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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
制作专辑:梁咏琪《短发》、孙燕姿《我要的幸福》等。
作曲曲目:张学友《一千个伤心的理由》《离开以后》、孙燕姿《我怀念的》《神奇》、陶喆《普通朋友》、苏打绿《漂浮》、蔡依林《柠檬草的味道》、潘玮柏《白日梦》、苏永康《独立宣言》等。
李偲菘被大众所熟知是因为跟哥哥李伟菘共同打造了孙燕姿的神话,于是对于不熟悉他们的人来说,两个人似乎是一体的,几乎是一样的人生轨迹,但是对于了解他们的人来说,两个人有太多的不同,一个喜欢球类运动,一个喜欢独自健身,一个喜欢未雨绸缪,一个自由随性。很多人都说李偲菘比较像做哥哥的,因为他会为李伟菘规划很多。
李偲菘说话慢而有力,似乎在回答每个问题的时候都会考虑很久,所以条理清晰,而李伟菘说话就会温柔很多,聊天也是随性而至,不过说起音乐,两个人一样饱含激情,甚至用了共同的一个词“使命”,两人都觉得做音乐是上天给他们的使命,要努力做好它,连最后给我们杂志写的祝语都惊人的相似,一个是“cool”,一个是“yeah”,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世上真有“心灵感应”这回事。
我理想中的音乐王国是要百花齐放的
记者:很多人喜欢拿你们跟另外一对双胞胎音乐制作人——包小松、包小柏作对比,你觉得你们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
李偲菘:其实我们跟包氏兄弟认识很久了,也是很多年的朋友了,我觉得他们两兄弟风格跟我们不一样,他们个性比较直截了当,所以无论是慢歌、快歌,他们表现得都很直接,而我们在表现上是更戏剧化一点,我觉得在风格上他们比较阳刚,而我们是比较温中带刚,比如说《绿光》,其实有刚的一面,但是整体有很女性化的温柔。我觉得他们的音乐很舞曲,很注重节奏感,而我们是很有画面感。
记者:他们在内地很多音乐节目当评审以“毒舌”而闻名,你们也当过不少评审老师,在点评风格上两者有什么不同?
李偲菘:他们的“毒舌”是因为他们的个性,他们比较直截了当,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会说得很直接,但是我们的点评就温和得多,因为我们希望能给别人更多的鼓励,在鼓励当中给他们一些知识与意见,让喜欢音乐的朋友走得更远,而他们觉得让那些不适合做音乐的朋友趁早转行,免得浪费时间,我觉得我们的点评对参赛者来说都是有好处的。
记者:你觉得跟港台地区歌手相比,内地歌手有什么不同?
李偲菘:其实内地、港台地区的歌手都大同小异,不过我发现在北京录音的大部分歌手相当会唱,他们功底很好,要比新马那边强,只不过因为没有人指导,所以不知道用哪种风格演绎,于是我们就用自己的经验来帮助他们,找到适合他们的路线来展示他们。
记者:你怎么看现在内地的流行音乐大环境呢?
李偲菘:肯定要比一两年前好,前两年华语音乐真是一个大滑坡,唱片卖不好,也没有好音乐出来,因为不赚钱嘛,不过现在大家都很清楚,唱片已经不是做来卖的东西,只是让艺人可以有周边发展的载体,现在歌手可以接商演,拍广告、还有多媒体上的盈利,当然这是要以好音乐为基础的,所以现在音乐之外的东西发展很好,公司对歌手的规划也非常清楚,现在可以说是往产业化发展,我相信上下同心协力,未来大环境一片光明。
记者:你理想中的音乐王国是什么样的?
李偲菘:我理想中的音乐王国是做摇滚的要做得很厉害,做R&B的也做得很厉害,还有流行大情歌也很棒,我希望各式各样的音乐都做到很顶尖的水平,不希望一个时间点只流行一个东西,音乐王国是要不同类型的音乐都能并存,并且百花齐放,我希望做不同音乐的人彼此打气,会为其他人的成绩开心,这样正面的竞争才能带来音乐的繁荣。
我跟伟菘的音乐风格是互补的
记者:在音乐制作上你跟伟菘是怎样分工合作的?
李偲菘:早期,我们在新加坡为电视剧写插曲,大部分是一起合作一首歌,经常是你一句,我一句,或者你写上半段我写下半段,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常会为一首歌发生争执,原来是我们都成长了,各自有了各自的想法,个性也更成熟了,于是就各自分开写,写完后再给对方听,然后再说出各自的想法,这样的合作很愉快。
记者:那你们各自的音乐风格有什么不同?
李偲菘:我喜欢设计,铺层次,而伟菘就更戏剧化,他的音乐都很自由,比如我们为《花木兰》做的音乐,有一首暂定叫《回阴山脉》的歌,是要表现壮士出征的场景,画面是很激昂的,于是我就用很激烈的音乐来体现,像交响乐团的感觉,所以这首歌就以我为主,伟菘辅助,而另一首暂定《木兰心》的歌,主要表现的是儿女私情,是对父母的思念,对爱人的思念,对朋友的思念,这首歌就以伟菘为主,他表现得就更戏剧、更自由、更感性,而我就是辅助,我们的音乐风格可以说是有很多互补的。
记者:你们从一出道就一起做音乐,有没有分开过?
李偲菘:有过,当时我们发行最后一张唱片去台湾宣传,我认识了很多音乐大师,像小虫老师、像李宗盛大哥,这些老师很喜欢我写的一些作品,于是就推荐给当时很红的歌手来演唱,像杜德伟、张学友、杨采妮,后来回到新加坡我就专心转向幕后创作,而伟菘就跟我们一个朋友打理他的音乐课室,我们属于各自发展,直到95年我在香港拿到一个很重要的奖项,我开始慢慢有了名气,于是我们那个朋友就想我来做一个音乐制作公司,从伟菘的音乐课室里发掘一些有潜力的新人来打造,我觉得这个想法不错,于是我们又开始一起做,不过我主要负责音乐制作,而伟菘主要负责音乐课室,我们还是属于有分工合作的,于是就有了后来大家都知道的孙燕姿。
记者:你眼中的伟菘是什么样的?
李偲菘:他的优点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单纯的音乐人,很享受做音乐的过程,不喜欢复杂,不喜欢斗争,很享受在音乐课室跟学生的交流,他的缺点就是太过于自由,自由到一个程度是对自己没有任何计划,太过随性。
人生就像过山车
记者:你人生中最大的挫折是什么?遭遇过中年危机吗?
李偲菘:我觉得中年危机应该是在37岁那年,37岁之前,我一直为自己的事业去冲、去奋斗,所有的喜悦与成就都来源于做音乐的过程,但是那一年一个朋友因为癌症走了,你会突然发现人生就是这样而已,对人生的无解、恐惧带来很多精神上的压力,那一年娱乐事业也往下滑,唱片卖得很不好,音乐学校的合伙人也分家,十几年的朋友要拆伙其实是很心痛的,我觉得我当时有轻微的忧郁症,你会觉得人生就像过山车,突然从很高的地方滑下去,跌落谷底。
记者:那你是怎么度过那段日子的?
李偲菘:当时唯一能做的就是积极面对,自我安慰跟朋友的关心,充分发挥潜力,多做一点运动,珍惜每一个爱你的人,专心做音乐,逼自己不要去想那些有的没的,告诉自己这是必须面对的挑战,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到人生的悲欢离合,未尝不是上天给我们的启示呢,或许这就是我的使命,让我经历这些,然后用音乐表现出来。
记者:你还有什么未完成的音乐梦想吗?
李偲菘: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台湾举办了“我们的乐园”演唱会,可以说是纪念我跟伟菘的入行25周年,那天很多好朋友都来了,像燕姿、小猪……为我们伴奏的也是新马的音乐大师,现场导演还是当时伟菘参加歌唱比赛的导播,坐在台下的也都是很好的朋友,包括各大唱片公司的老板,当时我们在台上很感动,就好像看到自己之前人生的浓缩,当时我跟伟菘就说我们希望迈入下一个25年,现在我们希望在30周年的时候在北京办一场一样的音乐派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