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人见面，时常有这样的互问：昨晚战绩如何？这几天你“斗（地主）”了没有？
　　媒体上，不断有这样的新闻：赌博使他家破人亡，赌场里揪出个大贪官，“禁赌书记”沦为“赌博书记”……
　　赌博是一种拿财物作注比输赢的不良行为。我国《刑法》明文规定了“赌博罪”，禁止任何以营利为目的的赌博行为，《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及党员生活准则也明文禁止党员和干部参与赌博。但是，在一些地方，赌博歪风不但未见收敛，反而愈演愈烈，并呈现若干新特点：赌博的花样越来越多，诸如搓麻将、“斗地主”、掷骰子、赌赛马、赌赛狗、轮盘赌、六合彩、打老虎机等等，不一而足，还出现了网上赌博等新花样。赌博的地点越来越广，城市乡村，宾馆茶馆，朋友家中，甚至单位办公室，均有赌案发生。有的人甚至跑到境外豪赌。据报道，我国周边地区正在形成一个从日本、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到菲律宾、新加坡、印尼，一直延伸到澳大利亚及欧美的庞大“赌博网”。这一网络每年吞噬亚洲国家约１４０亿美元的资金，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中国的。参赌的人员越来越多，有一般群众，也有党员干部，有成年人，也有青少年——“十亿人民八亿赌”，前些年流行的这句话虽然夸张，但的确把中国流行赌博的现象概括得简单而生动。
　　如今，赌博似乎成为了一种“时尚”，只是这种时尚正毒魔般侵害着社会的肌体，虽未到“病在骨髓”的地步，却已显“病在腠理”的征兆。而前不久发生在铜梁县的“１１·１８”特大爆炸案，更在用血的事实警醒我们：禁止赌博，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民赌坏风，导致各类犯罪频频
　　
　　去年１１月１２日，一次特殊的会议在南坪举行，有人痛哭流涕，有人激愤呐喊。这里开的叫“麻将声讨会”，参加者有深受麻将之害的市民，也有律师、心理学专家，开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对麻将赌博这一“时尚”进行声讨控诉，呼吁全社会远离赌博。李正华在当地算是大老板了，可因妻子嗜赌如命，搞得夫妻离异，家境凄凉。恼怒中，他把小区麻将馆砸了个稀烂；希望中，他自费举办了“麻将声讨会”。在声讨会上，大家一个共同的结论是：赌博不仅严重破坏了人们的正常生活，而且引发了不少犯罪行为，如偷盗、抢劫等。
　　去年１１月１８日发生在铜梁县巴川镇洗马村４组一麻将馆内的特大爆炸案，就是赌博引发的恶性犯罪。此次爆炸，共造成１５人死亡，近３０人受伤，其中犯罪嫌疑人袁代中在实施爆炸时死亡。据查，袁代中生前像着了魔似地喜欢去茶馆赌博，可又一输再输，直到他妻子因其赌博等原因反复辱骂他，激发了他长时间压抑在心底的“怒火”。于是，他先杀死妻子，再选择了经常赢他钱的赌友作为目标，把以麻将为主业的茶馆炸了。
　　赌博，正像瘟疫一样侵袭而来。而更可怕的是，对赌博这种社会毒瘤，相比毒品和艾滋病，我们身处危险却浑然不知或佯装不知。如现在不少茶馆，全然成了赌博的聚集地，卖茶只是一个幌子，即使在执法部门的眼皮底下，却照样能合法地得到审批、合法地生存。
　　最近有媒体报道，在陕北小县靖边，流传着一首民谣：“靖边赌风浓，路边全是赌博人，富者变穷人，穷者乱行凶，赌得街头少行人，何时方见古民风？”发自民心的民谣尽显靖边赌害之盛，波及范围之众，盘根错节之深！
　　“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这是中国人对恶习的集中概括，可见对于赌博，国人历来深恶痛绝，对嗜赌者，也常冠以“赌徒”、“赌鬼”、“赌棍”的诨号。可事情偏偏就这么怪，越是厌恶赌，一些人的赌瘾却越大。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学者胡适就曾估算，当时全国每天至少摆有１００万桌麻将，若以每桌只打８圈，每圈半小时计，就要消耗４００万小时，相当于损失了１６．７万天的光阴。对此，胡适痛心疾首地感叹道：“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到哪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的！”
　　
　　官赌坏根，导致贪污贿赂风行
　　
　　赌博之害，显然不只限于民间，赌博对官场的毒害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陕西省南郑县阳春镇原党委书记刘贵正，因赌博挪用巨额公款，前不久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１２年零６个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刘贵正在任该省濂水镇党委书记时，禁赌曾是他的一大政绩——一个“禁赌书记”却沦为了“赌博书记”。
　　刘贵正的沦落，从主观上说，是因为他的“免疫力”太差。不过，一看刘贵正的沦落过程，就可发现，赌风之所以力量强大，是因为在一些地方，赌风已刮遍官场，有了官员的参与和推动，赌风就像飓风一样，足以把许多本不愿赌不想赌的人也卷进去。
　　官赌，已成了一种行贿受贿方式。
　　每次赌局，之所以只有领导一个人赢，并非领导的赌运特好，也非领导的赌技特高，而是演的一出“周瑜打黄盖”的好戏，一方借机行贿，一方借机受贿。不少官员为了敛财，就不断地找有求于他的下属“打牌”，而下属呢，也如法炮制，再找他的下属“打牌”，从而形成一条自上而下的“官赌链”。在个别地方，如果你想进“官场”，就得先入“赌圈”——领导叫你“打牌”，那是看得起你，要想今后升个一官半职，还怕输点钱？“你要用其他方式向我行贿，我还不要呢。”有的“赌官”明目张胆地说。
　　官赌，还成了洗钱的通道。
　　一个时常去澳门赌博的广东老板曾这样向记者感叹：“现在澳门赌场的贵宾厅里，最常听到的就是普通话了。”而说普通话的官员之所以频频出现在澳门赌场，除了满足豪赌的“气魄”，更重要的就是让行贿者把钱“洗”给自己。
　　在澳门赌场的贵宾房，有意行贿的老板们要与他请到赌台前的政府官员暗度陈仓，就会“不经意”地将一枚价值１００万港币的筹码放入官员的筹码堆中——这枚筹码不过一块饼干般大小，动作隐蔽到整个行贿过程只有他们两人心知肚明，即便将来引出祸事被行贿者咬一口，这笔钱的来龙去脉也是无据可查的。
　　因巨额受贿被判死缓的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就是个借赌博之名行洗钱之实的高手。案发之前，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蓝甫曾经是“逢赌必赢”的！蓝甫着力渲染的赌战风云，不过是为自己洗钱的一种说辞而已。两害相权取其轻，尽管参赌同样是违纪行为，但如果能够以此为黑钱找到出路，洗脱自己要杀头的受贿罪名，违纪也就无足轻重了。
　　官赌，甚至还会牵涉到社会黑恶势力。
　　不少官赌都与黑恶势力绞在了一起，表面上与黑恶势力称兄道弟，却没想到背后暗藏杀机。“赌博书记”刘贵正挪用公款后选择“出走”，不仅仅出自党委、政府的反腐高压，更是惧于黑恶势力的威胁。黑恶势力组织的高利贷，是让官赌危害剧增的催化剂——敢不迅速还赌债？那就揭发，甚至杀人！参赌的官员于是丧心病狂地大肆侵占国家财产。
　　
　　刹住赌风，远离“时尚”
　　
　　赌博绝不是“时尚”，而是“时毒”——时代的病毒。既是病毒，我们怎能不设法杀灭呢？
　　赌博的人，按最简单的方式分类，无非两种：民与官。但为了更清楚地看到官赌的危害，可以增加一类：富商。因为在官赌的链条里，总是有富商的一环。
　　在“官赌游戏”中，牌桌上是上级赢下级、干部赢老板，可在牌桌下，就是老板赢利益——老板利用官员给予的特殊照顾，如批示，如违规地“灵活处理”政策，玩起一本万利的游戏。可如此一来，输掉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输掉了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如果把赌博比作一个大染缸，那么这个染缸里则沸腾着贪欲、疯狂，混杂着金钱、权力。被赌博染黑的种种主体就像生态链上的环节，互相制约，互相影响，使得赌博异化为一时难以根治的痼疾。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抓住链条中的关键环节——官赌，并以此为突破口，把赌风刹住。正所谓“擒贼先擒王”——不首先刹住官赌，一般民间的赌博是很难制止的。从另一角度看，反官赌就是反腐败，也正符合我国廉政建设的大方向。
　　党和政府对赌博历来是坚决反对和严格禁止的。但是，不断发生的民赌和官赌，特别是与赌博有关的腐败大案说明，现有的惩戒力度还不足以禁赌。所以，要想尽可能地刹住目前愈演愈盛的赌风，我们首先有必要加大对赌博的处罚力度。
　　同时，我们还应多管齐下：对于民赌，要多做“赌博如毒品”之类的宣传，像本文开头谈到的“麻将声讨会”，就是很好的形式；对于富裕起来的老板们，应引导其提高文化素质，引导其二次创业，带领更多社会成员致富，帮助其树立“致富有功、赌博违法、济贫光荣”的理念；对于党员干部，要加强监督，尤其是“８小时以外”的监督，把党员干部的行为置于全社会监督之下，而从长远来看，就要建立科学的干部考核任用体系，确立评价干部的“硬指标”，杜绝人情提拔、交易提拔，堵住“以赌考察、以赌提拔”的歪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