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鹤:中南海经济智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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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拉开帷幕,中国经济最新蓝图的起草者——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正逐渐引起国内外各界的关注。
  尤其当10月初美国《华尔街日报》刊出一篇介绍他的题为“刘鹤的艰巨任务:让中国经济再次腾飞”的长文,并得到中国国内财经网站广泛转载后,他更成为了备受关注的中南海经济智囊。
  刘鹤被认为曾在多项影响重大的经济政策中起到关键作用,比如影响深远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等。目前他面临的最迫切挑战是领导起草11月的三中全会经济改革路线图。摩根大通9月报告也指,刘鹤的位置实际上相当于会议报告起草小组的秘书长,因而在影响中国未来经济改革的政策上的作用不可低估。
  日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还首次向社会公开了为三中全会提交的“383”改革方案,勾勒出一幅详尽的改革“路线图”。负责该方案制定的课题组即由国研中心主任李伟与刘鹤担纲领衔。
  尽管如此,刘鹤此前在回复外媒的电邮中说,外界对他在中国经济政策制定方面扮演的角色有诸多误解,实际上,中国的经济政策是通过一个集体决策体系制定的,任何个人发挥的作用都是相当有限的。
  “工农兵加海归”
  在外媒眼中偶尔展现出特立独行的个性,任由头发变得灰白而不染发的刘鹤,1952年出生于北京,曾就读于红二代云集的北京101中学,那里先后出过李铁映(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曾庆红(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等校友。
  1969年到1970年,刘鹤被安排到吉林插队,不久就应征入伍,在解放军38军当兵。该军历来被称为“万岁军”,是解放军的主力部队,知名房地产商任志强、电影导演冯小刚均出自这支军队。在那个年代当同龄人还在边远地区插队时,刘鹤能加入精英部队,无疑是极其幸运的。3年后,刘鹤退伍,在1974年到1978年,回城在北京无线电厂当工人,后转为干部,而那时候,知青们还没多少回城的机会。
  恢复高考后,他于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先后获得经济学学士和管理学硕士学位。其间,他还与人翻译了《经济发展理论的十位大师》一书,开始研究中国发展的路径问题。1992年到1993年,刘鹤在美国Seton Hall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毕业;1994年到1995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获MPA学位,兼梅森项目研究员。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是世界上最顶尖的以研究政策、培养精英官员著称的学府,世界各国政府都选拔优秀官员前去受训。早在1996年,就有60名中国政府官员在肯尼迪政府学院受训,到目前为止,在该学院受训过的中国高级官员已经超过1000人。除刘鹤外,最著名的当数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他在任南京市委书记时,曾被选拔去学习。
  为三任总书记撰讲稿
  事实上,在肯尼迪学院学习期间,刘鹤就已经是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他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期间主笔的《中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报告,受到国务院负责人的高度重视,因此被调到国家计委从事产业政策工作,先后担研究室副主任、产业政策和长期规划司副司长。回国后,又重返国家计委。
  不过,虽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即已是京城颇有名气的经济学者,当时,刘鹤的知名度却远不及老资格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厉以宁,亦没有胡鞍钢(现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樊纲(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等经济学界“京城四少”活跃。
  在国家计委长期工作期间,刘鹤主持制定了11部国家产业政策,其中5部由国务院正式对外颁布。参与了“八五”计划、“九五”计划和“十五”计划,还参与“十二五”规划编制,同时还是十六届三中、五中、六中全会和十七大、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文件重要执笔人(2003年3月起,刘鹤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2011年3月起,兼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已为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起草经济讲稿。
  他还曾任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所以在由他参与的“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出现了一个来自信息产业的新名词——顶层设计。刘鹤对此名词是这样解释的:“顶层设计包括基本的价值取向、要达到的主要目的,以及先后顺序。因为中国已经过了东试一下西试一下的阶段。”而今,“顶层设计”成为全国上下专家学家都挂在嘴边的词汇,认为“顶层设计”将是解决中国改革诸多问题的灵丹妙药。
  2012年11月,刘鹤当选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今年3月起,升任正部级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中财办”)主任,兼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成立于1980年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是中共中央领导经济工作的议事协调机构,被外界视为中国经济的核心领导和决策部门。小组下设办公室,即“中财办”。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之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一般由国务院总理兼任,朱基和温家宝都担任过该组组长。


  四万亿计划中起关键作用
  刘鹤在中国多项影响重大的经济政策中,起了关键的作用。比如影响深远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
  2008年9月17日,当雷曼兄弟宣布破产的两天后,金融海啸即席卷全球。时任总理的温家宝派出一位顾问,与哈佛大学的一组专家会面,商谈应对之策,此人即刘鹤。刘鹤的校友、来自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托尼·赛奇教授也参加了当天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举行的会议。他回忆说,刘鹤的使命,就是向温家宝传达美国陷入金融危机的深度。
  无人知晓刘鹤在给中国最高决策层的报告中谈了什么,但是七周后,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重磅出台。   该举措让中国经济实现了当年的“保增长”,但是其后遗症也为多方诟病。单纯大规模刺激政策和依靠银行信贷政策,而导致的金融机构杠杆过多,影子银行肆虐,地方债高企以及产能严重过剩,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负面效应。对此刘鹤的看法是:“在应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当全球经济处于自由落体状态的时候,我们中央政府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直接干预,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也确实还有一些问题,但是这些只是应对危机的短期做法,并不能反映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全部。”
  刘鹤在新一届领导层上台后继续受到重用,他被港媒视为习近平的财经“文胆”。去年曾陪同习高调视察广东,此次视察被认为与1992年邓小平旨在推动经济改革的南巡异曲同工。
  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出炉、年中银行“钱荒”等上,他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据香港媒体引述内地经济学教授透露,上海自贸区因触及诸多部门利益一度难产,最终草案能够通过,刘鹤功不可没。今年6月,刘鹤与央行行长周小川同向习近平建议,要求银行减少对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和基建项目贷款。内幕人士指习欣然同意,但银行并没有遵照习的指示。刘的反击异常凶猛:央行随后策划一场“钱荒”,放任银行间拆借利率冲上30%而拒不放水,这最终成功逼迫银行服从央行的指令。
  《华尔街日报》称,除了中财办(类似白宫的国家经济委员会)负责人的位置赋予了刘鹤影响经济决策的权力之外,其更大权力可能在于他与习近平长期以来的关系。据称,上世纪60年代两人在北京101中学同学时就相识。但也有港媒指,这实为谬误,习读的是八一中学,该学校专收军官子弟,校友包括俞正声(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等。
  而由于刘鹤的低调,外媒报道称,中美经济官员说,不久前,刘在很大程度上还在北京和华盛顿被认为是一个没什么影响力的文员。他的中国同事说,开会的时候,刘鹤会针对别人提出的敏感问题提出自己的问题,并不正面作答。因为患有喉疾,他说话声音很轻。
  今年5月,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伦飞往北京安排一场中美高峰会晤时,他计划的日程中并不涉及与刘鹤举行会谈。但据了解那次会面情况的官员透露,习近平指着自己身边一位身材高大、有着学者风度的助手对多尼伦说:这是刘鹤,他对我非常重要。刘鹤的工作是规划中国的经济前景,这一前景将指导中国未来10年的前进方向。于是,多伦尼的随行人员当晚就与刘鹤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室见了面,双方在会面期间都做了笔录。
  起草中国经济最新蓝图
  在政界之外,在学界刘鹤为人熟知,是其作为核心发起者和主持人,在1998年6月创办了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下称50人论坛)。该论坛聚集了中国一流学术水准、享有较高社会声誉并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50位著名经济学家,每年研讨中国重大的战略问题,并广为人知。其成员中目前有5名十八届中央委员、2名候补委员,包括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等。
  “从组织50人论坛开始,刘鹤的特点就很明显。”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他能鼓励学者们发挥专长,独立地对经济问题发表咨询性意见,长于集思广益。”
  据悉,50人论坛举行的各种会议,已经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起草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有消息称,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李成表示,大约几个月前,刘鹤已经把七个“研究小组”集合在一起,研究金融自由化、财政政策、放松管制、城镇化和地权等问题。参与相关工作的学术人士透露,今年9月中旬之前,刘鹤的团队一直努力将七份报告连贯成一个整体。


  与周小川、楼继伟等同被视作改革派官员的刘鹤,曾支持过周有关允许外国人扩大在中国的投资以及允许中国普通投资者投资海外的计划。
  有熟悉他的业内人士预测,在即将面世的经济改革蓝图中,金融领域有望迎来实质性“动刀”,刘鹤主张资本更自由地进出中国。但外界认为对增强金融业内的竞争至关重要的金融自由化改革,面临着包括来自国有企业及地方政府方面的阻力。反对者中也有一些中国最知名的经济学家,包括世界银行前经济学家林毅夫和前央行顾问余永定。他们说,开放金融系统将使中国更容易受到进出中国的资本大幅波动的影响。
  刘鹤旨在增强国有企业主导行业的竞争的努力则没有获得多少支持。一些参与制定三中全会改革方案的经济学家说,此次会议不会针对国有行业提出重大改革计划,尽管他们认为国有企业的垄断行为限制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
  被形容为“实用主义者”的刘鹤和其他中国决策者采取了另一个策略:与美国等国就要求中国开放封闭行业、引入更多竞争的条约进行磋商。
  今年6月,刘鹤向来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一副总裁利普顿抛出了有关推进贸易协议的问题。7月11日在华盛顿闭幕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达成了一项重要成果就是,双方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进行投资协定的实质性谈判。
  这一步在投资领域的重大开放,其意义被认为堪比中国当年加入世贸组织。中方将遵循这样一个原则:除双方约定好的某些领域之外,允许外商在任何领域投资。已经挂牌的上海自贸区将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上进行探索。
  尽管上述谈判还可能持续数年,但中国做出的承诺可能会倒逼国内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一些改革。正如刘鹤2010年曾对国内财经媒体表示,从中国长期历史的进程来看,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相统一是事物成功的关键,内部本身的动力常常需要外部压力来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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