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要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
——沙飞
2012年5月5日，是中国摄影史上的传奇人物——沙飞百年诞辰的日子。河北石家庄双凤山陵园，沙飞铜像耸立在燕赵大地的青山翠柏之中。他背靠青纱帐、身着八路军军装、手握照相机、目光炯炯直视前方，让后人联想到他当年驰骋抗日疆场的摄影战士的身影。
决心用镜头记录历史
沙飞，原名司徒传，1912年5月5日生于广州，祖籍广东省开平县，先后就读于广州市立初级小学、广州育才中学、广州无线电专门学校。1926年参加北伐，在国民革命军当报务员。1932年在汕头电台当特级报务员，开始对摄影产生兴趣。最初他用相机记录了他和恋人、妻子王辉的甜蜜时光以及风光景物，但是很快，他的镜头对准了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他拍摄了《磨剪工》、《慈母手中线》、《风烛残年》、《为了活命》、《生命的呐喊》、《被迫离境》等照片，有在饥饿中挣扎的人力车夫、流离失所的灾民、呼号求乞的盲人、骨瘦如柴的流浪儿和疲于奔命的码头工人……从不同侧面记录了广大劳动人民在旧社会为生计苦苦挣扎、拼命抗争的情景，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底层的现状。
1935年6月，沙飞加入上海黑白影社。之后，沙飞赴南澳岛拍摄专题照片，先后以《南澳岛——日人南进中的一个目标》、《敌人垂涎下的南澳岛》为题，在1936年11月《生活星期刊》和1937年6月《中华图画杂志》上发表。这些照片介绍了南澳岛的地理概貌、自然风光、渔民生活生产情况，揭露了大批日本浪人潜入我南疆活动的阴谋。沙飞出于民族责任感，自觉拍摄下这些照片，意在告诫国人日本军国主义亡我中华民族之心不死，提醒国人警惕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这是中国摄影史上最早表现国防题材的照片。
1936年初，沙飞看到一本外国画报，上面的几幅照片记录了1914年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菲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族一青年用手枪打死的画面。这一事件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照片深深触动了思想活跃、渴望自由、向往光明、受左翼文化运动影响的沙飞。经过痛苦的抉择:“动摇过，痛哭过甚至企图自杀过”（1），沙飞最终抛弃了安定的生活、丰厚的薪水、美满的婚姻，毅然投身摄影，“决心做一个前进的摄影记者”，“与黑暗的旧势力奋战到底”（2），用相机记录历史。
为鲁迅写真
1936年9月，沙飞因暂时未能实现当摄影记者的愿望，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同年10月8日，在第二届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上，沙飞拍摄了鲁迅、鲁迅与青年木刻家等珍贵照片。这些照片入木三分地刻画出鲁迅作为中国文化革命旗手那“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轩昂气质。这是鲁迅生前最后的留影，也是鲁迅留在中国人心中的肖像。11天后，鲁迅病逝，沙飞赶到位于上海山阴路的鲁迅卧室，拍摄了鲁迅遗容。之后他又拍摄了鲁迅的葬礼和上海各界悼念鲁迅的活动。这些照片第一次以“沙飞”（意即“我要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的名字在《良友》、《时代》、《生活星期刊》和《中华图画杂志》等刊物上发表，引起极大反响和轰动。沙飞在自己拍摄的鲁迅照片下面写下心中的誓言：“我们要继续鲁迅先生的对恶势力不妥协的伟大精神奋斗到底。”（3）
“摄影是暴露现实的一种最有力武器”
1936年12月3日，沙飞在广州长堤青年会举办第一次个人摄影展览。次年6月在桂林初级中学举办第二次个人摄影展览。展出作品除鲁迅的照片、南澳岛照片、风光静物照片外，还有大量反映大众生活和社会状况的照片。展览引起震动。陈望道先生指出：“他的摄影差不多随便哪一张都是严肃内容的表现，这在现在用美女照片作封面、用美女照片装底面的摄影时风中简直是一种革命。”（4）千家驹先生赞誉他“真能站在大众的立场，以艺术为武器来描写大众生活与表现社会之矛盾”、 他的作品“十之八九是对于大众生活的写真”、“他分明是属于另一时代与另一类型的”（5）。有识之士更加明确地指出：“崭新的摄影艺术之途是由沙飞先生苦苦开辟出来了。”（6）
沙飞开辟出来的不仅仅是摄影创作的新天地，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摄影武器论的思想。
沙飞在两次个人摄影展览的《写在展出之前》文中都明确提出：“摄影是暴露现实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摄影是造型艺术的一部分”，”“现实世界中，多数人正给疯狂的侵略主义者所淫杀、践踏、奴役！这个不合理的社会，是人类最大的耻辱，而艺术的任务，就是要帮助人类去理解自己，改造社会，恢复自由。因此，从事艺术的工作者——尤其是摄影的人，就不应该再自囚于玻璃棚里，自我陶醉，而必须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去寻找现实的题材。”（7）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8月15日，沙飞在《广西日报》上发表文章《摄影与救亡》，进一步提出：“将敌人侵略我国的暴行、我们前线将士英勇杀敌的情景以及各地同胞起来参加救亡运动等各种场面反映暴露出来，以激发民族自救的意识。同时并要严密地组织起来，与政府及出版界切实合作，务使多张有意义的照片，能够迅速地呈现在全国同胞的眼前，以达到唤醒同胞共赴国难的目的。这就是我们摄影界当前所应负的使命。”此文发表后不足半个月，沙飞已经抵达华北抗日前线太原，决心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实现自己提出的摄影者使命。
1939年“九·一八”8周年纪念日，沙飞《为吴印咸〈摄影常识〉作序》撰文提出：“在这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的过程中，一切都必须为抗战建国而服务。我们为了要增强抗战的力量，为了要使这种有力的宣传工具起到它应有的作用——把我军区军政民各界在华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坚持持久抗战，坚持统一战线，改善人民生活，实施民主政治……等英勇斗争情形，把日寇一切残暴与阴谋以及敌伪军厌战反战等事实反映出来，并广泛地传达到全国和全世界去。使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知道在华北敌人的后方有这样广大而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并了解这个抗日根据地的一般情形，相信中国抗战是有光明的前途，和更清楚地认识日寇的残暴与阴谋，以及它可怜的命运——因此，我们已决定把全军区所有的摄影机动员起来，把全军区所有愿意从事新闻摄影工作的同志们联系起来，以便共同担负起时代所给予我们新闻摄影工作者的重大的任务。我们知道，没有组织和计划，就绝不会发生多大力量的。”
在中国，把摄影作为斗争武器，在理论上予以明确表述的，沙飞是第一人。
奔赴抗日疆场的摄影战士
1937年8月，在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浪潮中，沙飞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毅然北上，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山西太原，在李公朴领导的全民通讯社任摄影记者。9月，115师刚从平型关撤到山西五台，沙飞经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枫介绍，赴115师去采访。正在受命组建晋察冀军区的聂荣臻欢迎他，并安排他到杨成武支队采访。1937年11月，日寇占领太原，华北几乎全部沦陷。1937年12月，聂荣臻电召在杨成武支队的沙飞到河北阜平，批准他参军，并任命他为军区摄影记者、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第一任编辑科长兼《抗敌报》副主任（主任由政治部主任舒同兼任）。聂荣臻将刚缴获的一台魏尔脱相机交给沙飞使用。从此，沙飞成为人民军队中的第一个专职摄影记者，正式开始了他以相机为武器、投身抗战的生涯。沙飞多年的渴望成为现实，他以高昂的斗志、炽热的激情、卓越的工作实现着他的人生理想和价值。
1939年2月，晋察冀军区成立新闻摄影科，沙飞任科长。从1937年9月至1946年8月，沙飞拍摄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打击侵略者、抗日将士、军旅生活、民主政权建设、民众支援抗日、百姓生活、日寇暴行、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国际友人等内容的千余幅照片。
沙飞用照相机生动而真实地记录下中国人民、中国军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丽画卷。沙飞的作品是真实的，是他置生死于度外、深入现场拍摄的，从他棉袄袖口上被子弹打出来的洞可以看出他离敌人有多近；沙飞的作品是感人的，每一张照片都饱含着他对中华民族的爱、对父老兄弟的情，对侵略者的仇、对剥削者的恨；沙飞的作品是美妙的，青山、绿水、蓝天、白云、青纱帐、古长城……大自然中的一切景物与被摄物融为一体，被赋予更高层次的寓意；沙飞的作品是丰厚的，他一个人就在中国摄影史上留下了上千张抗日战争时期的珍贵底片；沙飞的作品是激昂的，雄伟壮丽的古长城与驰骋疆场的八路军组成《义勇军进行曲》的恢弘乐章，鼓舞着被压迫、被践踏、被侵略的中华民族奋起反抗！沙飞的作品像一幅幅壮美的画，一首首昂扬的诗，一曲曲雄壮的歌，流淌着中华民族不屈的魂，展露着华夏儿女高昂的头！
沙飞认为，摄影“是一种负有报导新闻职责的重大政治任务的宣传工具”，要“最迅速地将所反映的现实诸象广泛地传播出去”（8）。他在深入前线、深入敌后进行新闻摄影采访的同时，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自己倡导的这一思想。1939年1月，沙飞和罗光达一起在晋察冀军区驻地平山县蛟潭庄举办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摄影展览》，这是中国解放区举办的第一个摄影展览。展览之后，聂荣臻特意派人将照片送到延安和重庆。同年3月18日，聂荣臻收到毛泽东主席从延安的来信：“送我的一本照片正传观各同志”（9）。据统计，从1939年1月到1949年10月，仅晋察冀军区、新闻摄影科、《晋察冀画报社》和华北画报社举办的大中小型展览和流动巡回摄影展览就达三百次以上。此外，沙飞和战友们还利用战斗间隙，时常在战壕里、田头边举办摄影展览。1939年保卫阜平的战斗中，沙飞随部队采访途中休息时，向连长要求举办照片展览，得到同意，就把随身带着的战斗英雄和战斗事迹的照片挂起来。战士们被英雄鼓舞，尤其是看到他们自己连队的活动照片，战斗情绪高涨，纷纷表示要在战场上立功，好让自己也上照片。连长也很激动，表示一定要打个漂亮仗！部队果然凯旋而归。沙飞立刻又把新拍摄的照片整理出来，及时展出。战士们看了，斗志更高了。接下来的战斗，战士们更加英勇，又打了个大胜仗！战士们激动地唱道：“南蛮子，瘦个子，腰里挎个黑匣了，他为军民留影子。留影子，洗片子，军民看了照片子，齐心协力打鬼子”。（10）
与白求恩的友谊
1938年6月，加拿大反法西斯战士白求恩大夫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和沙飞一见如故，成为挚友。沙飞拍摄了聂荣臻和白求恩在一起、白求恩为伤员做手术、白求恩在模范医院开幕典礼上讲话、白求恩和小八路、白求恩和民兵站岗、白求恩在日光浴、白求恩在唐河嬉水……一幅幅画面把白求恩的精神、白求恩的胸怀、白求恩的风采、白求恩的情趣活脱脱地刻录下来。白求恩给在延安的马海德大夫的信中，称赞沙飞是“一个很出色的摄影师”（11）。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因给伤员做手术时受病毒感染不幸去世。沙飞闻讯悲恸万分，星夜兼程赶到唐县于家寨向白求恩告别，拍下了白求恩遗容及追悼大会、白求恩烈士墓落成典礼的照片。白求恩去世前在给聂荣臻的信中写道“……照相机给沙飞……”（12）。读着白求恩的遗信、捧着白求恩留下的莱丁娜相机，沙飞热泪满面。
1940年11月，白求恩逝世一周年之际，沙飞在唐县筹划举办了“纪念我们的国际朋友白求恩摄影展览”，展出沙飞、吴印咸、罗光达等人拍摄的白求恩大夫活动照片50幅和白求恩摄影遗作28幅。沙飞用白求恩遗赠的照相机拍摄了影展的实况。沙飞非常珍爱这台照相机，一直随身携带，精心爱护，用它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沙飞去世后，其家属把它捐赠给中国摄影家协会，成为中国摄影史上的一件珍贵文物，也成为中加友谊的历史见证。
穿越历史的《将军与幼儿》
1940年8月，百团大战打响。我军攻克井陉微水火车站时救出两名日本孤女——美穗子和留美子。她们的母亲加藤麻津死于炮火中，父亲加藤清利是火车站站长助理，被八路军从烈火中救出后不久，因伤势严重抢救无效死亡。美穗子姐妹俩很快被送到了前线司令部，聂荣臻司令员马上安排一名战士给五岁的美穗子做“保姆”，给不满周岁的留美子找了奶娘。聂荣臻亲切地招待着敌战国同是遭受战争伤害的的孩子，并亲笔给日军片山旅团长写了一封信，派当地老乡用箩筐挑着两个小姑娘，一个村又一个村地采取接力传送方式将孩子交给日军。日军收到两个孩子后，给聂荣臻回信表示感谢。1940年10月，美穗子的伯父加藤国雄从石家庄将她接回故乡日本宫崎县都城市，妹妹留美子因病死于石家庄石门医院。
当时正在百团大战前线采访的沙飞，以政治上的敏锐和眼光拿起照相机，拍摄了聂荣臻将军和日本小姑娘的珍贵照片。沙飞在拍摄此组照时，对他的学生冀连波说：这些照片几十年后发到日本会起作用的。他曾经深情地回忆：“我们的战士在与敌人作战时是多么英勇。对敌人的仇恨是多么深啊！可是（对）敌人丢掉的一个小孩子却是宽大为怀的。”（13）《抗敌报》1940年 9月14日发表署名晋察冀社通讯稿文章《老乡，把这两个日本女娃娃送到敌人那里去！》，署名沙飞的该文章已经收入即将出版的晋察冀日报研究会主编的《抗敌通讯》。1941年6月沙飞拍摄的组照《将军与幼儿》，2幅发表在《解放画刊》第2号，这是沙飞任科长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摄影科供稿、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编辑的日文版画报。1942年《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发表了《将军与幼儿》组照及聂荣臻给石家庄日本驻华北派遣军司令的信。画刊、画报送往敌占区，日本士兵和侨民看到后，被八路军的人道主义精神所感动。
正如沙飞所料，四十年后，根据沙飞拍摄的照片，寻找到了当年被救的日本小姑娘美穗子。1980年，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美穗子携同家人来到中国，专程看望了救命恩人聂荣臻，向中国政府、中国人民表达了感激之情。聂帅说：救你的事，不只我一个人会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不论是谁，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这样做的。让我们化干戈为玉帛吧!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永不兵戎相见。1999年，聂荣臻的家乡重庆江津与美穗子家乡日本都城市结为友好城市。2008年4月至今，沙飞摄影展览在日本巡展已20多个县市；今年，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拟组团，于5月5日到中国石家庄参加纪念沙飞百年诞辰活动。
沙飞的照片讲述了一个穿越历史的动人故事，成为中国历来奉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的真实记录和有力见证。
山沟沟里创办出精美画报
《晋察冀画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革命战争时期创办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一份画报。沙飞是该画报的创始人、主任，也是记者、编辑、校对和印刷工人。画报社从筹建到诞生，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日寇疯狂屠杀、严密封锁，物质条件极端困难，印刷设备严重匮乏。面对今天我们难以想象的无数困难，沙飞和他的战友们硬是创造出了奇迹：没有厂房，露天工作；没有电源，利用自然光；没有器材，因陋就简；没有铜版材料，用铅皮代替；后来，他们还研究创造出轻便印刷机、轻便制版机和轻便排字房，全部设备可以装上一辆大车，拉上就走。为了防止日寇袭击的破坏，画报社每到一地，沙飞都要带着战士挖洞以备在紧急时刻储藏器材。他们还发明了“洞中洞”，外洞之中套里洞，外洞放一般器材，里洞放贵重器材。有一次，鬼子“扫荡”，果然只发现了外洞，里洞的贵重器材得以保住。无论工作条件多么艰苦，沙飞总能想出办法解决困难。
《晋察冀画报》正式创刊出版，是在1942年7月7日，纪念抗日战争五周年的日子。很快，画报发行到延安、重庆、南洋，甚至发送到北平、天津、上海等敌占区。从1939年晋察冀军区摄影科成立、1942年晋察冀画报社成立、至1948年5月华北画报社成立为止，沙飞与战友们在九年中拍摄了数万张具有文献价值的照片；《晋察冀画报》先后出版画报画刊79期、丛刊5本，共发行61.8万册，出版摄影读物和影集、卡片6种，共发行了64280册，还向其他解放区、国统区和国外发稿5万张；举办影展300余次；先后派出3批人员，支援兄弟解放区创办摄影画报。延安《解放日报》载文称它是“开拓与创举”（14）。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中尉飞行员白格里欧在参观了晋察冀画报社，看到那些精美的画报竟是出自那些土制自造的制版机、印刷机时，禁不住赞叹：“要不是我亲眼看到……，我是不会相信的（15）。”就连日军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都不相信《晋察冀画报》是在山沟沟里印出来的，还下令在北平、天津、保定等城市四处搜查。
这份以新闻照片为主要内容的画报，把晋察冀边区军民坚持抗战和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真实地记录下来，客观公正地面对边区、面对全国、面对全世界报导出去。这是一份全新的画报，它翻开了中国画报史上光辉的一页，也成为世界画报史上的奇迹。
培养新闻摄影人才
沙飞在摄影实践过程中深切地感到，要完成新闻摄影赋予的任务，充分发挥新闻摄影的作用，就要建立一支具有一定数量的强有力的新闻摄影队伍。
在抗日战争初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摄影工作几乎是空白。1939年7月，沙飞诚邀随延安电影团在华北抗日战场采访的吴印咸编写了《摄影常识》一书，由《抗敌报》印刷出版，作为培训摄影干部的教材，发行到部队和地方。沙飞和石少华、罗光达等同志以举办摄影训练队的方式培养摄影干部。《摄影常识》是基本教材，课程有摄影常识、新闻摄影、暗室技术、照片上色等，另外还有政治和文艺理论课程。冀中军区火线剧社的凌子风和李涛为摄影训练队创作了队歌《我们是革命的摄影工作者》。面对文化程度不高又从未见过照相机的战士，沙飞和石少华们既要讲述摄影理论和摄影技术，还要亲自给学员们做示范、手把手地带着学员进行实践。当时摄影器材奇缺，几个人共用一台相机，胶卷少就经常进行空拍练习，偶尔能每人拍上一半张；“暗房”是老乡家的饭桌蒙上布，人就钻在下面冲印照片……曾参加过摄影训练队学习的摄影史专家顾棣老人回忆：“沙飞、石少华是教员，学的第一本教材是吴印咸写的《摄影常识》。沙飞主讲新闻摄影，重点讲新闻摄影采访报道方法和新闻摄影记者应具备的条件等内容。沙飞给我的印象最深，他说摄影是战斗，照相机是武器，要掌握住这武器，掌握照相机等于战士掌握枪一样……”
据统计，从1940年到抗日战争胜利，先后开办10期摄影学习班，毕业学员200多人，到解放战争胜利时，摄影队伍达500余人，使党的新闻摄影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军区到军分区、从晋察冀到晋冀鲁豫、到华东、东北……为中国革命战争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军事新闻摄影记者。后来，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为新中国新闻摄影事业的领导同志和中坚力量。
“人在底片在”
沙飞重视保存记录中国革命战争的照片档案。他把自己拍摄的鲁迅的底片一直随身携带。他领导的晋察冀军区摄影科设有专人保管底片资料。他担任主任的晋察冀画报社专门成立资料组保管整理照片档案。他一再强调：人在底片在，人与底片共存亡。他叮嘱自己的警卫员赵银德：“如果遇到情况，不要管我，要保证底片的安全，带着底片跑……”
1943年秋，日寇集中兵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秋季大扫荡。沙飞、石少华等带领同志们把画报社的器材、设备纷纷坚壁到山洞里，而对于装着照片和底片的4个黄色带毛牛皮包（每个约35公分见方、厚15公分、重15斤）的坚壁，沙飞颇费心思。他说，印刷机、制版机坏了丢了还能再想办法，底片如果损失了，就无法挽回……底片、照片是画报社的命根子，是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见证，是晋察冀边区军民抗击日寇的珍贵记录。他吩咐负责底片冲洗印制的宋贝珩和赵银德，到山上去找干燥的、隐蔽的地方坚壁照片和底片，做到万无一失。宋贝珩和赵银德用了几天的时间，走遍了花塔山的每一个沟壑，最终在快到山顶的地方找到一个山洞。洞周围山势险峻、草木丛生、没有道路通行，地势高也比较干燥。经沙飞同意，他们把画报社的底片和照片坚壁在这个洞里。之后大概三个月中，鬼子几次搜山，那些底片、照片都安然无恙。
1943年底，日军的扫荡更加残酷。12月9日拂晓，在阜平柏崖村，沙飞及其战友们与超过自己数倍兵力的敌人遭遇。在突围中，画报社损失惨重：赵烈、何重生等九人牺牲，工兵班除一人幸存外全部牺牲，沙飞、赵银德、王友和、杨瑞生受重伤，印刷器材损失，然而沙飞和他的战友们把上万张底片抢救出来，赵银德立了大功。
沙飞亲自召唤、安排、培养有责任感的顾棣做照片档案工作。1948年12月30日，在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住院的沙飞回信给顾棣：“你的来信使我甚高兴。你在资料工作这几年来已有很大成绩，希望继续努力。资料工作在画报工作占着很重要的一部分，而这些东西也是全体同志十余年来血汗换来的结晶品，所以我们都要加以爱护它呢。”
如今这些底片完好地保存在解放军画报社，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一个性情中人
沙飞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热爱自己所献身的神圣的事业，对新闻摄影事业有着无限激情、无数“幻想”。谈起摄影，他滔滔不绝，黑亮的眼睛格外有神；干起摄影，他如醉如痴，几天几夜不睡觉，行军中吐了血躺在担架上还在写报告。1940年，沙飞和石少华第一次见面，一谈就是几个通宵，谈走上摄影的经历、谈对摄影的感悟、谈摄影工作的发展、谈摄影队伍的建设……他还大胆地提出在晋察冀创办宣传抗战的摄影画报。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幻想”的事情后来成为现实。而沙飞的“幻想”永无止境：在晋察冀出画报已经是奇迹了，还要出彩色版、出中英文版；晋察冀的画报出版了，还要出人、出力、出器材帮助其他根据地办画报……一个“幻想”成为现实，新的“幻想”又在酝酿、构思。1943年沙飞在反“扫荡”斗争中身负重伤，石少华和罗光达去医院看望。沙飞躺在病床上和他的战友规划着摄影工作的未来和画报社发展的蓝图，他还激动地提出抗战胜利后创办全党全军的摄影大画报！要知道，这个时候，沙飞正面临着失去双脚的威胁！
沙飞热情奔放，对战友、对同志像一团火。画报社的同志病了，他亲自跑到军区卫生部去给他们要当时最好的药“奎宁”；画报社杀了羊，他把羊皮留给工人御寒；配给他的马，他经常让战士骑；配给他的营养品，他分给战士和伤病员吃，还千方百计搞些细粮和鸡蛋，给画报社的印刷技术人员改善生活，自己却吃黑豆和高粱。沙飞具有艺术家的浪漫气质，对初次见面的战友，他就能拥抱欢迎，这在六七十年前的中国解放区简直是奇观。他爱笑，休息时和战友们嘻嘻哈哈，走到哪笑到哪。他也爱哭，为顶住压力选择摄影，他痛哭过；为战友牺牲，他痛哭过；为不同意将画报社的图片社、印刷厂划归政治部，他伤心地大哭过……他心境坦荡、全无遮拦，是个性情中人。
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沙飞在解放区的热土上尽情地施展着自己的才华，实现着自己的理想，开创着崭新的中国新闻摄影事业。就在这片土地上，就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候，沙飞还迎来了因为误会而分别八年之久的妻子。1945年6月，沙飞妻子王辉从延安来到晋察冀和他团聚，同年底，沙飞夫妇又和从延安来的儿子王达理、女儿王笑利在张家口重逢。沙飞沉浸在为终身渴望的事业奋斗拼搏的激情中，沉浸在与妻子儿女别后重逢的喜悦中。
然而，多年的劳顿使沙飞积劳成疾，他终于累倒了，病倒了。1948年5月，沙飞因患严重的肺结核病住进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期间，又患上严重的精神分裂症。1949年12月15日，他在精神恍惚中开枪打死了日本籍主治医师津泽胜。1950年2月24日，原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决沙飞死刑，同年3月4日在石家庄执行，沙飞时年38岁。
中国摄影史上的划时代者
沙飞就这样默默地去了，他的名字很久没有被公开提及。然而，在中国摄影史上，沙飞的名字是绕不过去的。
1981年，中国摄影界第一次公开评价沙飞的历史贡献，第一次披露沙飞从事革命摄影实践活动的真实材料。1981年《中国摄影》第三期发表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蒋齐生的文章《沙飞——开创中国人民革命摄影事业的摄影革命家》。全国摄影理论年会1981年论文集发表蒋齐生关于沙飞的第二篇文章《沙飞的摄影与鲁迅》。1985年11月22日至12月1日，《沙飞摄影艺术展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1986年3月，《沙飞摄影艺术展览》先后在广州、开平举行。1986年5月19日，北京军区军事法院作出判决，撤消原华北军区政治部判决，为沙飞恢复军籍。1986年6月11日，中共北京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决定，恢复沙飞党籍。1986年6月，《沙飞摄影集》由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1995年，《沙飞、石少华摄影作品展》在广州、深圳、汕头巡回展出。1996年《沙飞纪念集》出版。
2004年5月，沙飞铜像在石家庄双凤山陵园落成，沙飞摄影展同时举办。河北是沙飞战斗的地方，石家庄是沙飞长眠的地方。沙飞的战友们来了，老区的父老兄弟来了。一幅幅照片上，那山、那水、那石，那村、那房、那人，彷佛就在昨天。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沉寂和非难，沙飞带着他的照片回来了，回到了燕赵大地的热土上，回到了他的战友和亲人旁。
2005年《沙飞摄影全集》出版。2008年沙飞摄影展在美国休斯敦摄影节展出。2009年沙飞的学生、摄影史专家顾棣编著的《中国红色摄影史录》出版。2011年《沙飞和他的战友们摄影展》在云南大理摄影节展出。2012年4月至5月，北京国家博物馆、石家庄、上海鲁迅纪念馆、广东美术馆将先后举办沙飞摄影展，以纪念沙飞百年诞辰。
沙飞是遗憾的，他在自己最爱的事业上仅仅拼搏了十余年，那么多的理想和愿望还没有实现。沙飞又是幸运的，他的家人一直深爱着他，他的战友一直思念着他。几十年后，他的战友说起他，眼睛里闪着泪花，依旧那么动情，得到他平反的消息大家奔走相告……沙飞更是自豪的，他在国家遭受侵略、民族面临危亡的时候，自觉地以照相机做武器，记录了中华民族一段悲壮的历史，使中国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无数伟大瞬间成为永恒的影像记录。他和他的战友们创造了中国摄影史乃至世界摄影史上最光辉的业绩。他像一名骑士在满是荆棘的荒漠上驰骋，在摄影理论、摄影实践、摄影作品出版、摄影队伍建设和照片档案保护等方面踏出了一条崭新的大道。几十年后，当人们重新审视中国摄影发展的历史时，无可辩驳的史实告诉后人：沙飞是中国人民革命摄影事业的先驱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是中国摄影史上划时代的人物，他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中国摄影史的丰碑上。
沙飞走过了短暂而传奇的一生。他似乎是为摄影而生，当他带着遗憾、带着眷恋离开人间，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天国里自由飞舞时，陪伴他的是一直贴身于他的鲁迅的底片，是他一生钟爱并为之献身的永远魂牵梦绕的摄影事业。
——沙飞
2012年5月5日，是中国摄影史上的传奇人物——沙飞百年诞辰的日子。河北石家庄双凤山陵园，沙飞铜像耸立在燕赵大地的青山翠柏之中。他背靠青纱帐、身着八路军军装、手握照相机、目光炯炯直视前方，让后人联想到他当年驰骋抗日疆场的摄影战士的身影。
决心用镜头记录历史
沙飞，原名司徒传，1912年5月5日生于广州，祖籍广东省开平县，先后就读于广州市立初级小学、广州育才中学、广州无线电专门学校。1926年参加北伐，在国民革命军当报务员。1932年在汕头电台当特级报务员，开始对摄影产生兴趣。最初他用相机记录了他和恋人、妻子王辉的甜蜜时光以及风光景物，但是很快，他的镜头对准了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他拍摄了《磨剪工》、《慈母手中线》、《风烛残年》、《为了活命》、《生命的呐喊》、《被迫离境》等照片，有在饥饿中挣扎的人力车夫、流离失所的灾民、呼号求乞的盲人、骨瘦如柴的流浪儿和疲于奔命的码头工人……从不同侧面记录了广大劳动人民在旧社会为生计苦苦挣扎、拼命抗争的情景，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底层的现状。
1935年6月，沙飞加入上海黑白影社。之后，沙飞赴南澳岛拍摄专题照片，先后以《南澳岛——日人南进中的一个目标》、《敌人垂涎下的南澳岛》为题，在1936年11月《生活星期刊》和1937年6月《中华图画杂志》上发表。这些照片介绍了南澳岛的地理概貌、自然风光、渔民生活生产情况，揭露了大批日本浪人潜入我南疆活动的阴谋。沙飞出于民族责任感，自觉拍摄下这些照片，意在告诫国人日本军国主义亡我中华民族之心不死，提醒国人警惕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这是中国摄影史上最早表现国防题材的照片。
1936年初，沙飞看到一本外国画报，上面的几幅照片记录了1914年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菲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族一青年用手枪打死的画面。这一事件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照片深深触动了思想活跃、渴望自由、向往光明、受左翼文化运动影响的沙飞。经过痛苦的抉择:“动摇过，痛哭过甚至企图自杀过”（1），沙飞最终抛弃了安定的生活、丰厚的薪水、美满的婚姻，毅然投身摄影，“决心做一个前进的摄影记者”，“与黑暗的旧势力奋战到底”（2），用相机记录历史。
为鲁迅写真
1936年9月，沙飞因暂时未能实现当摄影记者的愿望，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同年10月8日，在第二届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上，沙飞拍摄了鲁迅、鲁迅与青年木刻家等珍贵照片。这些照片入木三分地刻画出鲁迅作为中国文化革命旗手那“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轩昂气质。这是鲁迅生前最后的留影，也是鲁迅留在中国人心中的肖像。11天后，鲁迅病逝，沙飞赶到位于上海山阴路的鲁迅卧室，拍摄了鲁迅遗容。之后他又拍摄了鲁迅的葬礼和上海各界悼念鲁迅的活动。这些照片第一次以“沙飞”（意即“我要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的名字在《良友》、《时代》、《生活星期刊》和《中华图画杂志》等刊物上发表，引起极大反响和轰动。沙飞在自己拍摄的鲁迅照片下面写下心中的誓言：“我们要继续鲁迅先生的对恶势力不妥协的伟大精神奋斗到底。”（3）
“摄影是暴露现实的一种最有力武器”
1936年12月3日，沙飞在广州长堤青年会举办第一次个人摄影展览。次年6月在桂林初级中学举办第二次个人摄影展览。展出作品除鲁迅的照片、南澳岛照片、风光静物照片外，还有大量反映大众生活和社会状况的照片。展览引起震动。陈望道先生指出：“他的摄影差不多随便哪一张都是严肃内容的表现，这在现在用美女照片作封面、用美女照片装底面的摄影时风中简直是一种革命。”（4）千家驹先生赞誉他“真能站在大众的立场，以艺术为武器来描写大众生活与表现社会之矛盾”、 他的作品“十之八九是对于大众生活的写真”、“他分明是属于另一时代与另一类型的”（5）。有识之士更加明确地指出：“崭新的摄影艺术之途是由沙飞先生苦苦开辟出来了。”（6）
沙飞开辟出来的不仅仅是摄影创作的新天地，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摄影武器论的思想。
沙飞在两次个人摄影展览的《写在展出之前》文中都明确提出：“摄影是暴露现实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摄影是造型艺术的一部分”，”“现实世界中，多数人正给疯狂的侵略主义者所淫杀、践踏、奴役！这个不合理的社会，是人类最大的耻辱，而艺术的任务，就是要帮助人类去理解自己，改造社会，恢复自由。因此，从事艺术的工作者——尤其是摄影的人，就不应该再自囚于玻璃棚里，自我陶醉，而必须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去寻找现实的题材。”（7）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8月15日，沙飞在《广西日报》上发表文章《摄影与救亡》，进一步提出：“将敌人侵略我国的暴行、我们前线将士英勇杀敌的情景以及各地同胞起来参加救亡运动等各种场面反映暴露出来，以激发民族自救的意识。同时并要严密地组织起来，与政府及出版界切实合作，务使多张有意义的照片，能够迅速地呈现在全国同胞的眼前，以达到唤醒同胞共赴国难的目的。这就是我们摄影界当前所应负的使命。”此文发表后不足半个月，沙飞已经抵达华北抗日前线太原，决心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实现自己提出的摄影者使命。
1939年“九·一八”8周年纪念日，沙飞《为吴印咸〈摄影常识〉作序》撰文提出：“在这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的过程中，一切都必须为抗战建国而服务。我们为了要增强抗战的力量，为了要使这种有力的宣传工具起到它应有的作用——把我军区军政民各界在华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坚持持久抗战，坚持统一战线，改善人民生活，实施民主政治……等英勇斗争情形，把日寇一切残暴与阴谋以及敌伪军厌战反战等事实反映出来，并广泛地传达到全国和全世界去。使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知道在华北敌人的后方有这样广大而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并了解这个抗日根据地的一般情形，相信中国抗战是有光明的前途，和更清楚地认识日寇的残暴与阴谋，以及它可怜的命运——因此，我们已决定把全军区所有的摄影机动员起来，把全军区所有愿意从事新闻摄影工作的同志们联系起来，以便共同担负起时代所给予我们新闻摄影工作者的重大的任务。我们知道，没有组织和计划，就绝不会发生多大力量的。”
在中国，把摄影作为斗争武器，在理论上予以明确表述的，沙飞是第一人。
奔赴抗日疆场的摄影战士
1937年8月，在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浪潮中，沙飞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毅然北上，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山西太原，在李公朴领导的全民通讯社任摄影记者。9月，115师刚从平型关撤到山西五台，沙飞经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枫介绍，赴115师去采访。正在受命组建晋察冀军区的聂荣臻欢迎他，并安排他到杨成武支队采访。1937年11月，日寇占领太原，华北几乎全部沦陷。1937年12月，聂荣臻电召在杨成武支队的沙飞到河北阜平，批准他参军，并任命他为军区摄影记者、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第一任编辑科长兼《抗敌报》副主任（主任由政治部主任舒同兼任）。聂荣臻将刚缴获的一台魏尔脱相机交给沙飞使用。从此，沙飞成为人民军队中的第一个专职摄影记者，正式开始了他以相机为武器、投身抗战的生涯。沙飞多年的渴望成为现实，他以高昂的斗志、炽热的激情、卓越的工作实现着他的人生理想和价值。
1939年2月，晋察冀军区成立新闻摄影科，沙飞任科长。从1937年9月至1946年8月，沙飞拍摄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打击侵略者、抗日将士、军旅生活、民主政权建设、民众支援抗日、百姓生活、日寇暴行、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国际友人等内容的千余幅照片。
沙飞用照相机生动而真实地记录下中国人民、中国军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丽画卷。沙飞的作品是真实的，是他置生死于度外、深入现场拍摄的，从他棉袄袖口上被子弹打出来的洞可以看出他离敌人有多近；沙飞的作品是感人的，每一张照片都饱含着他对中华民族的爱、对父老兄弟的情，对侵略者的仇、对剥削者的恨；沙飞的作品是美妙的，青山、绿水、蓝天、白云、青纱帐、古长城……大自然中的一切景物与被摄物融为一体，被赋予更高层次的寓意；沙飞的作品是丰厚的，他一个人就在中国摄影史上留下了上千张抗日战争时期的珍贵底片；沙飞的作品是激昂的，雄伟壮丽的古长城与驰骋疆场的八路军组成《义勇军进行曲》的恢弘乐章，鼓舞着被压迫、被践踏、被侵略的中华民族奋起反抗！沙飞的作品像一幅幅壮美的画，一首首昂扬的诗，一曲曲雄壮的歌，流淌着中华民族不屈的魂，展露着华夏儿女高昂的头！
沙飞认为，摄影“是一种负有报导新闻职责的重大政治任务的宣传工具”，要“最迅速地将所反映的现实诸象广泛地传播出去”（8）。他在深入前线、深入敌后进行新闻摄影采访的同时，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自己倡导的这一思想。1939年1月，沙飞和罗光达一起在晋察冀军区驻地平山县蛟潭庄举办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摄影展览》，这是中国解放区举办的第一个摄影展览。展览之后，聂荣臻特意派人将照片送到延安和重庆。同年3月18日，聂荣臻收到毛泽东主席从延安的来信：“送我的一本照片正传观各同志”（9）。据统计，从1939年1月到1949年10月，仅晋察冀军区、新闻摄影科、《晋察冀画报社》和华北画报社举办的大中小型展览和流动巡回摄影展览就达三百次以上。此外，沙飞和战友们还利用战斗间隙，时常在战壕里、田头边举办摄影展览。1939年保卫阜平的战斗中，沙飞随部队采访途中休息时，向连长要求举办照片展览，得到同意，就把随身带着的战斗英雄和战斗事迹的照片挂起来。战士们被英雄鼓舞，尤其是看到他们自己连队的活动照片，战斗情绪高涨，纷纷表示要在战场上立功，好让自己也上照片。连长也很激动，表示一定要打个漂亮仗！部队果然凯旋而归。沙飞立刻又把新拍摄的照片整理出来，及时展出。战士们看了，斗志更高了。接下来的战斗，战士们更加英勇，又打了个大胜仗！战士们激动地唱道：“南蛮子，瘦个子，腰里挎个黑匣了，他为军民留影子。留影子，洗片子，军民看了照片子，齐心协力打鬼子”。（10）
与白求恩的友谊
1938年6月，加拿大反法西斯战士白求恩大夫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和沙飞一见如故，成为挚友。沙飞拍摄了聂荣臻和白求恩在一起、白求恩为伤员做手术、白求恩在模范医院开幕典礼上讲话、白求恩和小八路、白求恩和民兵站岗、白求恩在日光浴、白求恩在唐河嬉水……一幅幅画面把白求恩的精神、白求恩的胸怀、白求恩的风采、白求恩的情趣活脱脱地刻录下来。白求恩给在延安的马海德大夫的信中，称赞沙飞是“一个很出色的摄影师”（11）。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因给伤员做手术时受病毒感染不幸去世。沙飞闻讯悲恸万分，星夜兼程赶到唐县于家寨向白求恩告别，拍下了白求恩遗容及追悼大会、白求恩烈士墓落成典礼的照片。白求恩去世前在给聂荣臻的信中写道“……照相机给沙飞……”（12）。读着白求恩的遗信、捧着白求恩留下的莱丁娜相机，沙飞热泪满面。
1940年11月，白求恩逝世一周年之际，沙飞在唐县筹划举办了“纪念我们的国际朋友白求恩摄影展览”，展出沙飞、吴印咸、罗光达等人拍摄的白求恩大夫活动照片50幅和白求恩摄影遗作28幅。沙飞用白求恩遗赠的照相机拍摄了影展的实况。沙飞非常珍爱这台照相机，一直随身携带，精心爱护，用它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沙飞去世后，其家属把它捐赠给中国摄影家协会，成为中国摄影史上的一件珍贵文物，也成为中加友谊的历史见证。
穿越历史的《将军与幼儿》
1940年8月，百团大战打响。我军攻克井陉微水火车站时救出两名日本孤女——美穗子和留美子。她们的母亲加藤麻津死于炮火中，父亲加藤清利是火车站站长助理，被八路军从烈火中救出后不久，因伤势严重抢救无效死亡。美穗子姐妹俩很快被送到了前线司令部，聂荣臻司令员马上安排一名战士给五岁的美穗子做“保姆”，给不满周岁的留美子找了奶娘。聂荣臻亲切地招待着敌战国同是遭受战争伤害的的孩子，并亲笔给日军片山旅团长写了一封信，派当地老乡用箩筐挑着两个小姑娘，一个村又一个村地采取接力传送方式将孩子交给日军。日军收到两个孩子后，给聂荣臻回信表示感谢。1940年10月，美穗子的伯父加藤国雄从石家庄将她接回故乡日本宫崎县都城市，妹妹留美子因病死于石家庄石门医院。
当时正在百团大战前线采访的沙飞，以政治上的敏锐和眼光拿起照相机，拍摄了聂荣臻将军和日本小姑娘的珍贵照片。沙飞在拍摄此组照时，对他的学生冀连波说：这些照片几十年后发到日本会起作用的。他曾经深情地回忆：“我们的战士在与敌人作战时是多么英勇。对敌人的仇恨是多么深啊！可是（对）敌人丢掉的一个小孩子却是宽大为怀的。”（13）《抗敌报》1940年 9月14日发表署名晋察冀社通讯稿文章《老乡，把这两个日本女娃娃送到敌人那里去！》，署名沙飞的该文章已经收入即将出版的晋察冀日报研究会主编的《抗敌通讯》。1941年6月沙飞拍摄的组照《将军与幼儿》，2幅发表在《解放画刊》第2号，这是沙飞任科长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摄影科供稿、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编辑的日文版画报。1942年《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发表了《将军与幼儿》组照及聂荣臻给石家庄日本驻华北派遣军司令的信。画刊、画报送往敌占区，日本士兵和侨民看到后，被八路军的人道主义精神所感动。
正如沙飞所料，四十年后，根据沙飞拍摄的照片，寻找到了当年被救的日本小姑娘美穗子。1980年，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美穗子携同家人来到中国，专程看望了救命恩人聂荣臻，向中国政府、中国人民表达了感激之情。聂帅说：救你的事，不只我一个人会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不论是谁，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这样做的。让我们化干戈为玉帛吧!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永不兵戎相见。1999年，聂荣臻的家乡重庆江津与美穗子家乡日本都城市结为友好城市。2008年4月至今，沙飞摄影展览在日本巡展已20多个县市；今年，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拟组团，于5月5日到中国石家庄参加纪念沙飞百年诞辰活动。
沙飞的照片讲述了一个穿越历史的动人故事，成为中国历来奉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的真实记录和有力见证。
山沟沟里创办出精美画报
《晋察冀画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革命战争时期创办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一份画报。沙飞是该画报的创始人、主任，也是记者、编辑、校对和印刷工人。画报社从筹建到诞生，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日寇疯狂屠杀、严密封锁，物质条件极端困难，印刷设备严重匮乏。面对今天我们难以想象的无数困难，沙飞和他的战友们硬是创造出了奇迹：没有厂房，露天工作；没有电源，利用自然光；没有器材，因陋就简；没有铜版材料，用铅皮代替；后来，他们还研究创造出轻便印刷机、轻便制版机和轻便排字房，全部设备可以装上一辆大车，拉上就走。为了防止日寇袭击的破坏，画报社每到一地，沙飞都要带着战士挖洞以备在紧急时刻储藏器材。他们还发明了“洞中洞”，外洞之中套里洞，外洞放一般器材，里洞放贵重器材。有一次，鬼子“扫荡”，果然只发现了外洞，里洞的贵重器材得以保住。无论工作条件多么艰苦，沙飞总能想出办法解决困难。
《晋察冀画报》正式创刊出版，是在1942年7月7日，纪念抗日战争五周年的日子。很快，画报发行到延安、重庆、南洋，甚至发送到北平、天津、上海等敌占区。从1939年晋察冀军区摄影科成立、1942年晋察冀画报社成立、至1948年5月华北画报社成立为止，沙飞与战友们在九年中拍摄了数万张具有文献价值的照片；《晋察冀画报》先后出版画报画刊79期、丛刊5本，共发行61.8万册，出版摄影读物和影集、卡片6种，共发行了64280册，还向其他解放区、国统区和国外发稿5万张；举办影展300余次；先后派出3批人员，支援兄弟解放区创办摄影画报。延安《解放日报》载文称它是“开拓与创举”（14）。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中尉飞行员白格里欧在参观了晋察冀画报社，看到那些精美的画报竟是出自那些土制自造的制版机、印刷机时，禁不住赞叹：“要不是我亲眼看到……，我是不会相信的（15）。”就连日军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都不相信《晋察冀画报》是在山沟沟里印出来的，还下令在北平、天津、保定等城市四处搜查。
这份以新闻照片为主要内容的画报，把晋察冀边区军民坚持抗战和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真实地记录下来，客观公正地面对边区、面对全国、面对全世界报导出去。这是一份全新的画报，它翻开了中国画报史上光辉的一页，也成为世界画报史上的奇迹。
培养新闻摄影人才
沙飞在摄影实践过程中深切地感到，要完成新闻摄影赋予的任务，充分发挥新闻摄影的作用，就要建立一支具有一定数量的强有力的新闻摄影队伍。
在抗日战争初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摄影工作几乎是空白。1939年7月，沙飞诚邀随延安电影团在华北抗日战场采访的吴印咸编写了《摄影常识》一书，由《抗敌报》印刷出版，作为培训摄影干部的教材，发行到部队和地方。沙飞和石少华、罗光达等同志以举办摄影训练队的方式培养摄影干部。《摄影常识》是基本教材，课程有摄影常识、新闻摄影、暗室技术、照片上色等，另外还有政治和文艺理论课程。冀中军区火线剧社的凌子风和李涛为摄影训练队创作了队歌《我们是革命的摄影工作者》。面对文化程度不高又从未见过照相机的战士，沙飞和石少华们既要讲述摄影理论和摄影技术，还要亲自给学员们做示范、手把手地带着学员进行实践。当时摄影器材奇缺，几个人共用一台相机，胶卷少就经常进行空拍练习，偶尔能每人拍上一半张；“暗房”是老乡家的饭桌蒙上布，人就钻在下面冲印照片……曾参加过摄影训练队学习的摄影史专家顾棣老人回忆：“沙飞、石少华是教员，学的第一本教材是吴印咸写的《摄影常识》。沙飞主讲新闻摄影，重点讲新闻摄影采访报道方法和新闻摄影记者应具备的条件等内容。沙飞给我的印象最深，他说摄影是战斗，照相机是武器，要掌握住这武器，掌握照相机等于战士掌握枪一样……”
据统计，从1940年到抗日战争胜利，先后开办10期摄影学习班，毕业学员200多人，到解放战争胜利时，摄影队伍达500余人，使党的新闻摄影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军区到军分区、从晋察冀到晋冀鲁豫、到华东、东北……为中国革命战争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军事新闻摄影记者。后来，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为新中国新闻摄影事业的领导同志和中坚力量。
“人在底片在”
沙飞重视保存记录中国革命战争的照片档案。他把自己拍摄的鲁迅的底片一直随身携带。他领导的晋察冀军区摄影科设有专人保管底片资料。他担任主任的晋察冀画报社专门成立资料组保管整理照片档案。他一再强调：人在底片在，人与底片共存亡。他叮嘱自己的警卫员赵银德：“如果遇到情况，不要管我，要保证底片的安全，带着底片跑……”
1943年秋，日寇集中兵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秋季大扫荡。沙飞、石少华等带领同志们把画报社的器材、设备纷纷坚壁到山洞里，而对于装着照片和底片的4个黄色带毛牛皮包（每个约35公分见方、厚15公分、重15斤）的坚壁，沙飞颇费心思。他说，印刷机、制版机坏了丢了还能再想办法，底片如果损失了，就无法挽回……底片、照片是画报社的命根子，是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见证，是晋察冀边区军民抗击日寇的珍贵记录。他吩咐负责底片冲洗印制的宋贝珩和赵银德，到山上去找干燥的、隐蔽的地方坚壁照片和底片，做到万无一失。宋贝珩和赵银德用了几天的时间，走遍了花塔山的每一个沟壑，最终在快到山顶的地方找到一个山洞。洞周围山势险峻、草木丛生、没有道路通行，地势高也比较干燥。经沙飞同意，他们把画报社的底片和照片坚壁在这个洞里。之后大概三个月中，鬼子几次搜山，那些底片、照片都安然无恙。
1943年底，日军的扫荡更加残酷。12月9日拂晓，在阜平柏崖村，沙飞及其战友们与超过自己数倍兵力的敌人遭遇。在突围中，画报社损失惨重：赵烈、何重生等九人牺牲，工兵班除一人幸存外全部牺牲，沙飞、赵银德、王友和、杨瑞生受重伤，印刷器材损失，然而沙飞和他的战友们把上万张底片抢救出来，赵银德立了大功。
沙飞亲自召唤、安排、培养有责任感的顾棣做照片档案工作。1948年12月30日，在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住院的沙飞回信给顾棣：“你的来信使我甚高兴。你在资料工作这几年来已有很大成绩，希望继续努力。资料工作在画报工作占着很重要的一部分，而这些东西也是全体同志十余年来血汗换来的结晶品，所以我们都要加以爱护它呢。”
如今这些底片完好地保存在解放军画报社，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一个性情中人
沙飞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热爱自己所献身的神圣的事业，对新闻摄影事业有着无限激情、无数“幻想”。谈起摄影，他滔滔不绝，黑亮的眼睛格外有神；干起摄影，他如醉如痴，几天几夜不睡觉，行军中吐了血躺在担架上还在写报告。1940年，沙飞和石少华第一次见面，一谈就是几个通宵，谈走上摄影的经历、谈对摄影的感悟、谈摄影工作的发展、谈摄影队伍的建设……他还大胆地提出在晋察冀创办宣传抗战的摄影画报。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幻想”的事情后来成为现实。而沙飞的“幻想”永无止境：在晋察冀出画报已经是奇迹了，还要出彩色版、出中英文版；晋察冀的画报出版了，还要出人、出力、出器材帮助其他根据地办画报……一个“幻想”成为现实，新的“幻想”又在酝酿、构思。1943年沙飞在反“扫荡”斗争中身负重伤，石少华和罗光达去医院看望。沙飞躺在病床上和他的战友规划着摄影工作的未来和画报社发展的蓝图，他还激动地提出抗战胜利后创办全党全军的摄影大画报！要知道，这个时候，沙飞正面临着失去双脚的威胁！
沙飞热情奔放，对战友、对同志像一团火。画报社的同志病了，他亲自跑到军区卫生部去给他们要当时最好的药“奎宁”；画报社杀了羊，他把羊皮留给工人御寒；配给他的马，他经常让战士骑；配给他的营养品，他分给战士和伤病员吃，还千方百计搞些细粮和鸡蛋，给画报社的印刷技术人员改善生活，自己却吃黑豆和高粱。沙飞具有艺术家的浪漫气质，对初次见面的战友，他就能拥抱欢迎，这在六七十年前的中国解放区简直是奇观。他爱笑，休息时和战友们嘻嘻哈哈，走到哪笑到哪。他也爱哭，为顶住压力选择摄影，他痛哭过；为战友牺牲，他痛哭过；为不同意将画报社的图片社、印刷厂划归政治部，他伤心地大哭过……他心境坦荡、全无遮拦，是个性情中人。
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沙飞在解放区的热土上尽情地施展着自己的才华，实现着自己的理想，开创着崭新的中国新闻摄影事业。就在这片土地上，就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候，沙飞还迎来了因为误会而分别八年之久的妻子。1945年6月，沙飞妻子王辉从延安来到晋察冀和他团聚，同年底，沙飞夫妇又和从延安来的儿子王达理、女儿王笑利在张家口重逢。沙飞沉浸在为终身渴望的事业奋斗拼搏的激情中，沉浸在与妻子儿女别后重逢的喜悦中。
然而，多年的劳顿使沙飞积劳成疾，他终于累倒了，病倒了。1948年5月，沙飞因患严重的肺结核病住进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期间，又患上严重的精神分裂症。1949年12月15日，他在精神恍惚中开枪打死了日本籍主治医师津泽胜。1950年2月24日，原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决沙飞死刑，同年3月4日在石家庄执行，沙飞时年38岁。
中国摄影史上的划时代者
沙飞就这样默默地去了，他的名字很久没有被公开提及。然而，在中国摄影史上，沙飞的名字是绕不过去的。
1981年，中国摄影界第一次公开评价沙飞的历史贡献，第一次披露沙飞从事革命摄影实践活动的真实材料。1981年《中国摄影》第三期发表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蒋齐生的文章《沙飞——开创中国人民革命摄影事业的摄影革命家》。全国摄影理论年会1981年论文集发表蒋齐生关于沙飞的第二篇文章《沙飞的摄影与鲁迅》。1985年11月22日至12月1日，《沙飞摄影艺术展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1986年3月，《沙飞摄影艺术展览》先后在广州、开平举行。1986年5月19日，北京军区军事法院作出判决，撤消原华北军区政治部判决，为沙飞恢复军籍。1986年6月11日，中共北京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决定，恢复沙飞党籍。1986年6月，《沙飞摄影集》由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1995年，《沙飞、石少华摄影作品展》在广州、深圳、汕头巡回展出。1996年《沙飞纪念集》出版。
2004年5月，沙飞铜像在石家庄双凤山陵园落成，沙飞摄影展同时举办。河北是沙飞战斗的地方，石家庄是沙飞长眠的地方。沙飞的战友们来了，老区的父老兄弟来了。一幅幅照片上，那山、那水、那石，那村、那房、那人，彷佛就在昨天。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沉寂和非难，沙飞带着他的照片回来了，回到了燕赵大地的热土上，回到了他的战友和亲人旁。
2005年《沙飞摄影全集》出版。2008年沙飞摄影展在美国休斯敦摄影节展出。2009年沙飞的学生、摄影史专家顾棣编著的《中国红色摄影史录》出版。2011年《沙飞和他的战友们摄影展》在云南大理摄影节展出。2012年4月至5月，北京国家博物馆、石家庄、上海鲁迅纪念馆、广东美术馆将先后举办沙飞摄影展，以纪念沙飞百年诞辰。
沙飞是遗憾的，他在自己最爱的事业上仅仅拼搏了十余年，那么多的理想和愿望还没有实现。沙飞又是幸运的，他的家人一直深爱着他，他的战友一直思念着他。几十年后，他的战友说起他，眼睛里闪着泪花，依旧那么动情，得到他平反的消息大家奔走相告……沙飞更是自豪的，他在国家遭受侵略、民族面临危亡的时候，自觉地以照相机做武器，记录了中华民族一段悲壮的历史，使中国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无数伟大瞬间成为永恒的影像记录。他和他的战友们创造了中国摄影史乃至世界摄影史上最光辉的业绩。他像一名骑士在满是荆棘的荒漠上驰骋，在摄影理论、摄影实践、摄影作品出版、摄影队伍建设和照片档案保护等方面踏出了一条崭新的大道。几十年后，当人们重新审视中国摄影发展的历史时，无可辩驳的史实告诉后人：沙飞是中国人民革命摄影事业的先驱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是中国摄影史上划时代的人物，他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中国摄影史的丰碑上。
沙飞走过了短暂而传奇的一生。他似乎是为摄影而生，当他带着遗憾、带着眷恋离开人间，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天国里自由飞舞时，陪伴他的是一直贴身于他的鲁迅的底片，是他一生钟爱并为之献身的永远魂牵梦绕的摄影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