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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过去以高度集中为基本特点的党建机制，逐步转向以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制度化为基本特征的制度治党的党建机制，已经势在必行。
9月15日至18日，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在京召开，虽然在每一次党代会的5年间，都会安排一个中央全会研究党的自身建设问题，但这次在60年国庆前夕召开的全会依然备受瞩目。全会审议和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1994年9月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后，时隔15年，中央全会再次全面研究部署党的建设。
矛盾焦点
从1949年至今，中国共产党党员从440多万发展到近7600万，而随着政党的壮大和中国在世界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在转型社会之中，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面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似乎也在以同样量級增长。
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困难重重，经济增长模式亟待转变，社会冲突和贫富差距日益增加，中国未来怎么走，中国执政党如何引领中国前进的方向?“中国模式”正被世界放大，中国问题已被世界关注。
当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决定了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既十分重要，又十分紧迫”、“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党建问题开始成为所有矛盾的归结点，为万目所瞩。
毋庸讳言，现在中国执政党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党员干部素质良莠不齐，一个副局长质问记者“你到底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被炒得沸沸扬扬，这样素质的党员干部肯定不是个例。
从党的廉洁状况来看，也并不容乐观。仅十七大召开以来的2008和2009两年，就有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广东政协主席陈绍基、浙江省省委常委、纪检书记王华元、深圳市长许宗衡、天津市委常委皮黔生等数位副部级以上干部出问题。“中央始终没说腐败势头得到了遏制。我个人认为，腐败情况短时间内不会好转。”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如是说。
从党的干部提拔升迁的情况看，除了靠能力通过正常渠道升迁外，还有很多人是通过溜须拍马、裙带关系、拉帮结派、买官卖官等各种非正常渠道升上去的。等等。
当一个政党落后于时代，便会被时代潮流裹挟。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曾提出一个概念，叫政党现代化，日本自民党下台，被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从一个传统的政党转向一个现代的政党。始终能够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才有长期执政的资格。
党建工作是中共一直很重视的，其思路也是一脉相承。毛泽东在1939年首先把党的建设作为一个“伟大的工程”提出来，1956年，邓小平把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明确与“执政”联系起来，1994年，江泽民明确提出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并且初步把它与执政能力建设联系起来，2004年，《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正式确立了执政能力建设的战略谋划和思路，2005年，胡锦涛进一步提出，“新的伟大工程”就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其根本目的是要达到永保党的先进性。而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的执政党已经感到现实的发展比自己的调整要快，必须加快党的建设步伐。
执政能力不仅仅是党员干部的个人素质问题，更重要的是执政党怎么从总体上设计自己，能够使权力的公共效益最大化，更好地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近年，中共党建一直在努力推进。党内直选、党代表常任制、实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年会制、党内反腐等等在不断被提出或者试行。党章中增加了党务公开、巡视制度等内容，所有这些，业内人士认为也都会有下文。这些都有待于十七届四中全会后的进一步推动。
早在十六届四中全会，已经提出执政党面临着“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这是在党的建设史上第一次提出执政能力的问题。十七届四中全会再次全面部署党的建设问题可以说是众望所归，恰逢其时。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
近年中国社会可以说是矛盾重重，暴力冲突事件不断出现，社会不满情绪积聚，无直接利益冲突频发。抛开贫富差距过大、社会不公大量存在、腐败丛生等诸多已广为诟病的社会性、体制性等原因外，从当前不断增多的群体性事件来看，一些党员干部在处理社会矛盾上思维还没有转变也是激化矛盾的原因之一。只知道强力弹压，在利益协调上缺少弹性，有的甚至缺少公正性，一些干部甚至到了离开公安武警就无法开展工作的地步，很多社会事件其实都是因为一些党员干部执政能力不强而小事化大。一个根本的原因，是用革命党的思维来思考执政党的问题，用革命党的方式来解决执政的问题。
终于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是在十六大。十六大报告当中提出党的历史方位的转变，提到两大转变，由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革命党)成为一个领导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执政党)，与此相应，从受到外部封锁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一个在全面改革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过去常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也加进一个“执”字，即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这个转变过程肯定会遇到很多挫折和阻碍，如何解决遇到的问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只有彻底实现向执政党的转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面临的很多问题。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辛鸣告诉记者：“如果从政党的历史方位转换上讲，这一转型早已完成，它的标志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1949年起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不折不扣、理所当然的执政党。如果从政党的领导方式与行为模式上讲，这一转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是一个没有终止符的过程。”
政党就是在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起一种连接作用，是民众用来掌权的工具。中国社会已进入利益格局多元、社会群体多元、社会价值多元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最大特征是利益协调难度加大，社会矛盾交织复杂，不仅各强势利益集团之间博弈激烈，弱势群体同样存在面目模糊、利益不一等各种问题。如何能够维护好不同群体的合法利益，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另一方面，群众对执政党的要求在不断提高。“干部队伍从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来说，整体素质已经提高很多，执政能力整体来说是在推进。但执政环境也在变化，执政难度在增加。在开放条件下，百姓对执政党要求也高了，过去比较执政党成绩是纵向比较，所以很容易满意，现在可以横向比较了，所以即使执政党在进步，只要进步步伐不够快，也可能导致不满。”谢春涛这样说。
已经执政后形成的行为模式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任务的变化而要有新变化，中共 在今天的执政行为模式肯定要与执政初期的行为模式大不相同，未来的执政模式也会与今天的执政模式大不相同。改革过去以高度集中为基本特点的党建机制，逐步转向以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制度化为基本特征的制度治党的党建机制，已经势在必行。面对国际和国内新形势的挑战，中共亟需对自身过去60年执政的经验进行总结，真正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王长江不久前在人民网答网友问的时候曾指出，制度建设过去更多的是制度要素的建设，提出一条一条的要求，做一个一个的条例，具体拿出一条一条的规定。目前制度建设重要的是更多地从制度要素的建设转向制度体系的建设。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现在面临的建设正是制度体系的建设，这难度要大得大。这恐怕也是十七届四中全会全面部署党的建设的重要原因。
从十六大提出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到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到十七大“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决定了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再到十七届四中全会全面部署党建工作，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为巩固其执政地位致力转型、刻意谋变的意图完全彰显。但其效果还有待于十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的具体落实工作。
党内民主待加速
十七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党内民主是各界关注和议论的重点之一。历史的经验教训表明，发展党内民主，事关党的生存和发展，事关党和国家政治全局，也事关中国前途命运。今年“七一”前夕，胡锦涛突出强调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是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战略任务”。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权威人士认为，集中中共全党和各方面智慧制定的这份文件，将成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中共自身建设的指导性文件。如何落实党内民主这项“战略任务”各界拭目以待。
十七大后，中共党内民主建设一直在推进，包括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为全面推行这项制度提供更充分的理论和实践依据；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深化党内选举改革，探索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多种实现方式，等等。
党内民主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尊重黨员的主体地位，千方百计地激活党员的主体意识，让7000多万党员真正参与党的自身建设，让全体党员成为党内民主的实践者和推动者。
党内选举的地方民主试验如火如荼。最近，南京市在363个城市社区党委换届中采取了“公推直选”办法，这也是中共执政60年来首次在城市大范围进行党内直选试验。而民众对试验表现出了极大的积极性，投票率超过90％。
十六大报告已经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这在全党上下已成共识。十七大又明确提出“尊重党员主体地位”，这在中共历次党代会报告中是首次出现，“民主”一词更是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出现60余次，这标志着党内运转机制从高度集中向民主化转变的方向已经十分明确。谢春涛表示，十七大党内民主方向性的东西已经讲清楚了。可以说，推进党内民主发展的原则问题、理论问题已经解决。
但党内民主从理论上说得通到实际上做得到，从个别试点到在全党推广之间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中央党校教授辛鸣告诉记者，这段距离要靠党内民主的制度安排去填补。但党内民主的制度设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制度设计的难点倒不是说有什么阻力，而是利益关系的协调与方式科学性的取舍方面需要多斟酌。比如，要研究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才能做到既充分发挥了党员的主体作用、增添了政党的活力，又保证了政党的高度团结与统一。而这两个目标在制度设计上往往是相冲突的。一个制度设计要兼容两个冲突目标是很不容易的，极易顾此失彼。又比如，在公开选举方面，党内民主的范围如何界定。范围窄了，不仅起不到民主的作用，反而可能让一部分群体借民主之名行小集团专断之实，也就是选举政治中的劣币驱逐良币。范围定大了，全党范围内，7600万的群体，在操作上可能还会有很多的变数，导致政党的混乱。
无疑，十六大以来，党内民主一直在推进，在一些领域已经取得了实质进展，但因为还没有一个整体的制度性设计，党内民主的整体发展还无法实现加速度。
如何实现党务公开问题，如何实行党内民主选举问题，如何实行党内言论开放问题，如何解决党内出现的官僚化问题，等等。各界都高度期待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中党内民主的内容进一步落实，尤其是近期能够做起来的应列出几条，还要有明确的要求，甚至是责任上要到位，还要配以具体的落实措施。
党内民主建设是否提速，恐怕是执政党谋变的最重要一环。
9月15日至18日，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在京召开，虽然在每一次党代会的5年间，都会安排一个中央全会研究党的自身建设问题，但这次在60年国庆前夕召开的全会依然备受瞩目。全会审议和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1994年9月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后，时隔15年，中央全会再次全面研究部署党的建设。
矛盾焦点
从1949年至今，中国共产党党员从440多万发展到近7600万，而随着政党的壮大和中国在世界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在转型社会之中，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面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似乎也在以同样量級增长。
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困难重重，经济增长模式亟待转变，社会冲突和贫富差距日益增加，中国未来怎么走，中国执政党如何引领中国前进的方向?“中国模式”正被世界放大，中国问题已被世界关注。
当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决定了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既十分重要，又十分紧迫”、“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党建问题开始成为所有矛盾的归结点，为万目所瞩。
毋庸讳言，现在中国执政党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党员干部素质良莠不齐，一个副局长质问记者“你到底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被炒得沸沸扬扬，这样素质的党员干部肯定不是个例。
从党的廉洁状况来看，也并不容乐观。仅十七大召开以来的2008和2009两年，就有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广东政协主席陈绍基、浙江省省委常委、纪检书记王华元、深圳市长许宗衡、天津市委常委皮黔生等数位副部级以上干部出问题。“中央始终没说腐败势头得到了遏制。我个人认为，腐败情况短时间内不会好转。”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如是说。
从党的干部提拔升迁的情况看，除了靠能力通过正常渠道升迁外，还有很多人是通过溜须拍马、裙带关系、拉帮结派、买官卖官等各种非正常渠道升上去的。等等。
当一个政党落后于时代，便会被时代潮流裹挟。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曾提出一个概念，叫政党现代化，日本自民党下台，被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从一个传统的政党转向一个现代的政党。始终能够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才有长期执政的资格。
党建工作是中共一直很重视的，其思路也是一脉相承。毛泽东在1939年首先把党的建设作为一个“伟大的工程”提出来，1956年，邓小平把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明确与“执政”联系起来，1994年，江泽民明确提出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并且初步把它与执政能力建设联系起来，2004年，《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正式确立了执政能力建设的战略谋划和思路，2005年，胡锦涛进一步提出，“新的伟大工程”就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其根本目的是要达到永保党的先进性。而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的执政党已经感到现实的发展比自己的调整要快，必须加快党的建设步伐。
执政能力不仅仅是党员干部的个人素质问题，更重要的是执政党怎么从总体上设计自己，能够使权力的公共效益最大化，更好地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近年，中共党建一直在努力推进。党内直选、党代表常任制、实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年会制、党内反腐等等在不断被提出或者试行。党章中增加了党务公开、巡视制度等内容，所有这些，业内人士认为也都会有下文。这些都有待于十七届四中全会后的进一步推动。
早在十六届四中全会，已经提出执政党面临着“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这是在党的建设史上第一次提出执政能力的问题。十七届四中全会再次全面部署党的建设问题可以说是众望所归，恰逢其时。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
近年中国社会可以说是矛盾重重，暴力冲突事件不断出现，社会不满情绪积聚，无直接利益冲突频发。抛开贫富差距过大、社会不公大量存在、腐败丛生等诸多已广为诟病的社会性、体制性等原因外，从当前不断增多的群体性事件来看，一些党员干部在处理社会矛盾上思维还没有转变也是激化矛盾的原因之一。只知道强力弹压，在利益协调上缺少弹性，有的甚至缺少公正性，一些干部甚至到了离开公安武警就无法开展工作的地步，很多社会事件其实都是因为一些党员干部执政能力不强而小事化大。一个根本的原因，是用革命党的思维来思考执政党的问题，用革命党的方式来解决执政的问题。
终于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是在十六大。十六大报告当中提出党的历史方位的转变，提到两大转变，由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革命党)成为一个领导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执政党)，与此相应，从受到外部封锁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一个在全面改革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过去常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也加进一个“执”字，即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这个转变过程肯定会遇到很多挫折和阻碍，如何解决遇到的问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只有彻底实现向执政党的转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面临的很多问题。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辛鸣告诉记者：“如果从政党的历史方位转换上讲，这一转型早已完成，它的标志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1949年起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不折不扣、理所当然的执政党。如果从政党的领导方式与行为模式上讲，这一转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是一个没有终止符的过程。”
政党就是在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起一种连接作用，是民众用来掌权的工具。中国社会已进入利益格局多元、社会群体多元、社会价值多元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最大特征是利益协调难度加大，社会矛盾交织复杂，不仅各强势利益集团之间博弈激烈，弱势群体同样存在面目模糊、利益不一等各种问题。如何能够维护好不同群体的合法利益，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另一方面，群众对执政党的要求在不断提高。“干部队伍从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来说，整体素质已经提高很多，执政能力整体来说是在推进。但执政环境也在变化，执政难度在增加。在开放条件下，百姓对执政党要求也高了，过去比较执政党成绩是纵向比较，所以很容易满意，现在可以横向比较了，所以即使执政党在进步，只要进步步伐不够快，也可能导致不满。”谢春涛这样说。
已经执政后形成的行为模式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任务的变化而要有新变化，中共 在今天的执政行为模式肯定要与执政初期的行为模式大不相同，未来的执政模式也会与今天的执政模式大不相同。改革过去以高度集中为基本特点的党建机制，逐步转向以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制度化为基本特征的制度治党的党建机制，已经势在必行。面对国际和国内新形势的挑战，中共亟需对自身过去60年执政的经验进行总结，真正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王长江不久前在人民网答网友问的时候曾指出，制度建设过去更多的是制度要素的建设，提出一条一条的要求，做一个一个的条例，具体拿出一条一条的规定。目前制度建设重要的是更多地从制度要素的建设转向制度体系的建设。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现在面临的建设正是制度体系的建设，这难度要大得大。这恐怕也是十七届四中全会全面部署党的建设的重要原因。
从十六大提出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到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到十七大“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决定了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再到十七届四中全会全面部署党建工作，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为巩固其执政地位致力转型、刻意谋变的意图完全彰显。但其效果还有待于十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的具体落实工作。
党内民主待加速
十七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党内民主是各界关注和议论的重点之一。历史的经验教训表明，发展党内民主，事关党的生存和发展，事关党和国家政治全局，也事关中国前途命运。今年“七一”前夕，胡锦涛突出强调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是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战略任务”。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权威人士认为，集中中共全党和各方面智慧制定的这份文件，将成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中共自身建设的指导性文件。如何落实党内民主这项“战略任务”各界拭目以待。
十七大后，中共党内民主建设一直在推进，包括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为全面推行这项制度提供更充分的理论和实践依据；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深化党内选举改革，探索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多种实现方式，等等。
党内民主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尊重黨员的主体地位，千方百计地激活党员的主体意识，让7000多万党员真正参与党的自身建设，让全体党员成为党内民主的实践者和推动者。
党内选举的地方民主试验如火如荼。最近，南京市在363个城市社区党委换届中采取了“公推直选”办法，这也是中共执政60年来首次在城市大范围进行党内直选试验。而民众对试验表现出了极大的积极性，投票率超过90％。
十六大报告已经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这在全党上下已成共识。十七大又明确提出“尊重党员主体地位”，这在中共历次党代会报告中是首次出现，“民主”一词更是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出现60余次，这标志着党内运转机制从高度集中向民主化转变的方向已经十分明确。谢春涛表示，十七大党内民主方向性的东西已经讲清楚了。可以说，推进党内民主发展的原则问题、理论问题已经解决。
但党内民主从理论上说得通到实际上做得到，从个别试点到在全党推广之间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中央党校教授辛鸣告诉记者，这段距离要靠党内民主的制度安排去填补。但党内民主的制度设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制度设计的难点倒不是说有什么阻力，而是利益关系的协调与方式科学性的取舍方面需要多斟酌。比如，要研究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才能做到既充分发挥了党员的主体作用、增添了政党的活力，又保证了政党的高度团结与统一。而这两个目标在制度设计上往往是相冲突的。一个制度设计要兼容两个冲突目标是很不容易的，极易顾此失彼。又比如，在公开选举方面，党内民主的范围如何界定。范围窄了，不仅起不到民主的作用，反而可能让一部分群体借民主之名行小集团专断之实，也就是选举政治中的劣币驱逐良币。范围定大了，全党范围内，7600万的群体，在操作上可能还会有很多的变数，导致政党的混乱。
无疑，十六大以来，党内民主一直在推进，在一些领域已经取得了实质进展，但因为还没有一个整体的制度性设计，党内民主的整体发展还无法实现加速度。
如何实现党务公开问题，如何实行党内民主选举问题，如何实行党内言论开放问题，如何解决党内出现的官僚化问题，等等。各界都高度期待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中党内民主的内容进一步落实，尤其是近期能够做起来的应列出几条，还要有明确的要求，甚至是责任上要到位，还要配以具体的落实措施。
党内民主建设是否提速，恐怕是执政党谋变的最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