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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提出的“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社会组织是指各种协会、社团、公益服务组织、基金会或其他民间自愿组成的团体。由于中国的社会组织比较复杂，又受制于政治体制和经济管理体制的束缚。
因此，在社会组织的发展与管理上存在着较多问题，也存在着一些难以调和的矛盾，甚至存在着明显的不公平政策，“特权”现象随处可见。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发展社会组织、建立公民社会就是可望不可即的事情。我认为，目前在我国发展社会组织须厘清四种关系。
厘清公益性组织
与互益性组织的关系
公益性社会组织主要有各种基金会、社会慈善组织和环境保护组织等，其主要特点是所从事的工作属于公益性，其组织本身无经费来源，主要靠社会赞助、个人捐助和天使投资等方式募集资金，用于公益事业。而互益性社会组织显然也属于社会非盈利性组织，但其主要经费不是来自社会捐助或者个人捐助，而是通过本组织与会员之间的契约服务关系取得相应收入。目前，互益性社会组织的代表就是行业协会和商会一类组织。参加行业协会或者商会的企业按照章程要交纳一定的会费，但会员交纳的会费完全不足以支撑行业协会和商会的存在和发展。如果行业协会和商会要完成本职工作，形成本组织的核心竞争力，获得本组织应有的话语权，就必须开展大量的服务创新活动，通过服务和创新获得必要的收入，以支撑该组织完成行业管理工作并吸纳本组织必需的人才。这是互益性社会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与公益性社会组织的不同之处。
厘清政府管理行为
与社会组织行为的关系
政府管理行为的根本大法是《行政许可法》，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社会组织的登记准入要有政府审批。而一旦登记注册，就要遵照《社团管理条例》办理。社会组织本应按照本组织“章程”要求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主开展活动，但现实情况是业务主管部门违法行政的事屡见不鲜。有的业务主管部门随意制定与《社团管理条例》相违背的政策和管理办法；有的管理办法直接规定了本应是社会组织“理事会”自己决策的事项。这种做法严重地限制和制约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对建立公民社会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与中央提出的“社会管理创新”精神严重不符。
我国对社会组织实行双重部门管理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产物，也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渐进改革的权宜之计。现在这种已严重不合时宜的政府管理行为却有“固化”的迹象。国际上通行的“登记制”在我们国家成了地地道道的中国特色，成了推进社会组织发展创新的“绊脚石”。好在目前还没有人将此总结为自我欣赏的“中国模式”，而最终要取消“业务主管部门”已形成学者、行业从业人员和政府官员的改革共识，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厘清行业自律
与企业自律的关系
近年来，我国的社会组织在取得飞速发展，作用越来越大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发展中的问题，即个别社会组织的“违规违法”问题。从社会组织的长远发展来看，还是要认真厘清行业自律和企业自律的关系。
什么叫行业自律？即一个行业内的企业（成员）自愿地、自发地通过一定组织（协会或商会）形成的共同的必须遵守的律己行动（包括公约和行为）。如某个协会规定了行业自律公约，即在这个行业协会的会员企业则必须遵守该公约，而某个会员不遵守或有违背，就要受到“制裁“或劝其退出该协会。
什么叫企业自律？即本企业自愿地向社会公示的必须遵守的律己行动（包括公开宣示和行为）。实际上是企业对社会和消费者的一种承诺，而企业如果违反了“承诺”是要付出法律代价的。如某食品企业承诺该企业生产的食品保质期为半年，那么，如果该食品在半年期内出现了食品安全问题，该企业是要加倍赔偿的。
由此可见，行业自律和企业自律不仅概念不同，其定位和作用也不尽相同。行业自律不能代替企业自律，也不能代替政府行政工作，不具有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的行政行为；而只有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的引导行为。当然，按照行业自律的概念和要求，它只具有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的“约束“行为，即有限的”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的权力；并按照本组织的“自律公约”或“制裁”或“劝退”等。而如果作为一级社会组织，如某行业协会自己向社会作出的“自律”承诺就具有了“企业自律”的性质，则是必须说到做到，而且也具有法律责任。
厘清宪法法律
与政策法规的关系
按照目前中国的宪法，社会组织有言论、结社的自由，但恰恰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现有的政策、法规与我国的根本大法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目前，在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方面，最大的现实问题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不能行使，而权利不能行使的最大障碍是“特权”挡道。这里我想引用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的一段话：“创办非盈利机构，就是一种特权，而不是权利。比如你要成立一个基金会，不论你有多少钱，你首先要找到主管单位，而主管单位都必须是政府或政府附属机构，是否同意当你的‘主管’，完全是它们的特权。如果你找不到主管单位，或者即使找到了主管单位，行政部门也未必批准你的申请，天大的好事也就没法干了。所以不是你想干好事就可以干好事的。”这就是目前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创新的政策和环境现状。
目前，我还是社会组织职业化工作人员中的一份子。多年社会组织工作的实践告诉我，十多年前存在的问题现在依然没有解决。我们国家现在不是内需不足吗？服务业不发达吗？我敢保证，如果能放开行业协会和专业刊物的登记准入政策，我目前所从事的工作至少还可以解决20多个大学生的就业，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这难道不是为政府分忧吗？
（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欢迎讨论）
因此，在社会组织的发展与管理上存在着较多问题，也存在着一些难以调和的矛盾，甚至存在着明显的不公平政策，“特权”现象随处可见。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发展社会组织、建立公民社会就是可望不可即的事情。我认为，目前在我国发展社会组织须厘清四种关系。
厘清公益性组织
与互益性组织的关系
公益性社会组织主要有各种基金会、社会慈善组织和环境保护组织等，其主要特点是所从事的工作属于公益性，其组织本身无经费来源，主要靠社会赞助、个人捐助和天使投资等方式募集资金，用于公益事业。而互益性社会组织显然也属于社会非盈利性组织，但其主要经费不是来自社会捐助或者个人捐助，而是通过本组织与会员之间的契约服务关系取得相应收入。目前，互益性社会组织的代表就是行业协会和商会一类组织。参加行业协会或者商会的企业按照章程要交纳一定的会费，但会员交纳的会费完全不足以支撑行业协会和商会的存在和发展。如果行业协会和商会要完成本职工作，形成本组织的核心竞争力，获得本组织应有的话语权，就必须开展大量的服务创新活动，通过服务和创新获得必要的收入，以支撑该组织完成行业管理工作并吸纳本组织必需的人才。这是互益性社会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与公益性社会组织的不同之处。
厘清政府管理行为
与社会组织行为的关系
政府管理行为的根本大法是《行政许可法》，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社会组织的登记准入要有政府审批。而一旦登记注册，就要遵照《社团管理条例》办理。社会组织本应按照本组织“章程”要求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主开展活动，但现实情况是业务主管部门违法行政的事屡见不鲜。有的业务主管部门随意制定与《社团管理条例》相违背的政策和管理办法；有的管理办法直接规定了本应是社会组织“理事会”自己决策的事项。这种做法严重地限制和制约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对建立公民社会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与中央提出的“社会管理创新”精神严重不符。
我国对社会组织实行双重部门管理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产物，也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渐进改革的权宜之计。现在这种已严重不合时宜的政府管理行为却有“固化”的迹象。国际上通行的“登记制”在我们国家成了地地道道的中国特色，成了推进社会组织发展创新的“绊脚石”。好在目前还没有人将此总结为自我欣赏的“中国模式”，而最终要取消“业务主管部门”已形成学者、行业从业人员和政府官员的改革共识，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厘清行业自律
与企业自律的关系
近年来，我国的社会组织在取得飞速发展，作用越来越大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发展中的问题，即个别社会组织的“违规违法”问题。从社会组织的长远发展来看，还是要认真厘清行业自律和企业自律的关系。
什么叫行业自律？即一个行业内的企业（成员）自愿地、自发地通过一定组织（协会或商会）形成的共同的必须遵守的律己行动（包括公约和行为）。如某个协会规定了行业自律公约，即在这个行业协会的会员企业则必须遵守该公约，而某个会员不遵守或有违背，就要受到“制裁“或劝其退出该协会。
什么叫企业自律？即本企业自愿地向社会公示的必须遵守的律己行动（包括公开宣示和行为）。实际上是企业对社会和消费者的一种承诺，而企业如果违反了“承诺”是要付出法律代价的。如某食品企业承诺该企业生产的食品保质期为半年，那么，如果该食品在半年期内出现了食品安全问题，该企业是要加倍赔偿的。
由此可见，行业自律和企业自律不仅概念不同，其定位和作用也不尽相同。行业自律不能代替企业自律，也不能代替政府行政工作，不具有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的行政行为；而只有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的引导行为。当然，按照行业自律的概念和要求，它只具有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的“约束“行为，即有限的”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的权力；并按照本组织的“自律公约”或“制裁”或“劝退”等。而如果作为一级社会组织，如某行业协会自己向社会作出的“自律”承诺就具有了“企业自律”的性质，则是必须说到做到，而且也具有法律责任。
厘清宪法法律
与政策法规的关系
按照目前中国的宪法，社会组织有言论、结社的自由，但恰恰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现有的政策、法规与我国的根本大法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目前，在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方面，最大的现实问题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不能行使，而权利不能行使的最大障碍是“特权”挡道。这里我想引用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的一段话：“创办非盈利机构，就是一种特权，而不是权利。比如你要成立一个基金会，不论你有多少钱，你首先要找到主管单位，而主管单位都必须是政府或政府附属机构，是否同意当你的‘主管’，完全是它们的特权。如果你找不到主管单位，或者即使找到了主管单位，行政部门也未必批准你的申请，天大的好事也就没法干了。所以不是你想干好事就可以干好事的。”这就是目前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创新的政策和环境现状。
目前，我还是社会组织职业化工作人员中的一份子。多年社会组织工作的实践告诉我，十多年前存在的问题现在依然没有解决。我们国家现在不是内需不足吗？服务业不发达吗？我敢保证，如果能放开行业协会和专业刊物的登记准入政策，我目前所从事的工作至少还可以解决20多个大学生的就业，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这难道不是为政府分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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