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格非一文的记者老师不愿“狗尾续貂”，他说在现场的吃瓜群众最有发言权。作为对几番威逼的报复，我决定放出他原本的标题并将持续出卖他。
　　这个标题不足以概括全篇，记者担心表达有些轻浮便放弃。但这种感受的存在难以否认。格非在还原冲突场景时活灵活现，不掩持续至今的愤怒。接着他说到要理解他人并希望他们能改变，克制力重新占上风，情绪转换太流畅让人恍恍惚惚。新小说中“失控”的部分被格非删除，同样的，稿件也被删改成了洁版。他删除部分粗口、强势否定、女性读者对性描写的反馈，也许他不愿展示自己失控后的性情。他也回避谈论经历过的失望甚至绝望。只是采访，受访者的安全空间总是需要的。
　　格非谨慎挑选了几家媒体，在小范围内尽力节制地聊天。他所在的清华办公室，建于1934年，10平米左右。茶壶出水慢，格非选择出水快、全能的茶碗来泡茶。他将茶杯倒满直要溢出。抻脖子一口干不是什么雅士做派，他说自己有很多农民特质。直挺后仰和手臂搭在脑袋上的动作需要农民灵活的肢体及随地放松的本领。
　　小时候，格非父母都在地里干活，中午回来吃饭，下午一点钟又得去干活，小孩得学会做饭。人还没有灶台高，父母搬个凳子教他站着做饭。米放进去，拿个铜勺子沉下去，父母告诉他，水放到边沿就好。然后父母看着他烧火。烧着烧着火掉出来了，一个耳光就上来了。格非自小接受这样的教育。记者猜测，他过家家时也是一个巴掌拍向其他小朋友的一头隐忍的小牛。
　　格非老朋友李劼在《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备忘录》中回忆，他们当时一伙人打牌，连续打过三天两夜，打得人人面目焦黑。即便这样，格非还能抽空给学生上个一两节课。格非打牌十分果断，拿定了主意，一声不吭。那模样跟张艺谋很像，也跟纽约一个行为艺术家相近——那哥们光着屁股坐到冰块上，然后上了《纽约时报》，一举成名。

　　在07年的时候格非曾经接受过本刊采访，被问到是否有过害怕被遗忘的时候，格非答：“实际上我已经被人遗忘了。我知道自己从来没有被大众承认过。”这样直白甚至略显稚嫩的话很难让人相信出自格非之口，毕竟他现在会强行变道偷换问题，当一把“坏司机”。
　　不巧，这位记者不好对付。在发问时记者出动了调皮劲，他尝试了一种不符合32岁年纪的可爱坐姿来配合，羞耻得不可描述（他称之为不自觉的disguise）。大量感叹词的使用部分出于恭顺，部分试图以“嗲”中和挑逗，用处不大。他们辩论了数个回合，一来一往时有火花，格非抗议，“你这人怎么这么钻牛角尖呐！”格非直言自己应该要注意周严，因为记者老提出异议。
　　采访结束后，记者猜想格非有发现两个世界观差距如此大的人也能聊一上午的荒诞感。他大概没有注意到，对面的格非在他换挡歇气的时候投以关怀和小得意的目光。格非爱打牌，记者是lol友，在采访交锋中好斗的格非应该找着了某种游戏的乐趣。写“江南三部曲”写掉半条命的作家，一个一年只约谈一位作家以延续职业生命的记者，怎么不会相互理解。当天晚上，记者感慨，他感兴趣并摸得着的人一个个倒掉（当然不包括格非），得珍惜。人生一悲。
　　采访前一个月，记者曾问我是否读格非，他担心年轻人对格非所写的50年前乡间生活不感兴趣。写稿时记者又担心格非谈的内容对普通读者而言没有新意。他的多虑和悲观总有。书不必说，读者自己看就好。采访时老年斑从颈部往脸周生长的格非追忆往事，在狭小封闭的空间里，20、30、50来岁的三代人进入伯格曼电影里的倒叙环节。我能感觉到的是，如《野草莓》中所言，“我突然变庄严，不知何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