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社会，人们将商品交换称之为“市”。“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孟子·公孙丑下》)据文献资料记载，早在西周时期就已有“市”，是专供商品交易的场所，即市场。西周还设置“司市”、“质人”、“麈人”、“胥师”、“贾师”、“司稽”等官吏，负责管理“市”。如：“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与其不物者而搏之。”即在市内如有违反禁令，或穿着、交易不合法度规定者，就会被拘捕。“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任免、牛马、兵器、车辇、珍异。”即质人主要负责货物、奴婢、牛马、兵器、车辇，以及各地所产珍异产品的交易。可见，当时对市已有相关的法令，并且还有一套具体的规定。
　　早期的市实际是一处封闭的场所，对市的管理是十分严格的。如有专人负责把守市门。“凡市入，则胥执鞭度守门。”并限定市的交易时间，如“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周礼·地官·司市》)即供一般民众购物的大市，于午后开门交易；供商人们交易的朝市，于早晨开门交易；供小商小贩们交易的夕市，则于傍晚开门。市内布列有许多肆，是经营商品的店铺。肆由肆长进行管理。“肆长，各掌其肆之政令。”(《周礼·地官·司市》)。
　　后代一直延续这种市的设置方法。在《郑人买履》的故事中，就提到郑人回家取事先测量好的脚的“度”，“及返，市罢。遂不得履”(《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可见市作为封闭式的交易场所，有严格的开闭时间。
　　在汉代的画像砖石上，就可以见到反映市和市内交易的形象画面。从画面上可以看出，汉代的市是一种封闭的场所，四周筑有围墙，与外界隔绝。每边市墙的中部各有一座面阔3间的市门。在东西、南北两座市门之间，有道路相连，在市中心相交成一个十字，将市划分为4个区。每个区内都建有一排排形似长廊的肆，经营各种商品。有的区在排肆的后面还建有存放货物的邸舍，在市中心建有一座两层重檐的楼阁，称为市楼或旗亭，是市场管理官员的治所。市楼的上层悬置着一面鼓，用于击鼓告知开市或闭市。
　　四川广汉出土的《市井》画像砖，还描绘了市场交易的场景。画面的左侧是“东市门”，门内道路的两侧是摊位式的店铺，店铺的经营者正与顾客进行交易。画面的右侧是市楼。内有一人身着冠服，踞坐于席上，即为市场的管理者。
　　不过，在中国古代社会早期的市一般都设置在县一级以上的治所内。即在县、州或府一级的城市内，才设置市。于是，古代县、州、府，直至都城便成为一个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中心。这既与中国古代社会“重农抑商”的思想和政策有关，也是为了加强管理，利于征税的需要。汉代，凡在市内经商者均要编入市籍，即商人的户籍。只许在市场内从事交易活动。而市场以外，是绝不允许进行商品交易的。如有违犯，则要给予严厉的处置。正是因为市建在城中，于是便有了“城市”之称。
　　古代设置在城中的市，与作为人们居住区的“坊”相隔绝。坊是一个个封闭式的居住区域，人们居住在里面，实行封闭式的管理。市与坊都有严格的开闭时间，所以中国古代社会中期以前，处于管理的需要，城市多实行宵禁。
　　市、坊分置的城市格局一直延续到唐代。唐朝的都城长安和东都洛阳都是市中无坊，坊中无市。据文献资料记载，唐长安城内建有108坊，每坊的四周均筑有围墙，置坊门供人们出入。坊门晨启昏闭，以击街鼓为号。长安城的考古勘探，也证实了文献的记载。长安城平面呈长方形，其东西长9221米，南北长8651.7米；周长36.7公里，面积84平方公里。城内有南北向街道11条，东西向街道14条。将皇城以外的郭城划分成网格状，十分井然有序。这种网格状的道路布局，实际又将郭城分割成一个个独立的区域，作为供城中居民居住的里坊。形成街坊相邻，邻居相处的生活景象。而在位于皇城外的东南和西南，各有一座市场，称为东市、西市。两座市的平面皆呈长方形，面积相当于两个坊。在对市内几处基址进行的考古勘探中，曾出土了一些遗物，证明这些基址应为店铺遗址。其中有饮食店、珠宝店，以及手工作坊等。由此不难想象，当年这里的交易曾是一片何等的繁忙、热闹景象。
　　虽然市、坊分置的格局便于城市的管理，但有开闭时间限定的市，也使商品交易受到很大的限制。城市生活只能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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