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20世纪80年代末出生的人，与很多同龄人一样，我常常面临着经验匮乏的困扰。出生、成长在大学校园，18岁出门远行之前，我的行动半径基本只有方圆几公里。终于离家，从本科到硕士，宿命般地，又在同一所大学读了7年书。惶惶然逃离象牙塔，又迅速投入一份“专业”得多少有些与世隔绝的工作中。在这种巨大的经验匮乏中，我却似乎没有产生与之匹配的巨大的空虚与焦虑，除了生性散淡之外，不得不说，是文学滋养了我的精神世界。
　　如果说批评是一种职业，我绝不敢妄称“批评家”。走上批评的路，也不过是希望自己尽量做一个充分且合格的文学读者与旁观者而已。也正是因为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这些年写下的所谓批评文字，基本都是凭着自己的好恶，或许甚至有些职业批评家所不齿的任性。对于我来说，面对文学的世界，批评，仿佛随时打开的味蕾，探测、寻找令我心仪的个人化的文字盛宴。
　　与大多数写作者一样，最初的书写凭借的是自己对文本的热情和直观感受，有倾诉的欲望，也有无畏的冲劲。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渐渐地对于一切确凿与冲动心怀警惕，文学的神秘感也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日渐磨损。个体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变得越来越狭窄，文学之外的更丰富的天地反而被遮蔽了。某一刻我忽然发现，自己的写作正在渐渐落入一个越来越狭小的缝隙，并且越陷越深。
　　文学，难道不是为了让人变得开阔、变得豁达，怎么今天却如此狭隘局促？
　　于是停下笔来，有意无意地对抗某种惯性。告诉自己，听从“味蕾”的召唤，回归审美的本质，而非任何已有经验或常识的告诫。我开始允许自己的批评在客观严肃的基础上，存有一丝个人的偏好甚至偏见。那些享有盛名却不能与我产生情感共鸣的作品，我选择敬而远之；那些不确定的或是不被人注意的角落，我却常常情有独钟——选择与取舍本身也是一种批评，这其中的风险与不确定让我着迷。当我渐渐放下“批评家”的自我约束，反而重新找回了批评的自在与愉悦。
　　“味蕾”开启了，新的世界随之而来。如同所有的审美享受一样，文学批评重要的是鉴赏力、敏锐度，是趣味与个性，更是热情与烟火气。既然批评本身亦是一种创作，那么它同样需要个性，需要体温。当巴赫金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本雅明面对波德莱尔或者当伍尔夫面对奥斯汀，他们笔下满溢的都是一个批评家对于发现一种文学秘密的兴奋与热情，若非如此，他们断然不会写出那样切肤的、迷人的、历久弥新的文字。批评固然是理性的创造，但同时，对批评对象的感性体察与抒发，将会赋予批评文字一种动人的烟火气。有了这烟火气，批评便不仅是智性的思辨，更是审美的创造；没了这烟火气，任何理论、任何主义都只是沉重的翅膀。
　　多年前读到《毕加索传》，里面有句话讓我至今记忆犹新：“生活和艺术其实同样严肃，不是说一本正经，而是说不要厚此薄彼。”我承认自己无法像很多前辈批评家那样问心无愧地说，文学是自己生活的全部。事实上，在生活中，我常常是个心有旁骛的人。文学之外，还有很多美好的事物时时刻刻吸引着我。并非是对批评不够敬畏，而是因为，与文学批评一样，它们同样是审美，它们与文学一起，共同塑造了今天的我，也让我逐渐成为更丰富的自己。
　　或许，文学的本质应该溢出文字，甚至超越文字所创造的世界，是一种诗性的、审美的生活与生命状态。批评也是一样，它的对象不应局限于文学或者一切显而易见的艺术创造，而应该面向我们时刻身处其中却常常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在生活中审美、在生活中发现，对于文学批评来说是重要的补给和滋养，更重要的是，它将帮助塑造一个“批评家”的敏锐观察与精神品格。
　　在往后无数未知的日子里，我大抵依旧无法放弃对于文学，以及文学之外更广阔的生活的热爱。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做一个梦想中“与天地万物风雨同行”的人。
　　行超，女，1988年生于山西太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现供职于文艺报社。2010年赴台湾大学交流访学。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四届高研班学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有作品见于《文艺研究》《文艺争鸣》《读书》《南方文坛》《小说评论》《上海文化》等。评论集《言有尽时》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7年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