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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丝绸文化的发源地，历史悠久，中国发明丝绸又从陆路和海路传到世界各地，从而出现中國丝绸衣被天下的局面，丝绸被誉为中国之第五大发明。丝绸之路是指中国最早与西方之间的政治交往、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陆路通道。而丝路青海道是古代以通商贸易为主的多功能文化交流通道，它以今西宁为重心的河湟谷地为起点，经由几条线路到达中亚西亚南亚次大陆乃至欧洲。其中一条是经甘肃入河西走廊到新疆;二是穿过柴达木盆地入甘肃、新疆，三是经由唐蕃古道抵印度，直通中亚和西亚。几条支线共同构成了古代青海地区与中亚、西亚以及东南亚的巨大交通网络，羌文化、吐谷浑文化、吐蕃文化、欧亚草原文化、古印度文化、古西亚文化等多种文化区的重要古代文化藉此互通有无，谱写下青海在中西古代交通史与文化史上的灿烂篇章。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青海位于中国西部腹地，雄踞在青藏高原东北部，被称之为世界屋脊的门户。总面积为72.23万平方公里，境内山脉高耸，地形多样，河流纵横。万山之宗的昆仑山及其支脉巴颜喀拉山、阿尼玛沁雪山纵横其间。昆仑山横贯中部，唐古拉山峙立于南，祁连山矗立于北。这些高大山脉的雪线上覆盖着终年不化的积雪。冰川融化后形成的涓涓细流汇集成了孕育中华民族华夏五千年文明的长江、黄河、澜沧江，成为我国乃至亚洲最重要的水源库之一，被称之为“中华水塔”。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唐蕃古道、茶马古道贯穿而过。自古至今，在这千山之宗、万水之源、古道之要冲，多民族在这里融合发展，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具有地域特色的高原民族文化。独特的山水之间，流淌着苍茫的历史故事，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内涵，珍藏着宝贵的文物遗迹。青海，山水万重，农牧兼蓄，扼守要衢，民族融合。作为丝绸之路南线（青海道）的重要途经地和连接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历史悠久，东西方文化汇合，多元文化并存。
一、不同文明发轫交流滥觞期——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
青海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远在三万年前青海就已经有了人类活动的遗迹，科学家们在青海的可可西里、沱沱河沿岸、小柴旦湖、昆仑山三叉口等地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在青海共和盆地贵南县的拉乙亥遗址发现了距今6700多年的中石器时代原始先民用来砸碎坚果和将食物研磨成粉的食品加工用具研磨器。新石器时代，最早发现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的仰韶文化随着古人类活动的迁徙传入到了青海东部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从青海东部宽广肥沃的河湟谷地到一望无际的柴达木盆地，都有古代文化遗存分布其间。被称为“彩陶的故乡”“彩陶的王国”的青海相继发现了三件极其精美的彩陶盆。一件是1973年，在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墓地出土现珍藏在国家博物馆的著名的“舞蹈纹”盆。另两件是1982年，在青海海南州同德县西北黄河北岸的台地上发现了距今5000年前最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宗日文化类型的彩陶盆。宗日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相继并存了1000多年。最值得关注的是两个地方共同出土了舞蹈纹彩陶盆，宗日遗址还出土了具有典型祭祀意义的双人抬物盆。两件舞蹈纹盆的内壁是原始先民手拉着手，连臂踏歌的图案。根据“国之大事，祭祀与戎”，这些舞姿轻盈的舞者不是为了娱乐而翩翩起舞，而是一种带有原始祭祀意义和巫术意义的舞蹈。祁连山北麓的甘肃山丹四坝滩遗址发现了距今3900年——3400年的舞蹈纹盆。舞蹈纹在四坝文化中的再现，说明这一艺术表现形式在我国西北地区的远古文化中有着顽强的生命活力。这种画面在彩陶花纹中反复出现，形象地再现了该地区远古居民精神生活的一个层面，并暗示我国西部氏羌系统从很早起就是能歌善舞的民族，这一手拉手的传统舞蹈经久不衰，在高原少数民族中被广泛沿袭下来，与今日藏族的“锅庄”和土族的“安召舞”有异曲同工之妙。舞蹈属于“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很难通过物质实体保存并体现。这就显得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遗址和宗日遗址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格外重要了。另外，继承庙底沟文化彩陶传统的其他考古学文化中，尚未见拟象图案出现。因此，有理由推测，马家窑文化的“舞蹈纹”，很有可能是由一种外来的文化传统输入青海地区后产生的。甘肃四坝文化内涵丰富，独具特色，是河西走廊最重要的一支含有大量彩陶的青铜文化。它的某些器型与彩绘图案和首次发现于青海省民和县马场塬的马厂类型、齐家文化较为接近，说明曾接受了它们的强烈影响。与之相同的是喇家遗址齐家文化彩陶器物等某些其他特点也与中亚文化接近。
青海卡约文化的发现，为研究秦前后历史时期的青海羌人社会生活状况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结合河湟地区多处遗址和柴达木盆地的发现，充分证明了羌人是最早开发青海，并做出重要贡献的民族之一。是具有特色的一种少数民族考古文化。海西州都兰县诺木洪遗址出土毛纺织物，在牧业民族的生活中，毛皮、毛毡和毛织物是重要的衣着原料。利用畜毛制毡、纺线、织布，是古代中亚地区游牧民族的一大发明。毛织物在柴达木盆地的出现足以证明古羌人受到中亚文化影响的深远。齐家文化青铜时期，位于青海省民和县官亭镇喇家村的喇家遗址以完整地保存了史前灾难原貌而著称于世。在这最大的灾难性遗址当中出土了世界上迄今为止最早的一碗面条，经过检测，它的主要成分是粟粉，也就是现在人们食用的小米。除此之外，还发现了中国迄今最大的石磬。《说文解字》 有“石之美者为玉”。喇家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玉料和玉器。青铜时代早期，齐家文化出现玉璧、三璜联璧、玉环、玉瑗、玉刀等具有礼仪性质的玉器，并呈现“重璧轻琮”的地域特色。玉礼器在整个社会观念中占有重要地位，原始宗教礼仪活动已成熟。青海玉礼器的出现受到中原陶寺文化、二里头文化的影响，说明在4000年前青海地区齐家文化与中原地区文化存在密切交流与互补关系。中原地区的玉制礼器向齐家文化输出，同时，以齐家文化为代表的西北地区玉料输入，并影响到中原地区的玉器文化。根据《穆天子传》记载，齐家文化时期青海已经和中原内地形成了提供玉料和交换玉器的玉石之路，抑或是一条早期的玉帛之路。
考古发现表明，中国文明有独立的起源，而中国文明的发展却是一个不断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历史过程。其中一个重要实例，就是中国青铜文化的来源。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是丝路青海道齐家文化与欧亚草原进行交流的产物，抑或是受到阿尔泰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影响的产物。青海省出土了目前我国发现体积最大的一件铜矛。这件齐家铜矛由圆銎、宽叶、倒钩组成，器体宽大，铸造精美，据推测该矛不是用于实战，而是具有象征权利、持矛号令的作用。这件器物与阿尔泰地区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时期的器物外形十分相似，说明两种文化已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该铜矛的出土表明，早在青铜文化时期，青海地区的诸民族与周边民族的文化交流早已开始，并且已经成为东西方文化传播通道上的重要节点，是欧亚草原青铜文化廊道深入中国腹地的交通枢纽站。 二、推动各种文明相依相融发展期——秦汉、魏晋时期
秦汉时期，青铜时代的青海主人——羌人。匈奴和西部羌人在北方的雄踞对汉王朝形成了半包围形势，并且北方草原民族时常侵犯南方中原地区，对人口和财富进行掠夺。羌人卷入了中原王朝与匈奴的角逐。为了联合西北各部族共同抵抗匈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使天山南北首次连成一个整体，司马迁将这段历史形象地称为“张骞凿空”，这条道路也成为了后期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秦汉之际，青海地区的古羌人不仅创造了辛店文化、卡约文化、诺木洪文化，而且还开辟了以青海湖为中心，打通了东往甘肃、北到河西走廊、西去新疆、南到岷江、白龙江的交通道路“羌中道”，形成并发展成为青海乃至西北地区古代交通及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干线。在今海北州祁连县发现了一枚狼噬牛金牌饰，这件镇馆之宝狼噬牛金牌饰纯金铸造，图案是一匹狼正在撕咬着一头站立着的牛，形象生动。像这种镂空的金属牌饰在当时北方草原很盛行，主要象征了佩戴者的身份和“单于”的王权地位。集中反映了当时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强悍及表达了一种弱肉强食的观念。这种金牌饰在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中颇为流行，而且动物纹样的装饰也影响了中原王朝，在商周青铜器物上的各种动物纹样足以证明这一点。因此，两种文明在这一时期在这里接触并产生了碰撞，具有游动徙居特性的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把中国与中亚、西亚等地的各个沙漠绿洲连接起来，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介者，进而导致这一时期许多器物兼具中西方的文化因素。欧亚草原流行的动物纹样由西向东传入中国北方地区，被中国工匠借鉴和创新，形成一种全新的具有浓郁草原风情的神兽纹样，颇受当时上层人士的青睐。
从魏晋开始，西域各国纷纷脱离中原王朝的控制，因战争频仍，河西走廊政局动荡，群雄割据，战事频发，交通梗阻。而在青海地区，古道交通路线却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支从辽东地区出发，一路辗转阴山、金戈铁马甘南大地，长驱直入到达青藏高原，设立王国国都在伏俟城（今海南州，“伏俟”为鲜卑语，汉意“王者之城”。）的吐谷浑部落立国350年，历经15代22位王，其势力范围扩大到青海、甘肃、四川、新疆等大部分地区，地跨东西数千里，与周边政权保持密切关系，为这一时期丝绸之路青海道的畅通提供了必要的安全保障。根据周伟洲先生《古青海路考》中的研究结论：“从青海经柴达木盆地进入西域的‘青海路’正式见于记载，大致是在北魏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前后”。吐谷浑道可以称为青海道，亦称河南道。吐谷浑人促进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商贸繁荣。因此，青海的丝绸之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小道辅助路线构成了初具规模的丝绸之路青海道路网，并成为中原与西方进行联系的交通枢纽。东西方往来的文化使者，商旅驼队络绎不绝。
在西宁市陶家寨汉晋墓地出土了南北朝时期鲜卑民族中流行的“金花饰片”。还发现了一块“胡人牵驼模印砖”，图案为一位西域胡人牵着骆驼行走在大漠中的场景，画面生动有趣。吐谷浑民族与模印砖上雕刻的深目高鼻梁胡人一样在丝绸之路青海道交通干线上充当着运输者、翻译、向导以及中西文化的传播者等多重角色。还有发现于西宁市城隍庙的直径2.6cm至3cm，装饰有波斯宗教中“天”及袄神奥马兹德的象徽的冠饰、有钵罗婆文的KADIPIUCI（主上、卑路斯）铭文以及拜火教祭坛的波斯银币（萨珊王朝224-261）。波斯银币的出土无疑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隋书·食货志》中记载：“河西诸君郡，用西域之金银钱，而官不禁”，说明了该历史阶段外国金银币在河西一带流通的合法性。波斯萨珊银币的出土，说明了建造作为青海交通史创举的河厉桥的吐谷浑人致力于经营这条道路并肩负起维护和开发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任，使中西文化交流以及文化使者与商旅驼队的丝绸之路精神源远流长，延绵不断。凸显了这条道路在丝绸之路中的重要性。波斯银币在青海西宁地区的问世，无疑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有力物证，反映了公元4世纪末到6世纪初西宁在中西贸易往来的交通线上的重要地位，也足以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的繁荣盛况。
三、扩大和加强中华文明传播路径——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调整了青海的君宪体制。而西藏山南地区建立的新兴的吐蕃政权向东扩张，曾一度攻灭了吐谷浑国，并与唐朝在青海地区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军事与政治角逐。在公元628年唐朝建立之后的200年间唐与吐蕃王朝在这条唐蕃古道上上演了一幕幕战争、联姻、联盟、和谈等历史史诗。安史之乱之后，吐蕃占领青海大部分地区，并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条连接中原与西藏、尼泊尔、印度的道路“唐蕃古道”。吐蕃第33代赞普松赞干布为了与唐朝和好，派使臣禄东赞前往长安和谈请婚。公元641年（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入藏，踏上唐蕃古道，和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共同演绎了一段流芳千古的爱情传奇。同时，唐蕃双方以甥舅关系相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展开了频繁交流和沟通。唐蕃古道和丝绸之路青海道交相辉映，将中原文化的种子撒播到青藏高原乃至更远的西方。
文成公主途经青海玉树贝纳沟，期间命随行的工匠在崖壁上凿刻了九尊巨幅雕像，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佛像。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组合在一起的形象最早见于敦煌莫高窟，后来逐渐传播到甘青及川藏交界地区，成为吐蕃文化艺术最重要的佛教题材之一。唐中宗时期，唐朝宗室女金城公主远嫁吐蕃之后提议在贝纳沟地区巨幅雕像处修建了文成公主庙，也就是现如今的大日如来佛堂。贝纳沟摩崖造像有明确的雕凿纪年（狗年题记），是吐蕃高僧益西央主持下，汉藏工匠共同参与完成的，是唐蕃古道上唐蕃双方文化交流的又一历史见证。
在唐蕃古道沿线有一处非常重要的墓葬群——都兰吐蕃大墓。这是一座属于公元8世纪中叶的墓葬群。都兰县境内的热水乡血渭草场共发现有封土墓葬300余座，该墓群中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其中有木器、骨器、金器、漆器、丝绸、棺版画等等，种类繁多。为研究吐蕃统治下的青海文化提供了详实的历史资料。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两间具有典型西方文化的物件，即玛瑙十二曲长杯和人身鱼尾金饰。从玛瑙的颜色和造型，无疑是来自西域的物证。因玛瑙杯的材质“缠丝玛瑙”，盛产于西域，即今玉门关以西的地區。从魏晋南北朝开始，西域的玛瑙制品流入中国的中原地区，很受当时上流社会的欢迎。唐代是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西域玛瑙器皿继续以贡品等形式流入中国。另一金饰上的人身鱼尾纹饰，是一种被叫做“triton”的古希腊神话中的鱼神。而人物手中所持的“来通”，是西方人用来盛酒、喝酒的用具。作为贵族宴会及祭祀时的重要道具，“来通”最早出现于波斯，稍后传播至希腊及罗马。“‘来通’还曾广泛流行于中亚、西亚地区。沿着丝绸之路‘来通’不断东传，不同的民族、地区还融入自己的文化，制造出形态各异的‘来通’”。从兽首玛瑙杯浓烈的异域风格看，它并不是一件中国的传统器具，属于弥足珍贵的舶来品。穿越千年时光自唐时吐蕃而来，却带着浓郁的异域气息。盛产于西域的材质（玛瑙），常见于中西亚的器型（“来通”），这两件蕴含着丝路文化交融密码的瑰宝，就是出土于都兰吐蕃大墓的玛瑙十二曲长杯以及人身鱼尾金饰物。这件实为和“来通”杯复合应用的玛瑙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能够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其意义应该更加深远。 在都兰热水吐蕃大墓还出土了一件由眉毛、双眼、鼻子、嘴巴组成人体五官的金覆面，金覆面的表面有镂空的长方形方孔，里面镶嵌有绿松石，这种金镶嵌工艺以及保存较完好的金覆面在国内也是十分罕见的。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诸如鹿纹金饰、由锤鍱技法制成的马鞍桥金牌饰、用银丝编织牌饰上铸压出西方神祗人物图案的腰带、以及波斯双面人头像和罗马金币等，这些金银装饰物和金银用具都是吐蕃墓葬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与中原唐朝、中亚、西亚的金银器相比较，这里发现的金银器精品的制作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从出土的金银器质量乃至数量之多，说明吐蕃在当时已经有了东亚地区一个重要的金银器生产制作中心。并且吐蕃王朝时期的冶金技术名扬西方，西方史料记载吐蕃人用黄金铸造马具及黄金制造的大体量器物都堪称珍奇。《旧唐书·吐蕃传》里有关吐蕃供奉“金盎、金颇罗”等金器的记载屡见不鲜，吐蕃大相禄东赞来唐迎请文成公主时，献“金胡瓶、金盘、金碗”等礼物。吐蕃金器在唐诗里也有吟诵，如杜甫“边酒排金碗，夷歌捧玉盘”，岑参“深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
从这些金器和装饰物来看，一方面吐蕃在不断兼并扩展的过程中，通过与我国北方、西北草原的游牧民族密切的交往，在继承其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加以汲取和创造，也逐渐形成自身鲜明特色的金银器系统，成为我国多民族古代文化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代表了吐蕃文化金银器制作的辉煌，彰显了当时吐蕃时期的先民高超的制作技能和精湛的构图技巧。另一方面，明显地受到了中原唐朝文化、西部草原文化、粟特文化的影响，有着东亚、中亚、西亚各民族多种文化因素相互交融的痕迹。
在都兰吐蕃大墓除了发现大量的金银器物以外，还陆续出土了大量的丝绸和织锦。其中最具典型的就是一件由二方连续的团窠图案组成，主题纹样为太阳神的绿地联珠太阳神锦。太阳神头戴宝冠，身着窄袖圆领衣，双手禅定，交脚坐于车上。车轮外驷马两两向背而驰，顶部有相对而卧的骆驼。太阳神图像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典型文化代表，而此件织锦则是解开文化交流的一把钥匙。还有一件国宝级文物——紫地婆罗钵文字锦残片。残片中部为一行连续桃形图案，图案带的边缘为青、黄彩条，排列黄色的小联珠纹。反面红地上，有波斯萨珊朝所使用的婆罗钵文字，德国波斯文专家解读为“伟大的，光荣的王中之王”（从右至左解读）。藏汉文史书记载，吐蕃在公元660年至866年之间，向波斯等西亚诸国进行了扩张，并且使一些国家臣服吐蕃。写成于公元812年或813年的一则阿拉伯文史料中，当时喀布尔沙多次被称作Malik min mulk al-Tubbat，意为“吐蕃王中王”。此记载正好与该丝绸上的文字内容不谋而合。这是我国乃至世界上唯一一件仅存的织有婆罗钵文字的丝质残片。在发现的350件丝织物中，不重样的丝织品就有130件，112件属于中亚地区的丝织品，18件属于西亚地区的丝织品。这一历史发现见证了魏晋南北朝到唐朝丝织业的发展成就。联珠纹图案广泛应用，是中西方文化相结合的文化产物。
隋代之后，河西走廊恢复了它作为东西丝路通道的重要地位，但是横贯青海高原的中西交通并没有因此衰落。同时，公元7世纪初，唐与吐蕃王朝建立友好关系，一条至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全长3000多公里（其中一半即1500公里在青海境内）的唐蕃古道随之构筑，双方间的友好交往使这条道路呈现出了“金玉绮绣，问遗往来，道路相望，欢好不绝”的景象。由此得知，一方面，唐蕃古道是中原去往青海、西藏、印度、尼泊尔等地的必经之路，也是丝绸之路“南亚廊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唐蕃古道不仅是一条驰驿奔昭、和平友好、贸易交流的官驿大道，承载汉藏友好、科技文化传播的“文化运河”，更是维系唐蕃甥舅情谊，深化汉藏民族友好关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千百年间，唐蕃古道在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民族团结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上所发现的珍贵的国家一级文物皆出自于唐蕃古道沿线上的重要历史古城。另一方面，吐蕃王朝通过这条国际古道，把吐蕃的先进文化、先进科技、先进技术、开放理念、进取精神输送给中亚各国，极大地推动了中亚各国社会发展进程，促进了中亚各国的经济、文化、宗教、科技、社会的大发展大繁荣;同时，中亚各国的文明给吐蕃的宗教文化、社会文明增添了异彩，吐蕃和中亚各国共同创造了富有多元文化特色的西域文明。吐蕃在中亚历史舞台上扮演了互学互鉴、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的伟大角色历史。在《敦煌藏文历史文献编年史》《赞普传记》《古突厥碑名》和《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藏汉史书，以及国内外藏学家的专题研究著作中得到见证。这段历史印迹在残破的石窟壁画、石刻造像、出土文物和其他遗址中也得到昭示。迄今，在这条古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交通，为保障国防安全、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巩固往来和维护边疆安定——宋元明清时期
唐开元年间，唐与吐蕃在青海赤岭（日月山），以一缣易一马。唐肃宗以后开始了茶马互市，青海大批的马牛被交换到内地，内地的茶、丝绢等也交换到了牧区。宋朝唃厮啰政权在青海地区的建立，使得青海又出现了较为稳固的中西交通贸易，青唐城和今湟中县多巴镇，曾一度成为东西贸易的中心。唃厮啰政权的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以青唐为中心的中西交通线，大力发展经济贸易，千方百计维护道路的畅通，不但增强了自身的实力，也使西域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得以维系，为维护东西交通大动脉做出了重要贡献。青唐道所行路线即汉唐丝绸之路故道。元朝灭了南宋，中国再度实现了大统一，对边疆地区实行了更为有效的控制，蒙古族大量入居青海，住城堡，修寺院，设土司，分部落，社会发展较快，与此相适应，丝绸之路交通路线，在原有的主干道路线基础上，网状道路进一步形成，青海再一次成为中西交通孔道上的重要节点而繁荣起来。自元朝之后，青海河湟地区呈现出多民族聚居、多种宗教并存发展的格局。这一时期，茶马贸易兴起，青海的茶马古道成为连通中原与藏区茶马贸易的重要通道。茶马互市雏形大约起源于南北朝时期。唐实行榷茶制，开设茶马互市。宋时设置了“检举茶监司”。元朝不缺马匹，因而边茶主要以银两和土货交易。到了明代初年，茶马互市再度恢复。清乾隆以后，由于边疆的稳定，“茶马互市”作为一种重要制度逐渐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淡出，取而代之出现了“边茶贸易”制度。 “通津堡道路巡检之记”铜印及瓦当、滴水等文物的发现，表明宋室南迁后，青海河湟地区先是为金所占领，此后近百年间，西夏与金反复争夺这一地区，双方大抵以黄河为界，各领南北。这些瓦当、滴水就是当时西夏统治化隆地区的实物见证。在这一时期，除形成了新的稳定地民族共同体之外，各代为了保障交通，邮亭、烽燧等交通设施相继建立，军需民用日增，车辆得以普遍使用，青海丝绸之路运输相当繁忙，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道路，即是舞台。英国历史学家、牛津大学拜占庭研究中心主任彼得·弗兰科潘对“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这个主题作了深入的阐释：“丝绸之路曾经塑造了过去的世界，甚至塑造了当今的世界，也将塑造未来的世界”。山水万重的青海，地貌南北三分，文化农牧兼蓄;扼守冲要的青海，民族聚居融合，交通连接中外。昔日的山、水、路，是演绎青海厚重历史的舞台，因它始终是纽带和节点，统治者的目光總爱越过青海的河谷峻岭，其思绪或盘桓在条条古道的尽头，或追随滔滔东去的河湟之水。回望青海地形沙盘，代表秦汉“羌中道” “玉帛之道”;魏晋南北朝“吐谷浑道”;隋唐“唐蕃古道”宋元明清“茶马古道”以及现代青藏铁路和长江黄河一线等连同各地，历史在这片土地上不断推进发展。以上这些最古老最辉煌的人类文化运河，它不仅彰显了源远流长的丝路青海道，而且历史上丝路道青海已发展成为亚欧大陆桥的连接线和西部省际大通道。古代的丝路青海道再现了现代文明的辉煌，在当代一带一路中依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古道”是民族融合之路、是民族团结之路、是经贸合作之路、是边疆稳固之路，更是国际通达之路。千百年来，世居这里的汉、藏、回、土、撒拉、蒙古等各民族往来迁徙、传承文化、创造历史，丝绸之路薪火相传、商旅不断、地脉、人脉、文脉紧密相连。时移世易，如今的青海已经有了自己新的定位，今天，青海各族人民继续用勤劳的双手书写着新的传奇。如今，中国发出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这是一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和生命活力。“一带一路”的纽带，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将古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的青海，与世界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在“一带一路”的广阔舞台上，青海主动融入、深度融合，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一带一路”中的青海，继续向远方延伸，以登高望远、自信开放、团结奉献、不懈奋斗的新青海精神，坚持生态保护优先，推动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将奋进新时代、开启改革开放新征程的恢宏愿景变为更加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青海的美好现实。
青海的陆路交通历史悠久，道路的缘起可追溯到远古时代，远古时代青海交通运输虽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但从远古民族的生息活动有关历史传说和大量的考古发现中仍然窥见一斑，据考古发掘调查，早在数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在青海的土地上，他们逐水草而居，进行狩猎等生产活动，形成了许多不规则的交通路线，产生了最原始的交通，到了青铜器时代，随着人类生产的发展和交往频繁，贯穿青海全境以至远达西域的古代青海丝绸之路等交通路线已形成。先秦时期的青海交通，总的来说还处在初创时期，而到了秦汉特别是两汉之际，则进入了一个开拓发展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动荡，战事频发，交通运输的发展受到了重大影响。而在青海地区，古道交通路线却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隋唐时代，维护诸多通道的基础上开辟了新的“唐蕃古道”。宋元明清时期，特别是始于唐立于宋的茶马互市，在明朝达到了鼎盛，对青海丝绸之路运输，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清代随着矿业开发，羊毛皮张、青盐等贸易的开办，陆路运输日趋繁忙，尽管河西走廊和南方水运繁盛，而丝路青海道与此并行且一如既往地得到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贯彻实施习主席所指出的“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也正如白居易所说：“夫源远者流长，根深者枝茂。”至始至终，从最开始到如今，其文化都经久不衰，并且随着时间逐渐强大。如今的新青海，在“一带一路”中焕发着勃勃生机;如今的新青海，在民族团结、物阜民丰的时代，描绘青海之大，彰显青海之美。愿丝路青海道与丝绸之路河西路一道继往开来，让各民族特色文化为“一带一路”建设发挥独特作用，发挥丝路沿线灿烂的壁画艺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桥梁作用。
（作者单位：青海省博物馆）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青海位于中国西部腹地，雄踞在青藏高原东北部，被称之为世界屋脊的门户。总面积为72.23万平方公里，境内山脉高耸，地形多样，河流纵横。万山之宗的昆仑山及其支脉巴颜喀拉山、阿尼玛沁雪山纵横其间。昆仑山横贯中部，唐古拉山峙立于南，祁连山矗立于北。这些高大山脉的雪线上覆盖着终年不化的积雪。冰川融化后形成的涓涓细流汇集成了孕育中华民族华夏五千年文明的长江、黄河、澜沧江，成为我国乃至亚洲最重要的水源库之一，被称之为“中华水塔”。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唐蕃古道、茶马古道贯穿而过。自古至今，在这千山之宗、万水之源、古道之要冲，多民族在这里融合发展，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具有地域特色的高原民族文化。独特的山水之间，流淌着苍茫的历史故事，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内涵，珍藏着宝贵的文物遗迹。青海，山水万重，农牧兼蓄，扼守要衢，民族融合。作为丝绸之路南线（青海道）的重要途经地和连接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历史悠久，东西方文化汇合，多元文化并存。
一、不同文明发轫交流滥觞期——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
青海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远在三万年前青海就已经有了人类活动的遗迹，科学家们在青海的可可西里、沱沱河沿岸、小柴旦湖、昆仑山三叉口等地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在青海共和盆地贵南县的拉乙亥遗址发现了距今6700多年的中石器时代原始先民用来砸碎坚果和将食物研磨成粉的食品加工用具研磨器。新石器时代，最早发现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的仰韶文化随着古人类活动的迁徙传入到了青海东部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从青海东部宽广肥沃的河湟谷地到一望无际的柴达木盆地，都有古代文化遗存分布其间。被称为“彩陶的故乡”“彩陶的王国”的青海相继发现了三件极其精美的彩陶盆。一件是1973年，在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墓地出土现珍藏在国家博物馆的著名的“舞蹈纹”盆。另两件是1982年，在青海海南州同德县西北黄河北岸的台地上发现了距今5000年前最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宗日文化类型的彩陶盆。宗日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相继并存了1000多年。最值得关注的是两个地方共同出土了舞蹈纹彩陶盆，宗日遗址还出土了具有典型祭祀意义的双人抬物盆。两件舞蹈纹盆的内壁是原始先民手拉着手，连臂踏歌的图案。根据“国之大事，祭祀与戎”，这些舞姿轻盈的舞者不是为了娱乐而翩翩起舞，而是一种带有原始祭祀意义和巫术意义的舞蹈。祁连山北麓的甘肃山丹四坝滩遗址发现了距今3900年——3400年的舞蹈纹盆。舞蹈纹在四坝文化中的再现，说明这一艺术表现形式在我国西北地区的远古文化中有着顽强的生命活力。这种画面在彩陶花纹中反复出现，形象地再现了该地区远古居民精神生活的一个层面，并暗示我国西部氏羌系统从很早起就是能歌善舞的民族，这一手拉手的传统舞蹈经久不衰，在高原少数民族中被广泛沿袭下来，与今日藏族的“锅庄”和土族的“安召舞”有异曲同工之妙。舞蹈属于“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很难通过物质实体保存并体现。这就显得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遗址和宗日遗址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格外重要了。另外，继承庙底沟文化彩陶传统的其他考古学文化中，尚未见拟象图案出现。因此，有理由推测，马家窑文化的“舞蹈纹”，很有可能是由一种外来的文化传统输入青海地区后产生的。甘肃四坝文化内涵丰富，独具特色，是河西走廊最重要的一支含有大量彩陶的青铜文化。它的某些器型与彩绘图案和首次发现于青海省民和县马场塬的马厂类型、齐家文化较为接近，说明曾接受了它们的强烈影响。与之相同的是喇家遗址齐家文化彩陶器物等某些其他特点也与中亚文化接近。
青海卡约文化的发现，为研究秦前后历史时期的青海羌人社会生活状况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结合河湟地区多处遗址和柴达木盆地的发现，充分证明了羌人是最早开发青海，并做出重要贡献的民族之一。是具有特色的一种少数民族考古文化。海西州都兰县诺木洪遗址出土毛纺织物，在牧业民族的生活中，毛皮、毛毡和毛织物是重要的衣着原料。利用畜毛制毡、纺线、织布，是古代中亚地区游牧民族的一大发明。毛织物在柴达木盆地的出现足以证明古羌人受到中亚文化影响的深远。齐家文化青铜时期，位于青海省民和县官亭镇喇家村的喇家遗址以完整地保存了史前灾难原貌而著称于世。在这最大的灾难性遗址当中出土了世界上迄今为止最早的一碗面条，经过检测，它的主要成分是粟粉，也就是现在人们食用的小米。除此之外，还发现了中国迄今最大的石磬。《说文解字》 有“石之美者为玉”。喇家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玉料和玉器。青铜时代早期，齐家文化出现玉璧、三璜联璧、玉环、玉瑗、玉刀等具有礼仪性质的玉器，并呈现“重璧轻琮”的地域特色。玉礼器在整个社会观念中占有重要地位，原始宗教礼仪活动已成熟。青海玉礼器的出现受到中原陶寺文化、二里头文化的影响，说明在4000年前青海地区齐家文化与中原地区文化存在密切交流与互补关系。中原地区的玉制礼器向齐家文化输出，同时，以齐家文化为代表的西北地区玉料输入，并影响到中原地区的玉器文化。根据《穆天子传》记载，齐家文化时期青海已经和中原内地形成了提供玉料和交换玉器的玉石之路，抑或是一条早期的玉帛之路。
考古发现表明，中国文明有独立的起源，而中国文明的发展却是一个不断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历史过程。其中一个重要实例，就是中国青铜文化的来源。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是丝路青海道齐家文化与欧亚草原进行交流的产物，抑或是受到阿尔泰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影响的产物。青海省出土了目前我国发现体积最大的一件铜矛。这件齐家铜矛由圆銎、宽叶、倒钩组成，器体宽大，铸造精美，据推测该矛不是用于实战，而是具有象征权利、持矛号令的作用。这件器物与阿尔泰地区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时期的器物外形十分相似，说明两种文化已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该铜矛的出土表明，早在青铜文化时期，青海地区的诸民族与周边民族的文化交流早已开始，并且已经成为东西方文化传播通道上的重要节点，是欧亚草原青铜文化廊道深入中国腹地的交通枢纽站。 二、推动各种文明相依相融发展期——秦汉、魏晋时期
秦汉时期，青铜时代的青海主人——羌人。匈奴和西部羌人在北方的雄踞对汉王朝形成了半包围形势，并且北方草原民族时常侵犯南方中原地区，对人口和财富进行掠夺。羌人卷入了中原王朝与匈奴的角逐。为了联合西北各部族共同抵抗匈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使天山南北首次连成一个整体，司马迁将这段历史形象地称为“张骞凿空”，这条道路也成为了后期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秦汉之际，青海地区的古羌人不仅创造了辛店文化、卡约文化、诺木洪文化，而且还开辟了以青海湖为中心，打通了东往甘肃、北到河西走廊、西去新疆、南到岷江、白龙江的交通道路“羌中道”，形成并发展成为青海乃至西北地区古代交通及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干线。在今海北州祁连县发现了一枚狼噬牛金牌饰，这件镇馆之宝狼噬牛金牌饰纯金铸造，图案是一匹狼正在撕咬着一头站立着的牛，形象生动。像这种镂空的金属牌饰在当时北方草原很盛行，主要象征了佩戴者的身份和“单于”的王权地位。集中反映了当时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强悍及表达了一种弱肉强食的观念。这种金牌饰在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中颇为流行，而且动物纹样的装饰也影响了中原王朝，在商周青铜器物上的各种动物纹样足以证明这一点。因此，两种文明在这一时期在这里接触并产生了碰撞，具有游动徙居特性的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把中国与中亚、西亚等地的各个沙漠绿洲连接起来，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介者，进而导致这一时期许多器物兼具中西方的文化因素。欧亚草原流行的动物纹样由西向东传入中国北方地区，被中国工匠借鉴和创新，形成一种全新的具有浓郁草原风情的神兽纹样，颇受当时上层人士的青睐。
从魏晋开始，西域各国纷纷脱离中原王朝的控制，因战争频仍，河西走廊政局动荡，群雄割据，战事频发，交通梗阻。而在青海地区，古道交通路线却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支从辽东地区出发，一路辗转阴山、金戈铁马甘南大地，长驱直入到达青藏高原，设立王国国都在伏俟城（今海南州，“伏俟”为鲜卑语，汉意“王者之城”。）的吐谷浑部落立国350年，历经15代22位王，其势力范围扩大到青海、甘肃、四川、新疆等大部分地区，地跨东西数千里，与周边政权保持密切关系，为这一时期丝绸之路青海道的畅通提供了必要的安全保障。根据周伟洲先生《古青海路考》中的研究结论：“从青海经柴达木盆地进入西域的‘青海路’正式见于记载，大致是在北魏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前后”。吐谷浑道可以称为青海道，亦称河南道。吐谷浑人促进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商贸繁荣。因此，青海的丝绸之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小道辅助路线构成了初具规模的丝绸之路青海道路网，并成为中原与西方进行联系的交通枢纽。东西方往来的文化使者，商旅驼队络绎不绝。
在西宁市陶家寨汉晋墓地出土了南北朝时期鲜卑民族中流行的“金花饰片”。还发现了一块“胡人牵驼模印砖”，图案为一位西域胡人牵着骆驼行走在大漠中的场景，画面生动有趣。吐谷浑民族与模印砖上雕刻的深目高鼻梁胡人一样在丝绸之路青海道交通干线上充当着运输者、翻译、向导以及中西文化的传播者等多重角色。还有发现于西宁市城隍庙的直径2.6cm至3cm，装饰有波斯宗教中“天”及袄神奥马兹德的象徽的冠饰、有钵罗婆文的KADIPIUCI（主上、卑路斯）铭文以及拜火教祭坛的波斯银币（萨珊王朝224-261）。波斯银币的出土无疑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隋书·食货志》中记载：“河西诸君郡，用西域之金银钱，而官不禁”，说明了该历史阶段外国金银币在河西一带流通的合法性。波斯萨珊银币的出土，说明了建造作为青海交通史创举的河厉桥的吐谷浑人致力于经营这条道路并肩负起维护和开发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任，使中西文化交流以及文化使者与商旅驼队的丝绸之路精神源远流长，延绵不断。凸显了这条道路在丝绸之路中的重要性。波斯银币在青海西宁地区的问世，无疑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有力物证，反映了公元4世纪末到6世纪初西宁在中西贸易往来的交通线上的重要地位，也足以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的繁荣盛况。
三、扩大和加强中华文明传播路径——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调整了青海的君宪体制。而西藏山南地区建立的新兴的吐蕃政权向东扩张，曾一度攻灭了吐谷浑国，并与唐朝在青海地区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军事与政治角逐。在公元628年唐朝建立之后的200年间唐与吐蕃王朝在这条唐蕃古道上上演了一幕幕战争、联姻、联盟、和谈等历史史诗。安史之乱之后，吐蕃占领青海大部分地区，并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条连接中原与西藏、尼泊尔、印度的道路“唐蕃古道”。吐蕃第33代赞普松赞干布为了与唐朝和好，派使臣禄东赞前往长安和谈请婚。公元641年（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入藏，踏上唐蕃古道，和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共同演绎了一段流芳千古的爱情传奇。同时，唐蕃双方以甥舅关系相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展开了频繁交流和沟通。唐蕃古道和丝绸之路青海道交相辉映，将中原文化的种子撒播到青藏高原乃至更远的西方。
文成公主途经青海玉树贝纳沟，期间命随行的工匠在崖壁上凿刻了九尊巨幅雕像，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佛像。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组合在一起的形象最早见于敦煌莫高窟，后来逐渐传播到甘青及川藏交界地区，成为吐蕃文化艺术最重要的佛教题材之一。唐中宗时期，唐朝宗室女金城公主远嫁吐蕃之后提议在贝纳沟地区巨幅雕像处修建了文成公主庙，也就是现如今的大日如来佛堂。贝纳沟摩崖造像有明确的雕凿纪年（狗年题记），是吐蕃高僧益西央主持下，汉藏工匠共同参与完成的，是唐蕃古道上唐蕃双方文化交流的又一历史见证。
在唐蕃古道沿线有一处非常重要的墓葬群——都兰吐蕃大墓。这是一座属于公元8世纪中叶的墓葬群。都兰县境内的热水乡血渭草场共发现有封土墓葬300余座，该墓群中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其中有木器、骨器、金器、漆器、丝绸、棺版画等等，种类繁多。为研究吐蕃统治下的青海文化提供了详实的历史资料。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两间具有典型西方文化的物件，即玛瑙十二曲长杯和人身鱼尾金饰。从玛瑙的颜色和造型，无疑是来自西域的物证。因玛瑙杯的材质“缠丝玛瑙”，盛产于西域，即今玉门关以西的地區。从魏晋南北朝开始，西域的玛瑙制品流入中国的中原地区，很受当时上流社会的欢迎。唐代是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西域玛瑙器皿继续以贡品等形式流入中国。另一金饰上的人身鱼尾纹饰，是一种被叫做“triton”的古希腊神话中的鱼神。而人物手中所持的“来通”，是西方人用来盛酒、喝酒的用具。作为贵族宴会及祭祀时的重要道具，“来通”最早出现于波斯，稍后传播至希腊及罗马。“‘来通’还曾广泛流行于中亚、西亚地区。沿着丝绸之路‘来通’不断东传，不同的民族、地区还融入自己的文化，制造出形态各异的‘来通’”。从兽首玛瑙杯浓烈的异域风格看，它并不是一件中国的传统器具，属于弥足珍贵的舶来品。穿越千年时光自唐时吐蕃而来，却带着浓郁的异域气息。盛产于西域的材质（玛瑙），常见于中西亚的器型（“来通”），这两件蕴含着丝路文化交融密码的瑰宝，就是出土于都兰吐蕃大墓的玛瑙十二曲长杯以及人身鱼尾金饰物。这件实为和“来通”杯复合应用的玛瑙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能够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其意义应该更加深远。 在都兰热水吐蕃大墓还出土了一件由眉毛、双眼、鼻子、嘴巴组成人体五官的金覆面，金覆面的表面有镂空的长方形方孔，里面镶嵌有绿松石，这种金镶嵌工艺以及保存较完好的金覆面在国内也是十分罕见的。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诸如鹿纹金饰、由锤鍱技法制成的马鞍桥金牌饰、用银丝编织牌饰上铸压出西方神祗人物图案的腰带、以及波斯双面人头像和罗马金币等，这些金银装饰物和金银用具都是吐蕃墓葬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与中原唐朝、中亚、西亚的金银器相比较，这里发现的金银器精品的制作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从出土的金银器质量乃至数量之多，说明吐蕃在当时已经有了东亚地区一个重要的金银器生产制作中心。并且吐蕃王朝时期的冶金技术名扬西方，西方史料记载吐蕃人用黄金铸造马具及黄金制造的大体量器物都堪称珍奇。《旧唐书·吐蕃传》里有关吐蕃供奉“金盎、金颇罗”等金器的记载屡见不鲜，吐蕃大相禄东赞来唐迎请文成公主时，献“金胡瓶、金盘、金碗”等礼物。吐蕃金器在唐诗里也有吟诵，如杜甫“边酒排金碗，夷歌捧玉盘”，岑参“深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
从这些金器和装饰物来看，一方面吐蕃在不断兼并扩展的过程中，通过与我国北方、西北草原的游牧民族密切的交往，在继承其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加以汲取和创造，也逐渐形成自身鲜明特色的金银器系统，成为我国多民族古代文化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代表了吐蕃文化金银器制作的辉煌，彰显了当时吐蕃时期的先民高超的制作技能和精湛的构图技巧。另一方面，明显地受到了中原唐朝文化、西部草原文化、粟特文化的影响，有着东亚、中亚、西亚各民族多种文化因素相互交融的痕迹。
在都兰吐蕃大墓除了发现大量的金银器物以外，还陆续出土了大量的丝绸和织锦。其中最具典型的就是一件由二方连续的团窠图案组成，主题纹样为太阳神的绿地联珠太阳神锦。太阳神头戴宝冠，身着窄袖圆领衣，双手禅定，交脚坐于车上。车轮外驷马两两向背而驰，顶部有相对而卧的骆驼。太阳神图像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典型文化代表，而此件织锦则是解开文化交流的一把钥匙。还有一件国宝级文物——紫地婆罗钵文字锦残片。残片中部为一行连续桃形图案，图案带的边缘为青、黄彩条，排列黄色的小联珠纹。反面红地上，有波斯萨珊朝所使用的婆罗钵文字，德国波斯文专家解读为“伟大的，光荣的王中之王”（从右至左解读）。藏汉文史书记载，吐蕃在公元660年至866年之间，向波斯等西亚诸国进行了扩张，并且使一些国家臣服吐蕃。写成于公元812年或813年的一则阿拉伯文史料中，当时喀布尔沙多次被称作Malik min mulk al-Tubbat，意为“吐蕃王中王”。此记载正好与该丝绸上的文字内容不谋而合。这是我国乃至世界上唯一一件仅存的织有婆罗钵文字的丝质残片。在发现的350件丝织物中，不重样的丝织品就有130件，112件属于中亚地区的丝织品，18件属于西亚地区的丝织品。这一历史发现见证了魏晋南北朝到唐朝丝织业的发展成就。联珠纹图案广泛应用，是中西方文化相结合的文化产物。
隋代之后，河西走廊恢复了它作为东西丝路通道的重要地位，但是横贯青海高原的中西交通并没有因此衰落。同时，公元7世纪初，唐与吐蕃王朝建立友好关系，一条至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全长3000多公里（其中一半即1500公里在青海境内）的唐蕃古道随之构筑，双方间的友好交往使这条道路呈现出了“金玉绮绣，问遗往来，道路相望，欢好不绝”的景象。由此得知，一方面，唐蕃古道是中原去往青海、西藏、印度、尼泊尔等地的必经之路，也是丝绸之路“南亚廊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唐蕃古道不仅是一条驰驿奔昭、和平友好、贸易交流的官驿大道，承载汉藏友好、科技文化传播的“文化运河”，更是维系唐蕃甥舅情谊，深化汉藏民族友好关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千百年间，唐蕃古道在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民族团结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上所发现的珍贵的国家一级文物皆出自于唐蕃古道沿线上的重要历史古城。另一方面，吐蕃王朝通过这条国际古道，把吐蕃的先进文化、先进科技、先进技术、开放理念、进取精神输送给中亚各国，极大地推动了中亚各国社会发展进程，促进了中亚各国的经济、文化、宗教、科技、社会的大发展大繁荣;同时，中亚各国的文明给吐蕃的宗教文化、社会文明增添了异彩，吐蕃和中亚各国共同创造了富有多元文化特色的西域文明。吐蕃在中亚历史舞台上扮演了互学互鉴、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的伟大角色历史。在《敦煌藏文历史文献编年史》《赞普传记》《古突厥碑名》和《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藏汉史书，以及国内外藏学家的专题研究著作中得到见证。这段历史印迹在残破的石窟壁画、石刻造像、出土文物和其他遗址中也得到昭示。迄今，在这条古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交通，为保障国防安全、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巩固往来和维护边疆安定——宋元明清时期
唐开元年间，唐与吐蕃在青海赤岭（日月山），以一缣易一马。唐肃宗以后开始了茶马互市，青海大批的马牛被交换到内地，内地的茶、丝绢等也交换到了牧区。宋朝唃厮啰政权在青海地区的建立，使得青海又出现了较为稳固的中西交通贸易，青唐城和今湟中县多巴镇，曾一度成为东西贸易的中心。唃厮啰政权的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以青唐为中心的中西交通线，大力发展经济贸易，千方百计维护道路的畅通，不但增强了自身的实力，也使西域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得以维系，为维护东西交通大动脉做出了重要贡献。青唐道所行路线即汉唐丝绸之路故道。元朝灭了南宋，中国再度实现了大统一，对边疆地区实行了更为有效的控制，蒙古族大量入居青海，住城堡，修寺院，设土司，分部落，社会发展较快，与此相适应，丝绸之路交通路线，在原有的主干道路线基础上，网状道路进一步形成，青海再一次成为中西交通孔道上的重要节点而繁荣起来。自元朝之后，青海河湟地区呈现出多民族聚居、多种宗教并存发展的格局。这一时期，茶马贸易兴起，青海的茶马古道成为连通中原与藏区茶马贸易的重要通道。茶马互市雏形大约起源于南北朝时期。唐实行榷茶制，开设茶马互市。宋时设置了“检举茶监司”。元朝不缺马匹，因而边茶主要以银两和土货交易。到了明代初年，茶马互市再度恢复。清乾隆以后，由于边疆的稳定，“茶马互市”作为一种重要制度逐渐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淡出，取而代之出现了“边茶贸易”制度。 “通津堡道路巡检之记”铜印及瓦当、滴水等文物的发现，表明宋室南迁后，青海河湟地区先是为金所占领，此后近百年间，西夏与金反复争夺这一地区，双方大抵以黄河为界，各领南北。这些瓦当、滴水就是当时西夏统治化隆地区的实物见证。在这一时期，除形成了新的稳定地民族共同体之外，各代为了保障交通，邮亭、烽燧等交通设施相继建立，军需民用日增，车辆得以普遍使用，青海丝绸之路运输相当繁忙，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道路，即是舞台。英国历史学家、牛津大学拜占庭研究中心主任彼得·弗兰科潘对“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这个主题作了深入的阐释：“丝绸之路曾经塑造了过去的世界，甚至塑造了当今的世界，也将塑造未来的世界”。山水万重的青海，地貌南北三分，文化农牧兼蓄;扼守冲要的青海，民族聚居融合，交通连接中外。昔日的山、水、路，是演绎青海厚重历史的舞台，因它始终是纽带和节点，统治者的目光總爱越过青海的河谷峻岭，其思绪或盘桓在条条古道的尽头，或追随滔滔东去的河湟之水。回望青海地形沙盘，代表秦汉“羌中道” “玉帛之道”;魏晋南北朝“吐谷浑道”;隋唐“唐蕃古道”宋元明清“茶马古道”以及现代青藏铁路和长江黄河一线等连同各地，历史在这片土地上不断推进发展。以上这些最古老最辉煌的人类文化运河，它不仅彰显了源远流长的丝路青海道，而且历史上丝路道青海已发展成为亚欧大陆桥的连接线和西部省际大通道。古代的丝路青海道再现了现代文明的辉煌，在当代一带一路中依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古道”是民族融合之路、是民族团结之路、是经贸合作之路、是边疆稳固之路，更是国际通达之路。千百年来，世居这里的汉、藏、回、土、撒拉、蒙古等各民族往来迁徙、传承文化、创造历史，丝绸之路薪火相传、商旅不断、地脉、人脉、文脉紧密相连。时移世易，如今的青海已经有了自己新的定位，今天，青海各族人民继续用勤劳的双手书写着新的传奇。如今，中国发出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这是一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和生命活力。“一带一路”的纽带，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将古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的青海，与世界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在“一带一路”的广阔舞台上，青海主动融入、深度融合，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一带一路”中的青海，继续向远方延伸，以登高望远、自信开放、团结奉献、不懈奋斗的新青海精神，坚持生态保护优先，推动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将奋进新时代、开启改革开放新征程的恢宏愿景变为更加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青海的美好现实。
青海的陆路交通历史悠久，道路的缘起可追溯到远古时代，远古时代青海交通运输虽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但从远古民族的生息活动有关历史传说和大量的考古发现中仍然窥见一斑，据考古发掘调查，早在数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在青海的土地上，他们逐水草而居，进行狩猎等生产活动，形成了许多不规则的交通路线，产生了最原始的交通，到了青铜器时代，随着人类生产的发展和交往频繁，贯穿青海全境以至远达西域的古代青海丝绸之路等交通路线已形成。先秦时期的青海交通，总的来说还处在初创时期，而到了秦汉特别是两汉之际，则进入了一个开拓发展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动荡，战事频发，交通运输的发展受到了重大影响。而在青海地区，古道交通路线却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隋唐时代，维护诸多通道的基础上开辟了新的“唐蕃古道”。宋元明清时期，特别是始于唐立于宋的茶马互市，在明朝达到了鼎盛，对青海丝绸之路运输，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清代随着矿业开发，羊毛皮张、青盐等贸易的开办，陆路运输日趋繁忙，尽管河西走廊和南方水运繁盛，而丝路青海道与此并行且一如既往地得到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贯彻实施习主席所指出的“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也正如白居易所说：“夫源远者流长，根深者枝茂。”至始至终，从最开始到如今，其文化都经久不衰，并且随着时间逐渐强大。如今的新青海，在“一带一路”中焕发着勃勃生机;如今的新青海，在民族团结、物阜民丰的时代，描绘青海之大，彰显青海之美。愿丝路青海道与丝绸之路河西路一道继往开来，让各民族特色文化为“一带一路”建设发挥独特作用，发挥丝路沿线灿烂的壁画艺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桥梁作用。
（作者单位：青海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