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坚信一个真正伟大的艺术家，必须拥有怀疑一切的能力，基斯洛夫斯基即是如此。那些已被定义了的世俗概念在他的视野里是扭曲的、虚伪的、需要推倒重建。
　　于是《蓝》的开头便注定要以毁灭破坏性的姿态出现，突如其来的车祸销毁了一切，人的生活一瞬间由高楼夷成平地。
　　随着丈夫与孩子的死亡，茱丽以家庭为中心的一切旧秩序霎时化为乌有，这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其打击是十分巨大的。茱丽开始的轻生、隐居行为都在证明她对于这个家庭的无限依赖。
　　不可否认基氏对于这个家庭的存在一开始就持怀疑态度，随着茱丽生活的继续，种种信息开始一一呈现。
　　茱丽夫妇各自有自己的情人，看似稳定的家庭生活事实上并不完美，甚至存在各种隐患。如果没有车祸，这个家庭的未来是否一片光明？谁也不好说。家庭作为缩小版的“社会”，本身就存在随时崩裂的多重隐患。在《蓝》里，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任何关系都有可能第一时间被打破，这种变化对于人类的伤害不可谓不大，但同时也存在了更多的可能性——你可以选择逃避、解脱，但像茱丽患老年痴呆症的母亲那样与世隔绝什么都记不起来就好吗？你可以选择消极，但你并不一定能够承受这选择可能带来的后果。
　　人有求生的本能，这种本能在构成了脆弱的同时成全了人类的坚强。关键在于你必须在各种变化中保持向上向前的姿态，并用灾难的洗礼来促使你完成凤凰涅槃一般的重生。
　　茱丽就是基氏想象中具有重生能力的人物。她的自我重建，是基于对自我痛苦的深刻理解及将这种理解与尊重推及他人的过程。在此期间，她逐渐完成了对于人类的重新审视，理解了人类共有的痛苦——绝望之痛，这种痛苦恰恰是世俗所忌惮的，是严酷的世俗环境造成的。家庭的崩溃迫使她抛却了世俗的负累，反而挖掘了痛苦的真实价值，这是一种被称为是“慈悲”或“悲悯”的内在力量，是真正可贵的精神情操。
　　在这种内心力量的指引下，茱丽与她的情人完成了丈夫的遗作，也由此完成了自己的蜕变与新生，新的秩序由此形成。在变化的世界中，旧与新的交替往往有一定的轨迹，这轨迹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当事人对这种转变所持的态度。基氏所赞同的，正是以一种宽仁与悲悯去审视、接纳一切可能的未来，并以博爱来成全他人及自身。正如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游泳的情景。茱丽徜徉在蔚蓝色的水中，用痛苦与挣扎作代价来完成自我解救。
　　蓝色，在西方被视为纯洁而忧郁的颜色，同时也是最深刻的颜色。英国导演贾曼亦有一部同名电影，来表达他对于生命及死亡的终极思考。看来“蓝”，便是基氏对于人类关系，特别是个人与他人之间根本联系进行思考的基础色，也是他概念中的，人类灵魂的底色。
　　虽然基氏的作品没有阴郁和绝望，也没有深厚的孤独感，但我欣赏他对于人类痛苦的极大尊重。在他的镜头下，无论是绝望或是希望都有一种凝重感，这是他对于痛苦深刻而理性的表现。他着力揭示社会生活中某些起着麻痹作用的表象，甚至认为唯有痛苦才能唤起人类“爱”的本能。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导演应有的思考及襟怀，也是一部伟大作品应有的广度和深度。
　　新摩登时代
　　整齐、精确、高速，以及不断地重复——在我们丰富的食物世界背后，这种有序的生产高效而冰冷地进行着。
　　这是一个新摩登时代，与我们素日里想象的农事生产、牲畜喂养已经相差甚远，无论是在农场还是屠宰场，机器的操作，已经使生产的每一个步骤都被精细化。流水线、电脑、机器人，以及进行操作的人类，无一不是为生产而存在的机器。
　　在没有对白与音乐的90多分钟里，这样一部连情节都没有的纪录片，却可以引发观者对现代化进步的无上赞叹与对人性化缺失的深刻哀伤，甚至是对自身所处位置的惊恐——原来作为食物链最顶端的人类，也不过成了机械化生产流水线上最后一个必有步骤而已。
　　奥地利导演Nikolaus Geyrhalter历时两年，辗转于欧洲各大食品生产基地与工厂，拍摄的这部《我们每日的面包》，展示了与原始农牧业完全不同的现代化食物生产过程。
　　大型机器在田野间伸展金刚巨臂进行收割，发出怪异的声响，犹如入侵的外星怪兽；充满绿色荧光的房间里，成排的自动喷水头整齐划一地喷洒水流，为暖房里的蔬菜喷水——那些不可思议的机器操作显现出一种超现实的质感。
　　而当长长的流水线上密密麻麻黄绒绒的小鸡惊恐万状地被传送时；当流泪的母牛被电死时；当动物的尸体被肢解时——这些粗鲁又准确的操作背后，工人们并无太多的感情流露。那些从事屠宰业的女性，与坐在办公室里的白领女性一样，温柔微笑、倾心交谈。
　　当然，影片所着意表现的，既非对机械化生产的控诉，也没有对将人机器化的不满。恰如题目《我们每日的面包》，这就是提供给我们食物的基础体系，它如此庞大又如此稳固，还不可替代——这种展示本身，比什么都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