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一生，被放大的是两段婚姻、三个女人，而被隐去的是政治人生。
　　徐志摩直到去世都是青年，年仅35岁。当后世惯于把他的一生簡略成两段婚姻、三个女人和几首口耳相传的爱情诗时，那个怀揣着救国梦想渡海、以政论文章针砭时弊的青年，却渐渐地不为人知。

最早想当社会领袖

　　1918年8月14日，上海十六浦码头，“南京号”轮船缓缓起锚离岸。21岁的徐志摩站在甲板上，挥手向前来送行的亲友告别，踏上了赴美留学的旅程。
　　徐志摩曾说：“在24岁以前，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汉密尔顿。”这位汉密尔顿，是美国开国元勋、首任财政部长。他是一位社会政治家、社会领袖。由此能看出徐志摩想做中国的社会领袖的欲望。徐志摩以汉密尔顿为目标，是想从经济入手来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为此，他还取了个英文名“汉密尔顿·徐”。
　　徐志摩到美国后，进入伍斯特城的克拉克大学历史系就读。但他真正收获的并非是课堂上的知识，而是被点燃的爱国热情。
　　1918年11月，当一战胜利的消息传来，美国人涌上街头欢呼庆祝，发自肺腑地为国家骄傲。徐志摩初到异邦就旁观了这一幕，感触颇深。
　　“他与室友共同订立章程，发奋向学。章程的内容除了早起晚睡，多运动、多学习以外，还有每天7时朝会（激耻发心），傍晚面对祖国方向，高唱国歌。”《徐志摩传》的作者韩石山说。
　　徐志摩到美国后不久，就听说有一个留学波士顿的中国学生建立了爱国组织国防会。他认为，与其穷居，不如张扬，况且附近的纽约有不少英贤之士，不可失之交臂，于是约了好友前往波士顿，还去了哈佛大学。他在哈佛待了3天，不仅加入了国防会，还结识了吴宓、赵元任、梅光迪等中国留学生。
　　1919年底，徐志摩来到纽约，进入汉密尔顿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专攻政治学。充满竞争和压力的大都市进一步激发了徐志摩的爱国热情，也让他对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兴趣。他的目光不再停留在实业救国，转而关注社会问题。
　　1920年，徐志摩以毕业论文《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结束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日子，收起行囊，准备去英国剑桥大学研究院读博士。这一次，他追随的目标，变成了哲学家、和平主义社会活动家伯特兰·罗素。

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

　　最终，徐志摩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英国社会主义思想家拉斯基教授，开始一些政治实践，比如曾参观基层选举。这一时期，他给国内的《改造》杂志写了几篇文章，谈的也大都是政治话题。
　　这让徐志摩如鱼得水，朋友圈中既有狄更生这样的大作家，又有知识界领袖迪金森、激进学者欧格敦这样的社会活动家。1921年，徐志摩在狄更生介绍下，进入剑桥大学就读。同年10月，他从欧格敦拿到了罗素的住址。他立刻写信请求见面，很快如愿以偿，从此成为罗素家中的常客。
　　徐志摩的英伦行结束得突然。1922年8月，他突然决定回国，并放弃了博士学位。在这个决定的背后，既有众所周知的原因——追寻林徽因的脚步，还有一个少有人道的理由——恩师梁启超有一个“中国的文艺复兴”计划，需要其回国相助。
　　早在辛亥革命爆发时，徐志摩就被梁启超的学识、文采和思想所折服，赴美留学前，又成了梁启超的弟子。
　　“梁启超主导的大部分文学活动，都可以说是有政治意味的，他也如此影响着徐志摩。”韩石山解释，“梁启超召唤徐志摩回国参与的‘中国的文艺复兴’，就是一个振兴中国文化的计划。”
　　徐志摩回国后不久，就搬到了石虎胡同7号，负责处理图书馆和讲学社的英文信件。工作之余，他就带着皮包四处投稿，逐渐在新文化运动后群雄割据的格局中打出一方属于自己的天地。

批判社会的勇气

　　1922年5月，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等人提出要建立由知识分子中的“好人”组成的“好人政府”。于是在吴佩孚的支持下，法学家王宠惠、北大教授罗文干等人入阁，但财政总长罗文干的被捕让“好人政府”如昙花一现。
　　这激起了知识界的强烈不满。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辞呈，声援罗文干。初回国的徐志摩，带着满腔理想主义的勇气和强烈的社會责任感，写下了《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并发出了“无理想的民族必亡”的呐喊。
　　“徐志摩不是一个纯粹的诗人。回国后的两三年间，在建树诗人声望的同时，他更多的是以时政评论家的身份说话。他的散文中最精彩的也是这类文字。”韩石山说。早期徐志摩发声往往是寄文章去各种报纸杂志，在接办《晨报副刊》后，那里成了他的阵地。
　　1926年3月，日舰轰击大沽口炮台，国民军还击，史称“大沽口事件”。是时，徐志摩就被困在大沽口外的通州轮上，听着传来的阵阵枪鸣炮响。回北平后，因八国要求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通牒引发的“三一八”惨案，让徐志摩终是难抑愤怒，写下了《梅雪争春（纪念三一八）》。在他主持的《晨报副刊》上，闻一多、饶孟侃等人纷纷发表诗文谴责北洋政府的暴行。《晨报副刊》上的《诗刊》创刊号几乎成了“三一八”惨案纪念专号。
　　韩石山认为，《晨报副刊》这个阵地，正好展现了徐志摩批判社会的实力与勇气。

因国难匆匆北归

　　1931年10月29日，徐志摩决定和外交官顾维钧一道，乘张学良的专机南下。此前因顾维钧一再延期，徐志摩不得不在北平逗留了12天。这12天，他几乎与北平的好友都见了面。
　　其中与剧作家熊佛西最后的长谈，颇值得深究。“记得正是深秋阴霾天气，北风呼呼地刮着窗纸，落叶纷纷在院内卷起。熊熊炉火，一杯清茶，我们互谈心曲，他说往事如梦，最近颇想到前线去杀敌！他恨不能战死在沙场上！他什么样的生活都已经历，只没有过战场上的生活！他觉得死在战场上是今日诗人最好的归宿。”熊佛西后来回忆说。
　　当时，“九一八事变”的炮声刚过，民族危亡激起了每个中国人体内的血性。韩石山感慨道：“徐志摩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对政治的热情一度有所消退，但在‘九一八事变’后，他的爱国热情再度高涨了。顾维钧当时负责和日本人打交道，要南下向中央汇报东北、华北局势。两人同乘飞机，又是好友，东北、华北的情况应该都是有谈到的。这也就不难理解徐志摩为什么南下后又立刻北归了。”
　　徐志摩回到上海后，与陆小曼发生过争吵。11月19日清晨，他乘“济南号”飞机去北平，终因飞机误触山头而遇难。与陆小曼最后的争吵，以及赶赴林徽因在北平协和小礼堂的报告会，似乎为徐志摩的人生画了一个桃色的句号。
　　事实上，早在11月9日滞留北平时，徐志摩还给陆小曼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我此行专为看你：生意能成固好，否则我也顾不得。且走颇不易，因北大同人都相约表示精神，故即（使）成行亦须于三五日赶回，恐你失望，故先说及。”
　　韩石山解释道：“所谓北大同人，就是北大的教授们，所谓表示精神，就是要在日寇步步进逼，东北局势危急，华北几将不保的国难时刻，表示他们同仇敌忾的信念。这为徐志摩匆匆返回北平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徐志摩这一生，要说他坚持了什么政治思想，其实并不明确。但有一件事他坚持，那就是爱国。”
　　（七巧荐自《华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