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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们的父亲潘菽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北京校友会”发起一个纪念活动，为他在南京大学校园里建立一尊铜像，并得到他家乡宜兴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我们作为家属感到无比欣慰和感激。此外，使我们高兴的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和人民教育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潘菽全集》，并且作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十一五重点出版图书之一。
受民主与科学感召，参与创立“九三学社”
五四运动那一年，父亲即受到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的感召，也受到来华讲学的杜威的影响。他怀着教育救国的思想以江苏省公费留洋去美国学教育。但到美国后受到在那里学心理学的郭任远和蔡翘的影响而改学心理学。他用四年的留学公款在美国学了六年，进了四所大学。办法是节约和打工，如与蔡翘合租一间房。对美国社会的切身感受使他认识到只有民主与科学才能救中国。
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大学西迁重庆。由伯父潘梓年任社长的《新华日报》社和《群众周刊》社也在重庆。兄弟俩的相聚也使父亲与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南方局同志们认识。父亲在周恩来、董必武的授意下联络团结了一批高级知识分子，成为党的外围、统战组织。这些人定期聚会，取名为“自然科学座谈会”。经黄国璋介绍，父亲联系上了五四时期同时被捕的北京大学老同学许德珩，建立了另一个座谈会，原先自然科学座谈会的人几乎都参加了进来，发展到三十余人。这个座谈会原拟取名“民主科学座谈会”，但一直没有公开。直到1945年9月3日开会谈到座谈会的名称时，父亲建议就用9月3日这个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日命名座谈会，称为九三座谈会。第二年，为了参加民主斗争运动的需要把九三座谈会建成一个正式的民主政治团体，于1946年5月4日举行成立大会，宣告九三学社的成立。之所以取学社这个名称，是因为父亲考虑到“九三”原来团结的主要是科技、高教、医药等方面的人，这些人有进步的要求，又尊重学术和科学精神，起名“九三学社”这个具有学术团体色彩的名称可以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参加进来，沿袭当年自然科学座谈会的传统。
1946年5月4日在九三学社成立大会上通过的成立宣言中，直言“本社同人，即本‘五四’的精神，为民主与科学之实现而努力，始终不懈，谨此宣言”。这样，九三学社又举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继续奋斗。
1944年，父亲和梁希、金善宝等人在中国共产党的赞助下联合了包括竺可桢、李四光在内的一百多人共同发起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从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统一战线，壮大了民主运动的阵容。
1949年4月初，宁堡随父亲离开南京，经香港辗转到北平，准备参加新政协会议。南京的地下党员饶展湘给父亲一根金条作为路费。在上海只办了注射防疫针等简单手续就乘船到了当年的英国殖民地香港。同行者有梁希和涂长望夫妇。之后再坐货轮于4月25日南京解放的第二天到了北平（同行者多了禇应璜夫妇、陈铭德夫人邓季惺母子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一路上乃至住进北京饭店后都是张执一照料），住进了北京饭店。那时周恩来、李维汉和齐燕铭经常来与父亲交谈。有一次，父亲对周恩来说：新中国要成立了，民主与科学，共产党会做得更好，我们九三学社的历史使命也就完结，准备解散了。周恩来一听就说这事太大了，得向上报告后再定。过了几天，周恩来对父亲说，中央决定九三学社非但不能解散，而且要作为一个民主党派长期存在下去，继续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下一步是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与共产党一起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这事给宁堡的印象非常深刻：第一次听到把民主与科学相提并论且成为有战斗号召力的旗帜。父亲于9月7日在北京饭店作为九三学社的代表签名报到，并领了一个有政协会徽的第243号出席证。由于要去苏联参加巴甫洛夫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父亲没能亲自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历尽磨难，完成《心理学简札》
1963年3月，父亲得了严重的心肌梗塞症，在北京医院住了一年多才出院，回家后仍须静养，但脑子是停不下来的。大病之后有日暮之感，更要多做些工作了。父亲考虑得最多的是心理学中的根本问题。健康状况不允许久坐，父亲只好采取作札记的办法把思考研究所得随时记下来，定名“心理学简札”。四年之后已成了寸许一沓（32开纸）。1968年文化大革命家里被抄，父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考虑到造反派对于文字性的东西往往断章取义、恣意发挥，无限上纲，竭尽构陷之能事，面对劫后余生的“简札”，我们就劝父亲把它一烧了之。他迫于当时形势痛心而无奈地由我们把书稿焚毁。出于对心理学的热爱，父亲在写交代写检查的时候，凭记忆对原来的简札内容加以修订发挥，偷偷地写在一些小本活页纸上。造反派监视的一来就用一张写着交代的大张纸压在活页本之上。写好之后由母亲抄一份寄给重庆师范学院他的学说的信奉者与追随者唐自杰，请唐提了意见后再定稿。《心理学简札》总字数61万余，分上下两册，于1984年10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并于1992年10月获国家教委优秀学术专著特等奖。遗憾的是父亲已经在四年前离开了人世，没能看到这本书的颁奖！可以告慰他在天之灵的是，正应了他的话，心理学非但没有被砸烂，如今更是蓬勃地在发展着。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揪出来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靠边站。各种形式的批斗、交待、写检查那都是家常便饭了。不过，公允地说，心理研究所的造反派对父亲是最为宽容的。他每天到自己原来的所长办公室里，就像平常上班一样，他的办公室在大楼的最西边与我们所住的地方紧挨着，由一条二十米的走廊相连，他每天中午回家吃饭，往往加一些平昔免除的体力劳动，以示惩戒与改造。记忆中唯一的一次又是最揪心的批斗是在1968年，有一天在中关村大操场举行的全院批斗大会。高台上都是揪出来的科学院各研究所所一级的走资派与反动学术权威，胸前都挂着大牌，有弯腰站的、有跪的，父亲也在其中。宁堡作为科学院一个下属机构（北京天文台）的一员，是革命群众一员，在台下违心地举手高喊口号。批斗大会结束后，父亲就没人管了，自己拖着沉重的步履走回十公里以外的端王府夹道。起先，宁堡心情沉痛地在他后面十余米跟着，不知道这一斗对有过心肌梗塞的他能否挺得住，几分钟后眼看旁无熟人，宁堡就紧追过去搀着他一起走向32路公共汽车。之后再从西直门走回家，到家后仔细一看，发现他左耳被撕裂了一个二厘米长的口子，血渍尚在。这时父亲反而安慰我们说：“勿碍事，已经不痛了，没关系。”不久他就若无其事地照常吃饭，这使我们都感到非常惊异。饭后他又像往常一样躺到床上准备午睡，这时他把我们叫到他床头说：“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心理学、对不起心理所的事，我相信心理学是砸不烂的，中国心理学不久一定会建立起来。长期以来你们理解我、支持我、照顾我日常起居，我非常高兴。”说着他把我们俩搂在怀里，眼中有一种强忍的哭笑两可的神色。这一下我们惊呆了、哭了。因为父亲是不苟言谈，从不轻易流露自己内心世界的人。我们劝说他好好休息一切都会过去的，今后我们只会更加照顾好他。三五分钟后我们偷偷地到房里去看他，没想到他已呼呼大睡了，我们当即惊叹于他气度恢弘、宠辱不惊。文革后，他对所有人都一如既往，哪怕是批斗过他的人，尤其是对他动武的，他都认为这是运动的需要，毋须计较，反倒是那些造反急先锋见了他有些生分逡巡，父亲人格力量之伟大令我们深深折服。
“大学者，大学者之所趋，大学者之所出也”
1980年的一天，我们看到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的一句话：“大学者，大学者之所在也”。我们觉得这句话寓意深刻，文字也有趣。就拿去给父亲看，和他谈起大学教育问题。当我们谈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都很有建树时，父亲说：“梅贻琦这句话我早已看到过，现在时代不同了，当校长的可以按自己意愿理想办学的年代已经过去了。”父亲做校长时，首先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而且还多了教育部乃至大学里的苏联专家的外来约束力。苏联专家的话是不得违抗的，否则就有可能划为右派。这些专家在中国的各部门生搬硬套苏联的模式，当年在苏联大学里心理学专业是从属于哲学系，更不要说把心理学当作一门自然科学了。可以说，中国心理学的厄运也与这些苏联专家有关。在这些“专家”指挥下，南京大学理学院心理系先是停止招生，后又归并到生物系，最后像甩包袱一样给了中国科学院。身为校长兼心理系主任的父亲对此噤若寒蝉。但父亲心犹不甘，在1957年7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了一个“对两个教育部的几点批评”的书面发言（刊于7月5日《人民日报》），批评了两个教育部机械地、盲目地学习苏联，把南京大学心理系撤了，使一门学科的教育受到了挫折。这说明两个教育部个别领导人不能领导科学、领导教育，需要纠正。
父亲认为，办好一个大学，首先要有好的师资，而好的师资还要依靠大学自己培养。大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培养科学研究人才，因此，大学又必须是一个活跃的研究机构。一个大学，或一个系，科学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大学教师不能只是一个胜任愉快的教书匠，必须兼是科学研究工作者，或科学家。大学不能只是一个知识传习所。
父亲在1953年4月28日出版的《南京大学校刊》发表“关于大学培养师资的问题”一文中，曾引用古人韩愈在“师说”中的话：“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自己没有研究就不能授业，也难以“传道”。
父亲认为，梅贻琦的话“大学者，大学者之所在也”，不够全面，还应该补充大学者培养的任务。大学应该是大学者荟萃，大学者辈出的地方。父亲说，古人作兴步前人的诗韵写诗，我把梅先生的这句话更改为“大学者，大学者之所趋，大学者之所出也”。
言传身教 献身科学
文革期间，宁堡为了探索红移的新的物理机制，几乎天天去府右街北京图书馆查阅文献资料。父亲知道后说：“你研究的问题很难，你不仅要有执著的精神还要有失败的准备。”到了1980年，宁堡告诉父亲，在广泛阅读文献的过程中发现：杨振宁、李政道的宇称不守恒是错误的。父亲说：这个问题就更大了，你必须先检查自己有没有想错，你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下去，并准备着会遇到更大的阻力和困难。要有为科学献身的精神。时代变了，像你们天文学为科学真理而送命的布鲁诺被烧死的事例，今后再不会有了，但可以肯定的是现实的利益只会更受损，要有不为名利而献身科学的抱负。这方面你不用担心，我会全力支持你一心搞研究的。父亲以言教身教教育我们，鼓舞我们，不去追求名利。现在宁堡已退休，还一心扑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上。
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总是以自己的行动教育子女。他每天一心扑在工作上，从没有节假日，一个放大镜和一支笔从不离手。八十岁以后，我们劝他多休息保重身体，他对我们说:“我的时间不多了，对自己生活很马虎，这是事实。要我休息除非放弃工作，那是不可能的。”可以说他对工作的付出是正常人的三倍，就在他工作的最后一刻的上午还在政协的主席团会议上发了言。他在脑出血处于朦胧状态时，还念念不忘要我们给他笔和纸，可是他已经不会用了。昏迷了十天以后就与世长辞了。
他待人和颜悦色，一位与他共事多年的人说：“潘老的风度是修炼多年德行高的和尚都比不上的。”
受民主与科学感召，参与创立“九三学社”
五四运动那一年，父亲即受到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的感召，也受到来华讲学的杜威的影响。他怀着教育救国的思想以江苏省公费留洋去美国学教育。但到美国后受到在那里学心理学的郭任远和蔡翘的影响而改学心理学。他用四年的留学公款在美国学了六年，进了四所大学。办法是节约和打工，如与蔡翘合租一间房。对美国社会的切身感受使他认识到只有民主与科学才能救中国。
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大学西迁重庆。由伯父潘梓年任社长的《新华日报》社和《群众周刊》社也在重庆。兄弟俩的相聚也使父亲与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南方局同志们认识。父亲在周恩来、董必武的授意下联络团结了一批高级知识分子，成为党的外围、统战组织。这些人定期聚会，取名为“自然科学座谈会”。经黄国璋介绍，父亲联系上了五四时期同时被捕的北京大学老同学许德珩，建立了另一个座谈会，原先自然科学座谈会的人几乎都参加了进来，发展到三十余人。这个座谈会原拟取名“民主科学座谈会”，但一直没有公开。直到1945年9月3日开会谈到座谈会的名称时，父亲建议就用9月3日这个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日命名座谈会，称为九三座谈会。第二年，为了参加民主斗争运动的需要把九三座谈会建成一个正式的民主政治团体，于1946年5月4日举行成立大会，宣告九三学社的成立。之所以取学社这个名称，是因为父亲考虑到“九三”原来团结的主要是科技、高教、医药等方面的人，这些人有进步的要求，又尊重学术和科学精神，起名“九三学社”这个具有学术团体色彩的名称可以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参加进来，沿袭当年自然科学座谈会的传统。
1946年5月4日在九三学社成立大会上通过的成立宣言中，直言“本社同人，即本‘五四’的精神，为民主与科学之实现而努力，始终不懈，谨此宣言”。这样，九三学社又举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继续奋斗。
1944年，父亲和梁希、金善宝等人在中国共产党的赞助下联合了包括竺可桢、李四光在内的一百多人共同发起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从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统一战线，壮大了民主运动的阵容。
1949年4月初，宁堡随父亲离开南京，经香港辗转到北平，准备参加新政协会议。南京的地下党员饶展湘给父亲一根金条作为路费。在上海只办了注射防疫针等简单手续就乘船到了当年的英国殖民地香港。同行者有梁希和涂长望夫妇。之后再坐货轮于4月25日南京解放的第二天到了北平（同行者多了禇应璜夫妇、陈铭德夫人邓季惺母子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一路上乃至住进北京饭店后都是张执一照料），住进了北京饭店。那时周恩来、李维汉和齐燕铭经常来与父亲交谈。有一次，父亲对周恩来说：新中国要成立了，民主与科学，共产党会做得更好，我们九三学社的历史使命也就完结，准备解散了。周恩来一听就说这事太大了，得向上报告后再定。过了几天，周恩来对父亲说，中央决定九三学社非但不能解散，而且要作为一个民主党派长期存在下去，继续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下一步是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与共产党一起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这事给宁堡的印象非常深刻：第一次听到把民主与科学相提并论且成为有战斗号召力的旗帜。父亲于9月7日在北京饭店作为九三学社的代表签名报到，并领了一个有政协会徽的第243号出席证。由于要去苏联参加巴甫洛夫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父亲没能亲自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历尽磨难，完成《心理学简札》
1963年3月，父亲得了严重的心肌梗塞症，在北京医院住了一年多才出院，回家后仍须静养，但脑子是停不下来的。大病之后有日暮之感，更要多做些工作了。父亲考虑得最多的是心理学中的根本问题。健康状况不允许久坐，父亲只好采取作札记的办法把思考研究所得随时记下来，定名“心理学简札”。四年之后已成了寸许一沓（32开纸）。1968年文化大革命家里被抄，父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考虑到造反派对于文字性的东西往往断章取义、恣意发挥，无限上纲，竭尽构陷之能事，面对劫后余生的“简札”，我们就劝父亲把它一烧了之。他迫于当时形势痛心而无奈地由我们把书稿焚毁。出于对心理学的热爱，父亲在写交代写检查的时候，凭记忆对原来的简札内容加以修订发挥，偷偷地写在一些小本活页纸上。造反派监视的一来就用一张写着交代的大张纸压在活页本之上。写好之后由母亲抄一份寄给重庆师范学院他的学说的信奉者与追随者唐自杰，请唐提了意见后再定稿。《心理学简札》总字数61万余，分上下两册，于1984年10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并于1992年10月获国家教委优秀学术专著特等奖。遗憾的是父亲已经在四年前离开了人世，没能看到这本书的颁奖！可以告慰他在天之灵的是，正应了他的话，心理学非但没有被砸烂，如今更是蓬勃地在发展着。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揪出来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靠边站。各种形式的批斗、交待、写检查那都是家常便饭了。不过，公允地说，心理研究所的造反派对父亲是最为宽容的。他每天到自己原来的所长办公室里，就像平常上班一样，他的办公室在大楼的最西边与我们所住的地方紧挨着，由一条二十米的走廊相连，他每天中午回家吃饭，往往加一些平昔免除的体力劳动，以示惩戒与改造。记忆中唯一的一次又是最揪心的批斗是在1968年，有一天在中关村大操场举行的全院批斗大会。高台上都是揪出来的科学院各研究所所一级的走资派与反动学术权威，胸前都挂着大牌，有弯腰站的、有跪的，父亲也在其中。宁堡作为科学院一个下属机构（北京天文台）的一员，是革命群众一员，在台下违心地举手高喊口号。批斗大会结束后，父亲就没人管了，自己拖着沉重的步履走回十公里以外的端王府夹道。起先，宁堡心情沉痛地在他后面十余米跟着，不知道这一斗对有过心肌梗塞的他能否挺得住，几分钟后眼看旁无熟人，宁堡就紧追过去搀着他一起走向32路公共汽车。之后再从西直门走回家，到家后仔细一看，发现他左耳被撕裂了一个二厘米长的口子，血渍尚在。这时父亲反而安慰我们说：“勿碍事，已经不痛了，没关系。”不久他就若无其事地照常吃饭，这使我们都感到非常惊异。饭后他又像往常一样躺到床上准备午睡，这时他把我们叫到他床头说：“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心理学、对不起心理所的事，我相信心理学是砸不烂的，中国心理学不久一定会建立起来。长期以来你们理解我、支持我、照顾我日常起居，我非常高兴。”说着他把我们俩搂在怀里，眼中有一种强忍的哭笑两可的神色。这一下我们惊呆了、哭了。因为父亲是不苟言谈，从不轻易流露自己内心世界的人。我们劝说他好好休息一切都会过去的，今后我们只会更加照顾好他。三五分钟后我们偷偷地到房里去看他，没想到他已呼呼大睡了，我们当即惊叹于他气度恢弘、宠辱不惊。文革后，他对所有人都一如既往，哪怕是批斗过他的人，尤其是对他动武的，他都认为这是运动的需要，毋须计较，反倒是那些造反急先锋见了他有些生分逡巡，父亲人格力量之伟大令我们深深折服。
“大学者，大学者之所趋，大学者之所出也”
1980年的一天，我们看到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的一句话：“大学者，大学者之所在也”。我们觉得这句话寓意深刻，文字也有趣。就拿去给父亲看，和他谈起大学教育问题。当我们谈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都很有建树时，父亲说：“梅贻琦这句话我早已看到过，现在时代不同了，当校长的可以按自己意愿理想办学的年代已经过去了。”父亲做校长时，首先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而且还多了教育部乃至大学里的苏联专家的外来约束力。苏联专家的话是不得违抗的，否则就有可能划为右派。这些专家在中国的各部门生搬硬套苏联的模式，当年在苏联大学里心理学专业是从属于哲学系，更不要说把心理学当作一门自然科学了。可以说，中国心理学的厄运也与这些苏联专家有关。在这些“专家”指挥下，南京大学理学院心理系先是停止招生，后又归并到生物系，最后像甩包袱一样给了中国科学院。身为校长兼心理系主任的父亲对此噤若寒蝉。但父亲心犹不甘，在1957年7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了一个“对两个教育部的几点批评”的书面发言（刊于7月5日《人民日报》），批评了两个教育部机械地、盲目地学习苏联，把南京大学心理系撤了，使一门学科的教育受到了挫折。这说明两个教育部个别领导人不能领导科学、领导教育，需要纠正。
父亲认为，办好一个大学，首先要有好的师资，而好的师资还要依靠大学自己培养。大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培养科学研究人才，因此，大学又必须是一个活跃的研究机构。一个大学，或一个系，科学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大学教师不能只是一个胜任愉快的教书匠，必须兼是科学研究工作者，或科学家。大学不能只是一个知识传习所。
父亲在1953年4月28日出版的《南京大学校刊》发表“关于大学培养师资的问题”一文中，曾引用古人韩愈在“师说”中的话：“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自己没有研究就不能授业，也难以“传道”。
父亲认为，梅贻琦的话“大学者，大学者之所在也”，不够全面，还应该补充大学者培养的任务。大学应该是大学者荟萃，大学者辈出的地方。父亲说，古人作兴步前人的诗韵写诗，我把梅先生的这句话更改为“大学者，大学者之所趋，大学者之所出也”。
言传身教 献身科学
文革期间，宁堡为了探索红移的新的物理机制，几乎天天去府右街北京图书馆查阅文献资料。父亲知道后说：“你研究的问题很难，你不仅要有执著的精神还要有失败的准备。”到了1980年，宁堡告诉父亲，在广泛阅读文献的过程中发现：杨振宁、李政道的宇称不守恒是错误的。父亲说：这个问题就更大了，你必须先检查自己有没有想错，你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下去，并准备着会遇到更大的阻力和困难。要有为科学献身的精神。时代变了，像你们天文学为科学真理而送命的布鲁诺被烧死的事例，今后再不会有了，但可以肯定的是现实的利益只会更受损，要有不为名利而献身科学的抱负。这方面你不用担心，我会全力支持你一心搞研究的。父亲以言教身教教育我们，鼓舞我们，不去追求名利。现在宁堡已退休，还一心扑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上。
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总是以自己的行动教育子女。他每天一心扑在工作上，从没有节假日，一个放大镜和一支笔从不离手。八十岁以后，我们劝他多休息保重身体，他对我们说:“我的时间不多了，对自己生活很马虎，这是事实。要我休息除非放弃工作，那是不可能的。”可以说他对工作的付出是正常人的三倍，就在他工作的最后一刻的上午还在政协的主席团会议上发了言。他在脑出血处于朦胧状态时，还念念不忘要我们给他笔和纸，可是他已经不会用了。昏迷了十天以后就与世长辞了。
他待人和颜悦色，一位与他共事多年的人说：“潘老的风度是修炼多年德行高的和尚都比不上的。”