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山云影，瓯海潮踪”，一百年前，朱自清执笔为温州中学写校歌时，首先想到的是温州的山水。永嘉太守谢灵运，在这里留下了“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佳句，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称雁荡山为天下奇秀。然而温州一直算是荒僻之地，至宋室南迁才开始在中国文明史中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叶适代表的永嘉学派、文学史上的“永嘉四灵”都于此时出现。直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曹雅直、苏慧廉等英国传教士陆续由瓯江上岸，不仅带来了上帝的福音，而且建立了最初的医院和新式学校，从信仰方式到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都给瓯江两岸带来新的改变。温州在清末民初出了一批有影响的学者，包括“东瓯三先生”、孙诒让、刘景晨、林损以及稍晚的夏承焘、夏鼐等，还有集中出了一批数学家（苏步青、谷超豪等）。在工商业和地方建设上，到民国年间也已卓有所成。这个进程一直到日军攻入温州，才渐被中断，此后温州有过一段漫长的停滞时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经济改革的大潮，而有了名噪一时的“温州模式”。
　　温州人勤劳，敢拼，吃得起苦，这是地少人多、环境艰难，在漫长的时光中慢慢形成的地域性格，这是温州生意人遍满全地的原因，这种生存逼出来的商业冲动，天然就有缺陷。在1980年代轰动全国的“抬会”事件中，就看得很清楚了。近年不断传来的消息，都是温州民营经济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这种困境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老大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必然的遭遇。也许人们更容易看到温州的独特性，其实温州人首先是中国人，中国国民性的种种优劣都体现在温州人身上。温州更是这个庞大经济体中的一个局部，中国如何，温州便如何，温州只是中国的一个部分。温州的命运是与整个国家的命运完全连在一起的。只是温州走得更快，一度走在了前面，因此更敏感、更脆弱，問题更容易暴露出来。
　　温州人今天的委屈，正是一个过渡时代所遭遇的尴尬，一方面物质的成长带来了眼花缭乱的变化，一方面是无力面对这个变化了的时代带来的焦虑、不安。现代化就其本质来说，乃是文明的转型，不光是制度上的转型，也包括社会的转型、文化的转型。温州上一轮的文明转型始于19、20世纪之交，不幸于1950年代被折断了。很多的温州人浑身上下似乎每个毛细血管都散发出追求财富的欲望，就是因为大家都经历了那个穷怕了、饿怕了的岁月。 最近的三十几年来，温州正在经历第二轮从农耕文明向工商业文明的急速转型，但人还是农耕时代的人，制度也还带着农耕时代的浓重痕迹，农耕文明的思维依然起着主导的作用。
　　诚然，“温州人”也不可一概而论，毕竟这不是一个集合名词就能概括得尽的，任何简单化的判断都容易失真。对于委屈的温州人来说，与其一个劲地往前赶路，不如停下匆忙的脚步，仔细回望曾经走过的轨迹，认真思想将要前行的道路。某种意义上说，温州向何处去，也就是中国向何处去。放在整个中国版图上，在文化上、国民素养上，温州大概都处于中间状态。很长一段时间，我总感觉温州在中国的样本意义被放大了，应该是还原本来面目的时候了，只有从事实出发，温州人才有可能真实地认识自己，真实地面对自己，委屈与否并不那么重要。
　　如何把更多精力、心思转到文明建造方面，对于几十年来一直陷于利益追逐当中的温州人来说，这是更重要、更具有根本性的选择，也是最难的。或许需要更长的时间，才会有更多的人慢慢明白这一点。几十年拼经济拼下来，温州最紧迫的已不是吃饭或温饱问题，而是文明问题。换言之，今天，面对温州困境，最值得思考的也许已不是温州如何继续富起来或富下去的问题，而是如何文明起来的问题，温州真正要面对的是两百年来没有最终完成的文明转型问题。这是温州的方向，也是中国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