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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学校的布局调整进程就像一场百米竞赛，经历了起步、发动，并在十年后即将冲向终点。在这场竞赛中，有村民吃力跟上了队伍，贫困的村民终被抛弃。一份县人大调研报告将乡村教育的现状归结为：“城挤、乡弱、村空”
凌晨六点半，天还黑着，在黄河边的山西省石楼县，田家岔村已经醒来。伴着鸡鸣狗叫，一台满载学生、顶上摞着行李的中巴车摇摇晃晃地开上村里土路。临行前，有学生家长特意点了一挂鞭炮，给开学第一天的孩子们讨个彩头。
女生白婷婷也在车上。两个小时后，她将正式转学到距离县城更近的马村寄宿制小学。那里每天能吃上三顿饭，有单独的音乐体育老师，宿合楼下还有饮水机——这在她之前的村庄小学里都是奢望。
这个16岁的女生是主动要求转学的，“六年级了，村里的小学还在上五年级的英语”。
2012年春季学期，田家岔小学将只剩下19名学生。十年来，随着石楼县中小学布局调整的步伐，已有数千名像她—样的孩子选择离开村庄，前往学生更多、条件更好、离家也更远的其他中小学。撤点并校的开始
从太原坐车，从高速路转到柏油路、石子路，看过满眼黄土、千沟万壑，四个多小时后，才到达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石楼县位于山西省西部，东依吕梁山，西濒黄河，因为自然条件恶劣，当地流传着“山山和尚头，坡坡鸡爪沟，种田难见苗，十亩一担挑”的顺口溜。
散落在5700多条山沟里的500多个自然村里，曾经村村有小学。一孔土窑洞，一位高中毕业的民办教师，少则五六个、多则几十个学生，就是—个典型的村小。人们习惯性地把这种学校叫做“单人校”。
将便宜的三合板涂了墨汁晒干，用作黑板，下雨时，从窑洞顶哗啦啦往下掉土块……“条件确实是差”，石楼县小蒜镇转角小学校长韩志勇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上世纪90年代，他管理的一所村小有50多个孩子，夏天热得要将窗户卸下来，实在顾不上的时候，给—个年级上课时，就给其他学生每人发些小棍子，打发到窑洞外做算术、玩黄土。
这些像撒出的胡椒粉一样分散在山沟里的村小，以乡镇为单位，统一归中心校管理。村小只有一至四年级，复式教学，教学质量依赖于老师的知识水平和责任心。五年级时，不同村落的孩子们便集中到乡镇的寄宿制小学，然后进入乡镇初中、县城高中。
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下形成的、“村村办小学”的农村教育格局，进入21世纪后被打破。
2001年5月29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第13条规定，“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从此，石楼县撤点并校、布局调整的序幕缓缓拉开。
起初，县教育局计划撤并15人以下的学校。然而，固守土地的村民们都不愿意放弃孩子在家门口上学的机会，强烈反对。撤并不得不放缓。在2001年后的两年内，实现撤并的学校大多是没有生源自行消失的，为数不多。
随着农村税费改革、退耕还林等政策进行，2003年前后，石楼县政府制定了“撤乡并镇”“移民并村”的总体规划，要把散居在全县506个自然村的8，9万农业人口，集聚到“1城4镇82个中心村”来。
那时，全县还有中小学365所，其中有近90个是不到10名学生的教学点。
“移民并村，学校先行”，是石楼县教育体育局提出的一个口号。2004年，新建--了中心小学的小蒜镇教鹏焉村成为全县第—个移民新村。教鹏焉本来只是位于4"--岔路口的山头，周围的三道山梁里分布着十多个自然村，新村建起后，附近教学点陆续撤并至教鹏焉小学。
“客观地说，在2005年以前，以行政手段强行与老百姓意见对着干的情况，非常少，”石楼教育界人士郑化民如此评价，30年来，他做过教师、校长，后进入教育行政部门至退休。时代及政策的助推
2005年10月，吕梁市人民政府发布了《吕梁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的实施意见》。意见第一次将撤并标准做了规定，即“调整后保留小学的服务半径，沿川及公路沿线一般约为2公里，山区视具体情况可适当放宽”。
这份文件还规划，到2007年，将全市中小学由现有的4762所撤并为3500所左右。到2010年，继续撤并为2500所左右。
这些数字，在当年底发布的《吕梁市教育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6-2010)》中，继续精确为：“‘十一五’期间全市撤并规模小、条件差的农村小学和教学点2124所，薄弱初中123所……使全市小学数减少到2157所，初中撤并为213所。”
正是从这段时间开始，石楼县开始了大规模撤点并校。按学生报名人数，不到7人的学校便自然被撤。被撤校的村民，稍有财力的，直接带着孩子进县城陪读，经济不那么宽裕的，只好带着孩子转至各中心校寄宿，或是投亲靠友找出路。
“我清楚记得，当时访问过一个家长。她老公长年在外面打工，对家庭不管不问，非常贫困。到9月2日的时候才知道学校没了，一下子蒙了。没钱坐班车，哭着带了三个孩子去小蒜镇上学。”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山西项目负责人刘磊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作为一家致力于改变中国乡村教育状况的公益性社会团体，他从2007年起便驻扎在石楼。
学校的撤并，有的也很偶然。比如，一位六年级女生记得她所在的村小是这样被撤的：“一位跟着女老师住在学校里的女学生，出去时摔了一跤，摔成骨折。女老师赔了医药费，下学期就不愿意过来教书了。”
白家山小学的命运则比较坎坷。
先是因为代课老师甩手不干，公办教师不愿下乡，这所小学在还剩下16个学生时，在开学前几天被稀里糊涂地撤掉了；小学被撤并后，有位村民开着三轮车送儿子到另一所学校上学，不料路遇车祸，三轮车半路翻下山沟，村民下半身瘫痪——这起事故震动了整个村庄，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自家山小学被撤半年后，又神奇地被恢复了，不过，它没有坚持多久，—年后，因生源过少被彻底关闭。
“从2005年以后，时代发展的因素就很大了，”郑化民说。在石楼县，出去打工的父母多了，他们希望下一代分享更优质教育资源，开始主动将孩子带离农村，最终导致学校自然撤并。
中小学布局调整的同时，石楼县开始了学校寄宿制建设。2005午，石楼县所在的吕梁市开始“双百示范校”工程，即建设“条件达标、设施完备，师资配套、管理科学，质量优良、特色明显”的农村寄宿制小学和寄宿制初中各100所。
2007年11月，马村明德学校接受了“双百示范校”的初验。结果通报中，市教育局肯定了“该校新建餐厅功能齐全，常规管理制度精细，后勤管理工作扎实”等诸多优点外，指明问题是；“学校厕所蹲位严重不足……学校没有大门，校园四通八达， 可随意进出，存在安全隐患。”
而石楼县参评的另外一所罗村小学，则?没有专门的操场，食品没有储藏室，存放于湿度较大的灶房，易发生变质。
在《中国新闻周刊》得到的这份通报文件上，吕梁市的这些准“寄宿示范校”几乎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均存在问题，并被要求进行整改：如没有学生餐厅、楼梯没有扶手、甚至宿合门内没有关扣，等等。
马村明德九年一贯制学校仍是距离县城较近、寄宿条件较好的学校之一，包括田家岔村的白婷婷在内，不少非服务区的学生转入这所学校。它的学生数从2005年的217人激增至2008年的618人，非服务区学生也在3年内增加了100人。全县只留42所学校
至2009年4月，《石楼县人民政府关于石楼县中小学校布局调整规划的实施意见》文件发布时，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成果已卓有成效：全县已撤并了中小学218所，还有中小学131所。
不过，这131所学校的大部分，还需要继续撤并，以达到“全县中小学布局调整后保留小学30所，普通初中4所，九年制学校6所，普通高中1所，职业教育中心1所，共42所”的目标。附录中。任务被以表格形式分解到各乡镇中心校，细致到2009年、2010年分别撤并哪几所，都做出详细规定。
当这份规划被以“42所”的代号传开，就连一些教师、校长也暂时难以接受。虽然从2003至2009年，石楼义务教育适龄人口在逐年减少，但预计到2010年前后，仍有10000名左右的在校小学生。要在两年内将小学从100多所直接撤并至30所，步子似乎迈得太快了。
然而，石楼中小学布局调整仍在加快节奏。
一位中心校校长回忆，因为工作不得力，在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另一名中心校校长被点名批评：“你这个校区还有8所，怎么还不撤啊?怎么撤得这么慢?”被批评的校长不敢怠慢，下一学期便撤掉5所，超计划完成。第二年，该中心校被授予“布局调整”工作目标单项考评先进学校。
至此，石楼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已进展多年。一份来自石楼县人大2008年的调研报告，将全县教育流动的基本走向归纳为：乡村教育急剧衰退，城区教育迅速扩充，表现为“城挤、乡弱、村空”的基本现状。
报告称，城区学校凭借得天独厚的条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在及格率、优良率等参考系数上均是逐年稳步提高。
然而农村学校则保持了条件简陋、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质量不均的特点。其中，师资力量薄弱尤为突出。有的教师无教案、学生作业不批改。2009年，县教育体育局在检查工作中发现，不少农村小学生学过的生字不会认、学过的数学题不会做，当检查人员提出质疑时，教师的理由却是，学生是傻子、呆子。对此，这份以政府文件形式下发的检查结果通报中，少见地出现以下情绪化的句子：“一个老师只教几个学生，出现这样的情况，不可思议。”
部分教师的教学标准也不高。一所单人校教师在手写的工作汇报中表示，自己将认真批改作业，“做到面批面改，如发现问题及时纠正，—题一式。决不打大对号，批改作业一律用红笔，注明日期……”
有数据显示，城区学校学生的平均成绩确实高于农村学生。2007-2008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考试，前者七年级校均分为72.39分，后者则仅为56.07分。
这也使得部分没有被撤并学校的学生，自发地转向城区小学。2003年，石楼县教育体育局一位工作人员曾根据各年龄段儿童数量，推测出到2008-2009学年，城区小学在校生应为4300人，农村在校生应为7900人，也就是说，农村学生应该是城区学生的2倍。然而，现实情况完全相反。参加上述考试的，农村学生只达到城区学生的1／2。
农村似乎是要被抛弃的
到2011年9月，石楼全县中小学还有62所，但相差悬殊，城区最大的东风小学，已达29个班1688名学生；人数最少的西山中心校，11个班仅剩74名学生。
一方面，农村中小学的学生还在继续流失。如罗村中学，2005年小学升初中报名人数为207人，三年后，初中毕业生数仅为45人。这些流失的学生，有的转入城区中学，有的失学种地或外出打工。
另一方面，县城里租房陪读的家长还在增加。他们的考虑简单直接：到乡里陪读，还不如直接到县城；两个孩子寄宿，还不如租房同住。一口窑洞月租150元，加上水电、面菜等生活杂费，每年开销达5000元以上。
有时，陪读需要付出更多。进城后，有孩子学会了网络游戏，成绩反而下降；有妈妈发展出婚外情，最终离了婚，村里的地没有收成，老人生病没人照顾……陪读家长戏称为“四个荒了”：孩子荒了，婆姨荒了，土地荒了，老人荒了。
尽管如此，村民们离开家乡、为儿孙创造更美好未来的愿望还是日益增长，大家渐渐明白，即使是被保留的42所学校，也可能因为没有学生报名而自然撤并。就连校长也不知道自己的学校还可以支撑多久。韩志勇估计，转角小学消失的时间是“三年之外、五年之内”；被公认为寄宿条件较好的马村明德学校，校长郝彦平也在暗暗担心，生源会被条件更好的县城学校抢走。
对未来的不安情绪与危机感，弥漫于农村中小学教育管理者中。郑化民形容，“这就好比有一个老人，大家都知道他要死了，但又不能把他掐死，那么就给他输液维持，等着，维持到哪一天算哪一天。”
时至今日，布局调整进程就像一场百米竞赛，经历了起步、加速后，似乎没有人能掌握它的速度。在这场竞赛中，有村民吃力跟上了队伍，而贫困的村民终被抛弃。那些走不出农村、走不进城镇的农民，不得不继续挣扎在大山的褶皱之中。
2010年10月，来到石楼调研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副教授余凯，打算前往一个2里地外的村庄。在半个小时的山路上，他接连看见四五处被弃的房子，有的村里，卫生室只是一个营业的药店，村委会甚至没有办公的地方，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广播站和电影放映几乎消失。
他发现，越偏远的村落，生活成本越高，公共服务更少。比如，政府在人畜吃水工程修好以后将维护工作承包给个人，出现问题，承包方会通过水费涨价来回收维修费，因此，有的村自来水费是每吨3元，有的村则是8元。
那些利用扶贫资金新修或扩建的农村小学，有的一天也没有使用过，有的成了仓库间，养鸡场，更多的是空置、废弃。
“随着撤点并校和移民并村进程的发展，农村人口向中心城镇集中居住的趋势进一步明显……留守在自然村落的人生活境遇进一步恶化，暂时被保留的教学点的教学状况更加令人担忧。”余凯在调研报告中这样总结，“目前的移民并村和撤点并校政策显然无意于也不利于稳定农村人口，农村的空心化趋势还会持续。”
“每个人好像都认为，农村是要被抛弃的。从长期的时代发展来看，布局调整、提高教育质量是好的，但是，这其中付出代价的小部分农民，是让人心酸的，”郑化民说。作为一名乡村摄影爱好者，他开始为农民与窑洞拍摄留存影像。
进入2010年，石楼县政府决定，今后三年每年增加教育投资1000万元——这对于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来说，并不容易。对寄宿制学校的改造与建设正在进行，6所九年一贯制寄宿学校成为建设重点，另外，由于学校距离大多数学生居住地遥远，以及校车事故频发，幼儿生的就近入学问题也开始被关注。
2012年寒假，参加石楼教育工作会议的中心校长们发现，领导们不再催促布局调整了，在上年度工作目标考评中，“布局调整”这一单项也不见了。
今年1月20日，国家教育部同样发布了《教育部2012年工作要点》，关于布局调整，用词变得谨慎，即“坚持办好必要的村小和教学点”“审慎推进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
凌晨六点半，天还黑着，在黄河边的山西省石楼县，田家岔村已经醒来。伴着鸡鸣狗叫，一台满载学生、顶上摞着行李的中巴车摇摇晃晃地开上村里土路。临行前，有学生家长特意点了一挂鞭炮，给开学第一天的孩子们讨个彩头。
女生白婷婷也在车上。两个小时后，她将正式转学到距离县城更近的马村寄宿制小学。那里每天能吃上三顿饭，有单独的音乐体育老师，宿合楼下还有饮水机——这在她之前的村庄小学里都是奢望。
这个16岁的女生是主动要求转学的，“六年级了，村里的小学还在上五年级的英语”。
2012年春季学期，田家岔小学将只剩下19名学生。十年来，随着石楼县中小学布局调整的步伐，已有数千名像她—样的孩子选择离开村庄，前往学生更多、条件更好、离家也更远的其他中小学。撤点并校的开始
从太原坐车，从高速路转到柏油路、石子路，看过满眼黄土、千沟万壑，四个多小时后，才到达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石楼县位于山西省西部，东依吕梁山，西濒黄河，因为自然条件恶劣，当地流传着“山山和尚头，坡坡鸡爪沟，种田难见苗，十亩一担挑”的顺口溜。
散落在5700多条山沟里的500多个自然村里，曾经村村有小学。一孔土窑洞，一位高中毕业的民办教师，少则五六个、多则几十个学生，就是—个典型的村小。人们习惯性地把这种学校叫做“单人校”。
将便宜的三合板涂了墨汁晒干，用作黑板，下雨时，从窑洞顶哗啦啦往下掉土块……“条件确实是差”，石楼县小蒜镇转角小学校长韩志勇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上世纪90年代，他管理的一所村小有50多个孩子，夏天热得要将窗户卸下来，实在顾不上的时候，给—个年级上课时，就给其他学生每人发些小棍子，打发到窑洞外做算术、玩黄土。
这些像撒出的胡椒粉一样分散在山沟里的村小，以乡镇为单位，统一归中心校管理。村小只有一至四年级，复式教学，教学质量依赖于老师的知识水平和责任心。五年级时，不同村落的孩子们便集中到乡镇的寄宿制小学，然后进入乡镇初中、县城高中。
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下形成的、“村村办小学”的农村教育格局，进入21世纪后被打破。
2001年5月29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第13条规定，“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从此，石楼县撤点并校、布局调整的序幕缓缓拉开。
起初，县教育局计划撤并15人以下的学校。然而，固守土地的村民们都不愿意放弃孩子在家门口上学的机会，强烈反对。撤并不得不放缓。在2001年后的两年内，实现撤并的学校大多是没有生源自行消失的，为数不多。
随着农村税费改革、退耕还林等政策进行，2003年前后，石楼县政府制定了“撤乡并镇”“移民并村”的总体规划，要把散居在全县506个自然村的8，9万农业人口，集聚到“1城4镇82个中心村”来。
那时，全县还有中小学365所，其中有近90个是不到10名学生的教学点。
“移民并村，学校先行”，是石楼县教育体育局提出的一个口号。2004年，新建--了中心小学的小蒜镇教鹏焉村成为全县第—个移民新村。教鹏焉本来只是位于4"--岔路口的山头，周围的三道山梁里分布着十多个自然村，新村建起后，附近教学点陆续撤并至教鹏焉小学。
“客观地说，在2005年以前，以行政手段强行与老百姓意见对着干的情况，非常少，”石楼教育界人士郑化民如此评价，30年来，他做过教师、校长，后进入教育行政部门至退休。时代及政策的助推
2005年10月，吕梁市人民政府发布了《吕梁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的实施意见》。意见第一次将撤并标准做了规定，即“调整后保留小学的服务半径，沿川及公路沿线一般约为2公里，山区视具体情况可适当放宽”。
这份文件还规划，到2007年，将全市中小学由现有的4762所撤并为3500所左右。到2010年，继续撤并为2500所左右。
这些数字，在当年底发布的《吕梁市教育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6-2010)》中，继续精确为：“‘十一五’期间全市撤并规模小、条件差的农村小学和教学点2124所，薄弱初中123所……使全市小学数减少到2157所，初中撤并为213所。”
正是从这段时间开始，石楼县开始了大规模撤点并校。按学生报名人数，不到7人的学校便自然被撤。被撤校的村民，稍有财力的，直接带着孩子进县城陪读，经济不那么宽裕的，只好带着孩子转至各中心校寄宿，或是投亲靠友找出路。
“我清楚记得，当时访问过一个家长。她老公长年在外面打工，对家庭不管不问，非常贫困。到9月2日的时候才知道学校没了，一下子蒙了。没钱坐班车，哭着带了三个孩子去小蒜镇上学。”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山西项目负责人刘磊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作为一家致力于改变中国乡村教育状况的公益性社会团体，他从2007年起便驻扎在石楼。
学校的撤并，有的也很偶然。比如，一位六年级女生记得她所在的村小是这样被撤的：“一位跟着女老师住在学校里的女学生，出去时摔了一跤，摔成骨折。女老师赔了医药费，下学期就不愿意过来教书了。”
白家山小学的命运则比较坎坷。
先是因为代课老师甩手不干，公办教师不愿下乡，这所小学在还剩下16个学生时，在开学前几天被稀里糊涂地撤掉了；小学被撤并后，有位村民开着三轮车送儿子到另一所学校上学，不料路遇车祸，三轮车半路翻下山沟，村民下半身瘫痪——这起事故震动了整个村庄，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自家山小学被撤半年后，又神奇地被恢复了，不过，它没有坚持多久，—年后，因生源过少被彻底关闭。
“从2005年以后，时代发展的因素就很大了，”郑化民说。在石楼县，出去打工的父母多了，他们希望下一代分享更优质教育资源，开始主动将孩子带离农村，最终导致学校自然撤并。
中小学布局调整的同时，石楼县开始了学校寄宿制建设。2005午，石楼县所在的吕梁市开始“双百示范校”工程，即建设“条件达标、设施完备，师资配套、管理科学，质量优良、特色明显”的农村寄宿制小学和寄宿制初中各100所。
2007年11月，马村明德学校接受了“双百示范校”的初验。结果通报中，市教育局肯定了“该校新建餐厅功能齐全，常规管理制度精细，后勤管理工作扎实”等诸多优点外，指明问题是；“学校厕所蹲位严重不足……学校没有大门，校园四通八达， 可随意进出，存在安全隐患。”
而石楼县参评的另外一所罗村小学，则?没有专门的操场，食品没有储藏室，存放于湿度较大的灶房，易发生变质。
在《中国新闻周刊》得到的这份通报文件上，吕梁市的这些准“寄宿示范校”几乎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均存在问题，并被要求进行整改：如没有学生餐厅、楼梯没有扶手、甚至宿合门内没有关扣，等等。
马村明德九年一贯制学校仍是距离县城较近、寄宿条件较好的学校之一，包括田家岔村的白婷婷在内，不少非服务区的学生转入这所学校。它的学生数从2005年的217人激增至2008年的618人，非服务区学生也在3年内增加了100人。全县只留42所学校
至2009年4月，《石楼县人民政府关于石楼县中小学校布局调整规划的实施意见》文件发布时，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成果已卓有成效：全县已撤并了中小学218所，还有中小学131所。
不过，这131所学校的大部分，还需要继续撤并，以达到“全县中小学布局调整后保留小学30所，普通初中4所，九年制学校6所，普通高中1所，职业教育中心1所，共42所”的目标。附录中。任务被以表格形式分解到各乡镇中心校，细致到2009年、2010年分别撤并哪几所，都做出详细规定。
当这份规划被以“42所”的代号传开，就连一些教师、校长也暂时难以接受。虽然从2003至2009年，石楼义务教育适龄人口在逐年减少，但预计到2010年前后，仍有10000名左右的在校小学生。要在两年内将小学从100多所直接撤并至30所，步子似乎迈得太快了。
然而，石楼中小学布局调整仍在加快节奏。
一位中心校校长回忆，因为工作不得力，在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另一名中心校校长被点名批评：“你这个校区还有8所，怎么还不撤啊?怎么撤得这么慢?”被批评的校长不敢怠慢，下一学期便撤掉5所，超计划完成。第二年，该中心校被授予“布局调整”工作目标单项考评先进学校。
至此，石楼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已进展多年。一份来自石楼县人大2008年的调研报告，将全县教育流动的基本走向归纳为：乡村教育急剧衰退，城区教育迅速扩充，表现为“城挤、乡弱、村空”的基本现状。
报告称，城区学校凭借得天独厚的条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在及格率、优良率等参考系数上均是逐年稳步提高。
然而农村学校则保持了条件简陋、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质量不均的特点。其中，师资力量薄弱尤为突出。有的教师无教案、学生作业不批改。2009年，县教育体育局在检查工作中发现，不少农村小学生学过的生字不会认、学过的数学题不会做，当检查人员提出质疑时，教师的理由却是，学生是傻子、呆子。对此，这份以政府文件形式下发的检查结果通报中，少见地出现以下情绪化的句子：“一个老师只教几个学生，出现这样的情况，不可思议。”
部分教师的教学标准也不高。一所单人校教师在手写的工作汇报中表示，自己将认真批改作业，“做到面批面改，如发现问题及时纠正，—题一式。决不打大对号，批改作业一律用红笔，注明日期……”
有数据显示，城区学校学生的平均成绩确实高于农村学生。2007-2008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考试，前者七年级校均分为72.39分，后者则仅为56.07分。
这也使得部分没有被撤并学校的学生，自发地转向城区小学。2003年，石楼县教育体育局一位工作人员曾根据各年龄段儿童数量，推测出到2008-2009学年，城区小学在校生应为4300人，农村在校生应为7900人，也就是说，农村学生应该是城区学生的2倍。然而，现实情况完全相反。参加上述考试的，农村学生只达到城区学生的1／2。
农村似乎是要被抛弃的
到2011年9月，石楼全县中小学还有62所，但相差悬殊，城区最大的东风小学，已达29个班1688名学生；人数最少的西山中心校，11个班仅剩74名学生。
一方面，农村中小学的学生还在继续流失。如罗村中学，2005年小学升初中报名人数为207人，三年后，初中毕业生数仅为45人。这些流失的学生，有的转入城区中学，有的失学种地或外出打工。
另一方面，县城里租房陪读的家长还在增加。他们的考虑简单直接：到乡里陪读，还不如直接到县城；两个孩子寄宿，还不如租房同住。一口窑洞月租150元，加上水电、面菜等生活杂费，每年开销达5000元以上。
有时，陪读需要付出更多。进城后，有孩子学会了网络游戏，成绩反而下降；有妈妈发展出婚外情，最终离了婚，村里的地没有收成，老人生病没人照顾……陪读家长戏称为“四个荒了”：孩子荒了，婆姨荒了，土地荒了，老人荒了。
尽管如此，村民们离开家乡、为儿孙创造更美好未来的愿望还是日益增长，大家渐渐明白，即使是被保留的42所学校，也可能因为没有学生报名而自然撤并。就连校长也不知道自己的学校还可以支撑多久。韩志勇估计，转角小学消失的时间是“三年之外、五年之内”；被公认为寄宿条件较好的马村明德学校，校长郝彦平也在暗暗担心，生源会被条件更好的县城学校抢走。
对未来的不安情绪与危机感，弥漫于农村中小学教育管理者中。郑化民形容，“这就好比有一个老人，大家都知道他要死了，但又不能把他掐死，那么就给他输液维持，等着，维持到哪一天算哪一天。”
时至今日，布局调整进程就像一场百米竞赛，经历了起步、加速后，似乎没有人能掌握它的速度。在这场竞赛中，有村民吃力跟上了队伍，而贫困的村民终被抛弃。那些走不出农村、走不进城镇的农民，不得不继续挣扎在大山的褶皱之中。
2010年10月，来到石楼调研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副教授余凯，打算前往一个2里地外的村庄。在半个小时的山路上，他接连看见四五处被弃的房子，有的村里，卫生室只是一个营业的药店，村委会甚至没有办公的地方，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广播站和电影放映几乎消失。
他发现，越偏远的村落，生活成本越高，公共服务更少。比如，政府在人畜吃水工程修好以后将维护工作承包给个人，出现问题，承包方会通过水费涨价来回收维修费，因此，有的村自来水费是每吨3元，有的村则是8元。
那些利用扶贫资金新修或扩建的农村小学，有的一天也没有使用过，有的成了仓库间，养鸡场，更多的是空置、废弃。
“随着撤点并校和移民并村进程的发展，农村人口向中心城镇集中居住的趋势进一步明显……留守在自然村落的人生活境遇进一步恶化，暂时被保留的教学点的教学状况更加令人担忧。”余凯在调研报告中这样总结，“目前的移民并村和撤点并校政策显然无意于也不利于稳定农村人口，农村的空心化趋势还会持续。”
“每个人好像都认为，农村是要被抛弃的。从长期的时代发展来看，布局调整、提高教育质量是好的，但是，这其中付出代价的小部分农民，是让人心酸的，”郑化民说。作为一名乡村摄影爱好者，他开始为农民与窑洞拍摄留存影像。
进入2010年，石楼县政府决定，今后三年每年增加教育投资1000万元——这对于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来说，并不容易。对寄宿制学校的改造与建设正在进行，6所九年一贯制寄宿学校成为建设重点，另外，由于学校距离大多数学生居住地遥远，以及校车事故频发，幼儿生的就近入学问题也开始被关注。
2012年寒假，参加石楼教育工作会议的中心校长们发现，领导们不再催促布局调整了，在上年度工作目标考评中，“布局调整”这一单项也不见了。
今年1月20日，国家教育部同样发布了《教育部2012年工作要点》，关于布局调整，用词变得谨慎，即“坚持办好必要的村小和教学点”“审慎推进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