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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对犯罪青少年和情绪障碍青少年的依恋模式以及应对方式的影响。
方法采用应对方式问卷、亲密关系问卷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抽取177例犯罪青少年、80例情绪障碍青少年和163例正常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①三组在依恋回避、依恋焦虑、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利用度、解决问题、合理化、自责和退避等维度差异显著(F＝7.902，8.047，59.009，19.248，5.304，7.596，10.652，6.699，11.009; P<0.05)。②情绪障碍组依恋回避与对支持利用度、求助呈显著负相关(r＝－0.470，－0.350; P<0.01)；犯罪组依恋回避与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呈显著负相关(r＝－0.232，－0.235; P<0.01)，主观支持与解决问题呈显著正相关(r＝0.272，P<0.01)，支持利用度与解决问题、求助呈显著正相关(r＝0.258，0.424; P<0.01)，依恋焦虑与客观支持呈显著负相关、与自责呈显著正相关(r＝－0.253，0.300; P<0.01)。③情绪障碍组和犯罪组对支持利用度在依恋回避和求助之间都起到完全中介作用；犯罪组主观支持和对支持利用度在依恋回避和解决问题之间均起部分中介作用。
结论犯罪青少年和情绪障碍青少年都具有不安全型依恋特征，在社会支持方面均有欠缺，且都容易采取消极退避的应对方式。两类问题青少年的依恋模式均通过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对应对方式产生影响，但影响路径略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