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就在“九五”计划中提出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命题，提出增长要从粗放的外延式增长转变为集约的内涵式增长，以技术创新为驱动，提高资源的分配效率。可是到了“十二五”实施的时候，转型还未有实质性的进展，其症结在什么地方？在这期间，中国错过了哪些关键性的机会，是什么让中国的转型之路变得如此艰难和漫长？这些问题涉及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方方面面，很多因素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
　　世界上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都经历过从野蛮到文明的发展过程，就连瑞士这样幸福指数极高、生态环境优越的国家，也曾经历过空气污浊、河流发臭的工业化时代。尽管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金融体系和社会结构与中国相去甚远，但驱动经济长期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基本是相同的，即技术创新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只需要搞清楚是什么影响了技术创新和资源分配效率，就能理解目前中国转型所处的困境。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创新的动力来自市场的优胜劣汰。如果市场是有效的，价格在买方和卖方双方的博弈中达到均衡，资源和要素通过价格调节自动分配到相应的部门和市场。在中国，由于游戏规则设计的重大偏差，不同人群和地区、不同类型的企业和部门，市场竞争环境差异很大，社会形成了明显的断裂层。如同1970年代的日本一样，由于贸易部门直接面对国际市场，竞争规则基本与外部一致，因此生产效率大大提高，而非贸易部门的竞争力则由于市场力量受到抑制而长期裹足不前。中国大量的国有企业，由于与政府的关系密切而获得大量廉价资源，加上低利率对金融资源和收入分配的扭曲，制造了大量缺乏竞争力、效率低下、规模巨大的“虚胖型”企业，而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则受到了严重挤压和限制。更糟糕的是，社会断裂和政治关联导致了很多市场失去了灵活的进入和退出机制，行政垄断的力量日益增强，很多原本应该由市场竞争决定的部门变成了行政干预和利益寻租的对象。
　　如果说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中国错失的两次转型机遇的话，那么未来10年将是中国不能再错过的一次转型机会。外部需求下降、劳动力成本、资源价格上涨和环境约束压力必然使得中国要调整出口导向战略，促进产业升级，转向内部需求。刺激内需首先要提高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和能力。事实上，对大多数老百姓而言，因为金融体系的低效，创新和劳动所获的补偿很少，家庭收入不但要补贴国有企业和基础设施重复建设的投资，还要支付高昂的医疗和教育支出。此外，在持续紧张的通胀压力下，政府进行大规模公共投资的空间也很小。可以说，在目前的消费结构和投资结构下，中国经济向内寻找持续增长的机会并不令人乐观，除非政府痛下决心将改革强行推进，打破目前不公平的竞争格局和收入分配结构，自觉限制行政干预，重新设计市场游戏规则。
　　2011年，从房地产调控、货币政策调整、金融体系高层变动到文化产业大发展规划的出台，政府力图通过社会发展和制度变革推动经济转型的意图非常明显。深水区的改革必然会触及经济社会最敏感的神经，中国能否弥合社会断层，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增长和社会繁荣？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下一步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