”，被动地接受，独立思考的主动活力自必会有所削弱。
文化艺术是最讲个性化的了，应有最璀璨的丰富多彩。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歌舞、戏曲以至民风、民俗，包括服装穿戴和村舍建筑等等，保留了较多特色，这恐是沾了发展滞后的光。但愿发展加快以后，民族的独特性不要被清一色的现代化所淹没。
每个人都珍视自己的独特，保持并发展自己个性的“声音”，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以至社会生活中，让“每个人的声音”都受到尊重，从而形成多声部、多色彩、多元发展的局面多好！
乌鸦肯定还在飞
乌鸦是种玄鸟，它周身皆黑。正是这种黑，给它带来了诸多谴责和诅咒。黑，是夜色玷污了它。乌夜啼：“月落乌啼霜满天”，一派凄清的况味。黑乌鸦闯入黎明，仿佛是夜的一块碎片，这个偷渡者去哪儿落脚呢？
在废弃的、倾斜的塔上;在残破的、古老的寺庙;在幽森的松柏和座座荒坟间，乌鸦栖息。这便具有了黑夜与死亡双重象征的身份，被人们视为灾难的信使。乌鸦在屋顶绕飞，在人的头顶上盘旋，便属厄运到来的信号，古往今来，人们莫不作如是观。哀悼亡灵的黑纱，是从乌鸦的翅膀演化而来的，“呜呼呜呼”的叫，成为一切讣文与悼词的首选用语，不就是“乌呼乌呼”的影射词吗？
美国作家爱伦·坡的《乌鸦》，是西方象征主义文章的经典名篇。一只乌鸦在深夜时分敲叩诗人的窗子，往返复沓的旋律渲染着一种恐怖、梦魇般的沉重。然后它进入屋内，栖在雅典娜的雕像上再不离开。“你这阴森森的古代乌鸦，来自夜的彼岸……”这首诗把乌鸦作为一个恐怖的载体、一种灾难的符号，留在人类艺术的长廊中。波特莱尔说它是“一首奇诗”“像忧郁的丧钟一样响亮”。
在中国，赋予乌鸦以另类色彩之诗情的，是曹操的《短歌行》。南征东吴途中，83万人马陈兵江岸，这位踌躇满志的枭雄在船上开怀畅饮，忽见几只乌鸦在明月如昼的树边飞旋，启动了诗兴。他吟道：“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是一种凄凉而伤感的调子，对乌鸦，不仅没有恶意，隐约间还怀有一点哀怜与同情。这与他政治谋略家的身份不太一致，却符合于诗人的坦荡胸怀。 乌鸦的黑无非是造物者的派定，乌鸦的叫声重浊而嘶哑，远不如喜鹊夸张的喜悦那样轻松，更没有百灵和夜莺歌声的婉转。比起听惯了鹦鹉学舌的献媚，和不断编造滥俗“喜讯”以取悦于人的喜鹊，乌鸦木讷笨拙的语言之姿注定是不受欢迎的。这只老实巴交的鸟、传送坏消息的鸟，自身的厄运便永难逃脱了。
然而，我们也听到不同的声音，从另一位美国诗人斯蒂文斯那里。他的《观察乌鸦的十三种方式》，将乌鸦作为一种鸟。一种自然形态的、艺术形态的、审美对象的鸟，从多种视角给予了鲜活生动的描绘：“周围，二十座雪山，唯一动弹的，是乌鸦的一双眼睛。”雪地上的一点黑，宁静中的一种动，多美;不管人类社会怀着怎样的偏见，将一种本不属于她的“死亡符号”“灾难预兆”的诅咒强加于她，乌鸦，这善良而本分的鸟，依然在自由地飞翔。飞吧，飞吧，完全不必在乎那些莫须有的污蔑不实之词！
“河在流，乌鸦肯定在飞。”诗人为我们展开了一幅生机勃勃的画图，泱泱流水映出那飞动的黑羽，多美！
秋虫唱的什么歌
“有一只虫子在唱歌！”这一发现对我来说，是十足的欣喜，以至于兴奋。我住在一座高层楼上，距大地泥土遥遥乎远矣。在都市，水泥地和主楼林立处，正是叶圣陶先生命名的“没有秋虫的地方”。而人均恋乡土，对秋虫多有好感，这才惹得性情温和的圣陶先生也发了愤然的牢骚：“呵，不容留秋虫的地方！秋虫所不屑居留的地方！”许多年的都市生活，渐渐淡忘了虫子们的“美声”或“通俗”歌声的韵味了。近来却在深夜常听到“一只虫子在唱歌”，似在墙的某一角缝隙中，或者是从远处街心花园草坪上传来？声音十分轻柔，似有一点怯，叫几声，停停，怕惊动了人似的。稍歇，又重奏，如在琴弦上悄然叩拨两声。当我俯耳细听，想辨出其所在方位，总也拿不准。忽在这，忽在那，是虫子在移动，还是不止一只，有几只虫彼此呼应，作一场捉迷藏的游戏呢？
提起捉迷藏，我又想起那年在崂山游玩，仰口湾海上飘来的湿雾像一些灰翅膀的鸟，转瞬便遮住了蜿蜒的山径，和山脚下一片小树林子。秋日的黄昏说来就来了。我和一个朋友坐在草地上，看牧羊的孩子赶羊下山，扫落叶的老人从林中背着筐篓归去。这时，山坡草地和小树林中，陆续传来了虫子们的吟唱，初始时断断续续，渐渐地彼此应和，一场无主题、无指挥的虫声大合唱就自然形成了。
“一只虫子在说话！”我的朋友说。
“它说什么呢？”我问。
“猜不出。”朋友年轻，站起身向出声所在方向走去。我跟着，蹑足而行。
待走到，虫声骤然而止。虫子是敏感的，当我们折回，声音又开始了。
“在逗我们玩呢。”是在捉迷藏么？
不懂得与虫捉迷藏的游戏规则，只好放弃，老老实实坐下来听树林里众声喧哗的音乐大狂欢了。
虫声是欢乐的吗？至少，树林里的大合唱，轻快、跳跃、杂乱、自由放荡，如同超级市场里的人声鼎沸，或是小学校放学时孩子们的叽叽喳喳，并不是姜白石《咏蟋蟀词》中状写的那种“哀音似诉”，也不是欧阳修《秋声赋》中形容的“淅沥潇飒”和“波涛夜惊”，充满悲凉的萧条气息。我想，小小虫子哪有那么多悲秋情怀，多半是多愁善感的诗人们，在借虫抒发自己的一腔怨愤罢了。今日的虫子，现代化的虫子是否也随着时代而变异，变得如此之开朗、泼辣、调皮和快乐了呢？只是，欧阳先生已听不到了，无法为我们写出一篇新的《秋声赋》来，可惜。
怀念鸡声
“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是古时候封闭式田园社会的写照。鸡和犬，为农家必有，是人类最久远的朋友了。而鸡声，则是田园生活宁静与悠闲的一种象征。“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梅先生的这两句诗，写一个人在旅途中孤单行走，忽听到远处传来一声鸡鸣，便知人家已不远了，感到无比亲切。这“云外”用得真好，仿如仙境一般。而温庭筠《商山早行》诗中的鸡声，又是另一番况味：“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一弯晓月从乡村野店的窗纸透过，荒野间的一声鸡鸣，惊醒了远离在外的旅人，踏着板桥上的霜迹匆匆上路了。一种寂寞凄清的意境，跃然纸上，读后令我久久难忘。
“雄鸡一唱天下白”，鸡声还有另一面，便是充满了朝气蓬勃的阳刚之气。“闻鸡起舞”，鼓舞人们以昂扬奋发的精神面向人生。我见过雄鸡啼鸣，它高高扬起脖颈，倾其全身之力嘶喊，真的是声嘶力竭。台湾诗人商禽的散文诗《鸡》，给它起了一个美好的名字：“呼唤太阳的禽鸟。”然而，可悲的是，在现代社会，在人口密集的都市，人们已听不到她的呼唤了。而且：
在人类制造的日光下
既没有梦
也没有黎明。
“呼唤太阳的禽鸟”“音乐家”的鸡成了为人类“菜篮子工程”长期生产鸡蛋和鸡肉的工具。到现代化养鸡场的“流水线”去一望便知，“进食”“捡蛋”都是机械化的。一只只鸡从栅栏中伸出头来，以整齐的动作，千篇一律的节奏，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动作，进行着“集体进餐”，生下蛋来更没有“咯咯”报喜行进一圈的空间和自由了，其任务除不断产蛋外，便是增肥自身，而这些都完全纳入“商品化”的计划以内了。
我们将吃到越来越多的鸡蛋和鸡，却听不到“云外一声鸡”了。这是鸡的悲剧，或许，也是人的吧。
喜欢吃莲子
“荷生于野”，画家黄永玉这样说，我很欣赏这句话，一个“野”字，点出了它不是温室的花朵，而有一种落落大方，既雍容又朴素的野性美。这与那句“出淤泥而不染”的赞誉，同样可贵。至于那铺满池塘水面的荷叶，则有“莲叶何田田”的诗句形容，“田田”是什么意思？或许隐喻着一种开放型的铺陈吧，也早已为人们视为一个独特的美的形容词而确认不疑了。
荷的食用价值也很高，它的藕根可以做成多种佳肴，莲子更是高档营养品，就连荷叶，也可以“入席”哩。在制作米粉蒸肉的时候，将鲜荷叶洗净后盖在上面，蒸熟后的肉便有荷叶的清香，滋味更佳。它的名字叫做“荷叶粉蒸肉”。
当然，最好吃的还数莲子，在鲁迅的一篇杂文《巷堂生意古今谈》中，提过上海巷堂小吃中，有一种“薏米杏仁莲心粥”，“一听到就有馋涎欲滴之概，‘薏米杏仁’而又‘莲心粥’，这是新鲜到连先前的梦里也没有想到的”。我没喝过这种粥，小时候在家吃过百合、青豌豆和糯米煮的糖粥，也很可口。蓮子则较贵重，罕能尝到，在常见的八宝粥里也是有莲子的，但毕竟与其他“七宝”平起平坐，并不突出，唯有莲子羹，是它的最高档吃法，只在一些高品位的宴席上，才会偶尔露真容。
有趣的是我们家乡的一种习俗，新婚三日要“回门”，夫妻双双走娘家，进门坐定，不饮茶不敬烟，恭恭敬敬端上两小碗莲子羹。金边白瓷小盖碗，托在亮闪闪的银碟上，揭开盖，莲子羹喷一缕热气、一阵甜香，于是新人羞答答以银匙舀莲子至嘴边，小口细嚼，动作节奏要缓，才斯文雅致，万不可大口狼吞。为什么要上一道莲子羹呢？自有讲究：“莲子莲子，连生贵子”也。
我结婚时未曾得此款待，不过，莲子羹还是吃过两次的，真是“味道好极了”，有一种特殊的香，黏糊糊、香喷喷、甜丝丝的，君若口馋，不妨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