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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论文从小说主体层面的精神维度——边缘人物的精神世界入手，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对小说中边缘人物的潜意识与外现的情感世界进行剖析，探究小说中人物的边缘化在场的心理变化和精神状态。在借助乔利创作的审美视阈层面读解作品人物的精神世界的同时，得出其所呼吁的“作为中心人应尊重边缘人群”的审美诉求，以及边缘形象情感互塑的自我救赎方式。
关键词：《皮博迪小姐的遗产》 精神分析 边缘人物形象
现实世界的主体在场是以边缘人物的个体缺席为代价的。伊丽莎白·乔利的审美心理结构，偏向于对弱势群体人性诉求的关注。特别是对于处在边缘地位的女性进行审美观照，通过女性特有的视角，书写女性作为男权社会附属品而萌生的抵抗性内质。她作为移民作家，用女性主义的大手笔挥洒了一系列边缘人物的普通人生，用同情的笔调抒写了小人物的孤寂与困惑，为边缘人物挖掘出新的希望，号召世界同情关注普通人的生命历程，尊重弱势群体的生活轨迹，以构建其对小人物的精神世界与肉体存在自由升华的审美理想。
《皮博迪小姐的遗产》作为乔利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小说立足于边缘人物的塑化，边缘人物形象都是日常被人们所遗忘的角色，所铺开的叙述空间，也是茫茫人海中最普通的地点和远在南半球的广阔的澳大利亚世界。乔利作品所涉及的人物与空间，通常是边缘化的。而边缘人物的形象诉求，恰好是人道主义最形象的内质，个体的反映态势直接再现社会的公用效力，而个人的命运和审美经验，恰恰是构成整个审美世界的重要质素和因子。探讨乔利笔下的个体性形象，有利于更加完善地挖掘出全人类的内心世界与自我需求。
一 “本我”的潜意识懵动
人类个体的审美诉求，在潜意识中暴露无遗。因此，个体的潜意识代表了人类欲望的隐秘世界。女性与儿童作为男权社会的边缘客体，一直代表着柔性的美学特质，但在代表力的美学身后，必须存在着精神世界的支撑，如果没有女性天然的自然气质和精神熏陶，那么世界只会变成粗鲁混杂的极端世界。《皮博迪小姐的遗产》中的主角皮博迪小姐，就代表了乔利抒发女性细腻内质的情感载体而出现。
皮博迪作为小说中最主要的女性形象，在体验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被压抑，挣扎在“本我”、“自我”和“超我”的维度中，通过一段时间和一系列事件的影响和作用，最终按捺不住内心的情感，冒天下之大不韪，去追寻自己心目中完美女性伴侣的爱，果敢地正视女同性恋的问题，这不仅仅直面内心的情感诉求，也是一次独特的情感体验。
动物性本能在书中的若隐若现，构成了皮博迪压抑之后爆发的最初动力。“本我”是遗传下来的动物性本能，目标是毫不掩饰地满足生物欲望，内部充满了非理性、反社会和破坏性的冲动，是潜意识的部分；“自我”是意识的主体部分，充满理性，调和着外界与本我；而“超我”则将自我道德化。小说描绘的“边缘人物”皮博迪小姐，是一位生活在两点一线空间中的牺牲品。她重复着单调乏味的生活，自以为与社会的一切格格不入，遍寻不到趣味的她，无时无刻不在忍受着压抑的循环。“多萝西从未远处旅行。每天，走着同样简单的路程，从家到车站。两点一线。甚至都不需要一台车。离车站如此地近，这就是为什么多萝西的父亲选择把家安置在这里多年的原因。曾经他生活的轨迹，多萝西现在继承了下来。曾经每一天，同一时间，多萝西的父親离开那扇漆成棕色的家门，豪华实木的大门去他的男士鞋店工作，到了晚上，打开门，越过布满灰尘的私人篱笆，打开那扇棕色的门进入昏暗的大厅。”我们不难看出，皮博迪深受儿时的影响是颇深的：“从心理学上来讲，童年其实是一个人可塑性非常强的时期，如果这一时期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教师、书本的影响，那么孩子对于人生意义的探求欲望就会与日俱增，对于生命的真谛则会怀有渴望的新鲜感。”因此，童年所感知的幼儿体验，促成了皮博迪成年的心理状态。
见证了父辈的枯燥生活，而今自己也陷入了枯乏的轮回之中，可见皮博迪十分痛苦。我们可以说，皮博迪小姐的工作和生活，是她在潜意识里忍受着“冲动的压抑”。弗洛伊德在研究压抑行为时，曾经阐述过性压抑或者称之为本我的压抑，基本理论如下：本能冲动会经历一种变化，就是遇到障碍。其结果是使这种冲动无效，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冲动会进入被压抑的阶段。”精神压抑，是皮博迪小姐正在遭受的苦难。我们由此可以分析，皮博迪小姐面对一成不变的压抑，内心受到本我的谴责，在力比多的驱动下，皮博迪小姐潜意识里的性意识悄然觉醒。这是作为人的本能，乔利将其潜意识的嬗变，隐含在了作品叙事的线索之中。
二 “自我”和”超我”屏障的衍生
由于潜意识屏障的衍生，戴安娜的出现才显得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将皮博迪内心的屏障剔除，是戴安娜在皮博迪的想象中扮演情感依托角色的原因，这种角色抽离与家庭，通过教授给皮博迪一些别的能指和一些新的价值观念，填补了她在封闭的圈子里所看不到能指和价值。
皮博迪已然是一位不曾婚嫁的大龄女性。她作为女人，作为人，应当有正常的性意识的觉醒，每当“本我”蠢蠢欲动的时候，“自我”便首先出面进行调节。小说中有一段写到，“‘戴安娜’，多萝西几乎不敢去叫小说家的这个名字，但是她还是鼓起勇气去想，去默默地念这个名字。她精心地用手指折叠面包纸，小心翼翼地把纸折成很整齐的形状。她把这些折好的纸放进了装面包纸的抽屉当中。多奇妙啊。皮博迪沉迷于信中的情景，忽视了她的卧室的寒冷。信中描述的情景是多么奇妙啊，回家的路上头顶上空是高大的树木，两边是郁郁葱葱的树叶，只留了中间的小径可以看得到天空。”我们可以分析出，皮博迪在潜意识中，已经不由自主地爱上了这位女作家，皮博迪潜意识里的本我，鼓励她想念“戴安娜”这个名字，但是意识之中的“自我”和“超我”，会很自然地跳出来为皮博迪筛选她“应该做的事”。
从小说中我们可以得知，皮博迪身在英国，而女作家远居澳大利亚，重洋跋涉，是“自我”的第一道屏障。书中隐约的象征手法，如“只留了中间的小径可以看得到天空”，直接的表达了皮博迪对宽阔的澳洲大陆的向往，但是回归现实，头顶的高大树木和狭小的天空，击碎了皮博迪的美梦。多年身处英国狭隘世界的她，很难下决心负笈澳洲。而且，我们必须意识到，皮博迪多年以来养成的枯燥习惯是很难打破的。我们可以看出，“自我”首先出来调节，便用地理位置的差距和习惯这种慢性毒药的伤力，阻止了皮博迪小姐的冲动行为，在潜意识中，皮博迪已经对作家戴安娜产生了一种情愫，正如文中写道的：“那整天，她的心思都在信上，所以在工作中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而“超我”作为道德的检察官，极力地遏制住了皮博迪的行为。皮博迪的母亲尚未离世，她作为社会之中的人在潜意识中需要恪守道德，如果离开母亲，她便会受到社会和众人的谴责；另一方面，她所向往的是同性的恋爱，是不被社会所认可的边缘形态，“超我”从这两方面遏制了皮博迪潜意识里的冲动。 皮博迪潜意识里诱发的同性恋倾向，是不属于社会主流的恋爱观的，但面对这种被人类集体无意识驱逐的边缘化恋爱，乔利想要展现的就是边缘人物对主流社会的反抗，赞颂的就是小人物的果敢。尽管面对着“自我”和“超我”的一系列阻隔，皮博迪仍然在力比多的驱动下，果敢地冲破了束缚的枷锁。
三 突破“自我”和“超我”束缚枷锁的边缘化胜利
突破情感与伦理界域的最终救赎，是建立在两人或是皮博迪与想象的能指间的情感互塑之上的。尽管深陷情感与伦理束缚的“囹圄”，小人物皮博迪的内心纠葛却从未与现实世界妥协，当然此前她的许多行为，都是建立在对现实世界的低头基础之上。乔利所塑造的边缘人物形象，就是为了彰显其精神升华后的独立且勇敢的精神。小说中有一段写到，“这些女孩子们，”索恩女士和蔼地说：“今晚她们要举行一场胸罩焚烧仪式。您愿意留下来参加么？我们这里有客房。在草场的中心，那边有个篝火堆。”她指着空旷围场的一个矮小角落，整个学校对此都无比的自豪称之为‘我们的草场’。我们承认，乔利是一位女权主义作家，在字里行间透露了她对于自由解放的渴望，烧胸罩这种象征的笔法，在侧面衬托出她小说中人物塑造的初衷，即对冲破主流文化的渴望。
那么，皮博迪作为一名小人物，作家想要体现的便是其压抑后所受的启迪。小说中写到她母亲去世后，她一方面孤独寂寞，想要一场迫不及待的旅行，一方面她潜意识中渴望与戴安娜相见，长时间的书信来往使皮博迪内心澎湃不已，她十分期待与戴安娜的会面，终于，在力比多的驱动下，皮博迪负笈澳洲，跋山涉水的来到了心目中向往的自由天地。
作为遗产是有双重意味的。一方面，指的是皮博迪和戴安娜往来的书信，这里渗透了两位同性伴侣之间的相互爱慕之情；另一方面，我们应当看出显现了皮博迪作为边缘人物内心的波动，即冲破了“自我”和“超我”的枷锁，摆脱了主流意识文化的束缚，忠于内心的、自我的行為，更是一种宝贵的、无价的遗产。
抒写边缘情感，表现边缘人生。乔利在伦理的悬崖边上大胆地尝试和越界，将灵魂与肉体紧密的贴合，并通过现实与心理的结合，展现小人物的复杂的精神面貌。构成了其写作的基本生态，她不仅勾勒了同性伦理的范畴，也使边缘人物的感情诉求得以合乎人性的表达。
乔利之所以能够塑造出如此形象的边缘人物，与其童年的自身经历不无关系。童年经验作为一种体验更倾向于主观的心理变异，对作家至关重要，它意味着一个作家可以在他一生的全部创作中不断地吸收他童年经验的永不枯竭的资源。可见，边缘人物的形象再造，可以说是乔利自身形象的直面书写。
最后，应注意到这种边缘人物的他者再造。从某种意识形态上来看，具有着相当的被殖民性。《皮博迪小姐的遗产》文本主张，就是建立在对于英国的殖民地澳大利亚的想象中的，而英国本土职员与远在澳大利亚的小说家的对话，实际意义上可以看做是帝国主义对其过往领土的一种守望、看护和回归，而在这种边缘人物置身于广袤的殖民帝国主义的庞大，一种渺小和巨大的对比，更加彰显出人物的复杂的心理，而这种象征性的符号意义，在于置身于他者世界的另一个他者。因为只有自身的缺席，才能彰显出本体的广袤，小说表达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内在隐秘世界的审美诉求，乔利渴求对于边缘人物情感与人格的尊重，既是边缘人物的理想，也是全人类的期冀。
参考文献：
[1] 爱德华·W·萨义德，李琨译：《文化与帝国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2] 巴兹尔·戴维逊：《现代非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3]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
[4] 梁中贤：《伊丽莎白·乔利小说的符号意义解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江曼，牡丹江师范学院东方语言学院见习研究员；沈明，牡丹江师范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2013级在读研究生）
关键词：《皮博迪小姐的遗产》 精神分析 边缘人物形象
现实世界的主体在场是以边缘人物的个体缺席为代价的。伊丽莎白·乔利的审美心理结构，偏向于对弱势群体人性诉求的关注。特别是对于处在边缘地位的女性进行审美观照，通过女性特有的视角，书写女性作为男权社会附属品而萌生的抵抗性内质。她作为移民作家，用女性主义的大手笔挥洒了一系列边缘人物的普通人生，用同情的笔调抒写了小人物的孤寂与困惑，为边缘人物挖掘出新的希望，号召世界同情关注普通人的生命历程，尊重弱势群体的生活轨迹，以构建其对小人物的精神世界与肉体存在自由升华的审美理想。
《皮博迪小姐的遗产》作为乔利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小说立足于边缘人物的塑化，边缘人物形象都是日常被人们所遗忘的角色，所铺开的叙述空间，也是茫茫人海中最普通的地点和远在南半球的广阔的澳大利亚世界。乔利作品所涉及的人物与空间，通常是边缘化的。而边缘人物的形象诉求，恰好是人道主义最形象的内质，个体的反映态势直接再现社会的公用效力，而个人的命运和审美经验，恰恰是构成整个审美世界的重要质素和因子。探讨乔利笔下的个体性形象，有利于更加完善地挖掘出全人类的内心世界与自我需求。
一 “本我”的潜意识懵动
人类个体的审美诉求，在潜意识中暴露无遗。因此，个体的潜意识代表了人类欲望的隐秘世界。女性与儿童作为男权社会的边缘客体，一直代表着柔性的美学特质，但在代表力的美学身后，必须存在着精神世界的支撑，如果没有女性天然的自然气质和精神熏陶，那么世界只会变成粗鲁混杂的极端世界。《皮博迪小姐的遗产》中的主角皮博迪小姐，就代表了乔利抒发女性细腻内质的情感载体而出现。
皮博迪作为小说中最主要的女性形象，在体验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被压抑，挣扎在“本我”、“自我”和“超我”的维度中，通过一段时间和一系列事件的影响和作用，最终按捺不住内心的情感，冒天下之大不韪，去追寻自己心目中完美女性伴侣的爱，果敢地正视女同性恋的问题，这不仅仅直面内心的情感诉求，也是一次独特的情感体验。
动物性本能在书中的若隐若现，构成了皮博迪压抑之后爆发的最初动力。“本我”是遗传下来的动物性本能，目标是毫不掩饰地满足生物欲望，内部充满了非理性、反社会和破坏性的冲动，是潜意识的部分；“自我”是意识的主体部分，充满理性，调和着外界与本我；而“超我”则将自我道德化。小说描绘的“边缘人物”皮博迪小姐，是一位生活在两点一线空间中的牺牲品。她重复着单调乏味的生活，自以为与社会的一切格格不入，遍寻不到趣味的她，无时无刻不在忍受着压抑的循环。“多萝西从未远处旅行。每天，走着同样简单的路程，从家到车站。两点一线。甚至都不需要一台车。离车站如此地近，这就是为什么多萝西的父亲选择把家安置在这里多年的原因。曾经他生活的轨迹，多萝西现在继承了下来。曾经每一天，同一时间，多萝西的父親离开那扇漆成棕色的家门，豪华实木的大门去他的男士鞋店工作，到了晚上，打开门，越过布满灰尘的私人篱笆，打开那扇棕色的门进入昏暗的大厅。”我们不难看出，皮博迪深受儿时的影响是颇深的：“从心理学上来讲，童年其实是一个人可塑性非常强的时期，如果这一时期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教师、书本的影响，那么孩子对于人生意义的探求欲望就会与日俱增，对于生命的真谛则会怀有渴望的新鲜感。”因此，童年所感知的幼儿体验，促成了皮博迪成年的心理状态。
见证了父辈的枯燥生活，而今自己也陷入了枯乏的轮回之中，可见皮博迪十分痛苦。我们可以说，皮博迪小姐的工作和生活，是她在潜意识里忍受着“冲动的压抑”。弗洛伊德在研究压抑行为时，曾经阐述过性压抑或者称之为本我的压抑，基本理论如下：本能冲动会经历一种变化，就是遇到障碍。其结果是使这种冲动无效，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冲动会进入被压抑的阶段。”精神压抑，是皮博迪小姐正在遭受的苦难。我们由此可以分析，皮博迪小姐面对一成不变的压抑，内心受到本我的谴责，在力比多的驱动下，皮博迪小姐潜意识里的性意识悄然觉醒。这是作为人的本能，乔利将其潜意识的嬗变，隐含在了作品叙事的线索之中。
二 “自我”和”超我”屏障的衍生
由于潜意识屏障的衍生，戴安娜的出现才显得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将皮博迪内心的屏障剔除，是戴安娜在皮博迪的想象中扮演情感依托角色的原因，这种角色抽离与家庭，通过教授给皮博迪一些别的能指和一些新的价值观念，填补了她在封闭的圈子里所看不到能指和价值。
皮博迪已然是一位不曾婚嫁的大龄女性。她作为女人，作为人，应当有正常的性意识的觉醒，每当“本我”蠢蠢欲动的时候，“自我”便首先出面进行调节。小说中有一段写到，“‘戴安娜’，多萝西几乎不敢去叫小说家的这个名字，但是她还是鼓起勇气去想，去默默地念这个名字。她精心地用手指折叠面包纸，小心翼翼地把纸折成很整齐的形状。她把这些折好的纸放进了装面包纸的抽屉当中。多奇妙啊。皮博迪沉迷于信中的情景，忽视了她的卧室的寒冷。信中描述的情景是多么奇妙啊，回家的路上头顶上空是高大的树木，两边是郁郁葱葱的树叶，只留了中间的小径可以看得到天空。”我们可以分析出，皮博迪在潜意识中，已经不由自主地爱上了这位女作家，皮博迪潜意识里的本我，鼓励她想念“戴安娜”这个名字，但是意识之中的“自我”和“超我”，会很自然地跳出来为皮博迪筛选她“应该做的事”。
从小说中我们可以得知，皮博迪身在英国，而女作家远居澳大利亚，重洋跋涉，是“自我”的第一道屏障。书中隐约的象征手法，如“只留了中间的小径可以看得到天空”，直接的表达了皮博迪对宽阔的澳洲大陆的向往，但是回归现实，头顶的高大树木和狭小的天空，击碎了皮博迪的美梦。多年身处英国狭隘世界的她，很难下决心负笈澳洲。而且，我们必须意识到，皮博迪多年以来养成的枯燥习惯是很难打破的。我们可以看出，“自我”首先出来调节，便用地理位置的差距和习惯这种慢性毒药的伤力，阻止了皮博迪小姐的冲动行为，在潜意识中，皮博迪已经对作家戴安娜产生了一种情愫，正如文中写道的：“那整天，她的心思都在信上，所以在工作中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而“超我”作为道德的检察官，极力地遏制住了皮博迪的行为。皮博迪的母亲尚未离世，她作为社会之中的人在潜意识中需要恪守道德，如果离开母亲，她便会受到社会和众人的谴责；另一方面，她所向往的是同性的恋爱，是不被社会所认可的边缘形态，“超我”从这两方面遏制了皮博迪潜意识里的冲动。 皮博迪潜意识里诱发的同性恋倾向，是不属于社会主流的恋爱观的，但面对这种被人类集体无意识驱逐的边缘化恋爱，乔利想要展现的就是边缘人物对主流社会的反抗，赞颂的就是小人物的果敢。尽管面对着“自我”和“超我”的一系列阻隔，皮博迪仍然在力比多的驱动下，果敢地冲破了束缚的枷锁。
三 突破“自我”和“超我”束缚枷锁的边缘化胜利
突破情感与伦理界域的最终救赎，是建立在两人或是皮博迪与想象的能指间的情感互塑之上的。尽管深陷情感与伦理束缚的“囹圄”，小人物皮博迪的内心纠葛却从未与现实世界妥协，当然此前她的许多行为，都是建立在对现实世界的低头基础之上。乔利所塑造的边缘人物形象，就是为了彰显其精神升华后的独立且勇敢的精神。小说中有一段写到，“这些女孩子们，”索恩女士和蔼地说：“今晚她们要举行一场胸罩焚烧仪式。您愿意留下来参加么？我们这里有客房。在草场的中心，那边有个篝火堆。”她指着空旷围场的一个矮小角落，整个学校对此都无比的自豪称之为‘我们的草场’。我们承认，乔利是一位女权主义作家，在字里行间透露了她对于自由解放的渴望，烧胸罩这种象征的笔法，在侧面衬托出她小说中人物塑造的初衷，即对冲破主流文化的渴望。
那么，皮博迪作为一名小人物，作家想要体现的便是其压抑后所受的启迪。小说中写到她母亲去世后，她一方面孤独寂寞，想要一场迫不及待的旅行，一方面她潜意识中渴望与戴安娜相见，长时间的书信来往使皮博迪内心澎湃不已，她十分期待与戴安娜的会面，终于，在力比多的驱动下，皮博迪负笈澳洲，跋山涉水的来到了心目中向往的自由天地。
作为遗产是有双重意味的。一方面，指的是皮博迪和戴安娜往来的书信，这里渗透了两位同性伴侣之间的相互爱慕之情；另一方面，我们应当看出显现了皮博迪作为边缘人物内心的波动，即冲破了“自我”和“超我”的枷锁，摆脱了主流意识文化的束缚，忠于内心的、自我的行為，更是一种宝贵的、无价的遗产。
抒写边缘情感，表现边缘人生。乔利在伦理的悬崖边上大胆地尝试和越界，将灵魂与肉体紧密的贴合，并通过现实与心理的结合，展现小人物的复杂的精神面貌。构成了其写作的基本生态，她不仅勾勒了同性伦理的范畴，也使边缘人物的感情诉求得以合乎人性的表达。
乔利之所以能够塑造出如此形象的边缘人物，与其童年的自身经历不无关系。童年经验作为一种体验更倾向于主观的心理变异，对作家至关重要，它意味着一个作家可以在他一生的全部创作中不断地吸收他童年经验的永不枯竭的资源。可见，边缘人物的形象再造，可以说是乔利自身形象的直面书写。
最后，应注意到这种边缘人物的他者再造。从某种意识形态上来看，具有着相当的被殖民性。《皮博迪小姐的遗产》文本主张，就是建立在对于英国的殖民地澳大利亚的想象中的，而英国本土职员与远在澳大利亚的小说家的对话，实际意义上可以看做是帝国主义对其过往领土的一种守望、看护和回归，而在这种边缘人物置身于广袤的殖民帝国主义的庞大，一种渺小和巨大的对比，更加彰显出人物的复杂的心理，而这种象征性的符号意义，在于置身于他者世界的另一个他者。因为只有自身的缺席，才能彰显出本体的广袤，小说表达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内在隐秘世界的审美诉求，乔利渴求对于边缘人物情感与人格的尊重，既是边缘人物的理想，也是全人类的期冀。
参考文献：
[1] 爱德华·W·萨义德，李琨译：《文化与帝国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2] 巴兹尔·戴维逊：《现代非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3]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
[4] 梁中贤：《伊丽莎白·乔利小说的符号意义解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江曼，牡丹江师范学院东方语言学院见习研究员；沈明，牡丹江师范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2013级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